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德

二轮《兴化市志》（1991～2010）于2017年由北京方志出版社梓行，全书2569千字，较首轮增近1000千字，为兴化有志乘以来卷帙最为浩繁的方志。此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二十年间兴化的自然环境、地理风物、社会变迁、区域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方之全史’”。“集地方性、资料性、综合性于一身”，（《序》）有“资政、教化、存史”之作用。故历朝历代无不以修史纂志为要务，而载笔高手的经验之谈是“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樵《通志·总序》）而志之为言，可记其地、记其事、记其人、记其文，诚如乡贤史学硕儒李清所言，可以“焜耀往古，昭示来兹”，“考古今之异同，鉴世道之升降”，（康熙《兴化县志·序》）从而知古、知今、知利、知弊。笔者在新编《兴化市志》行将付梓的关键时刻，以《月旦一时 是非千古——二轮〈兴化市志〉纂修刍议》，对即将付梓的方志略陈管见，发表在《江苏地方志》2016年第4期。文中重申“不仅要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新出现的重大事物充分表述，而且还要‘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订旧之讹’（清·邢澍《两汉希姓录》）。衡量志乘之优劣，除真、善、美外，搜罗全面，避免逸失亦不可或缺”。令人欣慰的是，编者不弃人微言轻，新志业已将民国党政要员余井塘、著名物理学家张鸿吉、生物化学家钮经義、力学科学家卞荫贵、石油化工能源专家朱亚杰等诸乡贤立传。晚清至民国，兴化有两位禅门巨擘：一位是被誉为“佛门汉学家”编纂《兴化佛教通志》《兴化方外诗徵》著作等身的震华法师，一位是著有《名山游访记》的高鹤年居士。高居士寿至九十有奇，而八十岁之前功在兴化，尤其民国二十年（1931）大水，田庐荡然，泽及乡邦数十万灾黎，大丰志乘虽为其立传，兴化志乘亦不可或缺。自1953年至1988年，兴化籍遴简入江苏省文史研究馆任馆员者有：刘序堂、陈锡侯、许玉书、班沛川、赵峻山五先生，仅为许玉书、班沛川立传而束刘序堂、陈锡侯、赵峻山于高阁。尤令人不解者，班沛川先生为锡侯公登堂入室弟子，虽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谓，然弟子彪炳史册，而老师却拒诸门外，似有数典忘祖之憾。关于刘熙载之从子刘序堂（讳循程），拙作《纂修刍议》曾对此老作过较为详尽的介绍，自逊清迄民国兴化教育界的名流。阮性传《兴化县小通志·游学篇（一）》记兴邑担囊负笈扬、镇、京、沪者“其第一人应推刘循程氏，早卒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于前清光绪十九年，距今已四十年，得以算学名于世者。后之学者允宜圭臬奉之”。按生不立传约定俗成的原则，《李志》梨枣时序堂公健在，《桑志》成帙时失之交臂，新志亦未亡羊补牢，岂不令人扼腕兴叹。

2010年4月第6版《辞海》为著名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春芬先生立词目，称“江苏兴化人”。按李师虽祖籍白驹，然其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前，生活在兴化，求学在兴化，交友在兴化，为1926年建校的兴化县立中学知名校友。中学与邑之学人钮耕礼先生同学，负笈中央大学时，与同在中大土木工程系求学的家兄陈麟義先生为友，过从甚密。改革开放后与钮老函电频传，回首前尘时经常话及家兄，赞扬他小代数娴熟，平几作图清晰，常以旧地重游终未果成行而引以为憾。归道山后，乡贤诗书画家、复旦大学教授喻蘅先生撰联挽之：“闾阎德望，世谊通家，一瞬沧桑如泡影；区域方舆，鸿谟赞国，满园桃李怆门墙”。李春芬先生昭阳才子他乡老，理所当然应跻身兴邑志乘。1996年10月在安阳出席海峡两岸中医学术研讨会时劳累过度，无疾而终于郑州旅邸，陈立夫先生以“医泽长昭”挽之的陈太羲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林学系、留学加拿大获学位返国后任南京林学院教授、旋擢福建林学院副院长的袁同功先生，皆仅在《总述》中留名，无片言只字绍介，惜墨若此，不亦菲乎？

