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毅 程泽阳

2019 年4月2—6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和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承办的“2019年清明祭黄帝陵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论坛在西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五十余位学者，共提交会议论文50余篇，从多个领域深入研讨了黄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议题。

一、 黄帝与黄帝文化

对黄帝和黄帝文化的再认识与再研究，是本次交流会的焦点问题。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创造了灿烂丰富的中华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升华，并且从未中断，对当代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意义深远。

西北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国语》等史籍的记载，将中华文明的发端界定到炎、黄时代，认为中华文明自诞生之初，便具有“会通”精神。张岂之教授分析了古代学术史上，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的会通，以及书院体制下儒学内部各学派会通的特点，认为会通精神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时至今日，我们要积极落实党中央的号召，立足中华文明，以“一带一路”为依托，以会通的精神吸收借鉴海内外的优秀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落到实处。

我们对黄帝和黄帝文化的认识，离不开对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的应用与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对炎黄时代的文化进行追根溯源，离不开对上古遗址的考察与探索。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靖边县的统万城、阳周故城、轩辕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研究相关遗址的新见解。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及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杨建国指出，杨官寨及相关五处遗址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由繁荣至衰弱的面貌，认为炎帝早于黄帝。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从炎黄时代的农业与蚕桑、制陶与冶铜、玉器与祭祀、语言与符号、聚落与筑城五个方面考察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指出在距今5000年左右时，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一批古国，开始迈入文明门槛。聊城大学李桂民教授通过河洛、海岱、陕北地区的大量古代城址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认为龙山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创造了杰出的物质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中研究员以古代典籍和青铜器铭文等最新考古发现为依据，对“黄帝”“有熊氏”“轩辕氏”名号由来作出新的解释——“黄帝”既有“神的含义”，又属于图腾名与人名的同一，人名、族名、图腾名可以同一。同时在文章的最后又引申出对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和“四个打破”的贡献与局限的总结与反思。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指出从“中国”二字看中华文明的起源，透过《左传》等先秦典籍，断定鼖鼓为“中”，都鄙为“国”，说明古代汉字在复杂的物象之本背后依然是以象形、指事为基础的复合体。“中国”二字，体现了古代中国的礼仪与制度。

传世文献记载了社会历史情形及其背后反映出的政治、文化信息。对于古代经典及文献的研究，可以让我们透过文字本身，去探寻炎黄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探讨司马迁何以将天文历算、衣食住行、文字音乐、衣服制度这些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发明全部归之于黄帝时代，是认为因为中华民族在黄帝时代“文物已大略完备”，和后世之人感念黄帝时代对先代文物整理之功。四川大学盖建民教授以《黄帝内经》为例，阐释了道教尊道贵生，以长生不死为终极追求的信仰，指明《黄帝内经》蕴含的古代医学养生思想也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以《黄帝内经》为标志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为汉末以来道教义理的建构、发展，修仙方术的完善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医学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指出，司马迁《史记》所称“黄老言”“黄老之言”，固然虚指黄帝、老子本人的言论与学说，但亦实指流行于战国到秦汉之际的 “刑名法术之学”，更是特指汉初、尤其是文(帝)景(帝)前后所有的在理论上归本于《老子》、主张持“清静”“无为”“因顺”原则以处事乃至治世的黄老学——托名黄老的政治哲学，但细究其本质都是对原始老子学说作合乎汉初社会、政治需要之解释与发挥的产物。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在其《从文献释黄帝》一文中指出，黄帝作为传说中的古代圣王，我们可以依靠现今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其进行猜测性的还原。《五帝本纪》、《资治通鉴外纪》都对黄帝有记载，并呈现出记载日趋完备的特点。同时，黄帝之所以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因为他是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由野蛮转化为文明的进程中，黄帝的出现推进了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论证了司马迁的观点，认为黄帝实有其人，并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因素：“修德”。在今日，我们在“修德”的基础上搞好民众生产生活，正是黄帝文化在5000多年后的继续传承与发展。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鲁谆先生以先秦典籍《庄子》为切入点，阐明庄子尊崇黄帝，在传播黄帝文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山东财经大学王继训教授则认为加大对新出土碑刻的研究与整理，不仅能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还可以开拓与发掘新的史料。广州大学吴小强教授以《道德经》为中心，分析了黄老道家的起源及其母性主义内涵。西北大学研究生乔小燕、副教授宋玉波认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一体思想，特别是它的运气学说，从阴阳五行的角度解读了气象变化和人体疾病的产生及调节，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一体为特色的宇宙模式，为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西北大学刘晓则对国内黄帝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性的整理与归纳。

