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强 韩 笑

金朝的陵山，即为金朝皇帝陵寝所依之大房山。金初本无山陵之制，金朝在海陵王时采用因山为陵葬制，在中都大房山营建山陵，并迁祖宗陵墓于此，大房山成为金朝陵寝所依之陵山。在世宗时偃武修文，推行儒家礼制，命官员参考唐、宋之典故沿革对名山大川进行封祀，正式册封陵山大房山为“保陵公”，并建庙祭祀。金灭亡后，受金影响，明清皆对陵山进行封号和祭祀。在明清时，不但陵山地位明显提高，而且陵山的祭祀也变得更为频繁。

一、金朝陵山封祀的创立

陵山，即为陵寝所依之山，是伴随着因山为陵葬制而出现的。目前所知，因山为陵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汉文帝霸陵，据《汉书·文帝纪》中载：“霸陵山川为其故，无有所改”“治霸陵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①（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4页。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采用因山为陵葬制的陵墓,并不是汉文帝霸陵,而是西汉楚元王刘交陵②周学鹰：《“因山为陵”葬制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汉代以后亦有因山为陵葬制，但皆没有形成制度。因山为陵的制度化是在唐代，③李阿能、刘向阳：《谈唐代皇帝陵墓的特点》，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十一辑。唐太宗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1《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6页。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496页。，开了唐朝帝陵因山为陵的先河，并诏告子孙“奉以为令”，②（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23页。因山为陵在唐代遂成定制。辽承袭唐因山为陵之制，不但因山为陵，还给各陵所依之山赐佳名③刘毅：《辽西夏金陵墓制度的新因素及其影响》，《南方文物》2015第3期。，据《辽史》记载：圣宗永庆陵，“名其山曰庆云”④（元）脱脱等：《辽史》卷18《兴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页。；兴宗永兴陵，“名其山曰永兴”⑤（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页。。及至金朝，金初本无山陵之制，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金虏图经》附录2,《山陵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1页。海陵王即位后采用因山为陵葬制，于“贞元三年（1155）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戊申，山陵礼成。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到正隆元年（1156）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群臣称贺。”⑦（元）脱脱等：《金史》卷5《海陵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107页。海陵王时确立金代山陵之制，但并未对陵山册封和祭祀，到世宗时正式对陵山大房山进行封祀，又规定陵山大房山“其封域之内，禁无得樵采弋猎。著为令”⑧（元）脱脱等：《金史》卷35《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1页。。

可以看出从汉朝出现因山为陵葬制，到唐朝形成制度，再到辽朝给各陵所依之山赐佳名，虽然陵山的地位不断提高，但直到金朝才正式对陵山封祀。金朝对陵山的封祀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传统，山川祭祀由来已久，《尚书·舜典》云：舜“肆类于上帝，禋土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⑨（汉）孔安国撰，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2《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8页。。其实早在舜之前可能已经出现山川祭祀现象，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在山顶上建坛、庙、冢来祭祀祖先、天神和山神⑩田广林：《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商代在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祭山求雨的记载⑪（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1《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6页。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496页。。到了周代，对山川祭祀加以改革，给山川之祭加以秩序，《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⑫（汉）郑玄注：《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0页。。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⑬（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8页。。秦以后历代皆有对山川的祭祀，南朝时，除对山川祭祀外，还给山川封以爵位，最早给山川神祠封爵的是南朝的钟山蒋神，其被封为中都侯⑭（晋）干宝、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页。。唐代按山川秩次加爵，后爵号逐渐加至其他名山大川和地方祠庙，遂成制度⑮任爽：《十国典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48页。。及至宋，于祥符五年（1012）册封五岳为帝，后又将五镇四海四渎陆续升至王爵⑯（元）脱脱等.《宋史》卷102《礼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86-2487页。。在宋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还祭祀木叶山与黑山，祭祀黑山是因黑山如中国之岱宗，被契丹族认为是死后魂归之处，“即幽界黄泉之山，有黄泉神，死者居住其地”⑰[日]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燕京学报》1940年第12期。，祭祀木叶山则是因辽祖陵可能在木叶山上⑱郑承燕：《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到了金代，在山川封祀上既承袭历代山川封祀之制，又受到了辽朝祭木叶山与黑山的影响①郑承燕：《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元）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页。，形成了一种包含多民族的多元山川封祀文化。正是这种多元的山川封祀文化，使陵山封祀应运而生。

二、金朝对陵山的册封与祭祀

金世宗即位后，偃武修文，推行儒家礼制，《金史》载：“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②（元)脱脱等：《金史》卷28《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91-692页。世宗实行中原王朝祭礼，“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③（清）张金吾编.金文最《阮元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页。，命官员参考唐、宋之典故沿革对名山大川进行封祀。金世宗除对传统的岳镇进行封祀外，对女真本民族崇拜的山川也加以封祀，如长白山被封为“兴国灵应王”④（元）脱脱等：《金史》卷35《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9页。。所册封山川皆设庙祭祀。受辽朝祭木叶山与黑山的影响，陵山大房山也在封祀之列。

大定二十一年（1181），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⑤（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2页。敕旨曰：“坟山起葢山神堂，合封王，合封神。”礼部检讨没有可供依据的典故，拟以王爵封之。但送到礼部学士院检定后，学士官认为，若拟定爵位，应考虑本朝的五镇四渎皆封为公爵，而山陵乃土地之神，恐难比拟长白山神，而位在镇渎之上，因此不宜封王。八月十七日，敕旨封大房山神为“公”，以“崇安”作为封号，在山陵致祭时，亦受祭。后又奉敕旨，“山神本为保护山陵”，“崇安”止是“高大安宁”之意，无保护山陵之意，后又改封为“保陵公”⑥（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2页。。

