王晓玲 贾宁

摘 要 元认知问卷是以Wells为代表的研究者从认知主义的视角，基于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以及广泛性焦虑认知模型，针对焦虑障碍编制的测量工具。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应用和改编。本文详细介绍了该问卷的理论依据、编制过程，以及简化、拓展和应用工作。最后，本文对该问卷的相关研究做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 元认知问卷;焦虑障碍;编制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2.005

从认知和元认知两种认知成分出发，Wells等人（1994，1995，1996）提出了情绪障碍的认知模型，并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元认知模型。在模型中，Wells以元认知信念为核心概念，编制了元认知问卷（meta-cognition questionnaire，MCQ）及其简化版和青少年版。目前，该问卷已经被十几个国家的研究者修订并广泛应用。而各国研究者在修订问卷的过程中，也扩展了该问卷的临床应用范围。元认知信念作为该模型的核心，既有对认知的信念，即加工处理过程的一般特征，如“我有一个好的记忆力”“我有很强的注意力”“我的担忧是不可控制的”;也有对信念的评价，即特定想法的坏处和好处，如“担忧帮助我解决问题”“我必须控制我糟糕的想法， 否则我会发疯的”（Cartwright-Hatton， & Wells， 1997）。Sun， Zhu和So（2017）在研究中提到，元认知信念是多种心理障碍或者精神障碍的有效诊断因素。众多研究证实元认知信念不仅与焦虑症（Wells，2005）、情绪障碍（Papageorgiou & Wells，2003）等心理障碍存在显著相关，还与精神病（Morrison， French， & Wells， 2007; Sellers， Gawda， Wells， & Morrison， 2016）和癌症（Cook， Salmon， Dunn， & Fisher， 2014）等疾病有显著相关。

Wells等人基于情绪障碍的认知模型编制的元认知问卷确实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和广泛应用价值。因此，本文将详细介绍元认知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因子确定，以及其变式和临床应用。这将有助于国内研究者深入理解问卷的编制背景和应用领域，进而从元认知视角扩展临床心理中情绪障碍的研究。

1 元认知问卷的理论基础

1.1 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

Wells和Matthews于1994年提出了情绪障碍的元认知理论，即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S-REF模型）。在该模型的多水平认知框架中，包含了内部交互作用的三个水平：加工单元的自动驱动水平（a level of automatic driven processing units）、需要注意资源的主动控制加工水平（a level of attentionally demanding， voluntary processing）、存储知识和自我信念水平（a level of stored knowledge or self-beliefs）。自我信念是该模型的重要成分，分为两类：（1）陈述性信念，如“我是一个失败者”或“我患有重病”;（2）程序性信念，指导着自我调节加工系统的运行，指导着注意的选择、记忆的提取，指导着元认知加工过程以对刺激进行反应等。

Wells和Matthews（1994）详细探讨了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的加工机制：最初的刺激（身体状态信息或者认知信息）通过触发低水平加工单元产生了指令，由此启动了自我调节功能。自我调节执行过程主要涉及到对行为的控制以及对当前状态的评价。评价同时也会激活担忧。当对于行为的控制与评价达到目标状态，调节结束。自我调节执行系统中，自我信念、控制加工和自动加工三者进行交互作用。在交互作用中，自我调节执行功能发挥元认知功能，既可以通过调节注意捕获来调节控制加工，也可以通过调节低水平加工单元的敏感性来调节自动加工。在控制加工方面，自我信念影响着计划的选择，也就是采取怎样的计划来控制行为。而在自动加工方面，自我调节执行功能除了影响当前注意的焦点，还影响个体对特定信息的敏感程度。例如健康焦虑患者会启动对身体感觉的特定监测。

