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云南师范大学 科研处，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500)

在辛亥革命爆发、国家政权更迭的紧要关头，西藏发生了严峻的变乱事件，英国乘机进行挑拨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受到了严重威胁。作为西藏近邻和西南边防重镇云南的军政负责人，云南军都督蔡锷带领云南积极参与国家安藏，在西藏危局的应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初年的藏局应对多有研究，很多成果也涉及到了蔡锷在藏局应对中的相关事迹(1)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谢本书：《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杜幼德：《简论蔡锷援藏军路线》，《民族论坛》1991年第4期；秦和平：《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邓江祁：《蔡锷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孙宏年：《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塔娜、喜饶尼玛：《尹昌衡西征评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李正亭、孔令琼：《民初滇军入藏问题析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朱映占、段丽波：《民国初年川滇两省援藏西征之争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等。，但总体上看对蔡锷与民初国家安藏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从各方交涉文电等一手材料出发，辅助以官方记录、私人记述等重要文献，对蔡锷与民初国家安藏进行系统研究。文章的目的不只在于复原蔡锷参与藏局应对的完整过程，总结评价蔡锷的安藏构想、举措、贡献与不足；还力图以蔡锷参与国家安藏的过程为主线，考察藏局应对中云南与中央和川、藏地方政府的互动与纠葛，挖掘蔡锷安藏计划中止及藏局应对充满曲折、复杂多变的深层原因，向学界展现国家政权更迭特殊情境下边疆危机及其应对的若干独特面向。

一、民国初年的西藏危局

民国初年的西藏危局，首先起于辛亥革命期间驻藏川军哗变。该军是清中央政府为替换原驻西藏的绿营兵而从四川调派而来的新军，1910年初抵达西藏，分驻拉萨、后藏、江孜、亚东、江达、工布、拉里等处。(2)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军中官兵成分较为复杂，且受哥老会影响较大。1911年11月，驻拉萨川军哥老会头目郭元珍、何光燮等人听说内地已爆发革命，便以回内地“勤王”为名哗变，囚禁驻藏大臣联豫，抢劫兵备处、驻藏大臣官署库房和街市商贾。前协统钟颖出面维持局面，一方面用计将带头起事的叶纶三、范金、李治平等人除掉，另一方面表示愿意组织“勤王军”回内地“勤王”。但郭元珍、何光燮等人在接到四川独立公文后又转而倡言革命，新成立了公议局，并通知驻江孜川军来拉萨杀联豫等人。江孜驻军应命前来拉萨，钟颖许诺补发军饷，始将其劝退回江孜。波密部分驻军得知内地革命和拉萨兵变的消息后也赶到拉萨，后经钟颖劝服进驻拉萨。(3)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0页。

在国家政权发生更迭、中央权威暂告缺失的情况下，驻藏川军哗变不仅造成了国家驻藏机构的自身混乱和对西藏管控的弱化，也为西藏狭隘地方主义势力抬头提供了机会。外逃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乘机指使噶厦政府组织藏军和煽动僧俗民众攻击和驱逐驻藏川军和在藏汉人。1912年2月，驻江孜川军被藏兵围攻，新成立的公议局决定派兵救援，但色拉寺拒绝支应夫马。公议局派兵攻打色拉寺，反被寺中喇嘛击败。喇嘛乘胜攻陷札什城，焚烧了清军衙署，拉萨情势顿时陷入危急。公议局随即解散，联豫和钟颖出面与藏军议和。在廓尔喀驻拉萨代表的调停下，联豫和大部分拉萨驻军被迫交出武器，于9月1日自拉萨启程取道印度返回中国。钟颖由于受民国中央政府新委为驻藏办事长官，率少量军队驻札什城拒绝离藏，抵抗藏军围攻两月有余，也在廓尔喀代表调停下撤离拉萨，于1913年3月取道印度回国。而在此之前，驻扎在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地的部队，也相继被诱迫交出枪械返回中国。并且，川边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达赖喇嘛……同时更令川边藏番乘机宣言独立。……川边全境未被藏番攻陷者，南路仅有炉定、康定、巴安三县，北路仅有道孚、瞻化、炉霍、甘孜、德格、邓拓、石渠、昌都八县而已。”(4)谢彬：《西藏问题》，转引自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在辛亥革命爆发、国家政权更迭的紧要关头，西藏发生如此严峻的变乱事件，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民国政府新立，中央权威尚缺乏整固，国家安藏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联合施治进行。大总统袁世凯在发给云南军都督蔡锷的求助电文中坦言：“现在民国建设伊始，若令藏境一有叛离，势必牵动全局。前途险象，思之心悸。夙仰执事威望昭著，规划宏远，务祈捐弃前嫌，力顾大局，迅拨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民国幸甚。”(5)《国务院电蔡锷请派兵会同蜀军进藏镇抚》，1912年5月18日，《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二、蔡锷的安藏构想、举措和意义

