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重建与权势转移：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

2019-12-18王晓霞

出版科学 2019年5期

关键词：晚清

王晓霞

[摘要] 官书局是晚清政治危机的知识应对，是朝廷及地方督抚重构政权合法性和重建政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主要由地方督抚创办，是地方督抚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战后知识重建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掌控着重建意识形态的实际权力，这冲击和改变着清廷既有的权力格局，使得中央与地方时常处于紧张的状态。从官书局的创办、兴盛、转型到最终的命运，可以看出晚清知识重建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势的转移。

[关键词] 晚清知识重建官书局权势转移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9） 05-0124-05

[Abstract] Official Book Institution is the knowledge response of political crisi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important measures which Qing Dynasty and local governors reconstruct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and authority by. It is created by governors， so they control the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s， which changes the Qing power configuration. Thus the Qing court and local governors continuously conflict. So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Book Institution explains the power transition of the Qing court and local government，in the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s Official book institution（Guanshuju） Power transition

清中叶，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地方督抚纷纷设立官书局，恢复地方文教秩序。此举与清廷重建政权合法性的主张高度契合，被纳入战后清廷重构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然而伴随着各省官书局的大量涌现，地方督抚实际上掌握着知识重建的主导权，这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权力博弈时隐时现。以晚清官书局为考察对象，通过考察在晚清知识重建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权势的转移，有助于加深对官书局与晚清政治关系的认识。

1 “因需而设”：晚清官书局的初创

官书局是晚清政治应对危机吁求知识的产物，是晚清众多局所中的一种，是“对既有行政能力不足的一种临时调整和补充”，目的是“整顿恢复战后秩序”[1]，是为了收拾人心，肃清拜上帝教异端思想的影响，解决地方上文化资源短缺的问题。

为凝聚士气，咸丰九年（1859），胡林翼在湖北首设书局，刊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等。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捐廉俸三万金，在安庆设立书局，刊刻《船山遗书》，据载：“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资，全数刊刻，开局于安庆，三年移于金陵”[2]。同治三年（1864），浙江巡抚左宗棠在宁波设局刊书[3]。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正谊书局，刊刻清儒张伯行的著作，称：“……设正谊书局，……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4]，旨在传播宋明理学，以期推广正统思想，改善“喜游惰，不勤工作”“民无耻为盗贼之心，复无惧为盗贼之心”“吏治不修”的风气[5]，重构对儒学圣贤的敬畏之心，净化社会风气，以期培养士人对朝廷的忠诚，维护清廷的统治。可以说，早期地方书局被寄予了收拢人心和捍卫传统价值的想象。

在早期官书局设立的过程中，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权力紧张已见端倪。因战事需要，地方督抚设立了众多的局所，逐渐获得财政权、军事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清廷既有的权力格局[6]。曾国藩率湘军浴血奋战之时，遭到各种猜忌和掣肘，这使得他气结、郁闷，而又无可奈何。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二十七日，曾国藩称：“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事诸事不尽知。近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讽，此四弟、季弟所新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境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一有济”[7]。正因地方督抚权力的逐渐增大，清廷在战后急欲掌握重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早在同治二年（1863），清廷下令各省督抚恢复地方书院，重掌文教大权，“近来军务省分各州府县，竟将书院公项藉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课废弛。嗣后，由各督抚严饬所属，于事平之后，将书院膏火一项，凡从前置有公项田亩者，作速清理。其有原存经费无存者，亦当设法办理，使士子等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廢，而人心可以底定”[8]。又同治三年（1864），同治帝即命令曾国藩振兴地方文教[9] 。可见清廷恢复地方文教秩序、收拾人心、净化士林风气的迫切心理。但这仅靠中央的力量难以实现，地方督抚参与意识形态的重建显得非常必要。同治四年（1865），同治帝谕令曾国藩、李鸿章筹措和办理江宁省书院经费，“国家设立学校，原以端士习而正民风。现在江南地方已臻底定，各州县学宫如有被贼焚毁者，自当次第兴修。……惟兵燹之余，民力凋敝，刻下一切善后事宜应办甚多，即此兴建学宫一项工程经费亦颇不少，自应先为筹划。该御史所称劝办捐输各节，是否可行，着曾国藩、李鸿章详细酌度，会商妥议具奏”[10]。很显然，同治帝已经默认地方督抚权力逐渐增大的事实，但因中央依然掌握着重建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保持着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更因地方督抚恢复地方文教秩序的努力与清廷重构政权合法性的主张不谋而合。而重建意识形态的迫切现实暂时掩盖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紧张。

