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旺

（深圳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唐代佛法大兴，佛教艺术空前发展。樊锦诗，刘玉权在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一文中分析认为，前期石窟第一期 （初唐前期）石窟的修建时代，大致始于唐武德元年至七年 （618-624），下迄唐贞观十六年至龙朔二年 （642-662），当在唐高祖、太宗、高宗初期这个时期。①樊锦诗、刘玉权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经笔者实地调查统计，这一时期开凿完成并留存有藻井图案的洞窟有15个：第392、57、203、386、333、204、329、209、322、387、373、375、 287、 381、 205 窟。②注：隋代后期和初唐前期部分洞窟历史分期存有争议，隋末唐初开凿洞窟在形制、塑画和装饰图案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第392窟在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划为初唐，有些学者将其归类为隋代洞窟，笔者根据藻井内容与形式将其划为初唐前期。第329、386窟是初唐前期开凿，但仅作部分塑画，二者洞窟藻井为初唐前期完成。第333窟藻井图案与初唐第203窟，隋代第389、393等窟极度相似，故笔者将其分组到初唐前期，第387窟藻井与第322、209窟具有相同特征，笔者也将其分为一组，第381、329窟藻井都兼具石榴花和莲花特征，处于向宝相花过渡阶段，故将他们划分为一组。

唐开国时期，沙州 （敦煌）为地方势力割据，河西走廊局势动荡不安，莫高窟石窟建造规模较小。武德九年 （626）前后，唐朝的军事力量已经稳固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吐谷浑在隋末复兴，贞观八年 （634）被李靖率军平定，贞观十四年 （640）夏侯君集领军平定西域高昌，东西交通畅通，长安和西域的新画风纷至沓来，敦煌与中原和西域两方面的经济文化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此，史苇湘先生认为贞观十六年（642）出现第220窟那样成熟的石窟艺术有其必然性。①史苇湘 《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 《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

初唐前期石窟以承袭隋代石窟第三期特征为主，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唐代石窟的新因素，但是鲜明的唐前期石窟的特征尚未出现。然而窟内纹样的表现却与此不同，不断推陈出新，风格变化多端。这正如同史苇湘先生所说：“旧形式随着旧政权的消亡在逐渐隐没，新形式又随着新朝代而来临，东西交通再度畅通带来的新风尚，在敦煌破土而出。”②史苇湘 《唐代敦煌石窟分期与莫高窟初唐艺术》，第261-262页。初唐时期的敦煌和中原历史背景是一致的，正走向繁荣昌盛。初唐石窟构造宏伟，形制多样，石窟艺术包前孕后，一方面继承了隋代的绘画风格，另一方面因为唐朝加强了河西与京洛的联系，绘画风格正逐步与京洛趋同，壁画具有雄浑的气魄和生动的风采，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超越了前代。从装饰艺术的角度来看，初唐时期莫高窟装饰图案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兼具中原与西域风格。

一 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的类型

初唐藻井图案内容丰富、类型多变。根据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的内容，藻井类型可分为五类，分别为双龙莲花、平瓣大莲花、葡萄石榴、石榴莲花和宝相花藻井。③注：笔者将文中论述所及藻井图案予以列表分析，分为井心和边饰两部分，并予以分型和分式，文中所述藻井图案和各类边饰图案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请参看表1、2。

（一）双龙莲花藻井

双龙莲花藻井的代表洞窟有第392窟和第57窟。此二窟都属于隋末唐初过渡阶段的洞窟，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藻井结构简练，色彩素朴，图案内容非常相似，藻井井心都为十二瓣莲花，莲花呈收腰状，双龙对称分布于莲花两侧。通过对同期其他洞窟的考证可以发现，莲花花瓣的收腰形象到初唐已大量存在，是初唐藻井莲花图案中常见的形象。第392窟藻井井心为绿色，莲花两侧对称分布双龙，双龙虬劲有力、生机盎然，中间穿插云气纹烘托气氛，构图动中有静。相较第392窟，第57窟开窟时间略晚，石窟形制及藻井特征均与第392窟非常相似。此二窟垂幔外围有八身伎乐飞天环绕撒花奏乐，给人强烈的运动感。莫高窟双龙莲花图案的内容及构成形式与中原装饰风格有密切联系。例如河南洛阳的北魏元氏墓志盖中央的十二瓣莲花，周围环绕蟠龙，四角各刻异兽神像，另外我们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联珠龙纹锦 （图1）、唐代双龙铜镜，以及唐代云龙纹白玉浮雕中，都能看到与第57、392窟藻井井心相类似的纹样。

