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志锋

一、“知觉还原”的“考古发掘”

乔纳森·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认为，很多关于塞尚绘画有影响的揭示，与20世纪早期的现象学有关联，二者都被视作对“社会与文化的附添”与“日常的习见”的悬置与还原，以及由此对一种本真与始源状态的回归。胡塞尔被认为是这场现象学运动的奠基性人物，而梅洛—庞蒂则直接将现象学理论运用于对塞尚绘画的阐释，克拉里认为：“根据梅洛—庞蒂的著名揭示，塞尚寻求‘一种穿透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人性秩序、直接抵达事物之根的视觉’，想要确立一种直面世界的立场，这个世界先于心灵与肉体、思想与视觉的区分，他写道：‘塞尚恰好回到了那种原初的经验，这些观念正是来自这种经验，并与这种经验不可分离。’在这种观点看来，塞尚的作品提供了进入事物本身的纯化之路，与胡塞尔本人在其对‘观看本质’的探索中援用的模式相平行。”①

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梅洛—庞蒂，所使用的都是现象学的方法。但对于以还原与悬置的方法所获取的知觉的原初统一，克拉里进行了某种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学质疑。在这样一种“考古发掘”中，胡塞尔对于本质直观的追求被视作为了重建“注意力”作出的努力，其背景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奇观”的出现导致的“注意力”溃散。克拉里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随着生活不断地被一种动力的、娱乐化的感性所包围与侵蚀，日常生活被知觉与经验为碎片化的、游离的与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