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国近代新史学创建于20世纪初，史界喊出“史学革命”“史界革命”等口号，倡导新史学成为一股强劲思潮，主要形成了新史学派和国粹学派两大流派。(1)关于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研究，检索中国知网，以此为题名的有19篇。代表性论文有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初考(续)》《初考(续完)》3篇论文，分别连载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4期和1983年第2期；胡逢祥：《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和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4期；方光华：《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侯云灏：《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1年第6期；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等。梁启超和章太炎是两派的领袖，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的新史学不仅对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更有直接或间接的继承。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一种策略，即这有利于新史学的创建，更是由于传统史学在新史学创建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可以说，他们的新史学是融合了传统史学的近代新史学。只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具有文化激进主义色彩，章太炎的新史学则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他们创建的新史学对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钱穆说，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和王国维的史学“盖可指明此六十年来史学脉络之所自。举此四人，盖可指明此六十年来史学风势之所由。此六十年来之史学界，则亦鲜有不受此四人之影响。”(2)钱穆：《中国六十年之史学序》，台湾《华学月刊》第14期，1973年2月。然而，受两位史家、尤其是梁启超激进新史学思想和中国近代以来反传统主流话语的影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如何运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传统史学和建构近代新史学方面，有关他们对传统史学的肯定，特别是传统史学在其创建新史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缺乏系统和深入研究。(3)2019年6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梁启超史学”为题名检索，有150余篇文章。其中，以“梁启超新史学”为题名检索有近60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其新史学的内容、新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关系、与中国近现代其他史家新史学的比较、与国外新史学思想的关系，没有专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的文章。以“章太炎史学”为题名检索，仅21篇，题名有“新史学”的仅1篇。这些文章主要是研究章太炎史学的内容、与近代史学发展的关系、与传统经学的关系、与其他史家史学的比较等，亦无专论传统史学与其新史学关系。检索全球最大中文电子书数据库“读秀”，有关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或学术专著及中国近代史学专著中也无专门论述传统史学与其新史学关系的。那么，如何看待他们处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的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呢？对此，伽达默尔的历史解释学和希尔斯的传统论可以提供有益的阐释视角。历史解释学认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历史解释，传统在历史解释中具有主体性地位和发挥决定性作用；希尔斯则充分肯定传统的现代价值及在历史认识中的积极作用。以他们的理论来解读，可见传统史学构成梁启超和章太炎认识的“前见”，成为其解释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的视域；在新史学建构中，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传统的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对他们认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有直接影响；传统史学为新史学建构提供了诸多思想资源。

一、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中的肯定

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创建新史学的活动都是以引用西方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为起点的，虽然两人对传统史学批判的范围和程度不同。然而，仔细梳理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对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又有不同程度的肯定。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20世纪初新史学的初步建立。此文有两大主题，一是对旧史学即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二是倡导新史学，两者相辅相成。然而，他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时，又有肯定。《新史学》包括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六个部分，是他拟撰新中国通史的构想。他以“新史氏”自称，倡导“新史学”。此文开篇，即对传统史学猛烈批判，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门类众多，文献浩如烟海，史家数百，堪称“发达”，实际上却“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4)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1、241—246、247、241、245—246页。他将传统史学的弊病和危害归结为“四蔽”“二病”和“三恶果”，“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是：“难读”“难别择”和“无感触”。(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1、241—246、247、241、245—246页。他还对中国史学的正统论、书法论和纪年论予以激烈批判，涉及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史学内容、史书体裁、史学方法和史学价值论等。总之，传统史学是为帝王君主等少数人、而非国民和国家服务的，无益于使国民树立民族主义和培养爱国情感，为此必须进行革命，“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6)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1、241—246、247、241、245—246页。将批判传统史学视作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史学革命”，显示出其激进的新史学立场。

