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现江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100715)

一、引言

元明清三朝在藏区所设置的众多土司中，大小金川土司可谓至为有名。在清代前期，这两员有着共同渊源的土司，因屡与周边土司构衅纷争而成为清廷抚绥川西藏区的棘手问题，特别是乾隆朝的两次金川之役，更被史家视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故向来受到清史、民族史及藏学等研究领域的关注*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然既有成果，多聚焦于金川之役的微观进程及其影响等问题，相对缺乏对金川之役发生前的大小金川土司，特别是二者的前身——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历史作必要的梳理，乃至对其“金川”之名的解释亦颇存疑窦。瑞典学者罗杰尔·格来特里斯《明代嘉绒地区苯教的朝贡使团》一文，排列《明实录》所载历代金川寺演化禅师的朝贡使团历年入朝情况，并推测其多为苯教僧人，然作者立论的基础之一，乃是将明代的“金川寺”径直视为清代大金川土司的“雍中拉丁寺”，也即将明代的金川寺演化禅师等同于清代的大金川土司[1]，而这其实也是学术界的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倾向。上述两种情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对明清川西北高原族类社会生态的认识，以及从长时段的历史场域去认识和理解金川之役的发生。

二、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受封得名及其早期地理

明代的金川寺演化禅师亦被记为“金川演化禅师”“金川寺禅师”“金川禅师”等，为成都府威州保县所属，《明实录》及《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等官书对其都有提及，但多限于朝贡事宜，唯万历末入蜀为官的福建人曹学佺杂抄众书而成的《蜀中广记》，保留了不少明代威州及保县等地所修方志的诸多相关内容。由于这些志书在明末清初即已遗佚，故曹氏书中相关内容的史料价值尤其值得珍视[2]。该书《边防记》称：

《保县志》云：出县，循南岸行一日，又北渡大江，至杂谷安抚司……达思蛮长官、金川禅师及打喇儿、草坡、六寺、龙山以西诸寨皆隶焉……《寰宇记》云：隋开皇六年，以石门镇近白狗羌，故于金川镇(引者按：应为“石门镇”)置金川县。唐武德七年，以属维州，贞观初废，三年复置。按：今金川寺，其故处也。寺僧巴槖监藏及莽葛剌以有戒行，得称蕃都纲。永乐初，黄毛番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御有功。事闻，赐号演化禅师及勅命、银印，俾其徒世守焉。地居杂谷安抚之东，管十五寨，东北至八稜碉，西至保县，南至稜城百五十里。后渐衰弱，见驱于杂谷，迁其族于董卜界上。[3]卷32,415—416

就引文内容来看，保县的金川寺较早就与明朝有了联系，寺僧巴槖监藏和莽葛剌当在洪武晚期至永乐初就获得了“蕃都纲”的称号——授番僧“都纲”之号始见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4]卷226，3307—3308，永乐初又因“招喇嘛”(原文“招麻喇”当属抄录之误)防御“黄毛番犯界”有功而获封“演化禅师”。《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礼部“据会典中所载永乐初例”，将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入贡人数由550人裁去400人，然其四年后仍遣550人来贡，并辩称：“自永乐间敕本寺贡方物一百五十分，其都纲莽葛剌等寨方物，共五百五十分，俱认守各山界隘口，又系旧数，原非后来增添，势难减革，乞准如旧”[5]卷495，8211。此记载证明金川寺的确是在永乐初就与明朝建立起了稳定的朝贡关系，且最初受封“演化禅师”者，当是巴槖监藏，而莽葛剌仍为都纲。

更值得注意的是，引文还称金川寺为隋金川县之“故处”，这应该是指金川寺位于隋金川县之地，并由此而得名。据《元和郡县图志》，隋金川县原为北周石门镇，开皇六年(586年)以“近白狗生羌”而设县[6]卷32,813。明嘉靖《威茂志》列“石门遗响”入保县八景，称“在县北五里，陡崖如削，有白石方数十丈，如门户形，时闻启闭之声”[7]卷1，314。可见隋金川县的治地与明代保县城的位置相近。换言之，明代的金川寺应该就在保县城附近。至于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具体所在，以及“金川”之本义，曹氏书中《名胜记》引明代保县所修志书还有更详细的交待：