作为西藏近邻和西南边防重镇云南的军政负责人，云南军都督蔡锷密切关注着西藏局势，根据藏局变化提出了安藏的相关构想，并采取了若干应对举措，主要有：

第一，率先提出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策略，并积极争取参与国家安藏，促成了中央川滇联合安藏计划的最终确立，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家安藏的力量，也是长期处于国家治藏辅助位置的云南主动融入国家治藏、力图改变在国家治藏中从属地位的努力。

早在1912年1、2月藏乱爆发之初，蔡锷即产生了“经营卫藏”的想法，并率先提出了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策略。1月24日，他在给援川滇军总司令韩建铎等人的电报中说：一旦四川“匪乱早平，或会师北征，或经营卫藏，皆为急要之图。”(6)蔡锷：《致韩建铎等电》，1912年1月24日，《蔡松坡集》，第178页。此时，滇军援川正受到四川军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猜疑，蔡锷打算调正处在争论旋涡中的援川滇军去“经营卫藏”。2月20日，蔡锷发电报给四川军都督尹昌衡提出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策略：“现在清帝退位，南北调和，陕事自当解决，惟藏卫为滇、蜀屏蔽，自当协力经营。现闻藏事不稳，应如何释内讧以御外侮，尚希裁复。”(7)蔡锷：《复尹昌衡电》，1912年2月20日，《蔡松坡集》，第277页。

蔡锷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策略，本是在藏乱初期整合川滇两省力量及时安藏的良策，但起初并未被四川和中央所采纳。川督尹昌衡复电蔡锷称：“经营藏卫，蜀当独任其难。”(8)蔡锷：《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5月6日，《蔡松坡集》，第454、454、464—455页。尹昌衡还向中央状告蔡锷说：“滇军籍名援川，又经营藏卫，冀图经过成都乘机夺取，如占领贵阳情事，均经敝省窥破”，认为蔡锷提出的川滇联合安藏建议和滇军援川，都是为了乘机夺取成都。袁世凯遂让蔡锷赶快撤回援川滇军，“以释嫌疑而维大局。”(9)蔡锷：《通电各省为援蜀电》，1912年3月30日，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155页。蔡锷鉴于“滇军驻川方遭疑忌，故即将军队撤还，不复与闻藏事。”(10)蔡锷：《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5月6日，《蔡松坡集》，第454、454、464—455页。

但在其后不久，随着藏局迅速恶化，蔡锷“坐视危疆，焦急万状”，随即改变了“不复与闻藏事”的想法，积极向中央争取参与国家安藏。1912年5月6日，发电报催促袁世凯大总统和黎元洪副总统说：“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现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惟滇军早经撤返，未便复出。且悬军数千里，滇力亦恐难胜。况前经川人固拒，派兵又必生疑。……请迅为筹处，以救危机。”(11)蔡锷：《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5月6日，《蔡松坡集》，第454、454、464—455页。但袁世凯的最初计划是让四川来处理藏务，5月9日回复蔡锷说：“已电尹都督等筹办矣”，只让云南“随时确探情形，密为筹备，以重边卫。”(12)《蔡锷电政府藏事危迫请派川滇边务将领专任办理》，1912年5月16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0页。蔡锷鉴于“藏乱关系国防，万难坐视”(13)《云南都督蔡锷呈大总统 详陈云南财政支绌 拟恳拨款协济及特许借债等情 请鉴核示遵文并批》，1912年12月31日，《政府公报》1913年1月24日第258号。，5月16日直接向中央建议调滇军安藏：“云南军队训练甚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藏乱必能得力。”(14)《蔡锷电政府藏事危迫请派川滇边务将领专任办理》，1912年5月16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0页。

