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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时期的北洋将领

2019-12-15

安徽史学 2019年6期
关键词:帝制段祺瑞北洋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政坛显赫人物,他之所以能在波谲云诡的宦海生涯逢凶化吉,飞黄腾达,主要依靠的是北洋军力,即小站系新建陆军将弁班底。然而1915至1916年洪宪帝制时期,受各种因素影响,北洋军高层明显分化,段芝贵、倪嗣冲等积极拥袁称帝,段祺瑞、冯国璋则始终不赞成帝制,大多数北洋将领政治态度随着帝制形势变化而变化。云南独立以后,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洪宪帝制危机四伏,征滇失败,列强施压,北洋将领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冯国璋领衔“五将军密电”,段祺瑞协助南方“逼宫”,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宧、湖南汤芗铭相继宣布“独立”,这一连串北洋将领背叛事件,对袁世凯精神刺激很大,甚至可说是致命打击。正如袁世凯幕僚张一麐所言:“袁之愤而成疾,卒至丧命者,非惜帝制之不成,实恨平日旧属悉怀异志,竟将癸丑一役辛苦经营而得之地盘,无形断送。默念方来,挽救无术,迨此英雄末路,遂致愤极而死耳。”(1)张一麐:《直皖秘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8页。

学界目前有关洪宪帝制时期北洋将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2)如张华腾:《洪宪帝制》,中华书局2007年版;邓亦武:《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张华腾:《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赵富民:《论冯国璋与洪宪帝制》,《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王祖远:《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文史春秋》2009年第4期;郭洁:《冯国璋与南京会议》,《兰台世界》2013年第6期。已有成果在阐述洪宪帝制时期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物表现,段祺瑞、冯国璋与袁世凯、袁克定父子矛盾以及探讨洪宪帝制失败原因等方面是有参考价值的,不过这些研究视角略显狭窄,难以反映洪宪帝制时期北洋将领整体面貌,尤其是对北洋将领帝制派的表现、北洋将领在帝制不同阶段的表现关注不够。本文试图通过展现洪宪帝制各个时期北洋将领群体状况来加深对北洋军阀本质和特点、袁世凯与北洋将领关系、北洋军高层分裂情形及洪宪帝制失败原因等问题的认识。

一、洪宪帝制酝酿时期的北洋将领

洪宪帝制酝酿于何时,说法不一。据张国淦撰写《徐世昌谈洪宪小史》云:“辛亥革命时,清廷起用项城(袁世凯),督师武汉,未几,擢为内阁总理,其权势之重,一时无与抗衡者。当时,其左右亲昵之人,即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廷而代之之议。”(3)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3—74、74、74、80、201页。“左右亲昵之人”包括段芝贵、倪嗣冲等北洋将领。但袁世凯审时度势,没有采纳“取清廷而代之”提议,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2、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義等,均具有相当势力;3、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4、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5、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4)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3—74、74、74、80、201页。因此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选择了相对稳健路径:“最初表面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民主君主,又其次则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5)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3—74、74、74、80、201页。

然而袁世凯身边帝制派活动并没有停止,据段祺瑞幕僚曾毓隽回忆:“民国元年3月10日,袁就临时大总统,事先派二十人筹备,我名列第十四。倪嗣冲对我说:‘你替袁世凯筹备临时大总统不算完事。’我问他:‘要做到什么程度为止。’他低声严肃地说:‘要做到老袁登帝位为止。’我当时大吃一惊,将这个消息秘密报告段祺瑞,段立时变色,对我说:‘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6)曾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第98—99页。张一麐回忆:“民元倪嗣冲即有拥袁氏为帝之谋。”(7)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并且说是袁世凯告诉他的。还谈到民国初年北洋第三镇兵变与拥袁称帝也有关系:“当时北方军人,集议于袁公子邸中。即议黄袍加身之事,先攻东华门。时冯国璋统禁卫军不与谋而抗御,军不得入,乃成抢掠之局。”(8)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1913年9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军力震赫一时,袁左右亲昵一派又暗中策动帝制,且较辛亥时更为积极,而项城则欲确定正式大总统,以待时机。”(9)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3—74、74、74、80、201页。1914年12月,袁世凯颁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继任者由总统推荐三位候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子世袭。然而帝制派并不满足,暗中加快了策动步伐。袁世凯在“太子党”包围下,亦不以世袭总统为终极目标,他自小站练兵以来一直“醉心德制”,仰慕德皇。民国初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帝制鼓动,不仅对袁克定影响很大,对袁世凯影响也很大,所以朱启钤认为“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10)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3—74、74、74、80、201页。袁世凯虽然帝制思想浓郁,但鉴于问题重大,形势复杂,态度一直较为谨慎。近侍夏寿田回忆:“在项城口头不露帝制二字,只说共和办不下去而已;我辈日夕在左右,始而从旁敲击,继而直捣中坚。项城初尚装门面,渐渐亦说非帝制不可,最后,‘你们斟酌去办’。其时北洋军人方面,惟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袁乃宽等;幕府方面,唯杨士琦与余二人,不过数人得真知其全部秘密。”(11)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3—74、74、74、80、201页。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签字后,袁世凯认为外交难题已经解决,日本等外国列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帝制大戏公开上演的时机已经成熟。