《志》……云：县四里，编户七姓耳。通化、盐溪已并入州。所存者，玉山、箭上二里。皆番也，近亦叛去。按通化县，本唐咸亨二年刺史董弁招慰生羌置小封县，在西蕃通鹤军，垂拱二年，城为北番所没，今置在威戎军西。宋宣和封西岳神，勑词云：维彼通化，地当西极，金天氏之分域也，即隋之金川县矣。今属州，为通化里。盐溪县，隋之定廉县，与金川同置者。唐贞观初，改为盐溪县，以村有盐溪，县得采漉，今演化禅师所居之地。[3]97

将上引两段文字相互参照，并结合其他史料，可作以下几点讨论：

其一，金川寺之名与历史上的金川县有关，而最早的渊源则是隋金川县。继隋之后，唐、宋亦置过金川县：唐初置维州，领有金川县，后州、县俱罢；咸享二年(671年)于故金川县之地置小封县，后更名为通化县[8]卷42，1085；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改通化县为金川县，景祐四年(1047年)改回原名[9]卷30,869。唐天宝八载(749年)，剑南节度使郭虚已曾置金川都护府[10]，但旋更名为保宁都护府[11]。依宋人之意，隋金川县之命名，乃是因其地为疆域最西端，属金天氏之地。金天氏即上古传说中以金德王而主西方的帝少昊，故《后汉书》称西羌“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12]卷87，2869。也即是说，“金川”之“金”，并非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作为贵金属的黄金之“金”，而是五行中代表西方之“金”。

其二，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具体位置。前引《名胜记》称，原属保县，后并入威州的盐溪里即为“演化禅师所居之地”，又指盐溪里原为隋定廉县，唐初改为盐溪县，故《边防记》又有“古定廉县，今之金川寺”之句[3]卷32,418。据《元和郡县图志》，定廉县因定廉水而得名[6]卷32,815。又《太平寰宇记》载，前蜀改薛城县为保宁县，东十里有定廉山，“定廉水、盐溪皆出其阳”[13]卷78,1579。考之地理，今杂谷脑河流经理县薛城镇后，唯至东北约十里的木卡乡，方有两条溪流自北岸汇入，与“定廉水、盐溪皆出其阳”相符。由此而论，金川寺演化禅师所居的盐溪里，应在今理县木卡乡，其东近二十里有通化乡，即明代的通化里,曹氏书引明《威州志》称：“通化里，与金川演化禅师相近”[3]卷51,710，与此相合。

其三，金川寺演化禅师所管十五寨“东北至八稜碉，西至保县，南至稜城百五十里”的地理范围。上引《边防记》称“志云：教场是金川寺地”，可见保县城附近已属金川寺之地。明代保县城“在孟董水之前”“沱水绕城北流”[7]卷1,306、310。沱水即今杂谷脑河，故明保县城应在今理县薛城镇对岸的孟董河汇入杂谷脑河处。虽然八稜碉与稜城的位置尚难确定，但结合明《威州志》称“通化里，与金川演化禅师相近”来看，金川寺演化禅师所管十五寨应在保县城以东而接近通化里，约当今薛城镇至通化乡之间，属杂谷脑河下游，与清代以来人们所熟知的大渡河上游金川地区尚相距数百里，并有诸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险峻雪山阻隔。

三、金川寺演化禅师在族姓相争背景下的地域转移

前引《蜀中广记》的“后渐衰弱，见驱于杂谷，迁其族于董卜界上”之语，是能将原在保县以东杂谷脑河下游的金川寺演化禅师与清代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土司联系起来的关键，甚至是惟一线索，而这牵涉到明清川西北高原的族姓政治生态变迁。

