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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新出韩凭故事及蚕神吐丝汉画像石初探

2019-12-19赵延梅

敦煌学辑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画像石

赵延梅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陕西 榆林 719000)

2008年陕西榆林市横山党岔乡境内新出一套五块汉代墓门画像石,均为页岩石板雕刻而成,保存完好,现陈列于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该组画像石整体采用平面减地阳刻,物像的细部用阴线勾勒和彩绘点染的装饰技法。画像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韩凭夫妇故事、“泗水取鼎”故事均为陕北汉画像石首次出现;蚕神及蚕官图像、大禹时代系列故事图像则系全国首见,为汉画像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有关韩凭故事,容肇祖①容肇祖 《敦煌本 〈韩朋赋〉考》,原刊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研院历史语言所,1933年。另收周绍良、白化文主编 《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49-682页。、伏俊琏②伏俊琏 《韩朋故事考源》,《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曾对敦煌文献相关资料进行研究;裘锡圭③裘锡圭 《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陈长虹④陈长虹 《贞夫故事图像考——复原一个汉代失传的列女故事》,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 《艺术史研究》第15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102页。等先后对出土资料和考古图像进行考察。姜生以 “从宗教认知古史”的观察研究方法,揭示了韩凭故事画像进入汉墓画像系统的宗教信仰根源。①姜生 《韩凭故事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

关于蚕神信仰,敦煌所见,可及唐末五代。②赵玉平 《唐五代敦煌蚕神考——以敦煌文献S.5639〈蚕延愿文〉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3期。事实上,汉以前祀蚕已有 “先蚕”之称,指向始为蚕桑之人。《后汉书·礼仪志上》“祠先蚕”刘昭注引 《汉旧仪》:“今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但东汉蚕神信仰究竟如何,向来缺乏图像表达。

本文基于前贤已有研究,在公布和解读新发现画像石资料的同时,借鉴从宗教认知古史的观察研究方法,略作探讨。

一 新出汉墓门画像石的基本情况和内容构成

(一)基本情况

榆林横山新出的这套五块墓门画像石,石料材质相同、本色一致。根据门楣和门柱的内外边饰图案的连贯相续性,可复原为典型的墓门五石组合,即门楣石、左右门柱、左右门扉。③方位说明:画像左右的称谓,以观者面对画像时,左手方为左、右手方为右。而在描述画像内人物本身的时候,其左手为左、其右手为右。以下画面的描述方向与之相同。墓门面画像通高142、通宽155厘米,墓门口高107、宽93厘米,经比照榆林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墓门尺寸,发现与之相当 (图1、图2)。

1.门楣石,横197、纵35厘米、厚9.5厘米。断为两截,已修复,画面保存完整。背面平整有凿刻纹,与左右门柱和左右门扉的背面凿刻状态相同。左、右侧面毛石状近齐平。上、下侧面均平整,下刻斜条纹,下左右端刻斜条纹,中段部分的上下边缘为1厘米的磨平宽边,中为规则的斜条纹,并与左、右门柱的内侧面的斜条纹相衔接。