洪宪帝制酝酿时间较长,参与密谋策划的北洋将领并不多,也就段芝贵、倪嗣冲、雷震春、张镇芳、袁乃宽等几个人,时人认为“袁为人深沉阴鸷,彼欲为帝,自为之可耳,初不假手于武人之拥立。盖虑拥立以后反为所制,故宁谋及政客而不受武人善意。”(12)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即使到了帝制酝酿发动最后阶段,袁世凯对不少爱将仍然守口如瓶,冯国璋就是大呼上当受骗的一个人。

1915年6月,冯国璋在南京接见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听梁启超谈到袁世凯父子可能正在谋划帝制活动,决定携梁启超进京,当面询问袁世凯。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言:“华甫(冯国璋),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和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言:“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1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82—83页。

冯国璋与袁世凯这番谈话很快刊登在北京和上海一些报纸上,文字略有差异,意思大致相同,总统府亦有类似文字发表。这番谈话让冯国璋感到袁世凯否认称帝的态度真诚可信,而且冯国璋在京期间袁世凯对他十分关心体贴,完全是接待老友和家人态度,所以他7月5日在北京向报界宣布:“三谒总统言及国体事,总统力辟近日谣言之妄。”“总统所语甚多,而综合大意,皆极决绝之词。观此可知谣言不实。”(14)公孙訇:《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7月18日,冯国璋返回南京。没想到8月14日杨度等人即在北京发起成立筹安会。冯国璋起先不相信筹安会后台是袁氏父子,经与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密电联系后,方才醒悟到自己被袁世凯欺骗。唐德刚认为:“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纵是对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氏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15)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而段祺瑞1915年8月3日发表“辟谣”通电,电文耐人寻味,实际上是把自己近年来在称帝问题上与袁世凯、袁克定父子矛盾公布于众,以便于“称病”退隐保全自己,免遭前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悲惨命运。据段公馆警卫营长曹树桐回忆,段祺瑞因为反对帝制被人行刺,不是谣言,刺客是段祺瑞贴身副官罗凤阁。因为行刺段祺瑞是未遂事件,特别是牵涉到袁世凯父子,段家与袁家、罗家是世交,段祺瑞夫妇都十分喜欢罗凤阁,并且认作干儿子,所以知情者都讳莫如深,不愿也不敢多说,因此“段祺瑞被人行刺”成为报章风传的一桩疑案。(16)李炳之:《段祺瑞遇刺疑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清末民初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6页。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在回忆录中承认有刺段事件,但为袁世凯开脱,认为是袁克定听信杨度等人谗言,“密遣人谋刺杀之”,“虽祺瑞辜恩背义,亦大兄有以酿成之也。”(17)袁克文:《辛丙秘苑》,《近代史资料》总81号,第161—162页。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两员大将,一个主内,一个镇外,论资望和实力,都有可能继承袁世凯做总统,但如果恢复帝制,皇帝世袭,他们都有可能失势,甚至罹祸。