明朝在威州以西封置有诸多僧俗土职，除金川寺演化禅师外，还有杂谷安抚司、达思蛮长官司、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及别思寨安抚司、加渴瓦寺崇教翊善国师等，以杂谷、董卜韩胡最强，二者常纠合大小族姓，攘夺相争。明《四夷风俗记》指：“维州诸番……以相杀为厮打，父子兄弟，大则仇杀，转眼相背，不知骨肉。有大小姓，犹言大小族也。董卜、金川俱属小族，杂谷、达思俱属大族”[3]卷32,418。与金川寺演化禅师同属小姓的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向以地域辽阔著称，别思寨、加渴瓦寺原皆为其分枝。韩卜韩胡在极盛时，有经旧维州(今理县杂谷脑镇)出保县、经灵关出雅州、从草坡出汶川、从僚泽坝出灌县、从清溪口出崇庆州等多条朝贡路线[14]，史称“在威州之西，其南与天全六番接”[15]卷331,8593，大体从大渡河上游延伸至青衣江上游。宣德七年(1432年)，杂谷安抚司将原属保县管理的朴头、旧维州、党者木、瓦石、夕兰、日驻等杂谷脑河谷沿线寨落悉数占据，阻止董卜韩胡经旧维州出保县朝贡，董卜韩胡宣慰使克罗俄监粲即以重开贡道为由，竭力北上：先是正统七年(1442年)，配合官军征讨杂谷所支持的汶川草坡大姓，并遣使由草坡出，向朝廷索封王爵；正统十二年(1447年)，杂谷安抚使定日斯结死，弟阿拜管事，阿拜异母兄朵鲁只儿因不得承袭而投奔董卜韩胡(其姐为克罗俄监粲之妾)，后者遂大举进入杂谷脑河流域，夺取杂谷、达思蛮的印信和地方[14]卷3,144—147。当时保县土官王永与威州城外保子关土巡检董敏分属大、小姓，虽世为婚姻，但亦各依杂谷、董卜，相互仇杀，累年不解[16]卷157,3057—3058。各以董卜、杂谷为首的大小族姓之争既已波及威州以西的几乎所有地区，属于小姓且地处保县城以东的金川寺演化禅师势必难免不受牵连。克俄罗监粲在景泰三年(1452年)奏称：“愿将杂谷原抢占保县管下朴头寨、党者木寨、夕兰寨、瓦石寨、金川等寨退还保县纳粮”[16]卷224,4934—4935。所谓原属保县管而被杂谷抢占的“金川等寨”，指的应该就是金川寺演化禅师所管十五寨，故《蜀中广记》所引明代中期编修的《保县志》称金川寺演化禅师隶于杂谷安抚司。

克俄罗监粲虽称愿退还旧维州及金川等寨，但此时其势甚彰，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还图谋继续北上，进入松潘地区[14]卷9,415—418，明朝地方官员指其是“招集西番，阴怀异图”[16]卷220,4745，而兵部更奏其“部落强盛，僭称蛮王，久怀窥蜀之谋”[16]卷251,5433。朝廷不得不增调兵力，加强防范[16]卷221,4778—4779，又于景泰七年(1456年)在灌县设獠泽关[3]卷6,86，天顺三年(1460年)在灌县设太平堡[16]卷310,6509，以防董卜韩胡。不过，到了成化五年(1469年)，杂谷安抚司终于“集众复取旧地”，并重新占据旧维州等地[17]卷69,1363—1364。属于小姓的金川寺演化禅师可能就是在此杂谷脑河流域的大小族姓相争形势发生逆转之时，随着董卜韩胡的失势而为杂谷所驱，被迫离开保县以东的杂谷脑河下游而“迁其族于董卜界上”。

在杂谷脑河谷之南，有诸多雪山耸峙，极难逾越，唯溯河谷而上，出旧维州向西，经朴头，至芦杆桥，再迤南，越虹桥山，抵今小金县两河口；或由芦杆桥继续西北行，越鹧鸪山，经马塘，历梭磨、卓克基，至松岗，再翻越陡柔山，入大金川河谷；或至朴头后，经梭罗沟迤南，越雪山隘口，亦可至小金川上游[18]。以上三途，以过朴头后经梭罗沟迤南路程最近，而这应该就是明代董卜韩胡经旧维州出保县的入贡路线，如正统十三年(1448年)，董卜为重开北上贡道，“欲从铜门山西罗、朴头开山通道”入贡[16]卷171,3295，此“西罗”即后世所称的“梭罗”。金川寺演化禅师“迁其族于董卜界上”，当即从保县以东的杂谷脑河下游地区，溯董卜韩胡经旧维州出保县的朝贡路线，迁至邛崃山脉西侧，依附董卜韩胡宣慰使司。乾隆《保县志》称“明时分董卜韩胡之地，于金川设演化禅师”[7]卷8,428，虽指出清初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地域在明代为董卜之地，但却不知其原本是在数百里外的杂谷脑河下游，约成化五年才被迫越过邛崃山，迁至董卜韩胡之地。