然而，梁启超对传统学又颇有肯定，除了所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和“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7)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1、241—246、247、241、245—246页。之外，他对传统史学还有三方面的肯定：第一，在批判传统史学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时，又充分肯定二千年来6位有创新性史家的贡献。他称，司马迁“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杜佑作《通典》，“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可敢望杜耶”；郑樵史识，“卓绝千古……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马光的“《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袁枢创立类似西方史学的纪事本末体，“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8)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1、241—246、247、241、245—246页。第二，在批判正史以帝王将相及政治活动为中心时，又指出传统史学有诸多记载社会生活和文化史的史书，“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9)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5、272页。第三，在抨击传统史学书法专讲褒贬和只服务君主的奴性时，又肯定司马迁的书法。他说，“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写古人的性行事业，使百世闻其风者能养成活气之人物；当以伟大高尚的理想褒贬民族全体性质，使后起民族读之能引以自鉴，“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缌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5、272页。可见，梁启超在对传统史学作革命性批判时又有肯定。汪荣祖说：“《新史学》显要破旧立新，然其影响，破远多于立。不过，他仍然承认中国传统史学有六大突破，并无意要全盘打倒。五四运动以后，学界才有全盘西化以及极端反传统的言论。”(11)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章太炎同样批判传统史学存在诸多弊病，只是不似梁启超那样激烈，对传统史学肯定较多。他在1900年刊印的《訄书》中,系统阐发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的看法，但全书50篇没有专门论述传统史学的。1902年6月，他自日本返国后，开始对此书“复为删革”，原因是“始著《訄书》，意多不称”。(12)章炳麟：《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1903年初，完成删订，1904年6月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印行。可以说，重订版《訄书》基本反映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学术思想。他不仅撰写了尊史、徵七略、哀焚书、哀清史、杂志、别录甲、别录乙7篇文章,系统论述传统史学，还提出编纂百卷本《中国通史》的构想，作《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附《哀清史》文后，这是其创建新史学的标志。章太炎大量引用西方史学理论批判传统史学：“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13)章炳麟：《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訄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276、270—271页。所谓“破”就是批判传统史学，所谓“立”就是要建立新史学。其拟修《中国通史》便是要“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14)章炳麟：《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訄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276、270—271页。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是从运用近代进化史观和社会文明史观撰写中国通史的角度展开，即：传统史学不识进化之理；重记事，内容狭隘，不能为文明史和社会史。此外，他还猛烈批判清代史学及正史的专制性和愚民性。

然而，章太炎对传统史学又作了四方面肯定：一是，在指责秦汉以后史学缺乏文明史和进化史观时，对先秦史学的思想和成就予以肯定。他称赞，在文明史方面,《左传》《世本》“近之矣”，《世本》尤能较全面叙述社会文明史，“《世本》者，不画以《春秋》，其言竟黄、顼，将上攀《尚书》，下侪周典，广《春秋》于八代者也。杂而不越，转一机以持缕，为之于此，成文于彼，此其为有经纬本末，而征耆艾者哉！”(15)章炳麟：《尊史》，《訄书》，第254、264页。他批评传统史学缺乏进化史观，却称赞《世本·作篇》有文化进化观，“左氏《作篇》之学，乃足以远监宙合，存雄独照，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进退已明昭矣。斯亦所谓贯穿中外，骋骤古近，而微言见于札牒之表者也。”(16)章炳麟：《尊史》，《訄书》，第254、264页。二是，肯定正史的实录精神。他抨击清代文化高压政策致使清史(国史)修纂污秽失实，清代修史政策和方法背离了正史的实录精神，“呜呼！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17)章炳麟：《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訄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276、270—271页。他基本肯定了明以前史学有实录精神，称二十二史近半为“实录”，与梁启超称正史为“帝王将相之家谱”和“相斫书”迥然有别。三是，中国史学以事相分与西方以时代相分的编纂方法各有所长。他说：“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18)章炳麟：《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訄书》，第271、280页。中国史学因事分类编纂的方法，特别适宜书志类史书的编纂，故该“义法”不能轻易废弃，“或曰：西方晳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19)章炳麟：《哀清史》，《訄书》，第275—276页。四是，传统史籍不会因新通史的编纂失去价值，仍可资浏览参考。他说：“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昔《春秋》作而百国宝书崩，《尚书》删而《三坟》《穆传》轶，固缘古无雕版，传书不易，亦繇儒者党同就简，致其流亡。然子骏《七略》《尚书》家犹录《周书》；《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傍见儒家；固非谓素王删定以后，自余古籍，悉比于吐果弃药也。《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其佗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刘览。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20)章炳麟：《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訄书》，第271、280页。由此可见，章太炎对传统史籍的态度与梁启超几近全盘否定大相径庭。

