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泽

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从黄帝开始。由于时间相隔久远，黄帝和我们今天的具体历史联系，目前还有不清楚的环节或方面。比如，夏朝以后的历史我们大体清楚，黄帝到夏朝之间的历史就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依然是史学界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黄帝文化研究，正可以作为其中一个专题，弥补、填补和丰富之。

我们现在对黄帝的看法，深受司马迁黄帝观的影响。黄帝和我们今天相差5000多年。但我们说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没有中断发展进程。我们相信这个说法，但历史根据在哪里？黄帝和我们今天的历史联系究竟有哪些？关于源头的历史，即关于黄帝的资料，主要根据就是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是黄帝和我们今天持续联系的中介或桥梁，是我们认同黄帝始祖地位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司马迁的黄帝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黄帝和我们今天10多亿炎黄子孙的历史联系，树立正确的黄帝观，文明缅怀和感恩黄帝等先贤，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没有专门系统谈论黄帝，他的黄帝观，主要体现在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本纪》中，也间接隐藏在《史记》的《封禅书》《孝武本纪》等材料中。寓论于史，史中有论，描述黄帝的历史，潜在表现着作者的黄帝观念，是史学家的通常做法。司马迁就借助对黄帝一生实践的描述，展示了他对黄帝的看法。以司马迁《史记》为主，观察司马迁对黄帝的描述，进而窥测司马迁的黄帝观，对于揭明我们今天黄帝观的渊源，丰富我们黄帝观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所言关于黄帝的历史，是作为客观历史事实来描述的。从史学著作角度看，有几个问题必须关注：史料的问题、内容的问题、宗旨的问题。即关于黄帝的史料有哪些，是否可靠，如何确立其可靠性？黄帝是什么样的人，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样的历史贡献？司马迁描写黄帝，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说他这样描述的宗旨是什么？

一、关于黄帝的史料问题

即黄帝作为历史人物的可靠性问题。根据司马迁看，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作为客观史实，必有史料进行证实。

关于黄帝的史料，又涉及两个问题：

首先是《黄帝本纪》的史料问题，涉及关于黄帝的文献材料较少的问题，关于黄帝的文献材料是否可靠问题，有关黄帝的文献材料，相互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司马迁28岁做太史令，开始利用他看得见的原有著作、国家档案材料，编写历史著作。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言，有关黄帝的材料，“年载悠邈，简册阙遗”。在《史记索隐后序》中，司马贞又云：“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又云：“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意思是说，关于黄帝时代离今天很久远了，关于黄帝的材料少，而且阙遗甚多。只能“旁搜异闻”，辅以“旧俗风谣”，以弥补材料的不足。这就是实地调研。也就是说，司马迁研究黄帝，既搜集、运用了传世文献材料，也调研、搜集了社会学材料。司马迁以文献和调查互证的方法，拾遗补缺，进行判断。

用今天的眼光看，司马迁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当有以下三类：

其一，经传材料：《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家语·帝系姓》、《易大传》；

其二，史书记载：《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其三，子书材料：《管子》、《庄子》。

司马迁自己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也有很多，而且很重要。司马迁在他所写《五帝本纪》里自述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其实，司马迁足迹所至，比他在这里说的还要广远。比如，南边，他不只到了江淮地区，而且涉足今浙江绍兴、湖南永州道县、云南昆明一带，在今四川、湖北、安徽、江苏均有足迹，真可谓行万里路。

司马迁自己也说，他要将这些材料，整理一番，以便让这些材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他发现，调查材料“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所言内容，和经传、史、子所载往往“不离”。

可见，经传、诸子百家、历史书，皆为司马迁在描述黄帝时的材料来源；当然，还要加上调查材料。在方法上，太史公早已经用了文献和调查材料相结合的证明方法。他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调查材料进行比较，两相对照，可以互证，类似于近代王国维先生发明的二重证据法。司马迁确认黄帝史料的可靠性等问题的方法，即使用20世纪的学术眼光看，也是有科学性的。

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即地上文献和地下考古发掘的材料相结合。成中英先生也曾谈到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再加上实地调查材料。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使用了二重证据法，只不过是文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用以研究黄帝问题。这个方法后来顾炎武还用来研究经典，推动经学进入考据学的新时代。这些都说明，这个方法是有科学性的，所以能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运用。