袁世凯担心武人居功擅权,难以驾驭,并且殃及子孙,所以在帝制酝酿时期较少让北洋将领介入。但袁世凯的统治基础毕竟是北洋军力,尤其是到了帝制发动前的最后阶段,他也想了解北洋将领的态度,所以从1915年7月起,袁世凯电召一些北洋将领来京述职。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等,皆曾奉命进京。当时帝制传闻甚嚣尘上,这些北洋将领和段祺瑞、冯国璋身份地位不同,恢复帝制对他们没有什么损害,反而可能带来加官晋爵等好处,因此赞成袁世凯独揽大权。

二、洪宪帝制运作时期的北洋将领

1915年8月23日,杨度等“六君子”宣布成立筹安会,拉开了公开筹办洪宪帝制的序幕。与筹安会“六君子”同时开展活动的,是被称为“十三太保”的一批人,他们中一些人较早介入帝制密谋,并且大都握有军政实权,在组织操办帝制活动中,比筹安会作用更大。北洋将领列名“十三太保”的,有段芝贵、倪嗣冲、张镇芳、雷震春、江朝宗、唐在礼、张士钰、袁乃宽等人。

8月24日,筹安会成立第二天,段芝贵、袁乃宽、唐在礼等即在北京石附马大街袁乃宽住宅召开“军警大会”,参加者还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张怀芝、张敬尧、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陈光远、王怀庆、张绍曾等40余位北洋军警要人。段芝贵在会上演说鼓动,宣传古德诺和筹安会主张,并且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区署署长,均安排人代签名,表明北洋军警界一致赞同恢复君主制度。(18)《王廷桢致冯国璋函》,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0—1321页。9月初,段芝贵领衔十九省区将军、都统、护军使密呈袁世凯早定国体,速登帝位。列名者包括广东龙济光、河南赵倜、山东靳云鹏、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冲、四川陈宧、江西李纯、云南唐继尧、陕西陆建章、甘肃张广建、湖南汤芗铭、浙江朱瑞、山西阎锡山、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察哈尔张怀芝、绥远潘矩楹、福建李厚基等军政要人。(19)《段芝贵、龙济光等十九省将军呈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63页。

随后在北京帝制中枢机关策动操控下,全国一片“请愿劝进”声,军界首领尤其是北洋将领也纷纷表态,拥戴袁世凯称帝。如9月6日,全国各省区36位镇守使联名呈文袁世凯:“伏望大总统立伸睿断,改易民主国体为君主立宪,以顺群情而奠邦本,军人等不胜诚惶诚恐待命之至。”(20)《镇守使联合呈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72—1073页。9月10日,海军总长刘冠雄呈文袁世凯,表示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各司令、舰长来电极表赞同君宪:“吁恳俯顺舆情,速定大计,慰海隅苍生之望,奠神州赤县之基。”(21)《刘冠雄呈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77—1078页。9月12日,陆军上将衔中将张绍曾领衔50位陆军将领呈文袁世凯:“上以慰皇帝眷顾之怀,下以快普天仰望之心,宸衷毅断,速定大计,则中国亿万世无疆之福也。”(22)《张绍曾等呈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79—1081页。9月21日,陆军总长王士珍领衔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员,包括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侍从武官长荫昌、海军上将萨镇冰、昭威将军蔡锷、参谋次长唐在礼、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张士钰,函呈袁世凯,表示全国军界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且在呈文后面附了两份名单,一份是中央军事机关少校以上主张君主立宪人员名单,共计339人;一份是各省区军界来电营长以上主张君主立宪人员名单,共计171人。(23)《王士珍等呈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95—1099页。

10月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后,北京帝制中枢机关以致各省将军、巡按使密电形式,主持操纵全国国民代表选举皇帝事务。北洋军界“太保”段芝贵、张镇芳、雷震春、江朝宗、唐在礼、张士钰、袁乃宽等,皆曾在帝制中枢机关致各省军政长官密电中列名。帝制中枢机关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必须在辖境内主持监督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负责将选举结果报送北京。10月28日,陕西省将军陆建章、巡按使吕调元致电参政院:“计法定额九十票,核对相符,均一致赞成君主立宪”,“谨以全体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24)《陆建章等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2页。10月31日,山西省将军阎锡山、巡按使金永致电北京:“本日决定国体投票,按县额代表共一百零二人,当场开票,赞成君宪,全体一致。各国民代表并当场推今大总统袁公为中华帝国大皇帝。”(25)《阎锡山等致统率办事处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073页。11月2日,浙江省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致电北京:“本日举行国体投票,计赞成君主立宪者适得七十五票。”“谨拟恭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26)《朱瑞等致大总统府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074页。11月5日,河南省将军赵倜、巡按使田文烈致电北京:“国民代表法定一百零八名,于本月二日依法选出,并于五日由各代表自由投票决定国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27)《赵倜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074页。这些国民代表大部分由北京帝制中枢机关指定,少部分由各省将军指定,投票前每位代表发大洋五百圆,投票采取记名投票,并且安排专人监管,所以才会出现“一致赞成”“全体推戴”的选举结果。