（二）平瓣大莲花藻井

平瓣大莲花藻井代表洞窟有第203、386、204、333窟。平瓣莲花纹藻井中心莲花有八瓣或多瓣，花瓣平展，但方井四周的联珠纹边饰、三角垂幔纹还保持隋代式样，如第386、203窟。总体来说，初唐前期平瓣莲花纹藻井是隋代大莲花藻井的延续，但造型特征、审美情趣、绘制技法、纹样设色等方面却都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隋末已见端倪，到初唐后期平瓣莲花纹发展出了新的样式，被桃形侧卷瓣莲花纹取代，形成华丽的宝相花。

（三）葡萄石榴藻井

如前文所述，初唐丝路畅通，大量外来文化持续涌入，唐代工艺美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敦煌石窟艺术概莫能外。佛教观念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佛教装饰图案同样体现出佛教思想和世俗审美的结合，初唐时期一些与佛教义理没有关联的世俗元素被植入佛教空间，如葡萄纹、石榴纹、叶纹、云头纹、牡丹纹等，出现在洞窟装饰艺术中。

初唐统治疆域扩张到突厥人和波斯人的居住地，胡汉文明进一步交融，加之唐人尚胡，崇尚新题，因此外来的葡萄纹、石榴纹、叶形纹等在当时工艺美术器物中广泛应用，在铜镜、金银器、织锦、以及莫高窟都有鲜明体现。唐代金银器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主要纹样，初唐时期的金银器处于模仿阶段，造型及装饰明显带有粟特、萨珊波斯风格。①张晓霞 《天赐荣华——中国古代装饰纹样发展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唐代藻井图案广泛从绫锦、铜镜和金银器中借用纹样，创造出葡萄石榴藻井和石榴莲花藻井这些新形式。如第209、205、387等窟，是葡萄纹、石榴纹及叶形纹组合而成的全新藻井图式，完全摆脱了北朝、隋代莲花藻井模式，此类藻井数量不多，却是莫高窟初唐前期的代表作品，体现了初唐全新的外来风貌。对比葡萄唐草纹绫、唐代葡萄纹饰金银器 （图2）和葡萄团窠立凤纹锦和莫高窟藻井图案，可以洞悉她们之间的关联。葡萄石榴纹藻井中心以葡萄、石榴为主纹饰，葡萄叶、叶形纹等为辅饰，造型为 “十”字 （第322窟）或 “米”字形 （第209、387窟），呈放射状，似花非花。藻井井心中的葡萄纹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写实形，葡萄颗粒累累，如第209窟；另一种是写意形，形如 “品”字，是一片三弧小叶，如第387窟，也有作五弧叶，如第322窟，多重迭垒。

（四）石榴莲花藻井

石榴莲花藻井由石榴和莲瓣、莲花角花组合而成，也是初唐前期具有代表性的藻井图案，代表洞窟有第373、287、375窟，其中心为石榴，呈 “十”字形 （第373窟）或 “米”字形 （第375、287窟）排列，依然保持莲花结构，花瓣中的石榴果实由两片相对的忍冬叶构成，形同石榴绽开露出石榴籽。石榴莲花纹已经表现出向宝相花纹样发展的意向，呈现出宝相花的端倪，团花由数种纹样构成，在结构上也有了某些相同的因素，可视为唐代宝相花的雏形。宝相花形成过程中，石榴莲花纹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通过第373、375窟藻井石榴莲花图案似乎可以发现这一进程。

整体来看，石榴莲花藻井与葡萄石榴藻井相比，其结构简单、花形简洁、色彩质朴，边饰图案简洁，以联珠纹、方璧纹、莲瓣纹为主。石榴莲花纹样代替了原先藻井中莲花纹的位置，继而又被之后兴起的宝相花纹样所取代。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演化。我们可以从初唐后期第381、211、215、323、321、384等窟藻井图案中解读到石榴纹发展变化的痕迹。初唐莫高窟宝相花花瓣有明显的石榴纹特征，受来自中原的石榴纹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初唐四鸾菱花镜，陕西三兆村唐墓出土的金银器图案，以及唐代宝相花铜镜上的图案，都与初唐莫高窟的宝相花有彼此相似之处。

（五）宝相花藻井

隋唐以来佛教日趋世俗化，佛儒融合，净土思想盛行，初唐第220窟中的 《阿弥陀净土变》、《七佛药师变》和 《维摩诘经变》正是净土思想风行的反映。北朝和隋代简单的莲花图案已不能满足唐代僧俗的审美需求，唐人撷取多种纹样进行加工融合，创造出中西合璧且寓意吉祥的理想之花——宝相花①陈振旺、樊锦诗 《唐代莫高窟宝相花嬗变探微》，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2019年第2期，第1页。，而初唐莫高窟藻井图案正形象地体现了这一形成和变化过程。