二、 文化传承与创新

整个中华文明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既有传承，又不断创新，不断适应现实的要求。传承与创新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动荡不安，天下该走向何方成了诸子都关心的问题，因此百家争鸣，分别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历来是人文学术研究的重点。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以《论语》和《道德经》为切入点，综合比较儒释道三教，阐明儒道经典、智慧同根同源，相须相资，二家皆主张贯通天地人，但是又同中有异：儒家强调“本心主体的自觉”，道家强调“天地场域的自然”；儒家强调“由客反主”，道家重在“付主于宾”；儒家重视“我”的独立性，道家主张“我”对天地的依赖性。儒道二家又与佛教不同：佛教求“苦业之解脱”；儒道两家认为苦乐相生。在今天，应该利用好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为破解后现代的理论困境做出贡献。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从先秦典籍《国语》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从政治、军事、伦理、风俗、人神关系、阴阳五行、古史传说七个方面分析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认为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过渡期，这时宗教信仰的幽光逐渐消退，而理性的光芒代之而起。宜春学院陈荣庆教授则以战国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天子之位获得的方式、变动的条件和时机以及统治的合法性来分析儒家、墨家、黄老道家、法家及杂家对天下治理合法性的回答，认为诸子都吸收周朝的天命观，尤以孟子“民贵君轻”与慎到的“立天子以为天下”的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西北大学李友广副教授以“向后看”和“向上看”，即历史主义和哲学形上性双重视野，对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做了深入探索。他认为先秦儒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考量既具有浓厚的伦理性和现实性，又以上达天道的方式使其政治理论具有显著的哲学意味，对于后世政治理论建构和政治体系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台湾佛光大学助理教授朱浩毅从经学的角度，另辟蹊径，以宋襄公何以被称“霸”问题为核心，通过梳理由汉代到清代宋襄公从“霸主”到“罪人”这种人物形象变化的脉络，探讨宋襄公被称“霸”问题背后所反映出的经学注疏和古人霸主观思想的变迁。

秦王“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却旋即覆灭。汉王朝建立后，思考秦灭亡的原因，寻求合理的治国之道，因此黄老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相互融通，思想界迎来了一次大的转变。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教授以人性问题为中心，梳理了从先秦到东汉，以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刘向、扬雄、王充、王符、荀悦诸思想家为代表的人性论思想，认为汉代思想家的人性论皆同于告子、荀子所持的“自然之性”说，而对孟子将价值德性之源安立于主体自觉之上的思想无充分了解，把孔孟“心性”论转变为“才性”论。从先秦到两汉，人性论发生了转变。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对汉初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细致分析，探讨汉代国家治理理念与模式的确立过程，认为汉代政治思想与治理模式以文武并用、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王统霸为显著特点，这种礼治、德治、法治相贯通的治理理念对于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仍有重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比较了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他高度评价董仲舒和张载的地位，认为他们是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而天论和天道论正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二人的思想既有传承关系，更有转折不同，既各有特色，又有共同之处。总之，从董仲舒到张载是儒家天人之学的一次大转折。