12月12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国民总代表”参政院呈递的第二次中华帝国皇帝推戴书。12月13日,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在居仁堂负责操办中华帝国皇帝百官朝贺仪式。参加朝贺的有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将领,还有北京附近的地方官员。据唐在礼回忆:“袁世凯、袁克定父子对段、黄等能很快地办好这件大事,还是满意的,而段等也相当得意。”(28)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从12月15日起,袁世凯开始下皇帝册封令。各省区军政官员封爵令集中在12月21日和12月23日,受封者为各省区将军、都统、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军队师旅长,大多数为北洋将领。如12月21日封爵令,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一等男有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29)《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22日,第1302号。不少受封者上表谢恩,也有少数受封者因为爵位等级等问题私下表示不满。

12月19日,洪宪大典筹备处宣布成立,内务总长朱启钤任处长。北洋军界“太保”张镇芳、江朝宗、唐在礼、张士钰、袁乃宽等参加了大典筹备处工作,张镇芳、江朝宗、唐在礼任处员,张士钰任警卫科主任,袁乃宽任会计科主任。段芝贵因为东北形势不稳,师长张作霖、冯德麟皆想赶走他,做奉天将军,没有在大典筹备处挂名,但仍然为大典筹备做了不少事情。

三、洪宪帝制危机时期的北洋将领

云南独立是进步党和国民党策划领导的结果,其中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学生、前云南都督蔡锷离京辗转入滇起到了关键作用,李烈钧等国民党人从海外归国入滇策动亦功不可没,而云南将军唐继尧苦心经营,暗中谋划,最后领衔举起反袁大旗,无愧于护国运动元勋称号。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后,仿辛亥革命官制,推举唐继尧为都督,下设两参赞,左参赞戴戡,右参赞任可澄。组织护国军,分为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下辖四个梯团,主要任务是入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下辖三个梯团,主要任务是入两广;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下辖六个梯团,主要任务是镇守云南。护国军一梯团约合一旅。(30)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156—1157页。

云南独立打破了袁世凯洪宪元旦登极称帝美梦,而日本为首外国列强对帝制干预也让他感到头疼,但袁世凯认为凭借北洋军力,不难解决“滇乱”问题,因为1913年“癸丑之役”,国民党在江西、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省同时发难,不到两个月就被北洋军镇压下去。袁世凯认为现在只有云南一省起事,只要大军压境,处置果断,称帝应该不受影响,而征滇一旦成功,外交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将唐继尧、蔡锷、任可澄解职,勒令来京,听候查办;令云南第一师师长张子贞暂代督理云南军务,云南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31)《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30日,第1309号。同时开始着手军事部署,制定了三路进攻云南计划,由虎威将军曹锟任前敌总司令,统率第一第二路军;以马继增为第一路军司令,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第六师,由奉天调动的范国璋第二十师,由河南调动的唐天喜第七混成旅,从湖南经贵州进攻云南;以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兵力包括由岳州调动的曹锟第三师,由南苑调动的张敬尧第七师,由保定调动的李长泰第八师,从四川进攻云南。第三路军原打算由海路运兵到越南,假道滇越公路进攻云南,因为法国公使不同意而改变计划,由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云南。

1916年1月5日,袁世凯下令曹锟督率第一二路军进攻云南,并命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32)《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1月6日,第1号。还在中南海丰泽园设立征滇军务处,直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但北洋军征滇并不顺利,本来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是主持征滇军务处最合适人选,现在因为不赞成帝制都不愿意出头,均抱着消极观望态度。李剑农认为:“北洋军人的两大柱石,既皆趋于消极,于是其余的军界要人,除了段芝贵特别起劲外,都失了拥袁的诚心,不过无人起而反对罢了。”(3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