可以说，早期官书局的创办是地方督抚的自觉行为，为恢复地方文教秩序的现实需要，与清廷振兴文教、重建政治权威的主张高度契合。因此，中央和地方共同致力于战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和推广，这暂时缓解了因地方督抚势力崛起对既有权力格局的冲击而带来的焦虑，而地方督抚依旧小心谨慎，时时表现出对中央的恭顺和畏服，避免引起中央的猜忌和掣肘。曾国藩早期并不热心书局事务，而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才开始真正表现出对书局的支持，多方招徕硕学名流[11]。他的转变与清廷多次下令振兴文教有关。办理书局既是呼应朝廷的命令，更是向朝廷表明服膺于中央权威的态度。

2 “知识重建”：官书局的兴盛

官书局的兴盛与江苏学政鲍源深的奏折有关。同治六年（1867），江苏学政鲍源深上奏设立书局，道：“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臣拟请旨将殿板诸书照旧重颁各学，诚恐内存书籍无多;武英殿书板久未修整，亦难刷印。因思由内颁发，不如由外购求。敬请敕下各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将旧存学中书籍设法购补，俾士子咸资讲习;并筹措经费，择书之尤要者，循例重加刊刻，以广流传”[12]。他指出战后江南各省官私藏书俱毁，出现无书可读的情况，主张设立书局刊刻经史类著作。该奏折得到同治帝的肯定：“上谕鲍源深奏请饬令刊刻书籍颁发各学一折。江苏等省自遭兵燹以后，各府州县学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板片亦皆毁失无存。现在地方已就肃清，亟应振兴文教。士子有志读书，而载籍难于购觅，其何以资讲贯而惠艺林？着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13]朝廷明发上谕支持地方设立书局，明确表示将地方文教秩序建设纳入到清廷重建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这对地方督抚而言犹如一剂强心剂，意味着地方督抚设立书局的行为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自此，官书局迎来了兴办的热潮。各省督抚纷纷上奏陈述地方设立书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浙江、江苏、湖北、广东、山西、江西、云南、广西、天津、陕西等地均设立书局，刊刻或售运官刻书，共同致力于论证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设立了近30所官书局[14]。这些书局刊刻了数以万计的官刻书，尤其是刊刻大量经史类书，如《孝经》《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三礼义疏》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战后重建文教秩序的需求，解决了地方无书可读的困境，推进着清廷书局意识形态的重建。

而地方官书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督抚的意志往往贯穿其中，在遴选局内人员和刊刻内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书局的校勘人员大多与地方督抚保持着或私谊、或师友、或幕宾的关系，随着地方督抚的留任而选择去留。以金陵书局为例，金陵书局早期人员大多是曾国藩幕友，因曾国藩而聚，又因曾国藩而散[15]。官书局刊刻重点亦是地方督抚意志的体现。据光绪六年（1880）俞樾致友人信称：“《皇朝三通》一书，……此书未成而浙抚屡易，每易一抚，必有所急之书，故迟迟至今，尚未告成。今岁如能毕工，必当代购一函也。”[16]他提到因为浙江巡抚“屡易”，而新任巡抚有“所急之书”，致使《皇朝三通》一拖再拖，久未刊竣。正因地方督抚对刻书有决定权，其个人喜好和刊书意愿往往影响着书局刊刻方向，其调任亦影响着书局的刊书方向。据屠寄致信缪荃孙称：“南皮之意，拟将此间未发刊之书，带往鄂省，将来就崇文书局恢廓之，局面必更一新。”[17]张之洞调往湖北之后，欲将广雅书局未刻之书，在湖北书局进行刊刻。可以说，在恢复地方文教秩序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在书局的具体事务上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但伴随着官书局及局所的大量涌现，地方督抚权力的增大，改变着既有的权力格局。因此，地方督抚多持谨慎而谦卑的姿态，从形式上时时表现出对中央权威的敬畏。湖北书局于同治六年（1867）由曾国荃设立，刊书已成既定事实。但由于是曾国荃的个人行为，并未向中央正式报备。同治八年（1869），湖广总督李鸿章毕恭毕敬地汇报湖北书局办理情况，并将四省谋刻合刊《二十四史》的想法，如实上报。而彼时合刊《二十四史》只是初步提议，并未商议妥当。身为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尚未成型的想法汇报，显然不是为了邀功而冲动为之，而是经过一番思虑和考量。翻阅李鸿章的奏折和书信，他极少与友人谈及书局事务及刊刻书籍之事，与曾国藩相比，显得“漫不经心”。他的举动极有可能是他在办理地方事务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央对地方督抚权力扩张的忌惮心理，“局所的扩张，刚好使得督抚的权力由虚变实，从分散到集中。不过督抚利用局所扩张权力，只能得其实而不能居其名，场面上面对朝廷的义正词严，不得不闪烁其词，委曲求全”[18]。因而，李鸿章主动将书局进度及各省书局合刊《二十四史》计划上报，极可能是为了向朝廷表达忠心，传递臣服清廷统治权威的想法，缓解朝廷对地方督抚权力扩张的紧张心理。此折上达之后，合刊《二十四史》想法得到朝廷首肯，但却令负责四省书局的官员们骑虎难下，只能是尽力促成《二十四史》的刊刻。而在当时合刊《二十四史》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经过多次商议和讨论，最终促成五局合刊《二十四史》[19]。