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有更多肯定，与梁的激烈批判不同，他还对梁的观点予以批评。1907—1910年间，他在日本讲授《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论及中国史学时说：“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和家谱一样，没有精采。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以前最好的历史，像《春秋》《史记》《汉书》，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考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的历史虽是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讲战争的能有多少呢？”中国史学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和典章制度四大体裁，小的体裁更有无数，而别国只有纪事本末一体等，其结论是：“这样看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原是世界第一，岂是他国所能及的。”(21)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1、82页。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有更多肯定，源自其“国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这一时期他虽大力传播西学，却申言其研究以国学为根底。1903年，他对刘师培说：“第次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著，已成染相，不得不为君子道之。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22)《与刘师培(第1通)》，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他主张“六经皆史”，经学即史学，“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23)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5页。

二、新史学建构中对传统史学直接和间接的继承

更为重要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建构的新史学均对传统史学作了直接和间接的继承。

梁启超的新史学本质上是建立在民族进化史观上的民族主义史学。(24)参见徐国利：《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再认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说：“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8页。梁启超将“史学”说成“历史”，表述不严密。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表述相当普遍。这里的人群不是一般人群，而是指“民族”或“种族”，故此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26)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50页。这种民族主义新史学对儒家传统文化实有诸多承继，绝非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简单翻版。事实上，这一时期他对传统文化不乏肯定。1896年，他谈到如何处理中西学关系时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2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这里将中学视为本根。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开始广搜群书读之，“脑质为之变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8)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综合考察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的思想，可谓是其文化观最激进的时期，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即便如此，他仍未走向全盘反传统。如《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以帝王年号“纪年”时，仍主张以孔子诞辰日、而非西方“公元”来纪年，因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29)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75、241、272页。

梁启超民族主义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继承发展了公羊三世说。他说，天地间没有不变的，“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30)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具体到历史观，就是宣扬糅合儒家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历史进化论的三世进化观。他说：“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春秋》者，所以治万世之天下也。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者也。……要之，天地万物之情状虽繁虽赜，而惟三世可以驭之。”(31)梁启超：《读〈春秋〉界说》，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流亡日本后，他依然用今文三世说来阐释历史进化论，称泰西学者分人类为野蛮人、半开化人和文明人三级，“其在《春秋》之义，即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32)梁启超：《自由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94页。第二，借鉴古代夷夏观阐释近代大民族主义观。梁启超主张的“大民族主义”源于德国伯伦知的民族国家学说。然而，西方近代有主张大民族主义的，也有主张小民族主义的。他之所以接受大民族主义，既是出于民族救亡需要，批判满清的民族压迫政策和革命派反满的种族革命论，也与其赞同公羊学派的文化民族史观有关。他说，宋儒以来持攘夷之说日盛，不符合孔子《春秋》大义；《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的，首张三世之义，即：“其所传闻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则内诸夏而外彝狄。……所见世，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33)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钦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8页。公羊学派的文化民族观，不仅描述了古代华夏民族由内向外逐步扩大和融合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儒家以文化高低而非血缘(宗法)远近区分夷夏，和以文化融合周边落后民族(夷狄)的文化特征。这种思想和西方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单一性和排它性不同，看重民族融合，主张以文化交流和教化，而非赤裸裸政治和军事强力来处理民族关系。第三，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观。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34)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75、241、272页。这种史学致用论虽然内涵与传统史学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新史学》一方面多角度批判旧史学的资鉴论，一方面又以培养国民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为宗旨。故他在批判传统“书法”资鉴观时说：“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3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75、241、272页。可见，以书法资鉴的精神可以继承，只是内容要改变。