曹锟、张敬尧统领的第二路军是征滇主力,但因为“道路恶劣,情形不熟”等原因,行动较缓慢。四川战事初期,与护国军第一军对垒的北军,是四川将军陈宧入川时带去的伍祥祯、李炳之、冯玉祥三个混成旅,加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个师。而“四川原来军队因种种之情况,颇不服陈宧节制,陈宧于兵队已有苦于配置之势。”(34)中华新报馆编:《共和军纪事》,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0页。1月17日,驻守川南伍祥祯旅与护国第一军刘云峰第一梯团在川滇边境交火,伍旅士气不足,抵挡不住,横江、安边、柏树溪接连失守。1月21日,川南重镇叙州被护国军攻占。(35)《刘云峰报告所部攻占叙州经过情形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袁世凯十分恼火,下令免去伍祥祯川南镇守使职,命其率队戴罪立功,又急令陈宧组织力量夺回叙州。陈宧调动自流井、南溪、屏山、犍为一带驻军,分四路数次组织反攻,宗场、白沙场等地战事激烈,但护国军十分顽强,叙州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复。(36)《蔡锷致各省通电》,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8—229页。2月2日,蔡锷旧将、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起义,配合护国军围攻泸州。泸州守将熊祥生旅长紧急求援,李炳之旅、吴佩孚旅赶赴泸州解围,蓝田坝、罗汉场、太安场一带皆有激烈战斗。泸州虽然守住,但北军损失惨重,川南战事处于胶着状态。(37)《统率办事处汇存关于双方在罗汉场等地交战情形战报》,《护国运动》,第538页。

马继增统领的征滇第一路军也因为“道路恶劣,情形不熟”等原因,行动迟缓。2月初,马继增第六师尚未抵达湖南,范国璋第二十师、唐天喜第七混成旅抵湘时间更迟。而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38)《刘显世为黔省宣布独立致各县属通告》,《护国运动》,第391页。随后,戴戡率黔军入川,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黔军进入湘西,占领晃州、麻阳、芷江等战略要地。贵州独立和黔军入湘,对北洋第一路军征滇计划打击较大,马继增因为忧愤自责在湘西辰溪司令部暴毙。(39)《大总统为马继增于军中暴卒著从优议恤策令》,《护国运动》,第630页。

征滇不利,列强施压,袁世凯对洪宪帝制前途感到忧虑。2月23日下令缓办帝制:“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40)《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2月24日,第49号。袁世凯缓办帝制令虽然悲观,但不绝望,他强调帝制不是不办,而是缓办,只要北洋军全力以赴,征滇成功,洪宪帝制危机就可以解除,登极大典只是推迟一些时间而已。所以袁世凯一边下达缓办帝制令,一边考虑向川、湘前线增兵,打算从湖北、安徽、山东、陕西、奉天等省抽调北洋军,“组织征滇第二军”。(41)《北京专电》,《申报》1916年2月20日,第3版。然而滇、黔独立后,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各省形势日趋复杂,北洋将领态度明显分化,北洋军镇守保境任务很重,互相防范牵制任务亦很重,已经很难再抽调大批兵力开赴川、湘前线。袁世凯还打算在汉口设立征滇前线总司令部,但冯国璋和段祺瑞均不愿担任总司令,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计划只好搁置。(42)《总司令之阁置》,《申报》1916年2月27日,第6版。

