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华锋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成都西郊的万佛寺遗址曾先后四次出土大批南北朝至唐代的石刻佛教造像，①董华锋、何先红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四川文物》2014年第2期，第76-80页。其中有一件 “天和二年”铭单体菩萨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成都北周造像最重要的标本而备受重视。②吴荭 《北周石窟造像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24-325页。随着调查的推进和成都下同仁路等地新材料的出土，使我们有条件进一步深化对该造像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重新考察这件造像及其题记，并深入探讨其反映的成都北周造像样式和渊源等相关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1953年，中铁二局和中铁第二勘查设计院在成都万佛寺旧址进行基建工程建设时，发现了一批石刻佛教造像。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征集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当即派人前往现场清理取回，①冯汉骥 《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110页；四川省文管会 《成都万佛寺继续发现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第160页。现大多收藏于四川博物院 （原四川省博物馆）。这批造像中有一件单体的倚坐菩萨像 （图一，1），腰部以上残损，造像台座背面长方形平面上刻有界格，并残存题记。

1954年，冯汉骥先生首次撰文报道了成都万佛寺造像，并随文刊布了14件造像的照片，其中就包括这件倚坐菩萨像，文中称之为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 （五六七）菩萨造像”②冯汉骥 《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第110页，图六。。从这一定名看，毫无疑义，冯先生将造像台座背面的题记释读为 “天和二年”。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刘志远、刘廷壁先生以图录的形式集中刊布了一批万佛寺造像，其中也包括此倚坐菩萨像；该图录沿袭了冯汉骥先生的定名，依然称之为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 （公元567）菩萨造像残躯”③刘志远、刘廷壁 《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第4页。。2001年，四川省博物馆袁曙光先生系统地分类整理了该馆收藏的63件万佛寺造像，每类造像下选取了若干标本加以介绍，其中 “菩萨像类”选取的标本中同样包括 “倚坐菩萨像 （WSZ32）”，并首次报道了该造像题记的情况：“方座后面镌刻的造像题记，由于风化严重，仅存 ‘天和二年’等字。”④袁曙光 《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第24页。2013年时，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联合对包括万佛寺在内的四川地区历次出土的南朝造像做了全面的调查、测绘，出版了详细的整理报告，笔者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有关WSZ32号倚坐菩萨像的题记，我们查阅馆藏档案后发现：“据档案记录，原可见 ‘天和二年丁’五字，现仅存 ‘天和二’三字”⑤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著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6页。；这一报告仍将造像年代认定为 “天和二年”，但提供了有关纪年干支的新信息。

综上可见，自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被发现以来，正式刊布的各类资料中均将其题记识读为 “天和二年”，并据此认定造像的年代为北周。2016年8月时，日本学者石松日奈子、小森阳子女士在考察该造像后提出不同的意见，她们认为造像的题记应为“元和二年”，而非 “天和二年”①衷心感谢石松日奈子、小森阳子女士慷慨见告她们的意见！。这一看法不同于此前所有的资料，也促使我们重新考虑造像的题记和年代。

二 “天和”还是 “元和”？

长期以来，成都地区出土的可与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比照的北周造像十分少见。2014年，成都下同仁路造像坑出土的一批造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标本，特别是其中的H3：53号天和三年 （568）菩萨立像 （图二，1）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3-35页，图版二七。，若将其与万佛寺WSZ32号倚坐菩萨像作一对比，可发现二者在造像样式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造像身体正面华丽繁复的璎珞。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腰部以上残损，但残存部分依然表现出与天和三年菩萨像同样的璎珞组合和配挂方式，即造像腹前有两条璎珞呈 “X”形交叉，交叉处有圆形饰物，同时两腿间还垂下另外两条璎珞，其末端饰有流苏。其次是身体外侧粗大的环形长璎珞。两身菩萨像均有一条环形长璎珞自双肩处垂下后沿身体外侧下垂至脚踝处，璎珞中部底端装饰较大的圆形或菱形宝珠。可见，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的样式与下同仁路H3∶53号天和三年菩萨立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其雕刻年代应在北周时期。