对此，清廷想方设法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或下令裁并局所，或频换调动巡抚，或干预书局刊书事务等。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光绪帝下令裁汰各地局所，上谕称：“至各省纷纷设立各局……种种名目，滥支滥应，无非瞻徇情面，为位置闲员地步。各防营奏调、咨调候补人员，开支公费，诸多冒滥，均堪痛恨，尤应一并大加裁汰。”[20]但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越裁越多的问题。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再次强调裁汰局所，上谕称：“从前各省办理军务，创立支应、采办、转运等局，本属一时权宜，不能视为常例。”[21]尽管态度非常强硬，发布多次谕令，但依然未能如愿。清廷还采用频繁调动地方督抚的方式，防止地方督抚权力坐大。因此，晚清书局中经常出现多位督抚创办同一个书局，或同一位督抚在不同的省份创办不同书局，或因督抚调任书局即创即废的情况。以张之洞为例，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创设广雅书局，调任湖广总督之后，欲重建湖北书局。而广雅书局因张的离任勉强维持，最终被废。此外，清廷还通过向书局下达刊刻任务的方式，命令各书局刊刻官方认可和推崇的书籍，或者命令督抚禁书的方式，宣示清廷的控制权。光绪十七年（1891），光緒帝要求各省督抚刊发《劝善要言》一书，用以教化民风，曰：“朕恭读世祖章皇帝御制《劝善要言》一书，仰体天心，特垂明训，精详切实，俾斯世迁善改过，一道同风。实足变浇俗而臻盛化。……着每省颁发一部，交各该将军督抚照式刊发各属学官，每月朔望同《圣谕广训》一体敬谨宣讲，用示朕钦承祖训辅教牖民之至意。”[22]光绪帝以自己的名义推广《劝善要书》，命令地方督抚依照命令执行，旨在强调中央的统治权威。

从中可知，伴随着官书局的兴盛，在知识重建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掌控着书局的刊书权、人事权、财政权等，实际上掌握着重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尽管中央和地方在重建和推广意识形态上保持着默契，但官书局中地方督抚话语权的彰显亦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无形中消解了中央的权威。更令清廷焦虑的是，地方督抚借由书局之外的局所，掌控了更大的权力，直接威胁到清廷的中央权威，形成“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尽管光绪帝多次尝试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但成效甚微，反而限制了书局的长远发展，不利于清廷意识形态的重构。

3 “救亡图存”：官书局的新动向

甲午战败，朝野震惊。中上层官员意欲借助西方文化来推动传统文化的更新，以纾解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在北京设立强学会，主张译介西学报刊和著作，广开民智。不唯如此，时人将译书视为挽救政治危机和困境的主要方式，强调“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23]。但对于西学，清廷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又掺杂着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强学会成立不到三个月，即招致保守派的不满和反对。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1895年1月21日）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口谈忠义，心熏利欲，莫此为甚。且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势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相应请旨严禁，并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以为沽名罔利之戒。”[24]奏折上达之后，强学会即被查封。福建道御史胡孚宸上奏主张设立官书局编译西方报刊，译介西方书局，称：“请旨饬下总署礼部各衙门，悉心筹议官立书局，选刻中西各种图籍，任人纵观，随时购买，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扩见闻。”[25]该主张得到清廷的高度肯定。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办理官书局，设想广泛译介西方各类书籍，如法律、政治、商务、军事、农务、制造等，称：“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26]清廷首次将官书局提升至较高的位置，对官书局寄予了自强的政治诉求和期待。与地方书局不同，清廷设立的官书局更注重西学的译介。在此影响之下，伴随着政治改革呼声越来越高，各省官书局因从属局所的缘故，或被裁撤，或停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四日，光绪帝上谕：“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为位置闲员地步，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着各督抚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覆奏。”[27]由于朝廷的三令五申，地方督抚积极响应裁撤冗局，官书局首当其冲。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三十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建议裁并金陵、淮南两书局，写道：“金陵、淮南两书局裁撤，员司责成两淮运司及江宁府分别管理。”[28]金陵、淮南属于当时较为有名的书局，尚且被裁撤，其他书局的命运可想而知。