2.左门柱,横31、纵107.3、厚9厘米,画面完整。

3.右门柱,横31、纵107、厚9,画面完整。

左右门柱的上、下侧面平整,凿刻细条纹。左右外侧面为不太规则的斜条纹,面近平整。左右内侧面为规则有序的斜条纹承接门楣石的下侧面中段的斜条纹,雕凿状况相同。

4.左门扉,横52、纵119、厚6厘米,其中上门枢宽6.5、高6.4厘米,下门枢宽7、高4.5厘米,画面完整。

5.右门扉,横52、纵120、厚5厘米,其中上门枢宽7.6、高5.4厘米,下门枢宽8.5、高4.5厘米,画面完整。

左右门扉上、下侧面平整,凿细斜条纹;左右外侧面是不规则的斜条纹,内侧面平整素面;铺首的耳旁有一嵌铁门环的穿孔。

(二)内容构成

该组画像石题材内容丰富,包括儒生所崇尚的圣贤节义故事与传说、严守宫帏的铺首衔环,以及反映汉代信仰的龙虎组合等。按照画像石的布局,分别介绍如下。

1.门楣石

门楣石,画面横154、纵33厘米,分为内、外两部分。外区为边框装饰,内区为主题画面。

边框有三重图案。最外层为散点式的二方连续阴线双钩纹,外勾线为云纹,两头呈羽毛状,内勾线阴刻较深并施朱彩。子洲县淮宁湾乡后村和横山党岔乡孙家园则村出土的画像石的边栏纹饰,与之完全相同。第二层为菱形连缀式的二方连续穿璧纹。内层就是下框的边饰为六组低垂的、阳刻弧形的两层垂帐纹,应为帷幔外的挑檐;留白处的减地面呈排列整齐的竖向阴刻线,层次分明,意为下垂的帷幔。研究表明,汉画像中的垂帐纹应表示此空间为仙界宫府。①姜生 《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117页。

画面的内区为主题内容。左、右两端为日月图,中段的画面为敬奉尊长图和历史故事 “二桃杀三士”(图3)。

左端阳刻一月轮。月轮的边缘墨线勾勒,月轮内阴线刻玉兔和蟾蜍。玉兔侧身,短尾着地,后足蹲地,前足抬起,双耳竖立,胡须上翘,双目圆睁。蟾蜍四肢张开,匍匐于地,双目圆睁,脊梁线较直,尾巴呈锐角三角形下垂,后肢较前肢发达。玉兔和蟾蜍的眼睛均涂朱色,身上的茸毛、纹理、褶皱用麻点和阴线表现。

右端阳刻一日轮。日轮的边缘墨线勾勒,日轮内阴刻一金乌,昴首,翘翅,垂尾,左腿着地,右腿迈出。金乌眼睛涂朱绘墨,颈部羽毛采用麻点鹐刻,而尾羽用阴线雕刻。

中段左部为敬奉君长图。左起为一侍者,面右,头戴平上帻,着袍,袖手,跽坐;侍者前有一尊贵君长,头戴王冠,翘八字长胡,墨眼朱唇,面右凭几跽坐,右手置于几案上,左手前伸作接受敬献状;君长的右侧有一头戴平巾帻,着袍,面左跽坐者,右手持一组四颗的肉串 (加绘朱彩),呈敬献之态;接着是两进献者,冠服与手持肉串者相同,前者双手托案,案上置施朱彩的两组耳杯和箸,后者双手捧一三足筩形樽,等待呈献。关于烤肉串的判断,可参考横山党岔乡孙家园则1992年出土汉画像石 (图4右)、绥德四十铺镇1975年出土汉画像石 (图4中)上庖厨用火盆烤肉串的画面,和河北蔚县常宁乡佘家堡1996年出土汉代彩绘陶灶侧面的侍女烤肉串图 (图4左)②蔚县博物馆编著 《蔚县文物珍藏》,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中段右部为著名的 “二桃杀三士”故事。左起一头戴长冠、仰面瞪目、翘胡留须、墨眼朱唇、着袍站立、衣裾斜裁、左手执环首刀、豪气冲天的人物,应为古冶子将军;高柄豆的左右两侧各站立一人,冠服、气概与古冶子一样,二人均伸手到盘中取桃,有朱彩施于袖边、冠的颜题,均仰面向左,应为田开疆和公孙接。正面站着一身材矮小,面右、头戴进贤冠,着长袍,左手提剑,剑柄处有下垂十字形缨饰,右手摊开,显然是这场阴谋的策划者——齐国丞相晏婴。晏婴身正而面右,向齐景公炫耀计谋成功的窃喜。齐景公墨眼朱唇,翘髭面左,头戴王冠,着右衽长袍,腰系组绶,跽坐,怒拔剑出鞘,仰面作思维状,杀气腾腾 (对齐景公这种畏忌三士、必杀之而后快之心理的类似刻画,见于绥德四十里铺所出另一方门楣石①李贵龙、王建勤主编 《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其右站一女子,双眼点墨,唇施朱,头戴芙蓉冠,曲臂袖手,长袍曳地。整幅画面对每个角色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精彩。