金川寺演化禅师虽为杂谷所驱，但仍保有封号和三年一次的朝贡资格[19]卷108,99，从而将“金川”之名带到邛崃山以西的董卜韩胡地界上，而后在清代又衍生出“大金川”“小金川”及“大金”“小金”等称谓。换言之，清初以来常见的大渡河上游“金川”之名，乃是源自原在保县以东的金川寺演化禅师。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金川”之义，多承魏源之说，即大小金川“皆以临河山有金矿得名”[20]卷7,298。其实，此说更早见于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曾任四川总督并长期负责粮饷事宜的刘秉恬，他奏称：“该处临河一带，可以开矿采金，是以一则呼为金川，一则呼为小金川”，乾隆帝接受其说，并根据大金川的雍中喇嘛寺有大金顶，断定当地产金“自属不妄”，故欲筹划官办采金[21]卷1002,428。然地方官员奉命核查后却汇报：两金川从无采金，“遍访土人，亦不知有苗线可寻”[22]。乾隆皇帝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故又下令就此问题审讯押解至京的金川大头人，然后者亦供称：“金川本地不出金子，所有的金子都是从前在藏里及打箭炉买来的”[23]537。事实上，川西高原的河流多有砂金可采，大小金川虽不例外，但蕴藏并不丰富，且对其开采，乃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随着大批内地移民到来才出现的[24]卷4,44。认为金川因临河产金而得名，显然是望文生义。金川之名，无关黄金，而是源自原居于数百里之外的金川寺演化禅师。后者之“金川”，则是因居隋金川县之地，或者说是沿袭隋及唐宋断续设置的金川县之名。至于隋唐宋代之金川县及明代前期金川寺演化禅师所在的杂谷脑河下游，古今未见有金矿蕴藏或开采的记录。隋金川县之得名，当如宋人所识，乃是因地处疆域最西端，与羌人相近，被认为属上古传说的以金德王而主西方的少昊金天氏之地。

四、明末清初大小金川土司的分立与兴起

当成化五年旧维州等地被杂谷安抚司再次占据后，由于经旧维州出保县和从僚泽坝出灌县等朝贡路线皆已受阻，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只得出灵关经雅州朝贡，其中心势必有所南移，而金川寺演化禅师或由此获得了在大渡河上游立足和发展的空间。明末清初，董卜韩胡频出灵关，参与明、清及南明、大西等政权的拉锯混战。张献忠攻打成都时，守城的就有“董卜蛮”[25]卷7,972。在雅州，董卜勾结地方官吏，占芦山县城数载，并乘乱入据州城；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黎雅游击文允元驱董卜出雅州，后又兵分两路以进，“遮杀董卜殆尽，宣慰土官仅存以身免”，加之内部承袭纷争，董卜韩胡由此大为衰弱[26]卷10,247。随着董卜韩胡的中心相对南移，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急剧衰弱，明代威州以西地区长期以来由董卜与杂谷纠合大小姓相互对峙且又相互制约的均衡状态被打破，由是进入一个族类分化重组的动荡时期，众多土司(土舍)并起，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发展态势：一是杂谷土司坐大，至乾隆初年已是“东至保县之通化里，西至党坝，绵亘一千余里，地广人众，号称大酋长”[7]卷8,428；二是金川寺演化禅师及由其分立的大金川土司崛起于大渡河上游，取代董卜韩胡而足堪与杂谷相抗衡，形成“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的局面[27]卷105,580。

金川寺演化禅师浪朋于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投诚[7]卷8,428。投诚之初的金川寺演化禅师有地不过百余里[28]261，僻居小金川北部，仅管933户[29]卷19,90。康熙初年的《保县志》指其是“在雪山外，相去数百里，皆经年不相往来，徒存兼辖之名而已”[30]。至乾隆初年，由金川寺演化禅师分化形成的大、小金川土司已占有约五百里之地，人口多至三万余口[31]。关于清初大小金川土司的分立与兴起，唯乾隆初保县知县陈克绳编纂的《保县志》有所涉及。下面即以该志所载[7]卷8,426—441，并结合其他史料，略做梳理。

首先是金川寺演化禅师的世系。浪朋死，子坚藏利卜袭；利卜殁，子吉儿卜细袭；卜细死，子浪各王折袭；王折死，弟汤鹏袭；鹏殁，子泽旺袭。此世系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川省官员查阅档册所得基本相同，但部分人名译写有异[32]卷15,432—433。