初唐宝相花是石榴莲花纹的进一步发展，以第381、205、329窟为代表。如果将第381、205窟和盛唐第211、323、334、331窟相比较，可以看出此二窟花瓣为桃形侧卷瓣，融入了忍冬纹、云头纹和叶形纹，花瓣逐渐丰富圆满，已经初步具备了宝相花特征。尤其第329窟大莲花异常繁复华丽，细密的线条和色块密密匝匝，形色一体，精彩绝伦，可谓初唐前期藻井图案中的奇葩。

“诸华之中，莲华最盛”，在佛经里，莲花在佛经中是佛国净土的象征。第329窟藻井莲花呈放射状，莲花花心绘有色轮，旋转放光，四角莲花中心处也有彩轮放光，光华四射，这是初唐莫高窟唯一放光的莲花图案，是 《大悲经》卷3中所说的 “金光金色大明普照”②《大悲经》卷3，《大正藏》，第12册，第958页。的形象诠释。莲花图案到初唐以后逐渐演变为宝相花的形式，层层绽放，姿态丰盈，极尽圆融之妙，似乎与佛国世界更为接近，契合了佛教的 “圆满”“轮回”等思想，被信众理解和接受，代表了唐人的思想倾向和审美理想。第329窟藻井图案富有新意，生机盎然，纹样组构繁复，样式独特，与窟内经变画相呼应，使全窟构成一个完美的佛教艺术空间，此窟边饰层次多，与井心图案一样璀璨华丽，有缠枝葡萄莲花纹、卷草纹、方格联珠纹，帷幔外绘十二身飞天，各绕藻井四周飞翔，匠心独具、富丽堂皇，是初唐前期最华美的藻井图案。关友惠先生评价第329窟时认为：“就整体而论，不免过于庞杂，反映了新旧更替时期，新的纹样蜂涌而来，对于如何选用新纹样，利用旧纹样，组构新样式装饰藻井，画工们还在探索之中”。③关友惠 《敦煌石窟全集·图案卷》（下），香港：商务印书馆 （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第11页。

此外，第381窟和第205窟藻井莲花也都显示出向唐代宝相花纹样过渡的特征。第381窟莲花花瓣实际已经发展成为桃形瓣莲花，单体花瓣是两个相对忍冬纹组成。第381窟藻井构图形式奇特，呈 “×”形，与盛唐第49窟相似，笔者认为这是对隋代叠涩式藻井的回溯和创新，在莫高窟唐代藻井中，仅此两例。第381窟藻井中心宝相花造型在唐代彩陶、瓷器等工艺品中可觅得踪影，如唐宝相花三彩盘和唐宝相花三彩陶 （图3）。与宝相花同步，第381窟边饰中的卷草纹初步形成，与初唐后期第321、323、334窟，及盛唐第384窟相似，反映了初唐卷草纹的发展演变进程。初唐第205窟藻井莲花为桃形侧卷瓣，卷瓣莲中包裹着叶形纹、云头纹，同第381窟一样，是宝相花形成阶段的体现。

二 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风格

初唐对外开疆扩土，经济发展，文化开放，综合国力日趋强大，佛教空前发展，这给莫高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石窟艺术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雕塑、壁画，还是装饰图案，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唐王朝的文化开放政策造成了多方面的社会效应，如民族异己心态的淡漠和华夷观念的松弛。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文化氛围相对宽松，这些因素促成了唐代文化 “充实而有光辉”的特征。①李岩 《中国文化发展史·隋唐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贞观初年，长安已常见 “汉着胡服”，武德、贞观年间，宫人骑马按照齐隋旧制，多着幂離，仿自波斯妇人所服大衫。②王镛 《中外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59页。正如诗人元稹诗中所描绘的那样：“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③［唐］元稹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419，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17页。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皇室出身于北周，盘踞关陇的武士集团本身带有鲜卑血统，隋唐胡风，甚至隋唐的大兴佛教，都是对鲜卑化北朝的传承，而非对南朝的效仿。④陈寅恪 《北齐的鲜卑化与西胡化》《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万绳楠整理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7-273页。

唐人将流行于拜占庭、萨珊波斯、印度岌多艺术中的葡萄卷草、石榴、瑞兽等元素，融入以云气、茱萸、柿蒂、神兽动物装饰为主的商周战汉传统中，形成题材丰富、结构丰满、大气磅礴的装饰纹样系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有唐一代，古今中外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⑤李泽厚 《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07-208页。“汉化”与 “胡化”杂糅并存是唐代的特点，唐前期所有文化领域几乎都体现出这种兼容性和创造性，对装饰图案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宝相花和卷草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兼收并蓄、消化融合而成。隋唐两代莫高窟图案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的，被接纳的部分也要被不断改造，兼容并蓄，采撷英华，且不抛弃固有民族传统，逐步沉淀出多元文化汇集的装饰纹样系统。