1.2 广泛性焦虑认知模型

根据上述的认知模型，情绪障碍的自我调节主要由两个方面诱发：第一是对外部事件或者是非认知的内部信息（如身体信息）的评价;第二，对于认知的评价。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第一种认知，但是Wells（1995）提出某些情绪障碍主要是与思维入侵和评价有关，最典型的是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广泛性焦虑障碍简称广泛性焦虑症，是以持续的显著紧张不安，伴有自主神经功能兴奋和过分警觉为特征的一种慢性焦虑障碍，是一种最常见的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症的产生是三种信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种信念分别是：（1）把担忧（Worry）作为一种应对策略;（2）担忧的消极方面;（3）尝试控制担忧（Wells，1995）。患有广泛性焦虑症的个体元认知功能失调，当个体发展出元担忧时（即对担忧感到担忧），担忧就发展成为了问题性担忧。Wells（1995）认为广泛性焦虑的产生更多是受到元认知的影响，即对自我焦虑的评价以及自我思想的控制等。由此，他提出了广泛性焦虑症的认知模型，应用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来探讨广泛性焦虑症的心理机制。该模型的详细内容如下：第一，担忧的积极信念方面。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将担忧作为处理现实中或者理想中威胁的一种主要策略。这种策略可能是个体儿时受父母的影响，例如父母认为担忧可以防止意外的发生，提高处理事情的谨慎程度。但是，多次以担忧方式进行思考，导致这种思维活动高度自动化。个体意识到担忧的消极作用后，就会努力尝试控制担忧，但是由于担忧方式的思考已经自动化因而难以控制。因此，难以控制担忧的结果又加重了担忧的程度。第二，担忧的消极信念方面。控制担忧的消极信念和其他功能失调信念相联系，影响个体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评价（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弱点、心理疾病、心理变态”等），这些信念维持着元担忧状态以及与担忧相关的情绪障碍。第三，思想抑制。被消极元认知信念激活的元认知策略是思想抑制。但是，多项研究显示思想抑制反而会导致担忧程度加深，也就是越想控制自己不去担忧某事，反而更担忧（Clark， Winton， & Thynn， 1993; Wegner， Schneider， Carter， & White， 1987）。广泛性焦虑症患者认为焦虑的主要功能是避免负面思想的产生。实则不然，思想抑制的研究显示，有意地进行思想抑制反而会增加思想抑制的频率 （Clark， Ball， & Pape， 1991; Wegner， Schneider， Carter and White， 1987）。換句话说，越想着不要去想某事，反而想的次数更多。第四，意识层面。随着元焦虑程度不断加深，它会渗透到意识层面（元认知意识），从而进一步加深元焦虑，随之陷进元焦虑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个体意识到元焦虑，这导致个体在意识层面想要控制想法，这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元焦虑。第五，认知信念和元认知信念的层面。元认知信念涉及意识加工以及对信念的评价（ Flavell，1979），如：“焦虑帮助我解决问题”“我必须控制我糟糕的想法，否则我会发疯的”，这些关于认知信念的看法使得个体卷入某种思维方式，并付诸努力尝试控制自己的想法。元认知信念和某些特定认知信念都可能加重情绪问题，比如，“我记忆力差”这一信念可能会干扰、抑制和记忆相关的问题解决的尝试。更进一步，在记忆方面自信心的下降可能会使个体形成特定的行为策略（如强迫性地自检行为）。