令袁世凯稍感欣慰的是,缓办帝制令下达不久,征滇前线一度出现了有利于北洋军局面。四川战场护国军在连续作战情况下,兵员饷械补给出现严重困难,蔡锷在屡电唐继尧得不到解决情况下,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休整,暂取守势。3月3日,冯玉祥旅收复叙州。(43)《冯玉祥报告攻占叙州电》,《护国运动》,第546页。3月7日,张敬尧师、熊祥生旅攻占纳溪。(44)《张敬尧等报告北军攻占纳溪情形电》,《护国运动》,第548页。对重庆构成威胁的綦江也被北洋军夺回。3月10日,陈宧电奏北京,报告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部潜过金沙江,夜袭摩鱼鲊,直抵芝蔴村,占领要隘,深入滇境。(45)《袁世凯授川军统领杨起元勋五位令》,《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湘西战事也有起色,周文炳接替暴毙的马继增,任代理第一路军司令兼第六师师长,3月9日督师夺回麻阳。(46)《袁世凯为周文炳部攻占麻阳著给奖励等情申令》,《护国运动》,第620页。范国璋第二十师、唐天喜旅、刘跃龙旅、倪毓棻安武军陆续抵达湖南驻防,向护国黔军发起进攻。广东将军龙济光也传来好消息,其兄龙觐光率领第三路征滇军假道广西,3月初攻占滇东南战略要地剥隘,前锋李文富团已进入土富州附近;其子龙体乾在滇南个旧、蒙自、临安等地组织民团武装暴动,对云南政权构成一定威胁。但前线北洋军有利形势是表面短暂的,而洪宪帝制危机则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云南独立象多米诺牌骨效应一样,很快就在南方各省蔓延开来。

四、洪宪帝制取消前后的北洋将领

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与此同时,在护国军第二军配合下,陆荣廷儿子陆裕光、部将马济在广西百色拘捕龙觐光,将广东征滇军包围缴械。(47)《广西独立纪》,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380页。广西独立粉碎了袁世凯第三路军征滇计划,对第一第二路军征滇计划打击也很大。四川护国军受广西独立鼓舞,全线反攻,很快夺回江安、纳溪、綦江、南川等地。湖南北洋军在护国黔军和桂军夹击下,很难有所作为。滇南龙体乾民团武装暴动亦很快被护国军第三军平定。(48)《刘祖武致唐继尧等电》,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402页。各种迹象表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力,已经很难平定滇事,洪宪王朝亟亟可危。如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独立迫在眼前”,“湖南、江西及南方各省都出现不稳迹象”,“长江下游亦正观变而动”,等等。(4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8页。

3月19日,袁世凯收到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转来一封密电,史称“五将军密电”。江苏将军冯国璋联络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准备共同发出一个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密电。冯国璋可能觉得五将军联名声势还不够大,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将五将军密电发给其他省将军征求意见。李剑农认为:“当时诚心拥袁称帝者,惟直督朱家宝、奉督段芝贵、豫督赵倜、陕督陆建章、皖巡按倪嗣冲等而已,以外大都多采中立态度,所谓五将军者即此中立派人。”(5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01页。

3月21日,袁世凯在新华宫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帝制,恢复民国,仍称总统。由徐世昌任国务卿,段祺瑞任参谋总长,恢复黎元洪副总统职务,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作为调解人,与护国军协商停战议和事宜。3月22日,袁世凯发布取消帝制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拥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51)《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3月23日,第77号。袁世凯取消帝制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对前线北洋将领征滇态度影响较大,蔡锷致护国军将领电文称:“就川情论,取巧如陈二庵(陈宧),骁悍如张敬尧,狡狠如熊祥生,蒙昧如李长泰,近来态度大变,函电往来,皆有戢耳就范之意。”(52)《蔡锷致唐继尧等电》,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496页。“袁氏势力一落千丈,其鹰犬辈亦渐恍然醒悟,逆知冰山将倒,惟惴惴是惧,决不能更为袁出死力也。”(53)《蔡锷致刘显世等电》,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499页。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最关心的问题是保住总统名份,不少北洋将领在帝制取消初期,也赞成袁世凯留任总统,所以“北方各省将军、巡按使、长江巡阅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各师旅长,纷纷通电,主张拥护中央。”(54)张国淦:《洪宪帝制撤销后之政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262页。但护国军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为洪宪帝制承担罪责,主张根据民元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

4月22日,袁世凯改命段祺瑞接任国务卿,并兼任陆军总长,王士珍改任参谋总长,希望段祺瑞能像“辛亥之役”“癸丑之役”一样,继续保驾护航,帮助他平定南方,一统天下。但段祺瑞与袁世凯裂痕已经很难完全弥合,而且他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对南态度,与袁世凯差异较大。当时南北各方推戴段祺瑞做总统呼声也挺高,所以这两代北洋领军人物最后一次握手,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较量,对双方心理打击都很大。