其次是大金川的分置与分立。坚藏利卜为演化禅师时，金川寺似已扩展至大金川流域——他以庶子汉王八拆居刮耳崖(又译“噶喇依”，今金川县安宁镇)，为土舍；八拆死，子色勒奔继，袭取附近七个小部落，获勒歪(又译“勒乌围”)南北宽阔的河谷低地，即今金川县城附近的沙耳、庆宁、喀尔等乡镇。此间有大片河谷开阔平缓地，土壤颇肥沃，气候温和，热量条件较好，一年可两熟，是青藏高原东缘高山峡谷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最佳地带。得此富庶之地，色勒奔之势逐渐超过了金川寺，得称“大金川”，后者虽一直沿用“演化禅师”印信、封号，但却被称为“小金川”。大金川系由金川寺分立，故“两金川皆姓拉尔丹”，本地话称大金川为“促浸”，又名“赤佔”，谓居于大河滨，称小金川为“儧拉”，亦称“赤滥”，谓居于小河滨[28]260。此两金川之“姓”，应该指的是房名。“拉尔丹”意为“坚美之地”[33]，或“坚强勇敢”[34]。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置大金川安抚司，以土舍色勒奔为安抚副使，雍正八年(1730年)授为安抚使。乾隆八年(1743年)，色勒奔卒，弟色勒奔细袭职(“色勒奔”或“色勒奔细”又译“莎罗奔”，为清初嘉绒藏区土司、土舍之子出家者的称号)。

三是大、小金川土司兼并相邻的必色满、孙克宗等土舍之地。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清军在小金川官寨搜获三枚明代土司铜印，其中有刻“别思寨安抚司印，宣德十年造”者，据称小金川之地原有五土司，后被小金川吞并，别思寨安抚司印即必色满土舍先世之物[35]卷923,403—404。别思寨安抚司在明万历末年仍遣使入贡[36]卷505,9597—9598，故其应是明末清初才被金川寺夺走印信而只得称“土舍”。必色满有地百里，共六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土舍兄弟七人内讧，分为两派，分别投靠杂谷、金川寺。杂谷土司将女儿革什章嫁给必色满土舍，进而乘机占据其两寨，并将革什章及其子纳尔吉囚于杂谷，金川寺演化禅师汤鹏亦趁机争抢必色满之地。川省官员将纳尔吉带至成都，约定三年后遣回，届时杂谷、金川各退所占必色满寨落，然三年未到，纳尔吉死，其两子虽返必色满，但已为金川寺演化禅师汤鹏所控制。乾隆十三年(1749年)，清廷将必色满正式“赏给”小金川[32]卷47,355。

孙克宗土舍有地三百里，分上、下两部，上部距金川寺美诺官寨仅三里。据雍正《四川通志》，美诺原为金川寺与董卜韩胡交界处[29]卷19,90，故孙克宗土舍或系由董卜韩胡分出，明末清初因董卜衰落而自立。孙克宗之势原在金川寺之上，并时常袭扰后者。汤鹏为演化禅师时，金川寺趋强，孙克宗土舍雅南纳投入金川寺官寨，以弟雅南多留守，又将妹更格安聪献给汤鹏为妾，并承诺分孙克宗一半地方给汤鹏。雅南多获悉后，以周边杂谷、梭磨、沃日、革什咱等土司为援，攻打金川寺，但遭大、小金川夹击，被迫向大金川输盐为赋，成其部落，同时将女儿聪旺错献与汤鹏为妾。汤鹏死后，子泽旺袭，更格安聪令泽旺援习俗纳后母聪旺错为妾，并以已女许嫁明正土妇喇章之子(喇章系泽旺之妹，此为姑侄联婚)。雅南多既结援于金川寺和明正两土司，遂不再向大金川缴纳盐赋。色勒奔细则举兵袭金川寺，擒泽旺，夺其印信，又与泽旺之弟良吉儿合兵攻孙克宗，雅南多欲奔革什咱，中途被截，色勒奔细“剔其目，沉于河，尽杀其子，妻妾有孕者剖其腹”，孙克宗遂亡，其三百余里之地尽为大小金川土司所并，时在乾隆十一年(1747年)。经清廷干预，色勒奔细释放泽旺，归还印信，然次年又攻革什咱、明正等土司，并袭杀前去弹压的官兵。清高宗调在贵州“抚苗”有功的贵州总督张广泗入川，作手用兵，第一次金川之役随即发生。

