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枣著 亚思明译

一、极端主体性的背离

冯至（1905—1993）比卞之琳（1911—2000）大六岁，属于“五四”以后开始写新诗的第二代诗人，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李金发同属一代。而卞之琳自认为是第三代①。这种代际的划分使得卞之琳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上天然有一种开放的姿态。冯至的诗也具备“化欧”“化古”的特征，他与卞之琳同为北京大学学生，都在读书期间开始写诗，卞之琳是在英文系，冯至是在德文系，专业的选择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冯至有个叔叔名为冯文潜，当属中国最早留学德国研究哲学、美学的学者之一，在他的帮助下，冯至很快就能阅读德语文学的原典，对席勒和诺瓦利斯推崇备至，并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于1930—1935年在海德堡攻读博士学位。冯至也很早就注意到了里尔克，但对于其真正意义所在，却要到海德堡深入研修之后才有体会。直至20世纪40年代冯至创作十四行诗，里尔克对他的影响才开始显现。与冯至相比，卞之琳极少阅读德语文学作品，主要关注的是英国抒情诗、法国象征派，师承徐志摩与梁宗岱。同时值得一提的还有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可惜迄今受到遮蔽。

除了闻一多，卞之琳和冯至也称得上新诗史上极为看重诗歌形式和技巧的诗人，这常常表现为他们诗中所映射的“元诗”②结构。他们的诗学思想总是围绕着一个设问：如何在一种非个人化的、以客观性凸显现代性的诗中，不是仅仅蹈袭西方，而是能够葆有“汉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