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进，设立编译官书局、创设官报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有识之士认为广泛译介西学书籍，尤其是日本所译之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类著作，才能“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之才”[29]。在救亡危机的重压之下，时人遵循这样的逻辑：译介西书——培养人才——自强求富，赋予译书以强烈的政治期待和诉求，将译书视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方式，试图借用西学知识以补充传统文化之不足，通过推动传统文化的更新来推动政治的转型，以维护清廷的尊严和形象。正当编译官书局筹办之时，政治风波再起，戊戌政变发生，革新事物几乎全部停办。保守派重掌大权，译书之事不了了之，清廷政治秩序重归传统的轨道。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之后，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凸显，朝野上下改革意愿强烈，译介西学著作、设立编译官书局成为讨论的热点。随着维新变法的推进，光绪帝曾多次下令裁撤局所，这既是为精简机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又是试图限制地方督抚权力的举措之一。地方督抚虽着手裁汰局所，但危机迫在眉睫，因事而设的局所并没有因为裁撤而减少，反而越裁越多，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尽管不少书局被裁撤，但并未对地方督抚的权力形成实质性的制约，亦未能改变“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

4 “穷途末路”：官书局的命运

伴随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西狩”，清廷的政治权威大打折扣，政治形象更是一落千丈，清廷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战争结束之后，为挽回政府形象，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政权，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0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在朝廷明确改革意向和多次催促之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衔向清廷上陈《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明确指出：“多译东西各国书。今日欲采取各国之法，自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30]张之洞、刘坤一等强调通过日本渠道，译介西方著作，支持设立编译官书局，并开始筹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而各省官书局亦出现新的动向，注重译介西方著作，以适应新政的需要。光绪三十三年（1907），吉林省欲仿照直隶官书局，建立“吉林官书局”[31]。宣统元年（1909），广东提学司谋求重兴广雅书局，称：“分为五部，一重开校书堂，以续刊中国要籍，二增设编译处，以编译新学诸书，三仿学部饬设图书馆之义，开设藏书楼，搜藏中西图书，备人博览。四设印刷处，专司印刷，即以学务公所原设之印刷处为之。五附设教育博物馆，广购标本模型器械及一切教育品物类别而陈列之，以启人见闻，开人学识。”[32]其他各省书局，山东、河南、江西等官书局纷纷谋求新形势的“生存之道”，或刊刻西学著作，或新式学堂教科书。这一时期，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南洋官书局、江楚编译局等编译官书局相继设立，用以提供新设学堂所需教科书。

但由于清廷改革诚意不足，政治体制改革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结果造成“内外皆空”的权力格局[33]。在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之际，无论是旧有的官书局，抑或新设的编译官书局，均无法满足知识重建的需要，更难以与新设的商务印书馆等民营出版机构相抗衡，或裁并，或停办，或改为印刷所，或并入图书馆，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可以说，从晚清官书局发展历程来看，发展的重要节点与清廷统治式微、政治危机严重的时刻重合，反映出清廷应对政治危机的文化努力，亦呈现出在晚清知识重建过程中权势的转移。书局从创办之初，亦是地方督抚登上晚清政治舞台的时刻，被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寄予了重构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想象;书局的兴盛，是地方督抚权力逐渐增大之时，伴随着知识重建的稳步推进，地方和中央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拉锯式的紧张角力，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在甲午政治危机加深之际，中央创办官书局，欲吸收西学知识来推动传统知识更新，借此更新传统政治，寻求可能的自强之道。尽管光绪帝曾多次下令裁汰冗局，裁撤地方书局，但最终变法失败，未能真正实现对地方督抚权力的有效制衡，未能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编译官书局以构建新知识，试图以知识转型推进政治革新，但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结果造成了地方督抚权力被削弱，中央集权亦未能实现。编译官书局亦“步履蹒跚”，最终随着清廷的覆灭，成为历史的名词。

注释

[1][18] 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J].近代史研究，2011（5）：6，14

[2] 贾泓杰、王诚伟.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914

[3] 罗正钧.左文襄公（宗棠）年谱[Z]//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09

[4]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Z]//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3902

[5]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7：6

[6] 钱伯城.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04

[7]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全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26

[8][14] 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71，272

[9] [23] 汪家熔.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G].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03，2-3

[10][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1，143

[11][15]李志茗.金陵书局考辨：以晚清同光时期为中心[J].史林：2011（6）：8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