2.左门柱

左门柱所刻画面,横30、纵107厘米,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分内、外两区,外区为边框装饰,与门楣石边框图案相续且与右门柱边框图案相对称。内区为主题画面,刻绘六幅人物图,构成两组内容;最下格画面为第三组。

第一组为上部两幅,刻画黄帝之妻螺祖即蚕神吐丝和织布的情景 (图5)。

第一幅为蚕神抽丝+蚕官图。左为蚕神螺祖,头戴平顶帽,面容慈祥,墨绘垂目,朱点唇,着袍正面跽坐,三绺丝线从她的口中吐出,左手臂向前搭于左腿之上,右手臂上曲,阴线刻出右手指,阴线勾勒一丝线从右肩弧向左,直达右者的腿部,表示蚕神正在从口中抽丝出来。其低眉垂目之状,正可表现蚕神的默默专注。右者头戴进贤冠,墨眼朱唇,着袍挺背侧面跽坐,右手持一捆扎好的丝线,为负责收理蚕丝的 “蚕官”。《后汉书·礼仪志上》:“祠先蚕,礼以少牢。”刘昭注引 《汉旧仪》:“皇后春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置蚕官令、丞。”这幅蚕神+蚕官画像,刻画细致,情节表达清晰,在全国已发现汉画像中,前所未有,非常珍贵。

第二幅为织布图。一人墨眼朱唇,左手置机架的梭口,右手持引纬的杼,身体依机台坐板,脚踩蹑 (踏板)在穿梭织布。织机从上而下有榺 (卷经轴)、榺耳、经线、横榥、撑柱、立颊,立颊上有立叉子固定马头,豁丝木将经线分为面经和底经,并形成梭口。再下的蹑、基台、机脚均雕刻出来,织机结构基本完整,应为斜织机。①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5页。

第二组为第三到第六幅,所刻应为大禹时代的系列故事,包括大禹时仪狄酿酒图 (第三幅)、大禹治水故事。内含二人打铁造臿图、二人持臿图、二人抬舆运物图 (第四到第六幅)。这种系列描绘大禹时代的故事画像,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图6)

第三幅酿酒图 (图6上)。左者跽坐,双手斜擎一罐,罐口接近其鼻,作闻嗅状。罐腹绘有红、黑相间的水波纹 (图7),表示罐内盛放酒水之类。右者着袍袖手站在旁边,静等酒师指令。二者冠服相同,均头戴介帻,着袍,墨眼朱唇。有关酿酒情景,也可参考临沂博物馆藏吴白庄汉墓前室南壁东段庖厨图 (图8上部)按 《世本》: “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三国谯周 《古史考》:“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

第四幅打铁图,表现的应是大禹的铁匠们锻造治水工具的情景。画面中两位匠人装束相同,头戴介帻,朱唇,上着束腰短衣,下袴轻薄贴体。左者双手抡锤,右者双手执长火钳夹住器具的长柄,正在一起延打铁砧上的铁块,似在锻造臿状长柄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锻打铁具所用的高脚铁砧的顶部有一种固定的丫状凹槽,这样可以较快地打制出特定的器形。此外,铁匠脚下所踏与铁砧下部相连的弧状支架,在陕北地区至今沿用。这里所见顶部带有预制凹模的专用铁砧,为汉代工具锻造技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图像资料。(图6中一图)

第五幅二人持臿图。左者头戴进贤冠,右手执一臿,长袖盖住臿柄,右者头戴介帻,右手握一臿,臿柄较左者短,二人前后错位相对而立。二者均为朱唇,身着束带长袍,应为治水中的大禹及其部属。(图6中二图)

第六幅抬舆运物图 (图6下图)。两人头戴介帻,墨眼朱唇,服饰与打铁二人相同,一前一后共抬一舆,步伐一致向左行进。临沂博物馆藏吴白庄汉墓前室南壁东段庖厨图中,也有二人抬着类似的运输工具 “梮”运送食物的情景 (图8下部)①关于舆和梮,参考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38页。。