段祺瑞复出后,以袁世凯承诺的“责任内阁”名义,请求裁撤总统府统率办事处、机要局和军政执法处,由陆军部接管模范团、拱卫军,袁世凯表面同意“军权移交内阁,以示无意用兵”(55)《南京代表会议记》,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51页。,但决不愿意做“名誉总统”,被责任内阁挟持,所以拖延时间,敷衍不办。5月4日,国务院恢复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提出由心腹幕僚徐树铮任秘书长,袁世凯没有同意,认为徐树铮不适合做秘书长,可以恢复他的陆军次长。当教育总长张国淦将袁世凯意见转告段祺瑞时,段祺瑞十分不悦,将烟嘴摔到桌上,厉声说:“总是不答应耳!”(56)张国淦:《北洋述闻》,第141页。张国淦认为:“段此次出山,本拟与北洋元老商洽北方应付南方之策,虽不惬于袁,尚不肯为甚。自此以后,即决心与西南通电,互谋对袁。”(57)张国淦:《北洋述闻》,第141页。袁世凯见起用段祺瑞达不到保住总统目的,便改变策略,转守为攻,逼段交权。“殊袁无意于退,初以为借段之力,可以媾和,继见南军坚持退位,不为段转移,而段又颇赞成之”,“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58)《南京代表会议记》,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52页。“且阴使派赴南方之北军频向政府要求军饷,使段内阁陷于穷地。”(59)《东方通信社电》,《申报》1916年5月1日,第2版。段祺瑞审时度势,以退为进,借助各方力量对袁世凯进行“逼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冯国璋促袁退位态度亦逐渐明朗。4月16日致电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恳请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追,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开诚布公,昭告中外。”(60)《冯国璋致袁世凯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二)》,第448页。暗示袁世凯以退位为宜。4月25日,致电未独立各省,主张“结成团体,扩充实力,方可对付南方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轻重。”“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议,亦当力为争持。”(61)公孙訇:《冯国璋年谱》,第51—52、52页。试图形成以自己为领袖的中间实力派来左右时局。5月1日,他通电各省,提出调停时局新八条。关于总统问题,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等袁世凯向新国会辞职后,依法选举新总统。(62)公孙訇:《冯国璋年谱》,第51—52、52页。

5月6日,冯国璋与张勋、倪嗣冲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5月18日至5月30日,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的三个核心人物,各人其志。“宁(冯国璋)以目前大患在袁不退,千回百折,非办到退字决不可。徐(张勋)则以宁为此说,或系别有野心,以故坚持保袁,此外皆非所及。蚌(倪嗣冲)无他路可走,更惟有袒徐以抗宁。”(63)《胡嗣瑗致刘廷琛函》,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347页。南京会议表明,袁世凯一统北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北洋将领的分裂倾向已经不可逆转。

袁世凯在总统去留问题上,对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逼宫”行为十分不满,曾经对王士珍说:“至退位之法,予筹之已熟,即求优待条件,亦甚易易,但由冯、段等挟持而退,或挟持而留,人必以魏晋故事相讥笑,予岂肯为之?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其结果予早洞悉,曾筹有对付彼二人之计。”(64)《袁世凯与王士珍之谈话》,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61页。徐世昌认为:“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王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不倾向段)。”(65)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76页。李剑农认为段祺瑞、冯国璋“逼宫”行为,与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对待晚清皇室做法相似,可以说是继承了袁世凯衣钵,“袁氏临死所受的痛苦和他自己所加于清室的痛苦,大略相同。”(6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13页。

与段祺瑞、冯国璋“逼宫”同时,一些北洋将领在护国军压迫下相继宣布“独立”,尤其是陕西、四川、湖南三省独立,对袁世凯精神打击很大。5月15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赶走陕西将军陆建章。这是北方最早也是唯一独立省份,因此政治影响较大。据说陈树藩独立,与段祺瑞秘密策动有关。(67)张一麐:《直皖秘史》,第108页。5月22日,陈宧宣布四川独立。5月29日,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据说情绪失控,精神异常,时而顿足怒骂近侍,时而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状态。(68)李宗一:《袁世凯传》,第370页。