蔡锷连续多次的催促、建议和请求，促使中央确立了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计划。5月18日国务院复电称：“迭得四川尹、张两都督电告，藏境危急，已派军西进。请电尊处迅拨得力军队，联合进藏，竭力镇抚。现在民国建设伊始，若令藏境一有叛离，势必牵动全局，……务祈捐弃前嫌，力顾大局，迅拨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民国幸甚。”(15)《国务院电蔡锷请派兵会同蜀军进藏镇抚》，1912年5月18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1页。这封复电，标志着中央正式确立了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计划，虽然此时已距蔡锷2月提出该项策略延误了近3个月。

关于蔡锷提出川滇联合安藏策略并积极争取参与国家安藏，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往往一笔带过，对其所具有的意义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认识。我们认为，蔡锷此举不仅促成了中央川滇联合安藏计划的最终确立，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安藏的力量；也是长期处于国家治藏辅助位置的云南，主动融入国家治藏、力图改变在国家治藏中从属地位作出的努力。云南虽与四川和青海一样同为西藏近邻，但自元代西藏与中央正式确立隶属关系之后，在国家治藏中基本上都处在辅助或从属的位置。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国家政权更迭，中央权威一时还缺乏整固，国内政局动荡不断，给西藏危机应对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云南先于四川、青海等地取得了革命胜利，“秩序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16)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有条件、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国家分担安定藏局的重任。作为云南的军政负责人，蔡锷不断向中央提出参与藏局应对的请求和建议，可视为其代表云南对国家治藏的主动融入，表明西南边防重镇和西藏近邻的云南，不甘再处于国家治藏辅助甚至是旁观的位置，希望能在国家治藏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议开辟从滇西北经今缅甸北角由藏南地区入藏的新通道，以便充分地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地缘优势，形成川滇互相策应的国家治藏格局，“近筹藏事、远顾界务”，是对国家治藏传统模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参与国家安藏的请求获得同意后，蔡锷在检讨西藏治理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开辟一条云南通往西藏的新路的建议。蔡锷指出，以往云南军队入藏通常走两条路：第一条是经宁远、雅州转巴塘入藏，第二条是经中甸、阿墩子由巴塘入藏。但这两条路都不是理想的入藏道路：“两路皆苦绕越，而后一路沿途荒瘠，行军尤极困难”；并且，“一、滇军北趋巴塘转察木多，绕越太多，蹈兵家疲远之忌。二、滇、川同趋一路，重兵云集，粮秣转运，供难给求。三、援川之役，疑谤滋多。川军人众，或不能悉捐芥蒂。长途逼处，易滋误会。”(17)周钟岳总纂、赵式铭等分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云南文史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1991年编印，第132页。除这两条道路外，中央提醒蔡锷还有一路：“自中甸窗兰取道阿墩子、擦瓦、崩达、洛隆宗一带，亦可径至拉萨，为前清康熙十年都统五格、云督蒋陈锡自滇人藏之路，计三千余里。”(18)《国务院复蔡锷等电》，1912年6月11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45—146页。但蔡锷认为这条路也有很大弊端：“擦瓦龙一路，路虽较捷，相去究亦无多。且向无台站，番族中梗，转饷尤艰，步步为营，费更无算。一交冬令，则大雪封山，无路可入。”另外，根据蔡锷的言外之意，这三条路还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就是不利于充分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独特地缘优势。有鉴于此，蔡锷提出了一条云南入藏的新路：“由维西出口，经珞瑜地方，向西北进至亚巴尔即入藏境。溯雅鲁藏布江而上，转西北至甲穆达，与川藏大道汇合。”(19)周钟岳总纂、赵式铭等分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云南文史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1991年编印，第132页。也就是从滇西北经今缅甸北角由藏南地区入藏的新通道。