总之，梁启超新史学是以民族主义进化史观为指导，在历史进化观、民族主义和史学价值观上对传统史学均有继承发展，实为融合了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梁氏后期的文化和史学思想发生转变，对传统学术文化有更多认同，被视为“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中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被称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36)参见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127页。晚年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形式和内容肯定和继承的更多。

相较于梁启超，章太炎新史学对传统史学则有着更多的传承。有学者说，章太炎史学的贡献“是在中国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弘扬了中国传统史学，又吹响了‘新史学’到来的号角。”(37)蔡克骄、夏诗荷：《浙东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在学术文化界初具声势，章太炎等国粹派却开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1910年，他在《国粹学报》第66期发表《原学》，指出学术文化的形成发展“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中国文化属“因仍旧贯”而“能自恢彉者”，“能自恢彉，其不亟于仪刑，性也”，因此，“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38)章炳麟：《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历史上少有能独立生成发展的，是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因此中国不可全盘学习西方文化。基于这种文化观，章太炎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自然有更多的继承。

首先，通史编纂形式对传统体裁和体例的继承。1902年7月，他致信梁启超，专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说：“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记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39)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168页。在他看来，典志体可以揭示社会历史进化，纪传体能发挥近代史学启民智和民力之功，故应批判地继承发展。他又借鉴纪事本末体将其改为“记”，借鉴“史表”作“表”；还在信后附列“中国通史目录”，合计5表、12志、10记、8考纪、27别录。1904年刊印《訄书·哀清史》附有《中国通史略例》，便是对该中国通史编纂方案略加修改而成，通史体裁无太大变化。《中国通史目录》将“志”改为“典”，考纪和别录的篇数略有调整，即：5表、12典、10记、9考纪、25别录，并论述了设立五种体裁的原因、理论和篇目内容。在他看来，传统史书体裁作为史书撰述形式可以适应近代史学新思想和新内容需要，故《中国通史》的撰述仍以传统体裁为主。有学者说：“章太炎的体例架构，虽在思想指导上与旧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形式结构上，毕竟因袭多于创获。”(40)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其次，对清代考据学的继承和发展。《清儒》系统总结和评述了清代学术史，推崇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两派考据学，称：“夷国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日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41)章炳麟：《清儒》，《訄书》，第48页。在与友人的信中更是声称：“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隅言，所得固已多矣。”(42)《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72—173页。他高度肯定乾嘉考据以训诂探究古代文明进化史的贡献，声言要以惠、戴为师表，特别是发扬光大戴震一派的方法。他把“小学”视为研究和认识古代史的基本工具，“但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和父字，都是从手执杖，由此可知古人造字时代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43)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5—276、276页。梁启超称赞章太炎对乾嘉学方法的继承，“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之研究方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4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民国学人称：“昔休宁戴氏之论学也，其言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以是为衡，近世学者，兼此三长，厥惟章先生。语其卓绝，实为三百年来所未有，此天下之公言也。……先生少从俞德清游，故最服膺段、王诸家，以上继戴氏之所为。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45)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当代学者则说，章太炎等国粹派的治史方法“实仍以传统的朴学为根基”，不过较乾嘉先贤站得更高，他借助西方社会学理论，“使这一原含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在自己的手中平添了新的活力，从而也进一步体现了中西的兼采与融合”。(46)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187—188页。