整体来说，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鲜明的外来性和过渡性

初唐前期藻井图案部分继承了隋代中、后期的内容和样式，但更多的是新内容、新形式，图案进一步向织物特征转变。随着丝路畅通，敦煌与中原和西域交往逐渐频繁，新画风、新纹样随之不断传入石窟，如初唐第209、392、322窟边饰中的菱形团花纹样，还有第329、381、387窟中出现的卷草纹，以及第333窟和第387窟边饰中的半团花，都是崭新的初唐风格纹饰。

初唐前期可谓隋唐交替之际的连接线，承前启后，吐故纳新。此期洞窟部分特征是隋代大业时期的延续，石窟形制与绘塑仍沿袭隋末形制，装饰纹样部分继承隋代特征。隋代后期出现的细腰状莲花在初唐前期出现频率增大，如第386、392窟莲瓣为细腰状，与隋代后期第383窟一脉相承。第205窟中的莲花纹为全新的初唐风格，但莲花中心的三兔纹样仍继承隋代遗风，新旧融为一体，并行不悖。又如第203窟，藻井图案内容、色彩，以及方井外的边饰、垂幔仍是隋代风格的延续，井心莲花与隋代后期第398、394、313等窟相似，造型简略，边饰与第396窟相似，绘饰质朴，可见隋风的残余。第204、209、375、386等窟井心图案虽与隋代完全不同，但边饰图案大部分继承了隋代特征。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装饰纹样不断推陈出新，出现大量的新纹样。如第57窟和第329窟双龙莲花藻井图式，还有新型桃形侧卷瓣莲花 （第205、381窟）、色轮石榴大莲花 （第329窟），以及全新的葡萄石榴纹和石榴莲花纹，都是初唐前期特有的新纹样，外来风格明显，造型新奇，数量不多，延续时间短，至初唐后期被其他类型图案代替，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敦煌外来文化的多样性。

（二）植物纹兴起，繁花似锦

两汉以前的装饰纹样一直以本土宗教和神话中的神兽动物、神仙人物为主，植物系纹样发展较晚、发展较慢，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植物纹获得长足发展，后来居上，到隋唐之际催生出关卫先生在 《西方美术东渐史》中感叹的 “极美之花”①［日］关卫著，熊德山译 《西方美术东渐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宝相花和卷草纹便是其中的代表。唐代植物纹的兴盛一方面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相关，另一方面受初唐 “净土宗”思想影响。净土宗也称 “莲宗”，莲花在佛教中是佛国净土的象征，这应该是唐代大莲花图案备受青睐的缘由之一。初唐画师融汇中西纹样于一体，发展出大唐之花——宝相花，流光溢彩的纹样与净土思想追求的 “吉祥果树，华果恒芳，光明照耀，修条密叶”相呼应，如初唐第329窟大莲花藻井图案 （见表2），表现出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

初唐洞窟图案的宗教神秘感被逐渐冲淡，世俗性不断增强，这与唐代宗教的变化是一致的。早期佛教强调苦修，主张累世修行和累积功德，壁画中充满惨烈、肃穆氛围，与之相配的是装饰图案中的祥禽异兽神像。隋唐以来，佛教渐趋世俗化，早期洞窟中的“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沙弥守戒自杀护法”等本身故事和因缘故事不再出现，逐渐被礼赞美好佛国世界的经变画代替。与此同步的是，初唐藻井图案的装饰性明显增强，图案中的神怪异兽等被世俗装饰中的各类植物纹取代，纹样可辨其名，如石榴纹、葡萄纹、卷草纹等，上述纹样多受中原碑刻、织锦、金银器等工艺美术纹样影响。唐代有明确纪年可考的葡萄纹是贞观三年 （629）陕西招仁寺石碑，碑侧线刻有工整的缠枝葡萄纹，造型饱满，这种舒展流畅、情趣轻松的写实风格纹样满足了唐人亲近自然的心理。唐代莫高窟装饰纹样很多采自丝绸绫锦，与近年来新疆阿斯塔纳唐墓群出土的丝绸花纹相似。关于绫锦纹样，唐诗中多有描述，如李白 “琼筵宝幄连枝锦，灯烛荧荧照孤寝”，杜甫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王勃 “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如此等等，从中可见唐代丝绸纹样的常见题材和组合方式。

初唐装饰风格日趋华丽，装饰技巧愈加成熟，佛教装饰趋向精致、丰满和富丽，宗教的神秘感减淡。如初唐第386窟和第204窟藻井边饰中的联珠纹依然突出，但其中内填的不再是奇珍异兽而是植物纹样。经过隋末初唐的演变，莫高窟装饰图案已经完全从建筑性图案转向织物性图案。初唐藻井多为 “华盖式”，如第329窟藻井繁复严密、浓丽典雅，俨然一顶人间织锦华盖。7世纪上半叶，印度笈多时期的佛教美学思想传播到中国，波及敦煌。7世纪初期和中期，玄奘曾在那烂陀寺留学，把唯识派经典译介到中国。玄奘回国时除带有佛教典籍外，也带有相当数量的佛像和绘画作品，初唐佛教艺术的变化应与此也有关联。例如第321（图4）、329、334等窟的圆光，内绘繁丽宝相花纹，回转起伏，富有音乐的节奏感，与马图拉政府博物馆收藏的笈多时期佛陀 （图5）、萨尔纳特佛陀的头光图案相仿，有精雕细琢之美。