蔡锷指出了这条新路的多项好处，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可以充分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独特地缘优势，弥补传统治藏模式主要依靠四川和从四川入藏的不足。蔡锷认为，传统的治藏模式主要从四川入藏和依靠四川，影响到了治藏的效果：“从入之路，东北由青海，北由新疆，两路皆苦不易。惟东由四川为正道，然前清边务大臣糜款千万，穷数年之力，其范围仍不出巴、里塘一带，察木多尚不与焉，此亦由于荒寒窎远之故。”而云南地处西藏东南部，在国家治藏中本具有“滇犄其南”的独特地缘优势。开通这样一条道路就可以进一步发挥云南的地缘优势，形成川、滇互相策应的良好的治藏格局：“此路凿通，则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20)周钟岳总纂、赵式铭等分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云南文史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1991年编印，第132页。二是开辟这条路还能够“近筹藏事，远顾界务。”蔡锷指出：“此路辟出，滇藏间交通略可省千余里，而国防上尤有莫大之利。盖滇、缅界务自尖高山以北，英已自由行动。前岁侵占我小江以南片马等地，今且阑入小江以北之浪粟，行恐席卷俅、怒夷，直捣巴、里塘，不惟藏危，而川亦危。今趁彼力难骤及，以此路预占地步，则将来国界在俅、怒夷貉貐地方，勿论如何伸缩，而巴、里塘、前藏犹为内地。”(21)蔡锷：《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4日，《蔡松坡集》，第501页。三是这条新路不仅比传统的入藏路线更近，还有利于在怒求和珞瑜地区屯垦，并能避免与川军同由巴塘入藏可能产生的各种纠葛和麻烦。

然而，蔡锷的建议并没有得到中央同意。他随即收到“总统真(11日)、文(12日)两电，命先援巴塘，再救藏急”(22)蔡锷：《致尹昌衡张培爵电》，1912年7月5日，《蔡松坡集》，第535页。。在6月11日(23)该项电文日期，《云南光复纪要》误为6月18日。的电文中，袁世凯指示：“由维西出口，取道珞瑜野人径至拉萨一路，则工艰费巨，非急切所能济用，只可渐次经营，为将来自固边卫地步。惟中甸北至巴塘一路，不过千余里，且有可以通车之处。现议救藏之急，似以取此路为最宜。”(24)《国务院复蔡锷等电》，1912年6月11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45—146页。

长期以来，蔡锷上述治藏构想由于没有付诸实施等原因，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多数学者仅停留在蔡锷提出了一条由云南入藏的新路这样简单的认知上。但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蔡锷所说的不仅仅是一条云南入藏的新路，围绕这条新路的是蔡锷关于治藏和巩固西南国防的系列构想，包括：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地缘优势、川滇互相策应的国家治藏格局、“近筹藏事，远顾界务”、在怒求和珞瑜地区屯垦、在新路沿线架电线、办兵站、移民招商、布置民政等巩固西南国防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近筹藏事，远顾界务”一点，说明蔡锷当时即已敏锐地预判到其后中、缅、印交角区将会发生边界纠纷，进而预见性地提出了这一颇具主动性的应对策略，尤属难能可贵。时至今日，相关区域的边界争议仍是随时可能引爆中印冲突的焦点问题。总之，蔡锷这一治藏构想是对国家传统治藏模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也是其尝试改变云南在国家治藏中辅助地位的具体方案，尽管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实施，也应在治藏思想史上占有浓重的一笔。

第三，派出西征军参与国家安藏，攻克溜筒江、盐井、毕土等地，对川军收复巴塘、理塘等川边地区形成声援，并对达赖和噶厦政府形成军事压力，有助于中央“先复川边，藏中震慑”目标的达成。

6月，云南开始组建西征军，以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司令。鉴于“藏乱方殷，兵力不宜太薄。迭开军事会议，佥谓宜派一先遣支队，约计三千余人。”(25)蔡锷：《咨云南临时省议会文》，1912年7月，《蔡松坡集》，第545页。7月22日，殷承瓛率西征军从昆明出发(26)蔡锷：《西征誓师文》，1912年7月22日，《蔡松坡集》，第540页。，8月10日进至大理，19日抵达丽江，将司令部暂设丽江。