再次，发扬传统史学经国济世的精神。作为国粹派领袖，章太炎极力宣扬国粹研究对国民爱国心培养的决定性作用，而所谓国粹即是历史。1906年7月，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发表演讲时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47)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5—276、276页。他称自己的研究即是以历史为主，因为历史研究对国家和民族存亡发挥决定作用，“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余固致命于国粹者，闻释迦氏书，知梵、汉之情不异，窃沾沾自欣幸，常以语人。……且人类所以殊于鸟兽者，惟其能识往事，有过去之念耳。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48)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他还就历史对培养国民民族主义的功用作过形象说明：“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矣。”(49)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71页。因此，他抨击清朝焚书灭史的行径，“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愤自立，且划绝其由蘖邪？”(50)章炳麟：《哀焚书》，《訄书》，第269页。无史则无国是章太炎终生奉行的思想，这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经国济世功能观的发扬。他称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承自明末清初的经世史学，对顾炎武尤为推崇，说：“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惮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者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51)《答梦庵》(1908年6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99页。罗福惠说：“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研究历史和运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时，始终强调‘求是’和‘致用’的结合。……他讲历史，主要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是他前后一贯的立场和方法。”(52)罗福惠：《章太炎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丘壑鸿爪：罗福惠历史文化论集》(中)，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总之，章太炎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发展较全面，既有形式的，即史书体裁和体例；也有方法论的，即传统汉学方法；还有史学价值观的，即史学经国济世功用观。此后，他对传统文化和史学愈趋认同乃至回归。有学者将章太炎史学嬗变分三阶段：一是从19世纪末至1904年，是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与新史学的建设阶段，“1904年《馗书》重刻本中从《尊史》到《别录乙》的七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他的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二是在1906年前后，对传统史学批评缓和与对新史学加以反思；三是始于1914年，复取《訄书》增删，更名为《检论》，思想“多所更张”，“开始向传统史学思想回归”。(53)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05页。所言颇是。

三、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创建的历史解释学阐释

梁启超和章太炎一方面对传统史学激烈批判，一方面又予以不同程度肯定，尤其是其创建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有直接和间接的继承发展，看起来颇为矛盾。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笔者以为，德国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的历史解释学、特别是其论“传统”在历史解释中重要作用的理论为阐释此现象提供有益的思想；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有关“传统”的现代价值及对史学研究作用的思想亦有助于进一步阐释该问题。

按照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历史研究即历史解释(亦称历史诠释或阐释)，“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基本样式，历史不仅记载人类社会既往所发生的事情(what happened)，还须对所发生的事情给出深入的理性阐释(account for the happenings)，即得出关于历史的——这里有两个词可以用——理解或解释。”(54)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而传统在历史解释中发挥重要作用，伽达默尔的历史解释学对此有深刻论述。首先，“前见”，即过去和传统，是历史解释的前提和基础。他谈到“视域融合”时说，“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所有的前见，那么，现在的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照面，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在传统的支配下，这样一种融合过程是经常出现的，因为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55)[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 诠释学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392、433、424页。视域指人的视野或理解的起点和视角。在历史解释中，视域包含决定理解得以可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视域融合即是认识主体对包含过去和当下在内的人类生存的理解(解释)。对历史学而言，视域融合是指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融合的过程，即历史解释学的进行和完成；在视域融合的历史解释中，由传统形成的“前见”是其开始和完成的前提和基础。他说，人类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56)[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 诠释学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392、433、424页。人类作为历史性存在要理解现在，就必须依靠自己所隶属的历史，因此，“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57)[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 诠释学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392、433、424页。可见，历史解释就是“在传统的支配下”的“视域融合”。其次，传统对历史解释的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符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58)[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 诠释学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392、433、424页。可见，“效果历史”是指客观的历史真实与主体的解释相统一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效果历史既非主观，也非客观，而是主客交融为一的。总之，在效果历史中，传统并非消极和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客体的“他者”与主体的解释者交融在一起，既是历史的解释者，又是被解释者。