（三）图案新样迭出，融汇中西

贞观十四年以前，丝路尚未完全畅通，敦煌艺术受中原和西域的影响较小较慢，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使得东西交通更为畅通，敦煌石窟迅速地出现了新面貌。纵览初唐莫高窟藻井图案可以发现，其外来元素众多，内容新颖，构图新奇，无程式可言，彰显出个性自由、和谐有致、色彩华丽的特质，反映了初唐蓬勃上升的时代风貌。

比较来看，初唐前期敦煌图案外来特征鲜明，同时也与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中原汉文化传统为魂魄，西风劲吹，却不失中原文化主体魂魄，窟内图案内容和风格总是试图追随中原地区的步伐，同时又根据石窟艺术的要求和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本时期图案变化多端、缺乏定式，受中原金银器影响深刻，如第209窟和第322窟藻井，突破以莲花为主体的模式，井心出现全新的葡萄纹和石榴纹，石榴纹和藤蔓环环相扣，与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图案风格类似。

初唐藻井角隅中心的角花演变为拟虫化的蝴蝶角花，强调角花花蕊的变化，整体生动活泼、爽朗明快，蝴蝶图案也是来自当时中原流行的各类工艺美术纹样。唐代用蝶作装饰纹样的，多见于绫锦、陶瓷和铜镜，如图6、7所示，唐诗中亦有描述，如杜甫诗“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在唐代，妇女还以蝴蝶形画为眉饰，称为 “蝶黛”。

该时期藻井边饰纹样种类虽然不多，但新样层出，缠枝卷草纹为边饰新纹样之一，其造型相对简单，数量不多，缠枝中有莲花、石榴花、葡萄果实、葡萄叶等，似花非花。初唐藻井边饰中的缠枝卷草形象简略，属于发展阶段的A型和B型，而洞窟中四壁边饰和头光的卷草纹实际已经发展成熟。但初唐藻井边饰喜用简略的缠枝卷草纹、方璧纹和团花、半团花纹等，以突出藻井中心图案，边饰只起着陪衬、烘托的作用。

综合上文所述，根据井心图案内容，初唐前期藻井类型共有五类。根据笔者统计研究，藻井中的莲花图案有八瓣莲花 （第203、386、333窟）和十二瓣莲花 （第392、204、57窟）两种。边饰图案中忍冬纹不再出现，被缠枝卷草纹代替，其类型有A型叶形简单卷草纹和B型葡萄缠枝卷草纹。①注：唐代卷草纹形式多样，变化非常丰富。笔者根据卷草纹造型特征，将莫高窟初、盛唐卷草纹分为五型。A型：叶形简单卷草纹，花形由叶纹组合而成，有圆形叶、长条叶、卷头叶，绘饰不多，缠枝上无附叶，多绘于一些窄小部位，如第60窟藻井边饰、第329窟壁画栏板、第321窟藻井边饰。B型：葡萄缠枝卷草纹，如第322、329窟藻井中的边饰。C型：石榴缠枝卷草纹，是缠枝卷草纹的主流，如第334、103、66等窟。D型：海石榴花卷草纹，是开元时期出现的新型卷草，取代前期葡萄石榴卷草纹。E型：缠枝牡丹卷草纹，主要绘于开元后期和天宝时期。团花边饰开始出现，有A型一整二半团花和B型半团花。②注：笔者将团花边饰共分为三型，分别为A型一整二半团花、B型半团花、C型团花。莲瓣纹有三种类型，A型内饰宝珠纹，B型叠晕着色无内饰，C型内饰团花。③注：笔者将隋唐莲瓣纹分为三种类型，A型内饰宝珠纹，B型叠晕着色无内饰，C型内饰团花。联珠纹有二型，分别为D型环形几何联珠纹和E型条形联珠纹。④注：笔者将隋代和初唐联珠纹共分为八型，分别为A型团窠对称动物联珠纹，B型团窠单独动物联珠纹，C型团窠植物联珠纹，D型团窠几何联珠纹，E型条带联珠纹。花瓣纹只有一种在第205窟出现。垂帐有二型，A型为内有忍冬纹花纹帐，B型为套叠着色无内饰素纹帐。①注：笔者将隋及唐前期垂角纹分为三型，分别为A型有忍冬纹内饰，B型套叠着色无内饰，C型无垂角式流苏璎珞垂帐。