另外，还有个问题，关于《尚书》不记载黄帝，只是到战国时期才出现“百家言黄帝”局面，这就使“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似乎谈及黄帝，但“儒者或不传”。这些问题，需要有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既然黄帝是真实存在的，但为什么《尚书》不记载？为什么《论语》、《孟子》、《荀子》这些反映先秦大儒思想的著作却不及一言？这是需要说明的。

首先，战国中期，黄老兴起而与儒家竞争问题。诸子并兴，百家争鸣。各家学术思想分歧外，又皆“务为治”，势必争夺话语权，争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儒家树立圣王典型，就是尧舜禹。他们由三代而上溯到尧舜禹，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美称之。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批判儒家的理想志向、政治关怀、礼法规矩、贬抑禽兽等，而追溯出比尧舜更为古远的黄帝来，在历史悠久上，在上古的时代上，压儒家一头，势所必然。

其次，战国中后期，因为战乱频仍，而人心思安，国家统一为大家所期盼。战国中期兴起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无不为，试图以道为核心范畴，会合诸家，而成一会通诸子的新型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道是本原，儒家的德治或仁政以及礼仪制度，法家的以法治国等，都是手段；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

其三，秦朝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却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承秦制，而如何维护和巩固大一统问题，需要因时制宜。小农经济是小生产，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村公社的基层组织形式。多民族大一统政治局面，难以获得这种经济形式的直接支持。国家统一的维护和巩固，只能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着手。但汉武帝初即位，“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孝武本纪》)。直到汉武帝亲政后，西汉王朝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集权，地方则弱化封建之国，强化郡县；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确立经学官方地位；以孝治天下，确立三纲五常制度和观念等。

同时，出现了“尊黄”思潮，即尊崇黄帝的思潮。推崇黄帝、老子的道德家，汉武帝亲政后虽然不再是官方提倡的学说，但在学界，在民间依然有强大影响力。在黄老之学指导下，西汉初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对于吸引人们关注黄帝，提高黄帝文化的地位，扩大黄帝文化的影响，势必推波助澜，提供极强的现实说服力。《黄帝内经》《黄帝阴符经》等十几种假托黄帝的著作出世，如天神崇拜中的黄帝崇拜，都是集中表现。

汉武帝虽然表彰六经，但他也喜“敬鬼神之祀”，求神君，言神事，受方士影响，深信黄帝益寿不死，铸鼎登仙，于是崇奉包括东南西北中五帝在内的黄帝。沿秦直道北巡朔方，回来时，转道上郡阳周县(今陕西黄陵县)祭祀黄帝冢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著《论六家之要指》，贬斥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表彰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于道为最高。黄老之学在汉初本就占主导地位，其无为而治思想，不仅有文景之治的实践说服力，而且得到各诸侯国的支持。因为无为而治被解释为君主无为、臣下有为，正适应了地方各诸侯国分权自立、发展自身的需要。司马迁本有黄老的家学渊源。可惜他遭遇到七国之乱后的汉武帝，无为而治学说被朝廷抛弃，儒家学说逐步确立统治地位。司马迁欲挽狂澜于既倒，努力用历史著作的形式，表彰黄帝，既表达了当时人们缅怀过去辉煌的情感，满足了当时人们追本溯源的精神家园需要，也未尝没有凸显黄帝，为黄老学张目的意思。

上述原因，在司马迁那里，确实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换言之，这时，司马迁需要黄帝来弘扬道德家学问。朝廷即使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在民族国家精神家园建设上，也依然需要黄帝作为一种国家统一、文化自信的符号，作为民族始祖、华夏旗帜而发挥维护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前人未曾言，后人未必不可以言；前人未曾行，后人未必就不可以行。这恰恰是历史创新的表现。司马迁将黄帝作为《史记》开篇，可谓重大史学创新。以他为代表，当时的人们高高举起了黄帝文化旗帜；黄老之学未必再兴，但在政治上，在精神家园建设上，却适应和满足了时代需要，发挥了正面积极作用。直接的后果是，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和共祖的地位，黄帝作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黄帝作为华夏旗帜的符号意义开始呈现。

二、司马迁认为黄帝是人而非仙

司马迁《五帝本纪·黄帝本纪》原文如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司马迁《黄帝本纪》，除去今人用的标点符号，共493字。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黄帝实有其人。司马迁描述了黄帝的生平，他的出生，娶妻生子，和炎帝是兄弟关系，和炎帝、蚩尤发生了两次战争，最终统一天下，并设官治理，建立起国家雏形，成为历史上首位天子。同时，黄帝“时播百谷草木”，发展农业，观天文历象，制定历法，披山通道，发展交通，发明众多生产生活器具，以及文字、医药、音乐、舞蹈等，又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最后，他明确描述“黄帝崩，葬桥山”，点明黄帝并非像那些方士们所言，汉武帝相信的那样，铸鼎飞升，长寿成仙。