希尔斯的经典之作《论传统》，则为人们认识传统的现代价值及认识作用提供了有力解释。他深入分析了传统的涵义、变迁、传统与现代化、传统与创造性、启蒙运动以来的反传统主义，阐述了宗教、科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统以及传统的不可或缺性等，批判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把传统与科学理性对立的流行观点，指出传统并非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只能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造，“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59)[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其中，实质性传统最重要，“实质性传统是人类的主要思想范型之一，它意味着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指导。”(60)[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传统对今天的社会和生活依然有重要影响，因为现存事物中有过去的事物，今天的一切都在“过去的掌心中”。(61)[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他进而提出“由传统决定的个人”的著名观点，称传统是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出发点和组成要素，“它们的形成基于每个人的原初遗传天赋以及一种传统沉淀的过程，即在某个盛行着特定的信仰和习俗的既定环境中，一代代人所经历和继承的传统的沉淀。无论他的性格和信仰以后会起何种变化，这种性格和信仰在任何特定时候都是他在过去获得和形成的。”(62)[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传统与史学有着密切关连，“传统为现在提供了人们在过去创造和奉行的东西，它们包括各种信仰——科学和学术知识、宗教信仰、关于社会正常秩序的概念、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人们关于自身社会、其他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之形象也都是传统。在这一点上，传统和历史编纂学紧密相连。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因此，历史编纂创造出作为传统进行延传的关于过去的形象。”(63)[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总之，传统有着永恒价值，“传统总是无所不在，并总是受到涉及它们的行动的影响。……传统应该被当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在现代，人们提出了一种把传统当作社会进步发展之累赘的学说，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错误。”(64)[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墨守传统和复古守旧，“复旧注定要失败，传统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65)[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22、37、51、59、354—355、354页。

可见，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希尔斯的传统论看来，传统不仅无所不在，而且在认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历史认识(研究)，首先，传统是历史认识的“前见”，决定历史认识视域的视角和大小；其次，历史认识结果是传统与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传统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再者，传统、特别是实质性传统对历史研究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最后，传统并非西方科学理性主义所说消极和落后，而是有着持久生命力和重要价值。以此理论来观照和阐释传统学与梁启超、章太炎新史学的关系可使我们有合理和深入理解。

首先，传统史学构成了他们的认识“前见”，成为他们阐释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关系的视域。两位史家都是从传统文化走出的国学大师，梁是今文经学的殿军，章为古文经学的殿军。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不仅是他们知识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且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情感，构成他们解释传统史学的“前见”，影响和制约他们对传统史学及新史学关系的解释和建构。梁启超在建构民族进化史观的新史学时，便借鉴儒家公羊三世说来阐释进化史观，结合公羊文化民族观来阐释近代大民族主义史观。易言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观、特别是公羊学的历史观和文化民族观，成为他解释新史学民族进化史观的“前见”。章太炎倡导的新史学不仅对传统史学有更多肯定，认为传统史学有近代性的进化史观和文明史观，正史亦有实录精神(即科学精神)，中西史学方法各有所长，其拟撰新中国通史基本是取鉴传统史书体裁和体例，并将清代汉学方法视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基本方法。易言之，传统史学的史观、史学表达形式和史学方法成为其阐释新史学的“前见”。再者，他们的新史学都重视发扬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视之为民族救亡的最重要学术利器，梁称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章则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这种史学经世致用论虽然吸收了近代民族主义新内容，却承继了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其次，他们解释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时，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当代解释学是本体解释学，认为一切皆解释，不仅对文本的解读是解释，对文本的再创造也是解释，文本和解释即本体。以此来看，他们对传统史学的解释，既包括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评判，也包括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通观他们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的解释，可见传统史学既被他们解释和传承，又影响和制约着他们对新史学的解释。质言之，传统史学既是被认识和继承的客体，又是认识和继承的主体。传统史学在各层面被批判地继承发展。在历史文化观上，传统变易史观、公羊三世说、夷夏观得到近代的阐释和发展。在史学方法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方法分别被得到新的阐释和发展；在历史编纂上，传统史书体裁被章太炎加以改造和发展。在史学价值观上，传统史学致用论均被作了新的解读和发展。然而，传统史学又非被动地被认识和继承，而是引导和规定着他们的史学认识和建构。传统史学历史悠久，自成一系，其历史观念、内容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与西方史学有本质差异，这无不对他们认识和继承传统史学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尽管两人立场和取径多有不同，梁是文化激进主义，章是文化保守主义，然而他们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的阐释大体涵盖了传统史学的范畴，即，传统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得失、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特点、儒家和孔子在中国文化和史学中的地位、传统史学方法的得失、史书体裁与通史的编纂、传统史学致用观等。总之，传统史学间接或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他们对传统史学及新史学关系解释的范围和方式。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思维模式和根本精神——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即实质性传统，对他们认识传统史学及新史学关系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中国文化是道德实践理性文化，将科学的工具理性和道德的价值理性合一，其集中体现就是以道德之知为本位的“知行合一”论。在学术上，主学与术不分，反对为学而学，即西方“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理性精神，主张“学”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形成了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精神。它主张以道德理性为本体和目的，以工具理性为手段和辅助，质言之，即是以道德价值理性为体，以科学工具理性为用。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尊德性”是体，“道问学”是用。因此，这种实践理性实为道德实践理性。史学在传统学术中地位仅次于经学，“经以载道，史以明道”，传统学术又主张经史不分和经史合一，故传统史学能充分体现传统文化学术精神，重人伦教化和道德褒贬，讲经世致用和经国济世。就是说，讲道德实践理性和重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和史学的实质性传统。这种实质性传统对他们认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关系有决定性影响。他们虽然对传统文化和史学予以批判，进而创建新史学，但是，其批判和创建的工具却与传统文化和史学有共通性，即，都以道德实践理性为工具。在历史观上，他们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原因即在于与传统实践理性有共通性。李泽厚分析进化史观在中国广泛传播原因时说，尽管进化论与历史循环论、退化论的背离，“‘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与‘和为贵’(儒)‘弱者道之用’(道)的矛盾，却可以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精神’‘国民性’)上接受和融会他们。这所谓‘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基本特质，便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66)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在史学价值观上，他们都强调新史学的致用性，要能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有强烈的道德价值指向，并非纯粹科学理性的史学。这种史学致用观决定了其新史学的本质和模式，即新史学本质上是撰写新中国通史，因为通史能充分发挥史学的资鉴和致用功能。