表1 初唐前期莫高窟代表洞窟藻井图案统计

表2 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井心图案统计

类型 窟号 附图 资料来源 窟号 附图 资料来源373 375笔者绘制石榴莲花藻井images/BZ_150_574_477_834_737.png杨东苗、金卫东《敦煌历代精品藻井线描图集》，第26页。images/BZ_150_1326_477_1591_737.png287images/BZ_150_574_853_837_1113.png笔者绘制381 205宝相花藻井images/BZ_150_574_1229_834_1489.png杨东苗、金卫东《敦煌历代精品藻井线描图集》，第65页。images/BZ_150_1326_1229_1585_1489.png吴山 《中国纹样全集》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第246页。329images/BZ_150_574_1605_823_1865.png王锦霞绘制

（四）宝相花孕育形成

初唐莲花纹进一步融合西来的石榴纹、叶纹和本土的云头纹、牡丹花，熔铸出具有“大唐风范”的宝相花，体现了唐代雄浑圆满的审美理想和兼容、创造精神。同时，这一现象也与初唐净土思想流行相应景。

比较而言，初唐时期宝相花纹样不多，而且处于探索初期，其造型相对初唐后期和盛唐的繁复华丽显得相对简约。这一时期的宝相花较多为十字形对称结构，反映了宝相花雏形阶段的特征。此外，这一阶段的宝相花具有明显的石榴花造型特征，造型较为写实，如第205、329、387窟。贞观时期，石榴花瓣开始向华丽繁复方向演变，忍冬纹、云头纹和云曲叶形纹逐渐融为一体，且不再用原先的四出结构，而是采用大莲花的多瓣结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第381窟。①陈振旺、樊锦诗 《唐代莫高窟宝相花嬗变探微》，第2页。

宝相花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漫长的演进过程，如同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纹样——卷草纹。宝相花从雏形到成熟有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关于宝相花之发展和演变过程，笔者在 《唐代莫高窟藻井宝相花的形成及演变》一文中有详细论述①陈振旺、樊锦诗 《唐代莫高窟藻井宝相花的形成及类型研究》，《创意与设计》2019年第1期，第47页。，此处不再赘言。

三 初唐莫高窟藻井图案色彩的三种类型

初唐莫高窟窟顶图案色彩摆脱了早期拘谨、冷静、神秘、威严的气氛，通常在并不太大，甚至是狭小的空间里，表现热烈、活泼的情趣，不仅图案内容丰富，而且色彩风格变化多端，色调不尽相同，很难用定性的词汇予以概括。本文将初唐藻井色彩风格划分为三类予以论述，以免粗疏、以偏概全。

（一）类型一：延续隋代中期和后期基调

初唐前期部分洞窟藻井图案色彩延续隋代基调，这一类型藻井井心底色主要为冷色，边饰底色为暖色，有深浅不一的褐色、土红、褚石等色，与井心冷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系，如第203、204、322、333、373、386、392等窟。如第386窟藻井用色以土红、青绿为主，对比鲜明，给人以清新、和谐的感受，其中心莲花平展，造型为细腰状，莲花造型特殊，与第392窟藻井莲花有一定相似性，井中心和四角莲花叠晕着色，纹样色泽丰厚饱满。总的来说，这种类型藻井图案，虽然较之隋代石窟有所超越，但色彩种类较少，绘制略失精细严谨。

（二）类型二：色彩明快，清新雅丽

这种色彩类型的藻井图案有第329、209、322、287、381、387等窟，除第381窟外，这一类型藻井图案的底色全部以不同色阶的青绿为底，如第329、333、387窟的底色分别为天蓝、浅绿和素底，藻井用色较之北朝和隋代显得清新雅致，层次细腻。图案线条较之隋朝流畅精致，定形线较之隋代更为清晰，图案中的细小卷曲变化使得藻井图案细部充实、精细且饱满。唐代画师对图案的形色处置高明，用色不局限于对自然色相的摹仿，为了图案的整体和谐感，他们经常创造性地用色，如利用对比色调将土红、赭石和黄色放置于青绿色环中，又用深赭色勾勒青绿色块的轮廓，勾线用色灵活多变，使图案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灵活，衬托出金碧辉煌的效果，彰显出唐代画师图案营造的意匠。

（三）类型三：叠晕丰富，繁复华丽

北朝和隋代前期的藻井图案主要以平涂色彩手法为主，图案边缘没有勾线，隋代后期出现叠晕着色，到初唐前期叠晕渐次增多，初唐后期开始普遍使用，一个莲花瓣会用上四种颜色，如第329窟藻井莲瓣为白色、青紫、朱红、褐色的组合，纹样不但具有更加丰富的色相，而且还有立体感，这种类型的藻井图案还有第205、322、204、381、389等窟，图案繁复，叠晕层次多。