关于黄帝，传说很多，但《诗》《书》不载，缙绅难言。黄帝记载，由传说而正说，由野史而正史，黄帝本身，也由传说中的神仙，转化而为现实的人，司马迁功莫大焉。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后人从此知道黄帝实有其人，他有生有死，有先祖，有后裔，有家庭，有国家，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就用具体历史事实，廓清了当时笼罩在黄帝身上的方术迷雾，体现了司马迁高度的理性精神和勇于直言的史家风范。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彰黄帝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厥美帝功，万世载之。”这就说明，黄帝不仅是人，而且历史地位崇高，是民族始祖兼国家始祖、文明始祖。

第二，黄帝是始祖，也是汉帝国各民族的共祖。黄帝之前有炎帝、伏羲、燧人氏、有巢氏等，何以历史一定要从黄帝开始写起？这里面隐藏着司马迁的深意。历史必须有开始，而黄帝作为开始，有最强的说服力。除了黄老之学的家学渊源、现实政治的影响外，多民族大国的精神家园也需要祖先崇拜的大力支持。黄帝是华夏始祖，是颛顼、帝喾、尧、舜的祖先，也是夏朝人、商朝人、周朝人的祖先，当然更是秦朝人、汉朝人的祖先。黄帝还是汉帝国两大民族的共祖，北方匈奴就是有扈氏的苗裔，而有扈氏就是夏朝时期的一个部落，是大禹的后裔。宗法血缘的祖先崇拜，演变发展为民族国家的祖先崇拜，这是我国古代祖先崇拜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而发生的重大进展。

黄帝始祖、共祖地位的确立，标志着黄帝作为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而得以确立起来；黄帝作为团结华夏各族的一面旗帜，得以飘扬起来。

三、“章明德”

黄帝之前，还有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同时也有炎帝、蚩尤，为什么就要确认黄帝的始祖地位？司马迁认为，他编著《史记》，富有深意，“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这样写历史，“其意”是什么？也可以转换为这个问题：以黄帝为篇首的宗旨是什么？我认为，其宗旨就是“章明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的历史观，其实是一种道德史观。故黄帝作为篇首，必提“修德”，这是点明历史主题。

他在《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这说明司马迁描述黄帝，虽然重视黄帝作为华夏部族血缘祖先的地位，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更强调血缘背后的普遍必然因素，这就是“修德”。

何谓明德？前人注解《史记》有言，德高而记述之，德薄而忽略之。黄帝德高，故得以记录入史。其高德在何处？黄帝“修德振兵”，司马迁有明言。所修之德有哪些内容？司马迁全文描述的内容，当可视为黄帝所修之德的内容。

概括地说，黄帝站在中华大地，创造人类文明，带领华夏先民走出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社会门槛，不仅造福当时民众，而且福荫子孙后代。黄帝事业宏伟，福德深厚。他的德是造福民众的福德，他的业是创造文明的伟业。他的福德通过他的文明伟业表现出来，他的文明伟业得到他福德的有力支持。后来儒家经典《大学》提出“明明德”，与亲民等修、齐、治、平事业相联系，不能说和黄帝的福德、伟业毫无关系。

具体看，黄帝的德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生产(发展农业，发明劳动工具，掌握、积累天文历法等农学知识)，改进民生(生活用具)，造福民众；

第二，展开军事行动，除暴安良，救民水火，保卫和平，维护公平；

第三，足迹遍中原，建立统一国家，创建国家制度，设官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创造文字、音乐、舞蹈等，发展文化，奠定中华文明基础；

第五，一生“未尝宁居”，勤政爱民，成为后来治国者的榜样；

第六，黄帝的子孙繁衍为中华民族，黄帝创造的文明发展为中华文明，黄帝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福佑中华民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福佑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

轩辕黄帝带领先民认识改造洪荒世界，大力创造文明，为后来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基础。黄帝时代的先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向人类未知的领域挺进，成功解决了人类在文明初创时期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黄帝带领下，中华文明从容迈出了第一大步，为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石。

司马迁记载周人兴起的材料，可以作为“德”包含发展生产的意义的旁证材料。他记述周人祖先后稷发明农业，使周人可以定居生活，认为后稷“有令德”；公刘继承后稷事业，发展农业生产，使周人居有储蓄，行有资粮，当时的诗人“歌乐颂其德”。