2 元认知问卷原始版本

Wells等人（1994，1995，1996）从元认知的视角，首先提出了情绪障碍的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S-REF模型），并基于该模型，针对焦虑症发展出了广泛性焦虑症的认知模型。两个模型都强调了元认知特别是元认知信念与焦虑障碍的紧密联系。以以上两个理论模型为基础，Wells（1997）从元认知视角针对情绪障碍特别是焦虑问题，编制了临床心理领域的元认知问卷（Meta-Cognition Questionnaire，MCQ）。问卷的原始项目有两个来源：一是25名研究生（11名女生）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另一个是用认知疗法治疗的焦虑门诊病历，涉及的病症包括：广泛性焦虑症、强迫症、疑病和恐慌症等。访谈和病历数据分析后产生9个元认知维度：（1）担忧是一种积极或消极的人格特征;（2）担忧是引发身心疾病的原因;（3）控制想法的能力;（4）是否需要控制想法;（5）迷信想法;（6）认知的自我意识;（7）担忧作为预测灾难或者处理问题的机制;（8）担忧是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9）对认知的自信心。可以看出，归类汇总出的最初的因子与以上两个情绪障碍的认知模型中的重要成分有很大部分的重合，例如：担忧（积极信念和消极信念）、认知评价、自我信念、控制思维等。随后，Wells将汇总以上9个维度的94个项目形成了原始的元认知问卷。

然后，经过两次主成分因素分析，元认知问卷从94个项目减少为65个项目，最终得到五因素模型。这五个因素是：（1）关于担忧的积极信念（Positive Belief，PB）。此维度的项目涉及的信念：第一，担忧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并避免不愉快的情形;第二，担忧是一种愉快的、正常的、必要的人格特质;第三，某些个体会用担忧作为处理和应对未来威胁的主要方式。（2）关于想法的不可控制、危险性的消极信念（Uncontrollability & Danger，UD）。此维度的项目涉及的信念：第一，必须控制自己的担忧来保护自己;第二，担忧会给身体和心理上造成危险;第三，担忧是不可控的;（3）认知自信心（Cognitive Confidence，CC）。此维度的项目主要涉及对自我的认知技能和效率的评价，尤其是对记忆和注意功能的自我评价;（4）关于迷信、惩罚、责任的消极信念（Superstition，Punishment，Responsibility，SPR）。此维度的项目涉及的信念：第一，拥有这一想法会导致消极结果，避免这一想法出现的责任;第二，大部分的项目是迷信内容，暗示个体可能会因为（未）拥有这些想法被惩罚;这一信念和第二个因子所测量的消极想法的结果有相似之处，会引导个体陷入思想抑制和寻求帮助的焦虑之中; （5）认知的自我意识（Cognitive Self-Consciousness，CSC）。此维度的项目内容主要是个体专注于自己思维过程的程度。数据分析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重测信度、同时效度和区分效度。临床研究证实元认知问卷得分和焦虑、强迫思想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可以作为情绪障碍特别是焦虑障碍的诊断与治疗方面效度较高的调查工具。

3 元认知问卷的简化和拓展

3.1 元认知问卷简化版（MCQ-30）

元认知问卷的原始版本（MCQ-65）虽然信效度较高，但是由于题目太多（共65道题），使用起来耗时费力。因此，Wells和Cartwright-Hatton（2004）修订了元认知问卷简化版。简化版中保留了原版元认知问卷的五个因子，并从每个因素选出6个题目，从而得到了一个含有30个题目的简化版（简称MCQ-30）。他们的研究证实，元认知问卷简化版（MCQ-30）虽然精简了题目，但是仍有较高的信效度，且在临床应用上表现良好。随后，MCQ-30得到广泛的应用，被修订为多个国家的版本， 如土耳其版（Yilmaz et al.，2010）、希腊版（Typaldou， Nidos， Roxanis， Dokianaki， Vaidakis， & Papadimitriou， 2010）、韩国版（Cho， Jahng， & Chai，2012）、西班牙版（Ramoscejudo， Salguero， & Canovindel， 2013）、意大利版（Quattropani， Lenzo， Mucciardi， & Toffle， 2014）和中文版（范文超， 符仲芳， 徐慰， 朱雅雯， 余萌， 王建平， 2017）。