抬舆运物者与持臿人物相匹配,表现的应是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移走山石之类的故事情景。

最下格为第三组,弹琴图。一人跽坐水边,头戴高冠,浓眉,两绺一字胡勾勒在减地层,着内衣外袍,手指纤细,左手按琴弦右手弹奏,人物刻绘严谨尊贵。右上角二仙鹤,喙、爪涂朱,一俯一仰在鸣唱。前面水中游动着较细的六条鱼,其中两条长鱼张口跃出水面,另有四鱼两两成对。三组六鱼,两两排列并游,有似鱼儿的舞蹈。(图9)

传说伏羲始制琴瑟。《礼记·曲礼》说伏羲 “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琴瑟以为乐”。尊者奏琴,鱼儿跃出水面而歌,仙鹤来伴其韵而鸣。根据左门柱上所见的圣贤人物选择、服饰描绘及左右门柱的对应观察,弹琴者应为历史上的圣贤,具体所指待考。

3.右门柱

右门柱所刻画面,横31、纵107厘米。画面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分内、外两区,外区为边框装饰,与门楣石边框图案相续且与左门柱边饰图案相对称。内区五幅人物图与下格画面构成两组故事。

第一组为 “韩凭故事”,由四幅画面组成 (图10)。第一幅两人,左为韩凭,头戴平上帻,着襦衣短袴,赤足,负笼一臿,吃力地行走。右者头戴平顶冠,身着长袍,冠的颜题、衣领边、袖边、直裾边绘朱彩,手中牵绳 (用三笔阴线勾勒而成),两股绳末端连在韩凭身上。这些绳索,应是牵制韩凭的铁链缰绳之类的刑具,牵绳之人应是宋康王指派专门负责奴役迫害韩凭的恶人监工。

按 《搜神记》所述: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 (沦)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棲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 “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①[东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 《搜神记》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142页。

横山这幅画像石上将 “沦为城旦”的韩凭刻画为右手携臿、肩扛笼筐、身戴刑具、被人牵着强制服苦役的奴隶形象。这种携臿扛笼负重劳动中的韩凭像,在山东平邑皇圣卿阙东阙西面顶栏带榜题的韩凭故事画像石 (图11)、日本松永美术馆藏山东所出韩凭故事画像石 (图12)中,可以看到比较近似的画法,但对于韩凭苦难状态的艺术呈现,则不及横山。而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后壁小龛东壁韩凭故事画像石 (图13)所见,则往往将韩凭刻画为边登梯而上、边回首顾望,右手荷臿在肩,臿上挂一有提系的篼子(给马喂料及饮水的工具),合于敦煌本 《韩朋赋》所说贞夫 “乃见韩朋剉草饲马”。②刘复编 《敦煌掇琐》上册 《韩朋赋》,南京:中研院史语所,1931年 (1991年台北影印本),第5页。图像识别参见姜生 《韩凭故事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

第二幅是妇人射箭图。正在向上射箭的成年女子应即韩凭夫人何氏,头戴芙蓉冠,缨饰用阴线勾勒到减地面,朱唇,着袍束带,腰系组绶曳地,右手执弓,左手拉弦,仰面向上瞄射,弦用阴线从浮雕面勾勒到减地面,箭的尾羽也用阴线予以清晰刻画。左上角现一飞鸟,应即故事中所言 “韩凭夫妇之精魂”。左面一大一小两人,着袍袖手曲臂站立,静观射箭者,应为何氏的侍女。

第三幅为二人对语图。一尊一卑两人均画朱唇,仰面相对,均作得意之相。右边得意的尊者应即宋康王,其冠服、美须,与门楣石右部齐景公的冠服、美须相似,绶带曳地;仰面曲臂,着袍站立的卑者应即宋王身边的邪恶之人梁伯。此梁伯,曾为宋康王设毒计将何氏骗到王宫:

(韩朋收到夫人书信后)怀书不谨,遗失殿前。宋王得之,甚爱其言。即召群臣,并及太史。谁能取得韩朋妻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梁伯启言王曰:“臣能取之。”宋王大喜,即出八轮之车,爪 (骅)骝之马,[前后仕从]便三千余人。从发道路,疾如风雨。三日三夜,往到朋家。

何氏到达宋王宫中,拒绝宋王,又是梁伯设毒计,试图通过迫害韩凭,绝何氏之念:

[夫人愁忧不乐,王]曰:“[夫]人愁思,谁能谏 [之]?”梁伯对曰:“臣能谏之。朋年卅未满,二十有馀,姿容窈窕,黑发素丝,齿如珂佩,耳如悬珠。是以念之,情意不乐。唯须疾害朋身,以为囚徒。”宋王遂取其言,即打韩朋双板齿[落],并着故破之衣裳,使筑清陵之台①以上引文见王重民等编 《敦煌变文集》卷2《韩朋赋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8、139页。。

第四幅为二人跽坐图。冠、服饰相同的二妇人,正面一起跽坐,朱唇鲜艳、身着内衣外袍,发髻、发饰与何氏相同,应为是宋王宫中的妻妾。

界格线以下为第二组,共两幅,整体为秦始皇坐镇 “泗水取鼎”的故事。(图14)

本组第一幅刻画的秦始皇,墨眼朱唇,八字胡垂直须,头戴王冠,两支冠翅上翘呈倒八字,用阴线勾勒,冠体与冠翅阴刻网纹,与门楣石上接受烤肉串的尊长、齐景公的冠相似,着袍正襟危坐,腰系组绶,双手摊开。其左右上方二鹤引颈相对,墨点眼睛,冠羽用阴线勾勒到减地面。

最下格即为本组第二幅,画面为官员指挥部下在泗水上架桥取鼎的场景。桥为拱形,桥下游动两条鱼意为泗水,桥上左右各立一柱,柱头装有定滑轮,桥左一人右二人竭尽全力拉鼎出泗水,而鼎在升起的过程中,鼎内跃起一龙,咬断绳索,使拉鼎的壮士倒的倒,退的退。左上角一人为头戴通天冠的主事者,手持一物向上面的秦始皇报告情况。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而 《水经注·泗水》记载:“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这里刻画的正是龙齿啮断其系、捞鼎失败的惊惶瞬间。画中人物的口部、龙嘴均涂朱彩,拉鼎的绳索用阴刻线从浮雕面勾勒延伸到减地面,直到画面的下边棱。

类似地,山东邹城卧虎山M2石椁北板内侧所刻 “泗水取鼎”图 (图15)①胡新立 《邹城汉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页。,坐在楼阁上层目睹取鼎失败的秦始皇,两鬓长满须发,也是左右摊开双手双臂,一副无奈和不安形象。这种两鬓巨髯形象,与横山画像石刻画其长髭一样,都是为了以形象之雄武,表示此乃历史上 “弥罗四海,诛暴整乱,拓平九州,建号帝王,臣妾四海者”②[南朝梁]陶弘景 《真诰》卷16《阐幽微第二》, 《道藏》第20册,北京:文化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87页。的大人物。

4.左门扉

左门扉,画面横52、纵109厘米。画面内容在浮雕的矩形框内雕刻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为朱雀。朱雀面右、戴冠振翅欲飞,两腿细长有力,右爪蹬在铺首额头之上,左爪曲起,尾羽分为四支。冠羽、尾羽、翅膀和脖子等部位均雕刻阴线,根据各部位呈现的姿态而变换雕凿长短不等的直线、折线、平行线和弧线,在线上点朱彩。朱雀眼点墨,喙涂朱。翅膀用墨线勾勒,身上施朱彩与岩石本色相间,显得富丽而夺目。