云南西征军很快收复了溜筒江、盐井、毕土等地，并对川军收复巴塘、理塘等川边地区形成声援。8月15日，云南西征军前卫司令李学诗部抵达阿墩子，与藏军在溜筒江附近发生遭遇战，滇军取得胜利。殷承瓛命李学诗乘胜进击，“右窥里(乡)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27)《蔡锷电政府转殷承瓛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请定明川滇两军进军方略》，1912年9月11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1页。8月27日凌晨四点，攻克盐井县城。9月11日，运粮救济巴塘川军。(28)《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瓛电遵示暂驻盐井并拟以一军守杂瑜波密等处请核示》，1912年9月18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61页。后来，由于遭到四川的强烈反对，云南西征军停止了大规模进军，仅华封歌、刘钟俊、江映枢等少量部队有所推进，先后占领藏地数十处。其中，华封歌部已抵达毕土，“毕土辖地数百里，悉为收复，而珞瑜、波密亦骎骎内向。”(29)《云南光复纪要》，第143、139页。对此，赵式铭等所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给出了较高评价：云南西征军“前锋所及，克复盐井、必土，分师进规乡城，杂瑜、波密遥解。军行秋毫无犯，番人望风投诚。巴塘围困几半年，闻滇军至，撤围以去。”(30)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蔡松坡先生事略》，《蔡松坡集》，第1456页。

除上述军事战绩外，云南西征军还有一项功绩较少为学者所注意，即壮大了国家安藏的力量，对达赖和噶厦政府形成了军事上的压力。据《云南光复纪要》记载，得知云南西征军出征，达赖于9月12日派出擦瓦龙札夷、毕土两寺大喇嘛向滇军求和称：“自古藏与云南共和无嫌，闻云南兵攻西藏，难免骚扰百姓。此次愿意共和，祈速示知，以便转禀达赖，言归于好。”殷承瓛则答复称：“我大中华民国宗旨，本系五族共和，因西藏僧俗自相残害，大总统不忍坐视，令滇军进平藏乱，非滇与藏有嫌隙也。全藏僧俗如真心共和，则我军所到之处，应代办刍秣……电请大总统准照民国宪法，选举议员赴北京参议政事，同享共和幸福。”(31)《云南光复纪要》，第143、139页。这种军事上的压力，有助于中央“先复川边，藏中震慑”目标的达成。

三、蔡锷安藏计划中止及其深层原因

到8月下旬，中央多次催促云南西征军赶往巴塘救援，但川督尹昌衡却发出了反对滇军继续进军的电文。8月30日，国务院命令蔡锷：“蛮氛日炽，川军应由炉窥里，滇军应由维援巴，以收夹攻之益，庶可规复川边。”(32)《蔡锷电政府转殷承瓛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请定明川滇两军进军方略》，1912年9月11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1页。但尹昌衡不同意滇军继续进发：“蜀军围攻里塘，不日可下，并分兵巴塘、昌都，首尾夹击，故川边指日荡平。闻殷司令拟由维西入巴塘，边关地瘠民贫，需用缺乏，祈速电阻。”(33)蔡锷：《致袁世凯暨国务院电》，1912年8月26日，《蔡松坡集》，第557页。这表明中央和川、滇地方政府在藏局应对策略上开始产生分歧，意味着滇军援川时产生的川、滇矛盾在藏局应对中再次发酵。

起初，蔡锷鉴于四川对滇军“嫌疑未释，雅不欲重增恶感”(34)《云南光复纪要》，第135、143页。，遂于8月26日下令让殷承瓛停军，“进驻阿墩，以固丽、维门户，如果藏氛大定，自可不赴巴塘。”(35)蔡锷：《致殷承瓛电》，1912年8月26日，《蔡松坡集》，第558页。但殷承瓛不愿停军，而滇军前锋的进军速度已超过了蔡锷的预料，就在蔡锷8月26日发出让滇军停驻阿墩子的电文的时候，实际上滇军前卫司令李学诗部已进至盐井县，并于次日凌晨四点将盐井县城攻克。于是，蔡锷随即改变了让滇军停止进军的想法，9月10日命殷承瓛“速援巴塘，以救眉急。”(36)《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瓛电克复盐井川省委员张世杰仍回盐井暂摄县事》，1912年9月10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9页。然而，此时中央已转变了让滇军继续进军的计划，让滇军驻师盐井，“专顾滇北门户，毋庸再进”(37)《国务院电蔡锷盐井规复后即可驻师毋庸再进》，1912年9月10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0页。，这标志着中央既定的川滇联合安藏计划已经发生动摇，预示着云南将被排除在国家安藏的计划之外。