3.2 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MCQ-A）

Cartwright-Hatton等人（2004）研究了元认知问卷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适用性。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Meta-Cognitions Questionnaire-Adolescent，简称MCQ-A）是由MCQ-30（Wells & Cartwright-Hatton，2004）发展而来。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和成年人版本的MCQ-30问卷在项目内容和分数方面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但是，为了适用于青少年，问卷使用的语言有轻微调整。例如，成年人版本的第二个项目是“我的焦虑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青少年版本第二个项目是“我的焦虑对我不好”。该问卷的每一个分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和成年人版本的MCQ-30具有相同的五因素結构。他们的研究也证实，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的得分和焦虑、抑郁、强迫有高度相关，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表现。

3.3 元认知问卷儿童版（MCQ-C）

Cartwright-Hatton等（2004）在研究中发现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的得分并未随年龄增长而增长。事实上，年龄最小的青少年（13岁）已经表现出了元认知信念水平，这为研究儿童版元认知问卷的编制提供了现实依据。为了测评儿童和青少年的元认知监测水平、积极元担忧、消极元担忧和关于迷信、惩罚、责任的消极信念，Bacow等（2009）编制了元认知问卷儿童版（Meta-Cognitions Questionnaire-Children，简称MCQ-C）。

元认知问卷儿童版从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改编而来，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1）为了使元认知问卷儿童版适用的年龄范围更广（年龄范围是7～17岁，包括儿童和青少年），该测量问卷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修改：第一，删除了超出7岁儿童理解范围的相关词语和概念;第二，使模糊性的表达更具体清楚;第三，尽可能地用简单短语替换多音节短语;第四，删除了美国年轻人通常不会使用的拼写和术语。（2）元认知问卷儿童版由四个量表组成（删除了认知信心），来反映四个主要的元认知变量。四个子量表的名称有所修改但内容大体不变。具体而言，“认知自我意识子量表（CSC）”修改为“认知监测子量表（Cognitive monitoring，CM）”，“焦虑的积极信念子量表（PB）”修改为“积极的元焦虑子量表（Positive meta-worry，PMW）”，而“不可控性和危险子量表（UD）”修改为“消极的元焦虑子量表（Negative meta-worry，NMW）”。迷信、惩罚、责任的消极信念子量表（SPR）的名称保持不变，每个子量表上有八个项目，共32个项目。

元认知问卷儿童版选取了98名7～17岁的儿童，其中78名儿童是临床样本，20名儿童是正常样本。之所以选取7岁作为一个年龄限制，是因为被试需要描述自己的想法，更好地预测自己的行为，以更加准确地进行测量 （Vasey，Crnic，& Carter，1994）。另外，儿童7歲进入具体运算阶段，关于策略和任务的元认知知识已经开始出现（Piaget，1970）。有研究证明7、8岁的儿童有能力进行类似于成人的担忧加工过程（Vasey & Daleiden，1994），这种担忧的加工能力和儿童拥有的元认知知识是相关联的，而这种元认知知识是不断发展的 （Flavell， Green， & Flavell， 1995; Muris， Merckelbach， Meesters， & van denBrand， 2002）。选取17岁作为年龄的上限与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保持一致。尽量扩大年龄范围是为了便于检验元认知加工随年龄的变化（Cartwright-Hatton， Mather， Illingworth， Brocki， Harrington， & Wells， 2004）。

4 元认知问卷的临床应用

4.1 元认知原版问卷的临床应用

Frank，Martial和d'Acremont （2009）通过修订得到了法国版元认知原版问卷（MCQ-65）。结果显示，法国版元认知原版问卷（MCQ-65）具有很好的心理测量特质，五因素结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并且此问卷能够准确有效地测出临床个体和焦虑有关的元认知水平，这种元认知水平与精神病理性疾病（如，焦虑症、抑郁症、精神病、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有紧密联系，可以作为预测或者诊断这些精神疾病的重要参考线索。