叠晕设色方法的出现和流行受当时织锦纹样退晕手法的影响，也与隋末唐初佛教审美的世俗化趋向和社会审美风尚变迁密不可分。初唐审美观念发生了全新的变化，逐渐摆脱了固有色彩观念的束缚，并根据图案整体布局的需要对固有色进行大胆的变色，将藻井图案配色发展到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阶段，初唐时期装饰纹样的意象性色彩表现语言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初、盛唐装饰图案对色彩的祟尚与此前北朝、隋代和此后中、晚唐和五代、宋、西夏等都不相同。此类洞窟藻井图案色彩呈现出明显的细密华丽特征，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盛唐审美意趣，这与石窟艺术向盛大辉煌方向发展趋势相一致。

四 初唐莫高窟葡萄纹和石榴纹的兴起和变化

“葡萄”一词为外来语的音译，以往也有写为 “蒲萄”或 “蒲桃”，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其是从希腊语 “BOTPUS”的发音演变而来的。①何新 《诸神的起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440页。一般认为，葡萄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国，《博物志》中说：“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汉书》中也有记载：“李广利为武师将军，破大宛，得蒲萄种归汉。”②又据 《汉书·西域传·大宛国》中记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也说明汉使从西域得此物种。至于石榴的来源，通常认为石榴是由涂林安石国 （又作安息，今伊朗）在汉代时引入中国的，元稹有诗云：“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③［唐］元稹 《感石榴二十韵》，［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408，第4539页。因此石榴有时亦称为 “安石榴”，晋代潘尼的 《安石榴赋》写到：“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华实并丽，滋味亦殊，可以乐志，可以充虚。”④［晋］潘尼 《安石榴赋》，载韩格平等校注 《全魏晋赋校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又见梁元帝 《咏石榴诗》：“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⑤［唐］欧阳询著，汪绍楹校 《果部上·石榴》，《艺文类聚》卷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479页。唐代诗词歌赋关于石榴花和葡萄之歌颂颇多，由此可以推测唐代石榴种植已颇为普遍。

（一）唐代葡萄纹和石榴纹的来源和形成

葡萄纹和石榴纹在西亚、中亚地区风行，也流行于罗马、印度地区，公元前时期葡萄纹就已出现在土耳其、叙利亚一带。⑥注：关于葡萄纹，日本学者关卫先生 《西方美术东渐史》中分析认为，西亚细亚人--特别是亚述人--早就将葡萄艺术化应用于纹样上，但那些纹样也是传自南欧，即在公元前4世纪时从希腊传到罗马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地方发掘的古代玻璃壶中也有葡萄纹样，但这一葡萄唐草纹样之最发达的区域，乃后世的萨珊朝及东罗马。可参见 ［日］关卫著，熊得山译 《西方美术东渐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56页。二至三世纪，在犍陀罗艺术范围内的建筑装饰中葡萄纹多次出现，如三世纪以前印度浮雕龙王护塔上的装饰 （图8）、叙利亚神庙中的装饰、犍陀罗柱子的中楣，同时期的萨珊王朝建筑装饰中亦有葡萄纹。

纺织品是葡萄纹东传所依附的主要载体之一。晋代陆翱 《邺中记》在叙例锦的品类时，提到 “蒲桃文锦”。①［晋］陆翙 《邺中记》中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班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7页。中国早期的葡萄纹饰实物主要发现于新疆出土的汉代纺织物上，如新疆民丰出土的汉代织锦上绣有走兽葡萄纹，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土大量葡萄纹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魏晋白缣地葡萄纹刺绣残片，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北朝葡萄纹刺绣。除丝织物外，金银器、石刻等载体上也都有丰富的葡萄纹造型，如固原北魏漆棺上的葡萄纹 （图9）、山西大同出土的东罗马帝国时期的铜杯外壁有葡萄纹和嬉戏的赤身小童，由此也可推知葡萄纹在当时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②张晓霞 《中国古代染织纹样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0-201页。南北朝时期，葡萄纹经常与忍冬纹组合，云冈龙门石窟 （图10）、五世纪初至六世纪末西安出土的花纹砖 （图11）上有葡萄忍冬飞鸟纹。

葡萄纹在唐代更加流行，以高宗、武则天时期为最盛，并一直延续到八世纪前半叶，这一时期的葡萄纹以写实为特征，突出葡萄果实的丰硕造型。葡萄与瑞兽、鸾鸟的组合纹样广泛运用于唐代铜镜、金银器、织锦的装饰中。白居易的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写道：“带撷紫葡萄，跨花红石竹。”①［唐］白居易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354，第3963页。又唐李端 《胡腾儿》一诗中描述：“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②［唐］李端 《胡腾儿》，［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284，第3238页。，这些诗句都是织锦上葡萄纹样的反映。考古所见织物上的葡萄纹种类十分丰富，从形式上看，既有缠枝葡萄纹，也有花树葡萄纹。缠枝葡萄纹可组成二方连续、四方连续，二方连续又可连成圆环作团窠状，是唐代装饰最常见的形式，并影响到敦煌，形成诸如第209、387窟藻井中心之类的式样，并向东流传至日本，如图12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缠枝葡萄织锦。