9月13日，尹昌衡听说云南西征军“拟攻盐井，出江卡，经昌都，捣拉萨”，再次发电文“祈大总统急电阻止。”(38)《尹昌衡电政府请饬滇军保守滇境俾川军一意进行》，1912年9月13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8页。殷承瓛接到尹昌衡的电文后非常气愤，直接回电表明云南西征军不愿停军，同时还指责尹昌衡存在应对藏局不力、谎报战功等问题。(39)蔡锷：《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9月18日，《蔡松坡集》，第587页。蔡锷则将这封电文原样转呈中央，说明他对电文中的内容和情绪也是基本认可的。同时，蔡锷和殷承瓛还向中央提出两项避免川滇冲突、继续安藏的主张：第一，云南西征军以盐井为根据地，分三路进军西藏：“甲趋江卡出昌都，乙趋长春坝，丙趋波密。”(40)《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瓛电请明定滇川权限并饬各省分认军费俾得急救拉萨》，1912年9月16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54页。第二，“中央由参议院议决，明下命令划清川滇用兵区域，以宁静山东之巴、里两塘及川边乡城一带归川经营；惟山南之盐井地方距阿墩子四站，为滇边门户，实我军入藏必由之要路，其山西之江卡、波密、杂(瑜)等处，与滇边相近，向不属川者，均归滇军抚剿。”这样川滇之间“各有权限，庶不致彼此冲突，贻误大局。”(41)《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瓛电请划清用兵区域并请款接济》，1912年9月16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55页。

令人遗憾的是，中央并未同意蔡锷和殷承瓛的主张。9月20日，袁世凯让国务院回电蔡锷：“原电宁静以东属川，以西属藏等语，殊与近年事实不符。所称援藏一节，现饷款难筹。英人干涉，民国初建，岂容轻启外衅？已交国务院速议办法，保我领土主权。至川边剿抚，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42)《国务院复蔡锷电》，1912年9月2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页。此后，蔡锷又多方争取和辩解，并提出经营珞瑜等变通的安藏治藏主张，但中央均未采纳和批准，坚持要求滇军停军或撤退。

蔡锷有鉴于此，遂决定让西征军撤军，但“殷司令之意，初不欲遽行班师。”(43)《云南光复纪要》，第135、143页。于是，西征军虽于9月28日遵令撤出盐井，但次日又以川军劫掠为由将盐井重新占据。此事进一步加深了川滇矛盾，并引起中央对滇军的猜疑。10月3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等，直接指斥滇军先占盐井是为了图利：“盐井无乱，人所共知。滇军直取，其意安在？今竟通电，意图永据，弃我旧义，巧于窃利，夜郎自大，内衅擅开。……祈速严重交涉，饬令退出，免致决裂，有害大局。”(44)《尹昌衡电政府：滇军直取盐井请饬令退出免致决裂》，1912年10月3日，任新建、何洁主编：《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尹昌衡在电文中措辞严厉，川滇军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中央对此事也表示怀疑，10月5日国务院复电蔡锷说：“川、滇同为民国领土，川军立功原与滇军立功无异。即由此电滇军交出该处地方，及因扰乱复进扎一层，疑窦颇多。”(45)《国务院奉令电蔡锷、尹昌衡：两军不可妒嫉致坏边局》，《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第96页。国务院电文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不相信滇军重新占领盐井的理由，批评滇军重占盐井是为了与四川争功。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蔡锷只能强令殷承瓛撤军。殷承瓛“得电痛哭，至是始决意班师。”(46)《云南光复纪要》，第143、414、146页。10月末，滇军悉数撤出藏境，11月11日抵达丽江。11月29日，在进一步加强滇边防务之后，殷承瓛率军离开丽江，12月10日回到昆明，蔡锷安藏计划遂告中止。蔡锷在川滇冲突中作出让步，强令西征军撤军，避免了川滇为国安藏的正义之举，蜕变为军阀抢夺地盘的不义行径。