关于洪宪帝制,时人曾拟过一副对联流传甚广:“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和二陈汤本为中药名,这里“二陈汤”指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一些北洋宿将认为袁世凯重用陈宧和汤芗铭是一大失误,因为他俩原来都是黎元洪部将,不属于北洋嫡系:“我们总统一生用人不错,惟用两个湖北佬失着,可见还是要用自家人靠得住。”(69)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页。其实洪宪帝制陷入绝境后,北洋嫡系也未必靠得住,“五将军密电”就是明证。夏寿田认为导致袁世凯病死原因很多,爱将背叛只是其中之一:“自滇、黔事起,所有内部及外交方面,问题太多,四川独立,不过其中之一而已。”(70)张国淦:《四川独立》,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251页。

袁世凯在生命最后阶段仍然不打算退位,并且仍然寄希望于北洋军力,“袁氏得张勋之奋告,而刘冠雄、段芝贵诸人又力主勿退,五月二十九日特颁告令,解释不退位之理由,并详述帝制发生之原委”,“盖将以此为用兵之先声也。”(71)《南京代表会议记》,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59—660、660页。袁世凯还制订了一个“征湘、定陕、固鲁”军事计划,还打算用软硬兼施手段,解决南京会议冯国璋“逼宫”问题:“诱冯为国务总理,而以张勋继其后,冯不遵命来京,则命张勋、倪嗣冲伐之,冀乘胜克复浙江。”(72)《南京代表会议记》,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59—660、660页。6月6日袁世凯病逝。不仅皇帝美梦灰飞烟灭,而且总统宝座亦转瞬即空。一代枭雄以练兵起家,以统兵腾达,最后以用兵归天。北洋政府在兵戈扰攘中送走洪宪帝制旧时代,又在兵戈扰攘中迎来南北纷争新纪元。

结 语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政治军事生涯最后一幕大剧,也是他登上权力顶峰后最大败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袁世凯自己害了自己,是他贪婪的欲望和狡毒的权术害了自己,更是他过分迷信北洋军力害了自己。事实上,蔡锷在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任上,已经通过北洋军镇压白朗起义的不成功战例,看出北洋军内部潜藏的深层危机,从而坚定了云南举义护国反袁的决心。(73)韩玉辰:《操纵国会与踢开国会》,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52—253页。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鼻祖和统率,也不是没有认识到北洋军的痼疾,他在民国初年已经看出北洋将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居功擅权、拥兵自重、拉帮结派、暮气沉沉等,担心在南北对峙、群雄崛起的政治格局中,北洋军难以担当大任、一统天下,很有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局面。所以袁世凯陆续推出一些军政改革措施,但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些改革措施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军队统一和国家安定问题,对提高北洋军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也不大,反而因为“削藩”触及到一些北洋将领权力利益,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和离心倾向。袁世凯生命最后阶段,“削藩”这把双刃剑让他吃尽了苦头:“此时项城之运棹不灵者,全系内部人各一心,不听调度,且进而昌言反对,故闷损以至于死。”(74)张国淦:《南京会议与袁世凯病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317页。

从洪宪帝制整个过程来看,北洋将领中帝制派和反帝制派人数均不多,大多数北洋将领可以说是中立派,一些心腹爱将最后的“逼宫”和“独立”,是各种政治力量合纵连横、争锋博弈的结果,亦是袁世凯玩弄权术、咎由自取的报应,因为“袁氏之待遇诸将也,事之愈久,猜之愈深;言之愈甘,恨之愈甚;宠之愈极,报之愈毒;引之愈亲,夺之愈速。”(75)《孙洪伊泣告北方同乡父老兄弟书》,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82页。吴虬认为,袁世凯“用尽心机,泥沙黄金,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讵知一朝失足,便成独夫,正符当日士流所谓‘结五千年旧英雄之局’。”(76)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61—62页。实际从晚清以来,兵为将有,权力下移,军阀坐大,中央空虚,已经积重难返了,袁和他的北洋军是从清末承袭过来,其运作不脱此一窠臼。直至国民党时期,在中共与苏联影响下,创造出高于军权之上的党权,军阀专制、地方坐大的局面方有改变。袁世凯等人没有此等创造,其历史过客的结局是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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