联系到《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即上天根据民心民意确立君王是否有德的思想，可知，司马迁此说是渊源有自的。

问题是，何以发展农业生产就是有德？原来，古人讲一个人是否有德，关键在他人的评价。他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德，并不空洞。首先，治国者发展生产，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高兴。老百姓饮水思源，会发现是治国者给予的恩惠，故称这种恩惠为恩德。因为得到这种恩德，故能反过来赞颂治国者有德。在治国理政活动中，道德的逻辑运动模式是：“治国者发展生产——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民众得到实惠——民众称这种实惠为恩德——于是民众反过来赞颂治国者有德”。

根据这种有德模式，道德有两个根本标志：

首先，道德，必然与社会生产发展有关，和民众生活实惠有关，和民族国家的组织制度、社会和谐、民众安全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而不只是道德概念的抽象运动，不只是源于西学的伦理道德，不是和认识、审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单一抽象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意识到，在我国古人那里，道德是文明、人性的同义词，它们有相同的外延；区别和联系在于，人性是内在基础和前提，文明是外在表现和结果，而道德、事业则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使人性和文明结合的枢纽。

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黄帝“修德”，表明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先民，创造奠基中华文明，实在是因为他们内有修德而外有事业，道德和事业互相统一，道德修养是做好事情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当时华夏先民人性的自觉、确证的初步，这也是后来中国哲学思想上儒道各家人学的历史基础。

其次，一个人道德的有无，由他人，特别是由老百姓说了算。老百姓是一个人有无道德的评价主体，决非自己或少数人说了算。

另外，司马迁说黄帝“修德”，如何“修”的？后来《庄子》书中有些说法，不一定可靠，但也不能说完全无据。因为《庄子》一书多为寓言，可能不都是事实。我们可以这样思考，黄帝有厚德大业，则必然有修养。只是他是如何修养的，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尽知，难以言说。

为什么肯定黄帝必然修德？有什么依据没有？因为从历史上看，道德从来不是自然发展进步的；从人生历程看，一个人的道德从来不是自发成长、提高的。换言之，道德绝不是本能冲动自发的自然物，而是理性自觉的文明产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会受到物质生产生活进步的影响。生产力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人类愈益接近文明水准，理应越来越有道德。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并不尽然。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道德并没有自然进步；在个人人生历程中，每个人的道德并没有自发提高。这是为什么呢？照古人见解，这是因为道德的产生、提高，是人性修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诞生的东西。

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道德是人，社会的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产物，是人的需要实现、欲望满足的前提和保障。荀子礼有三本说中，礼是对人欲望的节制，是规范和欲望相持而长、保持平衡的产物。道德和欲望同生共长。欲望自发产生，自然生长；与此不同，道德则是理性的产生、理性地成长。

第二，道德是真理的现实表现，是真理在人生中的实现，也可以说是人本性的自觉和实现。道德需要努力才能具备，这个努力就是理想的树立和实现；换言之，就是修养，故谓为道德修养；提高了道德修养，理想的实现就有了坚实基础。

第三，道德是良知、真我自觉和实现的表现。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一个人没有致过良知，他即使有道德也是假的，经不住现实生产生活的考验。

生产生活，满足欲望，自觉挺立良知，认识运用真理，都在社会实践中进行，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行修养努力，方能有得。历史可以自然发展，但道德不能自发提升，必须修养，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这是后来儒道佛三家的共识。

也可以说，儒道佛这一共识，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这是对黄帝“修德”文化的丰富和进一步发展；其次，就实践而言，这一共识，正是社会生产发展、历史进步的根本推动力；在今天，我认为，这正是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中的精华部分，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必要内容，今天应大力传承，进一步弘扬广大之。

黄帝和我们今天的联系有哪些？

概言之，根据司马迁的黄帝观，黄帝实有其人。他是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始祖和共祖，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这是说黄帝和我们炎黄子孙有血缘联系，黄帝后裔代代相传，连绵不断，炎黄子孙身上大都流淌着黄帝的血缘基因。他创造的文明(如农业、文字、国家等)是中华文明的奠基，和今天中华文明(汉语言文字、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思维方式、多民族大国治理等)的复兴有历史联系。他创造文明的核心因素，在于“修德”，这和中华民族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有密切联系。中华民族重视道德，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修德传统，在“修德”基础上搞好民众生产生活等等，正是黄帝文化在5000多年后的公元21世纪继续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