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智

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集粮食运输、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功能于一身，是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其沿岸遍布的城镇、码头、仓库、船闸、桥梁、堤坝等各类遗存，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罕见的线性文化带，2014 年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江苏是大运河沿线河道最长、流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丰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1797 公里的大运河，江苏占了三分之一，有8 个设区市、近一半人口沿运河而居。为了更好地协同其他城市共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南京市于2018 年启动“南京运河史研究”调研课题。最近课题成果《南京历代运河》（南京出版社2019 年1 月版）一书正式出版。该书由南京历史文化学者卢海鸣编著，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以近30 万字的篇幅，系统地梳理了南京地区运河的发展脉络和遗产价值，阐述了运河在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论述了南京在中国运河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区运河史力作。

第一，紧紧抓住政治周期律，对南京地区运河的发展进行分期。该书认为，南京地区运河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个政治周期律：每当南京成为区域性或全国性政权的都城时，往往是运河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当南京的政治地位较低时，运河的修建和维护便会呈现缓慢发展乃至停滞的态势。基于这个规律，该书将南京地区的运河发展分为先秦两汉发轫期、六朝第一个黄金期、隋唐宋元平稳期、明代第二个黄金期以及清代衰落期。

先秦时期，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之地。公元前506年，为了便利军粮运输、快速攻打楚国，吴国大夫伍子胥说服吴王阖闾凿通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运河——胥河，南京地区的运河史由此发轫。229 年，孙权定都建业，此后的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以建康为都城，南京成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运河的开凿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期。六朝时期，统治者在南京城内改造天然河道青溪，开凿人工河道运渎、潮沟、城北渠（珍珠河）等，构建了城内的水上交通网络；同时，为确保都城的物资供应，先后开凿破岗渎和上容渎，沟通了南京与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的联系。隋唐宋元近八百年间，南京的政治地位相对衰落，虽在不同时期开凿了一些运河，但频率并不算高，可视作平稳期。隋唐时期南京地位衰微，运河亦无发展。五代时期，南京先后成为杨吴西都和南唐都城，统治者集中开凿了杨吴城濠和护龙河，构建了城内外新的河道水系。北宋时期，政治中心北移开封，为避免江南漕船由南京到扬州段大运河冒风高浪急之险，先后在长江两岸开凿长芦河、靖安河。南宋时期，南京地处抗金前沿阵地，因此当时开凿的便民河、芦门河和岳子河，其出发点都是军事需要。元代，为避长江漕运之险，自大胜关至赛虹桥开凿阴山河，长江上游物资可循此进入外秦淮河后再转运入城。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运河的开凿迎来又一个黄金期。在沿江地带，开凿了惠民河、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等多条入江通道，同时开凿胭脂河，将太湖流域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至南京，避免了由镇江溯江而上遭遇的覆舟之险。清代，除对原有的运河继续沿用外，仅在长江以北凿通用于排涝的朱家山河、会通河，运河开凿进入衰落期。

第二，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全面展示南京地区运河的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该书对南京历代运河文献进行了全面挖掘，从浩如烟海的正史、实录、方志、笔记中，梳理出大量有关运河的碑刻、诗词、传说、民谣资料。在此基础上，实地考察了南京地区尚存的运河，书中收录的大量照片，内容鲜活生动，具有强烈的“在场感”。读书与行路的有效结合，不但丰富了读者对于南京运河文化的认识，一条条内涵多元的文化遗产廊道也由此得以直观呈现。

以胥河为例。伍子胥开凿胥河讨伐楚国之事，被融入高淳关于伍子胥与黄金港的传说中，也正是源于高淳人民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崇敬与景仰，更多有关伍子胥的传说已被建构到当地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些传说，目前多已被列入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作为物资往来通道的胥河，其繁忙的航运景象，可以通过刻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创建码头碑》管窥。漫漶不清的碑文中有“今下坝□七向之□□，连衔接棹而串者”等文字，能够反映出数量众多的漕船通过胥河的壮观场景。关于胥河堤坝关系太湖流域的水利安危，有两首民谣“宜兴溧阳，终究不长；东坝一倒，性命不保”“高淳东坝倒，北寺塔上漂稻草”，生动地反映了胥河东坝在拦蓄洪水方面的重要性。清人胡扬祖《胥河怀古》诗云“空余寒浦流胥岸，无复荒城忆阖闾。何事苏台悲湮废，千载凭吊总欷歔”，则是对千百年来胥河兴衰的无尽感叹。