由上可见，滇军援川时产生的川滇矛盾，已延伸影响到了后来的藏局应对，成为民国初年国家安藏中较为严重的干扰因素之一。以致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川滇矛盾和四川反对导致了蔡锷安藏计划中止。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作为事件当事人，蔡锷对安藏计划中止原因的解释，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1912年9月23日，蔡锷在劝解殷承瓛撤军的电报中说：“收复盐井，自应节节进取，早奠边疆。惟近日迭准国务院电：巴、里已复，川边渐次肃清，滇军可无再进，致有劳师殚财之虞。而尹督亦屡电阻止，恐两军逼处，别生枝节，曾将滇军进止情形分别电达。顷闻达赖已电请中央，仍旧属服，惟要求不改省、不用兵等条件。而英人亦从中干涉，故川电有‘如滇军冒进，致酿交涉，其咎并不在川’等语。我军此时万难深人。即以本省财政论，巨饷实有难支，中央亦无从接济。”(47)蔡锷：《致殷承瓛电》，1912年9月23日，《蔡松坡集》，第592页。三天之后，蔡锷再次致电殷承瓛强调：“西师撤退本非得已，一则中央命令未便违异，一则蜀军疑忌殊难进行。若必悬军深入藏地既属艰难，转瞬大雪封山，以天时、地利、财政、外交计，均属困难，不得不长虑却顾。”(48)《云南光复纪要》，第143、414、146页。从这两封电报可以看出，为了说服殷承瓛撤军蔡锷列举了多项必须撤军的理由：川边和西藏局势有所缓和、四川的疑忌和反对、英国的干涉、中央的撤军命令、军饷筹措无着、悬军深入藏地面临的艰难、即将大雪封山等。

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上述蔡锷劝解殷承瓛撤军的理由均有其合理性。但其中有没有较为重要的几条原因呢？我们发现，蔡锷在事后授意编撰并多次亲自审查的《云南光复纪要》，仅将安藏计划中止的原因总结为三点：“是役也，滇军一扼于川军，一扼于经费，一扼于英人，故直捣拉萨之议不行，经营珞瑜之议又不行，识者惜之。”(49)《云南光复纪要》，第143、414、146页。则在蔡锷和《云南光复纪要》的编撰者们事后总结看来，四川的疑忌和反对、英国的干涉、军饷筹措无着才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三项原因。

我们认为，在导致蔡锷安藏计划中止的上述三项重要原因中，最为根本性和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干涉及由此导致的中央政府对藏策略的转变。实际上，正是在英国的强硬干涉和武力威胁下，最迟8月底中央已改变了既定的川滇联合安藏计划，不再敢继续向西藏进兵，只是想“先复川边，震慑藏中”而已。这从8月30日国务院发给尹昌衡的密电可以看出：“边兵入藏各节，关系甚大，兹特详布。……英使因传闻调派军队征藏，迭次声明：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与友睦必有巨碍，酿出重大交涉，或直至冲突，各等语。藏事刻下实情如此，我派兵人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摇动，退则见侮于藏番。一我不派兵，则前此条约俱在，将来事定，申明照办，我应享利权等暨巡警、法律诸端在条约者，尚可规复。一藏番本弱，取之甚易，若我不派兵，英人尚无可借口。否则英兵一入占据，即无办法，不如留作后图。此刻下办理藏事利害大概。该督但能先复川边，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候再与英使切确商论，当易结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50)《国务院电尹昌衡办理藏事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1912年8月30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1—32页。

不过，由于中英涉藏交涉是秘密进行的，蔡锷当时很有可能并不知道中央的真实意图。8月31日，袁世凯专门发密电给黎元洪强调：“藏事须与英人交涉办妥，方能宣布，此时尚多窒碍也。”(51)《袁世凯电黎元洪拟授尹昌衡川西镇边使》，1912年8月31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3页。蔡锷虽然是参与藏局应对的一方主力，但很可能也是中央秘而不宣的对象之一，所以9月17日他才会主动发电报向中央打听“英人对于藏事态度如何”(52)《蔡锷电政府请告联豫所报藏情及英对藏态度》，1912年9月17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59页。，而中央只是简单模糊地回答说：“英馆送来节略，谓我若派兵入藏，必与英人有直接之冲突，及仍认驻藏办事酌留卫队等情。并经详细调查，英未派兵入藏，现已交国务院速议办法。”(53)《国务院电蔡锷英使谓我若派兵入藏必有直接冲突现正交议办法》，1912年9月20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66页。同样是参与藏局应对的两个省份，中央并未像上述给尹昌衡的电文一样，将中英涉藏交涉的内幕和中央的真实意图告知蔡锷，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藏局应对中中央和川滇两省的微妙亲疏关系。