由汉到宋，政治上经历了五胡乱华、五代十国两个大的动荡时代，思想界佛学传入，玄学兴起，传统儒学即经学不振，因此从唐晚期就酝酿着重建道统、复兴儒学的思潮。又因儒释道三教交融，故而宋代儒学表现出新的特点。西北大学郑熊教授以周敦颐、二程为对象探析宋初儒学本体论的构建方式，认为周敦颐的诚本论是以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构建的，凸显的是从人→天的思维模式；二程的天理论是采取天道伦理化为人性的方式构建的，凸显的是由天→人的思维模式。二者方式虽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人性与天道的同一。同时还指出，按照从人→天的思维模式，还有心本体化为天道、工夫本体化为天道等本体论构建方式。西北大学宋玉波副教授则对“万物一体”思想从先秦到清代的发展，以儒、释、道相互影响为角度分别作了梳理。他认为宋代以前，儒道两家皆探讨“天人之际”；在佛教的影响下，至北宋才由“天人之际”转为“万物一体”研究。宋代以后的“万物一体”思想，表现为三教互融而以“仁”为中心，分为朱熹与王阳明两派，二者有同有异。总之，“万物一体”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走向有着独特意义。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运用大量史料，从经济方面分析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前后对废除榷茶法发表的意见，指出其背后所蕴涵的王安石主张变法、进行“改易更革”的思想倾向；进而指出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中所表现出的将变法与“先王之意”进行联系、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改革科举选拔制度的变法思想；又从其诗作《明妃曲》讨论王安石所认为的政治忠诚实质问题；最终仍回到王安石的“理财”经济思想上。文章对王安石踏入权力中心前的思想倾向全面梳理，是研究熙宁变法前王安石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章。台湾政治大学陈逢源教授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切入点论述朱熹的心性涵养功夫。他认为朱熹整合道南心法(“静”)与湖湘学术(“敬”)，融“静”于“敬”，以“静”存天理大本，而以“敬”操持涵养；由“静”中看“未发”时气象，又由“未发”入于“已发”，并以“敬”贯通“未发”“已发”；用“主一无适”言“敬”，深化“敬”的内涵，建构起从孔孟直到二程、李侗的儒门心法正传。这种敬义夹持、求其中和的修养方法对于现代修养论仍有参考意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阐释了朱熹“比肩孔子”的历史地位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朱熹的文化偶像形象是后世众多学者以及政治力量长期塑造的结果。虽然朱熹以道统传人自许，但在其所处的时代，他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其去世后，其门人弟子如黄幹、陈淳、真德秀、魏了翁、刘弥正等分别从道统传承贡献、学术思想成就、道德人格修养等方面对朱熹进行塑造，使其地位逐渐突出于同代学人，乃至高于二程、张载，直接孔孟，并一步步获得宋朝廷的认可，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同时确立起朱熹的文化正统形象。

朱熹的崇高地位从南宋末期一直贯穿元、明、清三朝，理学在中国的神圣地位至此不可动摇。朝代的兴亡更替虽使不同时期的学术发展方向亦侧重不同，但都是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西北大学教师朱军将目光投向元杂剧，探索元杂剧中的理学因素。他认为，元代的儒生既受儒家精英意识影响，要维护伦理纲常，教化大众；又因在现实中地位低下，能亲身感受到现实社会的黑暗。双重身份、双重心态使元杂剧中既有宣扬伦常道德、内圣外王的理学观念，也有抨击黑暗现实、痛斥传统道德的反理学因素。西北大学陈战峰副教授研究明代关中理学大儒吕柟的经学思想，首先指出吕柟并非“独守程朱而不变”，实际上是以敦厚务实、躬行实践的学风整体上融合程朱、张载之学，并表现出一定的心学倾向；以理学思想打底，其解经方法侧重义理阐发，认为六经皆载道，经典皆人事。可以说，吕柟独特的“六经”观提供了一种开放性、实践性的研究视角，是对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的反思和印证。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则阐释了明清老学的特点和成就，他认为这一阶段老学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皇帝、官员多注《老子》，侧重对老子政治思想即治道的发挥和运用；二是以儒释《老》、以佛释《老》的现象更加突出，三教融合进一步加深；三是道教与民间信仰混融，“仙”解《老子》作品众多，老学的民间化倾向突出。文章最后指出明清老学具有重要贡献，应当重新审视其价值与地位。台湾铭传大学田富美则探析了“陆王”一系心学学脉的建构过程。她从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的目的入手，指出阳明学术建立之初，希冀以朱子后学的面目出现，无意与朱子之学对立；但是后世学者——以明末清初儒者为主，在朱、陆论争中纳入阳明心学，逐步将朱、陆论争转变为朱、王对立，最终在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一书成立后确立陆→王的学术史脉，从而与程朱理学相对并峙。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惊醒，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先进知识分子试图从学术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阐述晚清儒学大师唐文治先生的“性理学”思想，他从时代背景中分析其思想产生的原因，深入阐述他的《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等著作编撰的价值与意义，梳理出唐文治先生一生学术发展脉络，将其救心正俗、复兴道统的救亡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挖掘出来，为当下弘扬儒学树立学术典范。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分析了近代学人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潮的原因，认为这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注入了激烈反传统的“文化因子”。