至于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台座背面的题记 （图一，2），我们再次做了细致的考察。这则题记保存状况不佳，其所在的长方形平面大部分已剥落，现仅存左上角一小部分，其上残存一行文字。这行文字之前的平面上残留有少量界格痕迹，界格行数不明，所刻文字已完全无法辨识。这行文字之后的平面上尚有4列界格清晰可见，但界格内不见文字，表明该题记的文字并未占满整个题记面。经反复观察、甄别，可以确定，该题记残存的文字内容是 “元和二”三字，即唐宪宗李纯时的元和二年 （807），而不是北周的 “天和二”。换言之，这是一方后代重刻的题记。也就是说，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本身与其背面的题记分属不同时代。结合相关资料，我们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

其一，题记的字体是唐楷。从书法角度来看，残存的 “元和二”三字字体严肃端庄，笔划平稳凝重，结构匀称、规整，具有明显的唐代楷书的特点，与四川南北朝造像题记朴拙天然、峭拔粗犷的字体有较大的差别。

其二，题记的干支与 “元和二年”相符。如前所引，有关该造像的题记，“据档案记录，原可见 ‘天和二年丁’五字”①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著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第76页。，也就是说题记所载纪年的天干为 “丁”，而元和二年恰为丁亥年，二者是一致的。

其三，结合同出造像可知，唐代元和年间前后，曾针对万佛寺残损的南北朝造像进行过一定规模的修补。与WSZ32号菩萨像同为万佛寺出土的WSZ46号背屏式造像 （图三，1）②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著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第95-98页。的背面也有元和年间 （元和十年）重刻的题记 （图三，2）。该造像正面的造像内容、布局及样式均与成都下同仁路出土梁天监十五年 （516）蔡僧和造像 （H3：11）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第53-57页，图版四八、四九。十分类似，因而其年代应在梁天监末年。从WSZ46号造像的现状看，背屏的上半部分残损，根据背屏背面留存的蝴蝶榫槽可知，残断的背屏曾经被补修。一般而言，四川出土梁天监末年之后的南朝背屏式造像的背面上部一般浮雕礼佛图或佛教故事画，下部为长方形题记面，④董华锋 《四川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研究》，未刊稿。但WSZ46号造像的背面已被磨平，并雕刻了 “□迦牟尼文佛”及 “元和十年”题记，且 “□迦牟尼文佛”等字恰当地避让了补修的榫槽。故而可以推定，WSZ46号造像背面现存的题记是在 “元和十年”对造像进行补修后重刻的。根据这一情况，反观WSZ32号菩萨像，其腰部以上部分已不存，那么，“元和二年”题记就极有可能是对该造像进行补修后重刻的。故此，我们认为，唐代元和年间前后曾兴起过针对万佛寺南北朝造像的补修活动。

综合上述讨论可知，成都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本身雕刻于北周时期，但其台座背面现存的题记为 “元和二年”而非 “天和二年”，这一题记是在唐代对造像进行补修后重刻的。

三 成都出土北周单体菩萨像的样式及其渊源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成都出土的北周造像逐渐丰富起来，除前文已论及的两件菩萨像外，还有少量佛像，但尤以单体菩萨像居多。总的来说，这批菩萨像上出现了很多此前不见于成都地区的的新因素。从目前的资料看，这些新的因素大多可见于20世纪以来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造像上。比较两地的造像，特别是单体圆雕菩萨像，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最突出的相似之处是造像繁缛华丽的项圈和璎珞：

两地北周菩萨像的项圈一般为圆形宽边样式，其上饰有联珠纹、菱形或圆形的宝珠纹，部分项圈还以联珠纹分为若干格。项圈中部常垂下串铃，这种串铃极富特色，且有时会出现在两腿之间，如万佛寺WSZ31（图二，4）①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著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第72-73页。、WSZ32号、下同仁路H3：68（图二，2）、H3：90（图二，3）号菩萨像，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版三二、三一。串铃的基本特征是：中间有一椭圆形铃铛，其周围饰5-6个小铃铛。这种样式的铃铛在西安地区出土的西查村白石菩萨像（图四，1）③故宫博物院、福建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编 《梵天东土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图版九一。、窦寨村菩萨像 （图四，2）④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造像》，《文物》2009年第5期，第91页。等北周造像上都有发现。