综上所述，最迟至8月底中央在英国的强硬干涉和武力威胁下已经改变了既定的安藏策略，只想“先复川边，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候再与英使切确商论”。而“先复川边”的任务，由于川军反对滇军插手，川边局势也有所缓和，中央决定交由四川独自承担。这样，云南西征军自然就没有必要再在川边停留和继续进军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之后蔡锷一再争取和辩解、提出变通和避免与川军冲突的安藏办法，中央均未给予批准、“直捣拉萨之议不行，经营珞瑜之议又不行”(54)《云南光复纪要》，第146页。了。因此，川滇矛盾和四川的反对只是导致蔡锷安藏计划中止的催化剂，最根本性和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英国的强硬干涉迫使袁世凯和国务院改变了最初的安藏策略。实际上，英国的强硬干涉和中央安藏计划的摇摆不定，也是民国初年藏局应对充满曲折、复杂多变的深层原因。

结 语

在云南西征军停军和撤军之后，西藏局势进一步恶化。陆兴祺曾向袁世凯汇报称：“闻英使阻我进兵，达赖党羽气焰益盛，威迫藏民协从仇汉，凡事必先请命于英后办。……英人谋藏之志已运行于保护之中矣。”(55)《陆兴祺为达赖喇嘛假事议和驱逐川军务乞设法拯救事致袁世凯电》，1912年11月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7页。而坚持驻留在拉萨的新任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再次受到藏兵围攻，率部抵抗两月有余，“但人少粮缺，……狗马已食尽，飞鸟无至者，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终不果来。”(56)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1913年4月30日，《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28页。最后，只得在郭尔喀代表的调停下缴械撤出拉萨，并于1913年3月离藏经印度回国。“至此，中央驻藏军政官员及部队全行撤出，……达赖驱汉得逞，中央对西藏失去控制。”(57)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第115页。民初藏局应对不利，给民国国家治藏奠定了一个不好的起始和基点。

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见，民国初年国家政权新立、中央权威缺乏整固，西藏发生的严重危机只得依赖于地方政府、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联合施治加以应对。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蔡锷带领云南积极参与国家安藏，为西藏危局应对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率先提出川滇联合安藏的藏局应对策略，并积极争取参与国家安藏，促成了中央川滇联合安藏计划的最终确立，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家安藏的力量，也是长期处于国家治藏辅助位置的云南主动融入国家治藏、力图改变在国家治藏中从属地位作出的努力。二是建议开辟从滇西北经今缅甸北角由藏南地区入藏的新通道，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地缘优势，形成川滇互相策应的国家治藏格局，并能“近筹藏事、远顾界务”和在怒求、珞瑜地区屯垦，进一步强化西南国防。这一治藏构想是对传统的国家治藏模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也是蔡锷尝试改变云南在国家治藏中辅助地位的具体方案，尽管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实施，也应在治藏思想史上占有浓重的一笔。三是派出西征军参与国家安藏，攻克溜筒江、盐井、毕土等地，对川军收复巴塘、理塘等川边地区形成声援，并对达赖和噶厦政府形成军事压力，有助于中央“先复川边，藏中震慑”目标的达成。四是尽力调处藏局应对中的川滇矛盾，最后作出让步强令殷承瓛率云南西征军撤军，避免了川滇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川滇安藏蜕变为川滇军内战。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蔡锷在藏局应对中的一些不足，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味主张军事安藏，与达赖和噶厦政府自始至终缺乏必要的沟通，未能充分了解并站在其立场上认真考虑西藏地方政府诉求中合理合法的内容，也没有尽力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有效途径。而这实际上也是民国初年藏局应对中各方主张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蔡锷与民国初年西藏危局的应对，展现出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边疆危机及其应对的异样景象。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危局，是国家政权更迭可能对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的生动注解；西藏叛乱及藏局应对中的川滇矛盾，是国家政权更迭中地方主义抬头的代表性事件；中央政府在藏局应对和川滇矛盾调解中的疲弱与乏力，是国家政权更迭中中央权威缺失的典型表现。从中可见，边疆危机往往与国家政权更迭、中央权威缺失、地方主义抬头相伴而生、连锁反应，亦可见国家政权更迭、中央权威缺失、地方主义抬头将给边疆危机应对带来何其严重的影响和危害，足为后来者所镜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