中为铺首衔环。铺首兽头形,额头呈三角,两角呈锐角向上平伸,残月形眉毛,三角形眼眶,长鼻衔环,獠牙暴齿,方舌外露,方颌下墨绘直线须,椭环形双耳,阴线勾勒耳内轮廓。铺首的额头、两角内轮廓、眼球、腮部和环的外轮廓均用墨线勾绘;眼眶、鼻梁、双角、面庞、方口与方舌均点绘朱彩。衔环雕刻规整,环面阴线勾勒出二个圆周形成三个环面,环面上阴刻短斜线,加朱彩点绘。

下为白虎。虎面右,前肢伸展铺地,后肢曲,两耳向后,两眼睛象水滴状凸起,尾巴向上卷曲,安详地匍匐在地。虎身的葺毛、肌理、褶皱以及虎牙和长舌等细部用不同形状的阴线勾勒,双耳、嘴部轮廓、斑纹施朱色。

5.右门扉

右门扉,画面横52厘米、纵110厘米。画面构图内容及雕刻技法与左门扉基本相同,只是第三部分刻绘的是翼龙。

翼龙。独角后倾、双翼舒展、长尾向上扬起,回首缓行状。眼睛与虎眼形状相同,呈水滴状;龙颈较粗、龙身较长;四肢发达。龙的角、眼、舌、牙齿、四肢、尾、爪、茸毛、肌理以及褶皱分别用形状不同的阴线勾勒,羽翅前端刻垂鳞纹,中、后翅刻斜直线纹。龙嘴施朱彩,龙身、脊、翅用朱彩、墨彩绘圆点纹装饰,呈一字排列。

二 问题与探讨

(一)时代与出土地点

横山新出的这组画像石,非经考古发掘所获,需要探讨其年代和出土地域问题。该石与1992年横山党岔乡孙家园则出土的东汉墓室四石组合画像石 (图16),在边饰构图、人物服饰、雕刻技法和石材等方面完全相同,正符合陕北东汉画像石繁盛期的主要特征:选石讲究厚大平整,画面加工打磨,造型拙朴自然。边饰为穿璧纹,题材有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生产和生活场景,雕刻技法采用深减地加阴线、墨线勾勒,加朱色点染等技法,给人以活泼、繁缛、饱满、华丽、盈富的感觉,①李林 《陕北两汉画像石及墓室保护研究半世纪》,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与陕北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有较大区别。该组画像石的时代应为东汉,出土地当为横山党岔乡孙家园则附近。

(二)一些题材的首次出现

横山新出的这组墓门画像石上,除了韩凭故事画像为陕北首见,还有一些为全国首见或陕北首见,为汉画像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1.蚕神吐丝+蚕官图、大禹时代系列故事图,为全国汉画像所仅见,可谓珍贵。

2.织布图,为陕北首见。据统计,目前国内发现纺织图画像石共28方,其中苏北10方,皖北5方,鲁南11方,四川1方,陕北仅此1方。这些画像石的出土地点不同,但织机的形制却基本一样,为汉代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最古老的小型提综织布机。

3.品酒图亦为全国首见。通过嗅觉来辨识酒水的品质,是品鉴酒水的方法之一。酒的出现使画中有酒有食有乐,可谓神仙乐园。

4.打铁图。目前,国内发现的冶铁图画像石共三方:山东滕州宏道院和黄家岭各出一方,此次横山所见为陕北首次发现。

5.持臿。在陕北汉画像石中曾见有锄、铲、镰、犁,但臿在陕北汉画中系第一次出现。

6.抬舆。舆是双人共抬的运输工具。《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隃领。”颜注引项昭曰:“领,山领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山东嘉祥武氏祠有 “原谷拖舆谏父”的画像石,榜题所标 “孝孙原谷”和 “孝孙父”用舆将 “孝孙祖父”抬到深山。此次横山所刻抬舆图为陕北汉画像石中首见。

7.“泗水取鼎”故事汉画像石,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区均有发现,约有三十幅。而在陕北则是首次发现,且刻画非常细致。