此外，成都和西安北周菩萨像身上粗大的璎珞同样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一是璎珞的配置方式相似，大致可分为两组，一组呈 “X”形交叉于腹前，另一组则呈环形沿体侧下垂至脚踝处。二是璎珞上的多种构件在两地均可见到。万佛寺WSZ32号菩萨像两腿间垂挂有玉珩形饰物，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了西安地区的中查村21号 （图四，5）和23号北周菩萨像 （图四，6）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六七、七三。上。另外，万佛寺WSZ31号、下同仁路H3：68号菩萨像 （图二，2）胸前的璎珞多处装饰有串穗和珊瑚，而西安中查村16号菩萨 （图四，3）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图版四九。等造像上同样有这类装饰。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成都北周单体菩萨像的项圈和璎珞的样式与长安地区关系密切。南北朝时期，成都一直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区域。南朝梁承圣二年 （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出兵攻占了成都；随后北周很快取代西魏，于556年控制成都，自此直至581年北周灭亡，成都一直属于北周的版图。而作为北周文化中心的长安地区，其佛教造像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的佛教艺术面貌。成都进入北周辖境后，与长安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深入。这正是成都北周菩萨像上出现明显的长安因素的历史背景。

然而，若进一步仔细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成都北周菩萨像与西安同类造像之间存在的差异：

其一，成都北周菩萨像大多身体比例较为修长，与西安造像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西安北周菩萨像大多体态壮硕，面型圆短，头部较大，腹部隆起，躯体与四肢分离程度不明显，整体呈丰腴之态。但成都的北周菩萨像依然保持南朝梁以来修长的身体比例，面部长圆，肩宽腰细，腹部鼓起不太明显，两臂与腰腹间明显分离。

不过，成都地区也并非完全没有与西安地区相似身体比例的北周菩萨像。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H3：24号背屏式造像 （图三，5）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版五八。非常值得关注。该造像为成都地区最常见的红砂岩质，且长方形台座上雕刻着内有莲茎和藕节伸出的宝罐，这是梁大同年间以后成都南朝背屏式造像上出现的新图样。因而，这无疑是一件成都本地雕刻的造像。下同仁路H3：24号造像正面雕刻一佛二菩萨：中间的坐佛头部宽圆，趺坐的双腿显得十分短小，其身体比例与西安西关王家巷出土北周坐佛 （图四，7）①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极为相似；两身菩萨像头部圆浑硕大，头身之比很不协调，呈现出与西安北周菩萨像类似的身体比例，且身体外侧同样雕刻有粗大的环形长璎珞下垂至脚踝处。可见，成都地区的北周菩萨像虽大多身体比例较为修长，但显然也曾出现过个别与西安地区类似的壮硕型菩萨像。

其二，成都北周菩萨立像大多身姿扭动，而非完全直立状，这一点也与西安地区有明显区别。西安北周菩萨像偶有一腿曲起的例子，如中查村17号菩萨像 （图四，4）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图版五三。，但腿部弯曲的程度非常微小，且绝大部分菩萨像直立如柱，身体曲线不明显。而成都下同仁路H3：53、H3：68、H3：90、万佛寺WSZ31号等北周菩萨像的腰部扭动幅度较大，一腿明显曲起，身体呈 “S”形。这一特征同样来源于成都地区的南朝造像样式传统。大约在梁天监末年，成都南朝造像中开始出现力士和天王像，这类造像在出现之初就呈现出较大幅度扭动的身体姿态，并持续流行于整个南朝时期。而菩萨像身体的扭动最早发生在梁天监初年，如成都西安路出土H1：7号造像，但此时菩萨像的扭动幅度非常微弱。从梁中大通末年开始，成都南朝菩萨像的身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腰部大幅度向一侧扭动，一腿弯曲，一腿直立，这一情况在彭州龙兴寺中大通五年造像、万佛寺WSZ45号中大同三年造像 （图三，3）③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著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第92页。、下同仁路H3：48号中大同二年造像 （图三，4）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版五五。等造像上有非常清晰的表现。这种样式显然影响到了成都的北周菩萨像。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成都北周菩萨像繁复华丽的项圈和璎珞样式与长安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借鉴关系，但其修长的体态和扭动的身姿却与长安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受成都本地南朝造像样式影响的结果。

四 结语

长期以来，成都万佛寺出土的WSZ32号菩萨像台座背面的题记被识读为 “天和二年”。但我们仔细考察后认为，该菩萨像本身的雕刻年代为北周无疑，但台座背面的题记并非 “天和二年”，而是唐代 “元和二年”对造像进行补修后重刻的。通过这件造像，结合成都下同仁路等地新出土的材料，我们认为：成都北周菩萨像华丽的项圈和璎珞样式源自长安，但其修长的体态和扭动的身姿则继承自本地的南朝造像传统；这批菩萨像糅合了长安地区与本地传统等双重因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附记：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闫月欣协助对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