初唐莫高窟藻井中另一个重要元素——石榴纹，也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的。石榴原产地在西亚地区，石榴纹的出现晚于葡萄纹，《中国花经》中说在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古墓壁画上，已雕刻有硕果满枝的石榴树，这或许是最早的石榴装饰画。③陈俊愉、程绪坷 《中国花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石榴纹传入中国后在隋唐两代的铜镜和金银器中经常出现，如唐代放射式宝相花镜，河南杏园村唐李景由墓出土的金银器纹样 （图13），陕西何家村窖藏和陕西解放饭店前窖藏唐代金银器纹样 （图14）等，都有造型各异的石榴纹。唐代金银器是器物纹饰发展的风向标，最新潮的纹样往往率先出现在其中，并对同时期的丝绸纹样以及莫高窟藻井图案中葡萄石榴纹和石榴莲花纹产生深远影响。

（二）初、盛唐莫高窟葡萄纹和石榴纹的兴起及变化

莫高窟葡萄石榴纹兴于唐开国初年，盛于高宗、武则天时期。研究发现，葡萄石榴纹与联珠纹自西向东传播时间进程基本同步，但二者流行时间却大不相同，这在敦煌图案亦中有鲜明的体现。初唐以来，联珠纹向植物类型转变并日渐式微，隋代盛行的动物联珠纹、狩猎联珠纹和异兽神像不再出现，葡萄纹和石榴纹则兴起取而代之。

莫高窟在贞观年间出现葡萄纹、石榴纹并取代原来方兴未艾的莲花及联珠纹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武德和贞观年间，唐王朝对西部采取了有计划的军事行动，随着唐王朝对西部战争的胜利，初唐时期，西亚、中亚诸国即常遣使来朝，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初唐一些中亚的画家如尉迟乙僧、康萨陀等来到中原。此外，唐代金银锤揲工艺在粟特、萨珊高超技术的影响下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唐代工匠熟练掌握这种技术后，复杂器形和繁缛纹样的锻造成为可能，葡萄石榴纹在金银器中得以流行，进而影响了敦煌石窟艺术纹样。武则天以后，金银錾花器的兴起，平脱镙钿的出现，白瓷、三彩的创造，纬锦的大量生产以及织物多色染缬的发展，都标志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染缬盛行于唐代，技术也成熟于唐代。①吴山编著 《中国纹样全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4页。

从莫高窟的序例资料来看，石榴纹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如图15所示。第一阶段为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相当于大业年间至贞观初年，此时的石榴纹为写实风格，以安石榴为原型，既有石榴果又有石榴花纹样，部分石榴果实由相对忍冬纹构成。第二阶段为七世纪初至八世纪初，相当于贞观中期至开元时期，这一阶段对西方文化的消化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继前期葡萄石榴纹之后，莫高窟出现了风靡一时的宝相花和海石榴花新纹样。石榴纹在这一时期被融化改造，向海石榴花方向发展，藻井中心的石榴纹融入宝相花的花瓣之中，边饰中的石榴花呈现花絮状和盛开状，花瓣怒放、叶脉舒展，与云气纹结合，长瓣向外生长勾卷。第三阶段为八世纪中至八世纪末，相当于天宝时期至建中时期，花形呈团花状，向牡丹花形演化，这与藻井图案中的宝相花有着近乎同步的发展轨迹。

五 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上接隋代遗韵，下启盛唐气象，新样迭出，类型多变。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是对隋代图案的继承和发展，完全脱离北朝的古朴厚重神秘之风，诸多形态的藻井图案是隋唐交替之际石窟艺术面貌的真实写照。旧有形式逐渐隐没，新的形式又随着丝绸之路纷至沓来，地方式样和外来新风尚碰撞融合，创造了多变、新颖的初唐莫高窟藻井图案风貌。

初唐时期人文意识觉醒，兼受外来纹样催化和净土思想影响，初唐莫高窟图案题材向具有现实生活审美趣味的植物纹样主题演变，葡萄纹和石榴纹盛行一时。初唐丝绸之路畅通，外来文化持续引进，“胡化之风”盛行，是中原和敦煌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总观初唐前期莫高窟图案，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过渡性，从中我们可以洞悉忍冬纹的嬗变，联珠纹的退隐，印度式莲花的式微和本土式莲花的崛起，还可以洞察宝相花、卷草纹从雏形到成熟之发展进程，整体呈现出吐故纳新、繁花似锦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