五、结语

综上所论，大体可为明至清初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历史勾勒一个粗浅的轮廓：1.明永乐初，位于保县盐溪里(今理县木卡乡)的金川寺僧巴槖监藏因招喇嘛防御“黄毛番”有功而获封“演化禅师”，领有保县以东杂谷脑河下游，即今理县薛城镇至通化乡一带的十五寨；2.约成化五年，金川寺演化禅师为“大姓”杂谷安抚司所驱，迁其族越过邛崃山脉，依附同属“小姓”的董卜韩胡宣慰使司，从而将“金川”之名带到邛崃山以西的大渡河上游地区；3.明末清初，随着董卜韩胡的衰弱，由地不过百余里的金川寺演化禅师分化形成的大、小金川土司迅速兴起，兼并周邻，至乾隆初年已占有今大小金川流域约五百里之地。

本文所论川西北高原历代屡见的“金川”之释义——源自隋置金川县，因被认为地处疆域西端，与羌人相近，属上古传说的以金德王而主西方的少昊金天氏之地而得名，以及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从保县以东的杂谷脑河下游到邛崃山脉以西的大渡河上游的地域转移，都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但所据材料多来自明末曹学佺所抄录的明代威州、保县等州县所修方志，且所引各种志书多次涉及此内容而又能大体相互应证，加之明代方志的编纂者已通常是州、县官吏，他们对于像金川寺演化禅师这样受到朝廷正式册封、持续朝贡且位于与州、县治地相接或相近地区的僧俗土职的基本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所记当属可信，至少不会出现大的偏差。此外，据20世纪中叶民族学家的调查，嘉绒藏族传统上以马塘(今属马尔康市)为界，将嘉绒地区划分为本部和冲部，马塘以西的大、小金川流域为本部，马塘以东至岷江右岸的嘉绒地区则为冲部，本部又细分为四土、大金、小金三部，其中小金部包括原小金川土司区和沃日、穆坪两土司区。[37]穆坪土司即清代的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其地在青衣江上游。此传统地理划分，也大致说明小金川地区与青衣江上游虽有夹金山阻隔，但在人文关系上，两地间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在地形地理上更为相近的大小金川地区之间的联系，其原因或许就是本文所揭示的，小金川地区和青衣江上游原本在明代时同属董卜韩胡土司之地，而与董卜韩胡同属“小族”的金川寺演化禅师，被迫离开杂谷脑河下游后，先是迁至小金川北部依附于董卜，待明末清初董卜韩胡宣慰使司衰弱后，才兴起于董卜旧地，而大金川地区乃是清初才为从金川寺演化禅师分化出的大金川土司兼并占据。

当然，由于史料匮乏，金川寺演化禅师的上述历史演进脉络还存在诸多缺环，以及不少有待进一步厘清之处，但仍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是明代至清初嘉绒藏族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川西北岷江上游西岸至大渡河上游地区，向来有着多元并立的结盟式政治体系，为适应此间贫瘠的高山峡谷生态，众多土酋通过婚姻等途径构建起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又时常因承袭、婚姻等问题，以及土地、人口等资源而攘夺相争，即所谓“世亲”而“世仇”。明朝主要是通过以“多封众建”“厚赏来使”等政治、经济手段来联系和制约藏区，故对于杂谷、董卜韩胡、金川寺演化禅师等僧俗土职，只求遵守朝贡制度即可，至于这些土酋间的族姓纷争，只要不危及沿边州县，就听之任之，并不过多介入。相对而言，清朝更注重以军事及政治手段来达致对藏区的直接管控。特别是雍乾时期，随着统治渐趋稳固和国力增强，清廷在西南地区持续扩张权力，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并不断强化川边藏区的地方秩序建构，自然也就无法像明朝那样容忍当地“世亲”而“世仇”的社会政治生态，这造成彼此间产生结构性的矛盾，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一年的三十年内，清廷针对川西北嘉绒藏区土司，不惜从全国各地征调重兵，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接连三次大规模用兵于两次金川之役及其间的杂谷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