新志不特稽失、增阙，订讹亦不可或缺，这是顺理成章之事。令人大失所望的是新志《丛录·前志勘误》仅一页，为人名、地名、数据之异同及错别字勘误，其他谬误则一概不谈，讳莫如深。须知矫正错误史实、澄清事件真相要比勘误错别字重要得多。《桑志·冷欣传》称：“冷欣主江南行署时，曾在辖区内举办第五联合中学及江苏学院，收留沦陷区流亡学生。”《纂修刍议》曾泾渭分明指出：“举办五联中确有其事，而江苏学院系顾墨三创办而非冷欣，校址亦非江南行署辖区。”按冷欣先生黄埔毕业后厕身于国民政府军界，日寇投降后襄理何应钦对日受降事务。抗战中在宜兴张渚镇胥井村设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五临中），自兼校长。抗战胜利后在乡邦设私立念劬中学，自筹经费，自任名誉校长。史册有载，不可磨灭。按由兴化乡贤王嵩生先生领衔编纂，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戴园晨教授撰序，2007年梓行的《江苏学院校史》称，江苏学院前身为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地址设福建崇安武夷山，首任院长为顾祝同，旨在解决沦陷地区流亡学生的失学问题，冷容只是17名筹委之一。如此张冠李戴，岂可不丁是丁，卯是卯慎重匡谬！不特为前志匡谬，与兴化史志有关之鲁鱼亥豕均在匡正之列。如三卷本《扬州市志·文化界人物·宗元鼎》中载：“广陵五宗”称宗元鼎“与弟元豫、元观、从子之瑾、之瑜皆工诗”，其中宗元观乃宗观之误。按宗氏无宗元观其人，不特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文苑·宗观传》可以为据，即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张慧剑先生编撰《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亦载宗观，记顺治十一年兴化宗观（字鹤问）充清贡生，见《国朝金陵诗徵》四。康熙二十二年，盐城宋曹，泰州邓汉仪、黄云，兴化宗元鼎、宗观等在南京共纂《江南通志》，见乾隆《江南通志》附表。与刘熙载、陈广德、郑銮一同纂修《咸丰兴化县志》的李福祚所辑录的《昭阳述旧编·桑梓述上》辑有“宗公鹤问观《赠李公映碧》”七律一首。宗元观为宗观之误，屡见不鲜，连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江浙宗氏人物录·明室遗老宗元鼎》中亦作宗元观，可见鲁鱼为祸之烈，校雠之功不可或缺。至于《桑志·徐德培传》称其为“中央文史馆馆长”应更正为馆员，《桑志·刘韵琴传》生年称其为光绪六年（1880）应更正为光绪十年（1884），失实记载，非改不可。

明清嬗代之际，孔尚任作《桃花扇》，乃旷世盛事。尚任藉《桃花扇》之奇，蜚声文苑，载誉艺林，名满天下。但《桃》剧涉及南明弘光朝及史可法等反清人物，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寄托故国之思，因而《桃》剧面世后旋即获咎遭谴，尚任一生其成也《桃》而败也《桃》。“可怜一曲《桃花扇》，断送功名到白头”。淮扬治水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倘无此行则《桃》剧无法面世。尚任曾驻节兴化，馆拱极台北楼及李氏枣园，广泛结交硕儒时彦，雅集昭阳举办文会，收集素材创作《桃》剧，并留下大量诗文，将拱极台易名为海光楼，撰幽雅美文《海光楼记》：“余因疏海至昭阳，馆拱极台之北楼。台高矣！楼在台上尤高。四面洞开，江淮长河，历历可识，不但观海已也。而海波明灭，朝昏异状。余有事海者，食息之顷，东顾为多，因题曰：‘海光楼’ ”，挥毫为“海光楼”题额。此记为明清文人闲雅小品中之佼佼者，存《湖海集》中。诗更富，有十余首，如《五律·拱极台招宗既庭等纳凉即席》等，成为兴化文化史上的闪光点。新志为孔尚任立传，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为了增强说服力，编纂者援引李审言《药裹慵谈》卷一《脞语》“孔尚任桃花扇”条说：“孔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

但值得深究的是，孔尚任来兴化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李映碧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映碧卒年与尚任馆兴之年推按，映碧已卒于四年前，何得曲成与映碧共赏之事？关于这一点，山东大学袁世硕所撰《孔尚任年谱》早已论及，认为此系“附会之词，不足信”。考映碧长尚任47岁，应邀共赏者决非映碧，似为映碧之昆仲或子侄，如艾山、汤孙辈。纵览孔尚任诗文，从未记过与李映碧有交往，映碧诗文亦然。那么，审言先生作如此牵强附会之词其故安在？盖因旧时文人均喜“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晋·陆机《文赋》）缕述祖德若数家珍，津津乐道先人雅事，以期为祖上增色。口耳相传，未必准确，即使伟大如班马者亦乐此不疲。司马迁竟沾沾自喜地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李审言述其五世祖映碧与孔尚任俨然若故交，虽系误记，但不悖情理，当可理解。千秋信史的第一性为真实，良史美德首先体现在刚正不阿上。倘褒贬失实，记载有误，必将贻笑千古。

窃以为，二轮《兴化市志》较一轮增订甚富，增色不少。“总述”概括性综合性强，言简意赅；“文学”学术性强，覆盖面广；“人物”可读性强，史料翔实，要言不烦。然不尽如人意的是：兴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似仍未毕现于志乘之中。有待进一步发掘、充实、整理、完善，实至名归，指日可待。而一得之愚，管窥蠡测，不揣谫陋，聊博后之修志者一哂耳，幸高明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