法国版元认知原版问卷分数和幻觉倾向显著相关，验证了幻觉的理论模型。Morrison， Haddock 和 Tarrier （1995）认为幻觉很有可能和元认知信念有关。他们的研究发现，当侵入想法和元认知信念不匹配时，就出现了一种糟糕的唤醒状态（即认知不一致），个体开始外归因侵入想法，也就是幻觉的产生。这样在患者的信念系统里元认知信念和侵入想法就保持一致了。例如，Morrison等人（1995）的观点，某幻觉倾向个体认为“我应该控制所有的想法”，但经常遇到无法控制的想法，这就使这个人把这些想法归因于外部，而不是他（她）自己。

4.2 元认知问卷简化版的临床应用

Martín等（2014）将西班牙版本的元认知问卷简化版（MCQ-30）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中施测，扩大MCQ-30的应用范围。被试对象是316名患有心理障碍（焦虑症、抑郁症、饮食障碍）的临床样本和169名非临床样本。数据分析显示，临床样本在所有分数上得分较非临床样本高。Cook等（2014）采用MCQ-30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对原发性乳腺癌或前列腺癌患者两次施测，分别是在疾病治疗前和一年后。结果显示，MCQ-30可以有效应用于癌症群体，测查其焦虑程度的变化。Mutlu等人（2018）使用土耳其版本的MCQ-30对癌症患者和非癌症患者进行施测，结果显示癌症患者具有较高水平的元认知信念，而元认知信念水平和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显著相关。研究发现元认知信念水平是心理障碍的首要预测因素，癌症早期或者化疗的患者极需要心理帮助与支持。

4.3 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的临床应用

Wolters等（2012）检验了荷兰版本的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在患有强迫症的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中的元认知水平，研究发现患有强迫症的临床样本在元认知信念上得分显著高于非临床样本。 Stevanovic等（2016）修订了塞尔维亚版本的元认知问卷儿童版，并在患有焦虑症、抑郁症、焦虑-抑郁混合症、强迫症、品行障碍、注意力缺陷障碍和抽搐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中施测。研究发现，患有内化症状（如抑郁症、焦虑症、焦虑-抑郁混合症、强迫症等）的临床被试在元认知问卷儿童版测试中得分高于外化症状（如品行障碍、注意力缺陷障碍等）的临床被试。这一研究结果和先前研究的结果一致，即元认知信念越强，情绪障碍程度越严重（Bacow， Pincus， Ehrenreich， & Brody， 2009）。

但是，塞尔维亚版本的元认知问卷儿童版只是把患有内化症状的被试和外化症状的被试区分开，不能区分患有特定内化症状的被试。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内化症状拥有很多共性和潜在的生物学基础 （Garber & Weersing， 2010; Ionescu， Niciu， Mathews， Richards， & Zarate， 2013），或者可能是随着内化症状问题程度逐渐加深，元认知信念水平程度在加深 （Leung & Wong， 1998; Pereira， Barros， & Mendona， 2012），或者是因为临床水平的元认知和情绪症状之间存在一些中介和调节变量。

元认知问卷的不同版本经过不同国别（文化）修订，其对部分心理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具有较高的预测诊断性。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元认知问卷大都是在欧洲地区国家得到修订，得到了较高的信效度。在具体国家（文化）应用时，元认知问卷的预测效度显示了一定的差异，如元认知原版问卷（MCQ-65）可以预测患者的幻觉倾向，塞尔维亚版本的元认知问卷儿童版不能区分内化症状。

5 总结与展望

5.1 元认知问卷的研发

元认知问卷（MCQ-65）经过简化、拓展得到的问卷信效度较好。但元认知问卷的简化版、拓展版均是基于最新发展的版本，这在问卷简化过程中，难免出现适用性问题。如，元认知问卷儿童版没有得出五量表维度（删除了认知信心），可能是因为元认知问卷儿童版是在元认知问卷青少年版问卷的基础上修订的，不是基于元认知问卷原始版本（MCQ-65）。由此建议元认知问卷（MCQ）的修订基于元认知问卷原始版本（MCQ-65）。