8.历史故事 “二桃杀三士”。在全国汉画像石出土的地区,都有这种题材且不少,而在陕北画像石中却不多见,迄今共发现2方,除了横山此石,另一方出土于绥德县四十里铺,现藏绥德县博物馆。这些英雄人物的组合乃是表现汉儒以上古圣贤及英雄为仙的宗教思想,其宗旨是推崇英雄主义。①姜生 《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3章,第228页。

汉代儒生为了宣扬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选择那些具有教化意义的各种历史故事以及先圣、明君、贤臣、义士、孝子、贞妇等形象刻绘在画像中,对于神道设教、强化伦理道德、维护汉人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雕刻技法

这组墓门五石组画像石的刻绘技法,以线造型、形韵生动。平面减地,物像的细部用不同形制的阴线、麻点以及勾墨绘彩来表现,尤其是阴线勾勒的细部从浮雕面到减地面以及弧面的物像,层次分明,体现出汉代工匠追求完美至极的艺术效果。目前仅在绥德、横山、神木、子洲出土的画像石中发现21块采用了这种雕刻技法。这些华美而富丽的画像石应是陕北画像石兴盛期即东汉中期作品。

(四)核心思想

根据前贤研究,左右门扉上刻一组龙虎相对,看似简单,实则深深蕴含着汉代的“先死后蜕”信仰,它表示死者正在墓室这个 “炼形之宫”中经历着 “龙虎 (魂魄)合气”的死后炼仙过程。②姜生 《汉墓龙虎交媾图考:〈参同契〉和丹田说在汉代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在这一点上,横山此组墓门画像石,死后变仙信仰主题表达非常明确,可以说是一套很有代表性的陕北模式 “炼形之宫”神宫大门画像。

(五)韩凭故事情节及汉代 “城旦”苦役情形的若干新发现

横山新发现的这套墓门画像石,以其精细的刻绘,为我们保存了其他地区韩凭故事汉画所没有的更多细节。这里新发现的韩凭带枷锁、由凶恶的监工用绳牵着,强制其从事苦力劳作,沦为奴隶的情形,是一种更有感染力的描绘。这种刻画,无论是敦煌文献还是 《搜神记》等传世文献,均未曾见。当然,画面表现宋王宫中本来已有妻妾在室,也是为了衬托宋王破人家室、夺人之爱的邪恶。

进而,从这部分画面还可以想见,在汉代,关于韩凭与何氏的故事,一定还有较之敦煌所存 《韩朋赋》更加丰富细腻、更为催人泪下的描述。这些刻画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史乘常见的 “沦为城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 结语

榆林横山新出土的这组五块东汉墓门画像石,在材质、制作风格、构图程式等方面,与陕北画像石的总体特征一致,虽然没有纪年文字,但是时代特征明显。画像石保存完整,内容丰富,图像清晰,制作精美,其上刻画的韩凭故事图像、蚕神+蚕官图像,尤其重要,其新见内容可补已知相关文献与图像之不足,观之令人兴致盎然。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套画像石上出现的新颖、罕见的题材内容。蚕神抽丝织布故事、大禹时代系列故事,为全国汉画像中首次发现;韩凭夫妇故事、秦始皇 “泗水取鼎”故事、酿酒、打铁、农具 (臿)、抬舆 (梮)等画像,则均为陕北地区首次发现,加之朱雀、龙虎、铺首衔环等要素,这些画像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同样重要的是,这组墓门画像石,以其丰富的画像组合,向我们揭示了陕北汉墓墓门蕴含的 “炼形之宫”信仰。研究表明,对于汉墓中的韩凭夫妇故事画像,不仅要还原到墓内画像的整个系统中逻辑地予以理解和把握,还要回到更为宽广的汉代思想和信仰背景中去寻求合理的认知。韩凭故事的实质应是颂扬韩凭夫妇以生命复贞信,此世不可处,相踵赴太阴,尸解而成仙。①姜生 《韩凭故事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

可以相信,以此为出发点,从宗教研究的视角去观察理解汉墓文物,陕北汉墓更多的思想内涵将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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