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学术很好的传承，并在新的时代有所创新，是每一位学人应担负起的责任。

三、文化创新与民族复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继承和创新，才能在新时代建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会学者就如何创新与复兴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从祭祀的角度来探讨中华人文精神。他认为祭祀并非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上古三大文明中心即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都十分重视祭祀，但不同的是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给祭祀中植入了人本主义精神，其所列入《祀典》的祭祀对象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皆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有功于民族的真实人物，并非怪力乱神。对他们的祭祀不是对神灵的崇拜，而是“报本反始”，出于感恩圣贤的功绩。中国的祭祀文化并非愚昧无知的迷信活动，反而蕴涵着深刻的人文色彩。澳门科技大学刘炜华助理教授通过将黄帝传说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神话传说、希伯来《圣经》传说、古波斯祆教传说、古印度文明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史诗等进行比较，阐释了黄帝文化的历史性、人伦性、尚德性、创新性及和合性的特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辨别“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的本质区别，探讨当下发展“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文化反思。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通过对《礼记·礼运》到《大同书》中的大同思想的梳理，认为古代的大同理想，以乌托邦方式确立“天下为公”的价值准则，以矫正儒学崇尚经验的实用倾向。而儒学对大同的疏离，又可防范乌托邦式的走火入魔。在近代中西对抗和互动中，最终大同理想演变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西北大学教师路传颂从词源出发探讨“Ontology”的本来用法，认为汉语哲学界对其存在误解、误用。中国哲学体系通常用“本体”“本体论”表示“道”，但将“道”称为“本根”更合适。

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思考中国文化精神的实质问题。他将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民为邦本、以道制欲等，认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实质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所依托的精神动力、所体现的精神风貌，最后又引申出对当前概括中国文化精神的方法论原则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问题的探讨。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通过细致分析孔子之道的含义、弘道的主体、方式及意义，号召学人共同培育中华民族追求理想、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人文道德精神。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指出《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中，不仅体现了张岂之先生指导培养研究生的所思所想和心得体会，还具有学术创新的价值。陕西省中医研究院高少才探讨了中华文明与中医文化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中医文化具有探寻中华文明的内涵与价值。

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认为一个民族的兴盛与否取决于文化，因此当从中华文化的发展说两岸关系。大陆与台湾在文化上有同有异，相互影响，现阶段两岸应先求“相适”，致力于中华文化的融合，天下大势则会水到渠成。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方俊吉教授以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中的“关圣帝君”与“妈祖娘娘”为例，探究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方俊吉教授认为，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具有将“凡人”神格化的特点，华人对“关公”与“妈祖”的崇拜，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儒家思想所致力的“务本尚德”的教化精神。因此，华人社区中的宗教活动，明显反映了中华民族特重儒家教化的特质，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周亚平研究员认为民族精神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精神的激发和弘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曾文芳教授通过对三年来“中华国学陕西公益”的回眸，反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领域的现状，认为只有植根于民间，才能使中华国学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厦门筼筜书院山长王维生认为朱子《家礼》建立了一套理想的社会家庭生活规范，在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朱子《家礼》也具有十分现实的作用与意义。陕西黄帝文化研究会苏峰论述了黄帝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黄帝奠华夏之基，开文明之先河，只要广大中华儿女积极传承与发扬，就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是当今学界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华夏文化，热爱中华文明，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张岂之教授对本次大会做出高度评价。本届研讨会作为陕西省清明祭黄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