从研究者年代来看，元认知问卷自1997年编制以来，在不同年代得到简化、拓展。根据心理学研究所遵守的发展性原则，元认知问卷的拓展演变应匹配人们同时代的元认知特点，增强MCQ问卷的实用性，扩展元认知信念的应用范围。例如，Dai，Bailey和Deng （2018）针对现代人们的健康焦虑，用MCQ-30作为校标测验检验了中国版本健康焦虑元认知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tacognitions about Health Questionnaire，CMCQ-HA）的效度。

從问卷研发调查样本来看，元认知问卷的非临床样本均取自于大学生或青少年，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知识经验等原因，可能会对元认知问卷的生态效度产生影响。因此，非临床的调查样本应该更具有广泛性，这样才能扩大元认知问卷的适用性和代表性。

5.2 元认知问卷的文化适用性

元认知问卷在中西方多个国家得到修订，虽然各国存在着文化（种族）、语言等差异，但是各国的修订版都和原始版本的元认知问卷具有较好的模型拟合度，证明了元认知问卷的元认知信念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尽管如此，元认知问卷在不同国家应用时，还是应考虑不同文化给个体元认知信念造成的差异。例如，土耳其版本的元认知问卷简化版（MCQ-30）（Yilmaz et al.， 2010）总分及其子量表的平均值往往高于英国版本的元认知问卷简化版（MCQ-30）（Wells & Cartwright-Hatton，2004），这种差异可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元认知问卷的文化适用性方面开展研究，特别是考虑到不同文化中元认知信念这一核心的心理特质的差异。元认知问卷的文化差异的研究不仅能够为该问卷的适用性提供佐证，更重要的是检验焦虑障碍等情绪障碍的元认知理论的适用性，以及文化中元认知信念的差异。

5.3 元认知问卷的广泛应用

元认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聚敛效度，并证实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中区分度较高，能提供可靠有效的诊断依据，并对实施干预给予指导。元认知问卷分数和焦虑、抑郁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元认知模型在最初形成时，是针对广泛性焦虑症编制的（Wells，1997），随后证实也适用于抑郁症（ Papageorgiou & Wells，2003）。后来的研究者还证实了元认知问卷简化版在非临床样本也具有较好的信效度（Cook， Salmon， Dunn， & Fisher， 2014; Fisher， Cook， & Noble， 2016; Spada， Mohiyeddini， & Wells， 2008; Wells & Cartwright-Hatton， 2004）。临床应用研究还将元认知问卷用于精神病、具有患精神病风险和强迫症（Grtte et al.，2016）等领域。例如，Bright等（2018）用元认知问卷简化版在患精神病或者具有患精神病风险的被试中施测，结果显示：具有患精神病风险的青少年群体在消极信念（UD）、认知自信（CC）、迷信、惩罚、责任的消极信念（SPR）三个量表得分比控制组明显要高。因此，评估元认知信念有助于对具有患精神病风险患者的治疗干预和结果评估。朱志先和高艳红（2018）对强迫症患者的元认知、强迫症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做了初步分析，发现强迫症患者的元认知总分、强迫症状均与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强迫症患者的不可控和危险性的消极信念（UD）、认知自信（CC）与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强迫症患者的不可控和危险性的消极信念（UD）、认知自信（CC）的元认知信念进行干预。可见，元认知问卷的测量结果对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碍的治疗有指导作用。随后的研究应该将元认知问卷的临床应用扩展到更多精神疾病甚至身心疾病群体中，检验元认知信念对于这些疾病的诊断和干预的贡献程度。

总之，自从Cartwright-Hatton 和 Wells （1997） 针对焦虑障碍，利用元认知理论编制出元认知问卷以来，该问卷就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并开发出多国版本和变式。通过系统介绍该问卷的理论依据、编制过程、变式及应用，能够深入了解元认知理论在情绪障碍和身心疾病方面的应用，也由此启发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亟待扩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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