如果说文献资料提供了关于胥河文化的抽象认识，那么实地考察则可以使读者直观感受胥河沿岸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在东坝镇，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得知，东坝原本连接着两岸老街，由此形成了繁华的运河古镇。目前跨河的东坝和北岸老街已被拆除，尚留存戏台一座和南岸的老街。戏台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民国六年（1917）重建，坐北朝南，上下两层，是研究高淳传统建筑技艺的珍贵遗产。南岸老街名“上上街”，近年来通过修复近四十间房屋，复建财神楼等，初步还原了当年东坝镇的街景。值得一提的是，老街翻新并未迁走原先的居民，这使得文化遗产更具生活气息。

第三，全面客观地评价了地区运河对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该书认为，南京城市的兴起、成长与壮大，离不开地区运河在城防、漕运、生活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指出南京运河兴衰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南京城市变迁史，并进一步阐述了地区运河对南京城市的巨大作用。

首先，运河塑造了南京城市空间格局。六朝时期、杨吴南唐时期和明初是南京城内水系变化最大的三个时期，也恰恰是奠定南京城市形态与空间的时期。六朝时期，通过改造与开凿城内运河，确定了都城范围西以运渎为界，北以潮沟为堑，东以青溪的一段为限，南以天然河道秦淮河为险。杨吴南唐时期，向南将秦淮河下游纳入城墙以内，同时开凿杨吴城濠，再次改变了城市水系。明初，南京城向北拓展到江边，并利用杨吴城濠南段、西段和东段一部分，以及天然的河湖，拓宽、开凿护城河，最终形成的南京城市空间形态和格局，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次，运河改变了南京城市经济模式。先秦两汉时期，南京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处于原始阶段。六朝建都后通过大规模开凿运河，南京成为水上运输中心，加之当时社会崇尚经商，南京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名震大江南北的商业都会。当时南京的一些专业集市，都设在秦淮河两岸。明初开凿胭脂河，使南京与太湖流域的联系更为紧密，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等则加强了南京与长江中上游的联系，促进了南京的商业兴盛。当时产自南京的商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在国际市场也享有很高的美誉度。最后，运河丰富了南京城市历史文化。水脉和文脉相生相依，以运河为载体，催生了许多新的南京城市文化符号。如明初开凿的进香河，长度虽有限，但在吴敬梓、张汝南等名家的笔下，成了一处适合小酌、最堪游咏之地。通过文学上的建构，进香河的意象更加丰富，不再仅仅是一条通往鸡笼山“十庙”进香的河道，而是成为喧嚣都市里一处清静之地的象征，长久地驻扎在人们心里。

第四，首次全面论述了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该书通过长时段的考察，认为南京虽然不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但通过地区运河的沟通连接，仍与大运河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的关系可分为孕育期、磨合期、融合期、患难与共期，指出南京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大运河的长年滋养，大运河的辉煌荣光更有南京的无私奉献。

先秦到六朝的孕育期，南京与大运河的前身并不直接连通，而是通过胥河、破岗渎和上容渎，便利了与太湖流域的物资往来，并间接地建立起与大运河江南段的前身——江南河的联系。进入隋唐宋元磨合期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南移，漕粮多来自江南地区，南京大多数时间扮演着漕粮物资发运地和中转地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宋元时期，为了储存漕粮，南京城内外靠近江河的地带，都设有一定数量的仓库。明代是南京与大运河的融合期。当时，南北两京通过大运河往来频繁，商旅不绝。长江中下游的物资以及南京本地的物资，必须先通过长江和本地运河在南京集中后，再装上运船或快船，经过仪征继续北上，运抵北京。当时的商书多记载有两京水路往来里程的歌诀。清代，大运河积弊日甚，而南京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大运河乃至清王朝的安危，可谓患难与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为使清廷屈服，溯江而上，准备切断大运河的交通，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恐慌。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清廷为避免英军攻占南京，控扼“漕运咽喉”，最终不得不在委曲求全中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综上所述，《南京历代运河》无论是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在回答总结理论问题方面，都有不少新的贡献，堪称一部恰逢其时的地区运河史力作，在整理挖掘南京地方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为南京融入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