最后，传统史学有多方面现代价值，成为建构新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浓厚的人文道德精神和实践理性传统具有独特魅力，为近代新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尔斯不仅提出“由传统决定的个人”和当下一切都在“过去的掌心中”的著名论断，还一反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理性主义全盘反传统的做法，指出传统有永恒的价值，阐明了“传统应该被当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的要论，对正确看待传统的现代价值很有启发。中国传统史学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涉及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论、通史编纂理论和史学价值观等方面，这些理论资源被梁、章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发掘和传承。传统史学以道德实践理性为旨归，强调人文道德理性的主体地位，既有科学工具理性的内涵，又具人文道德理性精神，富有经国济世的情怀。他们一方面从科学工具理性立场出发，重视对传统史学中科学精神和方法论的发掘，或是发掘传统变易史观，或是传承清代汉学科学方法，使之与近代进化史观或实证方法相对接，旨在为新史学提供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他们传承传统通史编纂理论，建构起新的中国通史理论，为新中国通史编纂提供了更科学方法。他们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发展还体现出中国学术实践理性精神。他们既强调新史学的科学性，又强调其价值性。他们的“经世致用观”内容是新的，形式上则源自传统。为使新史学更好服务近代革命，他们批判继承“通史家风”，建构起新中国通史范式，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通史的编纂。传统史学思想资源被他们不同程度地继承发展，成为建构新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有力说明传统史学在中国近代新史学建构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 语

总之，传统史学在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近代新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氏文化激进主义地和章氏文化保守主义地阐释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关系，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学阐释传统史学和建构新史学的两大模式，对传统史学的近现代转型和发展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当然，这并非说传统史学都值得继承和发展。正如希尔斯所说，“复旧注定要失败；传统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67)[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第354页。中国传统史学形成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是对那个时代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和总结。当中国历史步入近现代之后，仅依靠传统史学是无法实现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这正是梁启超和章太炎等新史学家对传统史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的根源所在！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关系的认识存在诸多缺陷，对此应历史和辩证看待。史学是生命之学，是史家承继传统对富有生命性的当下历史的不断解释。史学的生命张力正在于强烈的实践性和鲜明的人文性，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和特质所在。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即是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不断融合为一和创生的发展进程。中国当代新史学的发展，亦当是此融合与创生进程的延续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