大定二十八年（1188），行封典礼，鷩冕八旒、服七章、圭、册、香、币，使副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⑦（元）脱脱等：《金史》卷35《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0页。册文：维年月日，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设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于戏！享之庙食，锡乃多仪，祐列圣以妥安，期亿年而有永，以笃金祜，时维神休。⑧（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2-313页。祝文：盖以磐基所巩，陵寝是安，惟尔有神，实受其职。是用昭报，锡以显封。尚鉴予诚，永修灵佑。⑨（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页。

册封“保陵公”时，由涿州刺史高季孙担任册使，修撰赵据担任副使⑩（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2页。。由高季孙担任册使是因他除担任涿州刺史外，还兼任金代诸陵署的提点山陵一职。由涿州刺史兼提点山陵是世宗在大定八年（1168）的敕旨⑪郑承燕：《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元）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页。，在《金史·百官志》中提点山陵为正五品，由涿州刺史兼，负责掌守山陵。⑫（元）脱脱等：《金史》卷5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49页。说明由涿州刺史兼任提点山陵负责掌守山陵在金代已成定制。在“保陵公”的册礼上由于没有前代典故可参考，册礼如长白山之仪。在册封混同江时，册礼如封册保陵公之仪①（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页。王德恒：《北京的皇陵与王坟》，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64页。，可以看出，在册封女真本民族所崇拜的山水时，并没有直接依照传统的册封岳镇海渎之礼，而是依照长白山的册礼进行册封，长白山乃“金国之所起焉”②（元）脱脱等：《金史》卷135《外国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1页。，说明女真在册封本民族崇拜的山水时，借鉴中原王朝册礼的同时，又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对山川进行册封。

为祭祀山川，金代继承了历代传统，为山川建山神庙。从现有史料看，见于文献较早的是秦孝公时修建的虎侯山祠③（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到了汉代，将山川祭祀地点统一到固定庙宇中，改变了先前可能较为随意的祭祀选址④参见牛敬飞《五岳祭祀演变考论》，清华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金代在继承历代为传统的山川建庙祭祀的同时，也为女真本民族崇拜的山川建庙。如长白山神庙，《金史》载：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即其山北地建庙宇”⑤（元）脱脱等：《金史》卷35《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9页。。金史记载的长白山神庙遗址被考古发掘所证明：“长白山神庙遗址布局完整，保存较好，主体建筑为一处以工字殿为中心，工字殿之南为回廊院落的正门，在正门与工字殿之间还东西对称分布两个小型亭式建筑”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为祭祀大房山，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年（1180）十月三日，在山陵下建了一座山神庙⑦(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2页。，后又在坟山上建了一座山神堂。山神庙和山神堂，是两种功能不同的建筑。《说文解字》中载：“庙，尊先祖貌也”⑧（汉）许慎撰，徐铉校：《说文解字》卷9（下）《广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1页。，在《辞海》中庙为“宗庙也，又凡祀神之处皆曰庙”⑨《辞海》，北京：中华书局，民国36年，第492页。，庙最初为祭祀祖先之处，后又扩大到凡祭神之处皆曰庙。《说文》中释堂为：“堂，殿也，从高”⑩（汉）许慎撰，徐铉校：《说文解字》卷13（下）《土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8页。，说明堂是殿一类的建筑。可以看出，庙更多的功能是为祭祀，而堂则是类似殿一类的建筑。因此，据笔者推测，山神庙应为祭祀大房山神之处。至于山神堂的功能，在山神堂中有“敕封大房山神保陵碑”⑪（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页。王德恒：《北京的皇陵与王坟》，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64页。，且大房山神“实受其职”，山神堂应为供奉“保陵公”之处，起到了寝的功能。金朝建山神庙来祀神，建山神堂来奉公，应该是大房山具有双重“身份”的体现，第一重“身份”是作为山水之神，另一重“身份”是作为金代所封的“保陵公”。这也说明金代在吸收历代为山神建庙的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造。

在陵山的祭祀上，大房山的祭祀次数本应“岁时奉祀”，但是前文提到大房山在山陵受祭时亦受祭，《金史》中记载：“山陵朔、望、忌辰及节辰祭奠并依前代典故”⑫（元）脱脱等：《金史》卷33《礼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95页。。说明，陵山大房山除“岁时奉祀”外，还要在朔、望、忌辰及节辰与山陵一同受祭。大房山神与山陵一同受祭，是考虑到大房山神“祐列圣以妥安”，可以看作是山神与祖神一同受祭的祭祀方式。虽然大房山神得以与祖神一同受祭，但《大金集礼》载“每遇享祭日，先次设祭物于神庙，俟差去官山陵行礼之后，礼直官引提点山陵官。公服诣神位前，再拜少进，北向跪奠讫，俛伏，兴，复位立，读祝官，读祝讫，俛伏，兴，献官再拜，读祝官奠版于神位前。俟礼毕，诸陵署官取祝版焚之”①（金）张暐：《大金集礼》卷37《杂祠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2页．。可以看出，在祭祀当天，先把祭物有秩序的放在山神庙中，在山陵祭祀之后，再来祭祀陵山。这是因金代封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公爵是低于帝王的，为体现“尊卑有序”，所以要先祭拜祖神再来祭拜大房山神。陵山的主祭官为提点山陵使，前文提到金代由涿州刺史兼任提点山陵，说明金代涿州刺史除负责兼任提点山陵使掌守山陵外，还要负责陵山的祭祀工作在祭祀陵山大房山时以一献礼致祭②（元）脱脱等：《金史》卷35《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0页。。可以看出金代在对陵山进行祭祀时，并没有直接按传统的每年一次的祭祀，而是除“岁时奉祀”外，让山神与祖神一同受祭，但又考虑到“尊卑有序”而分先后祭祀。

三、金朝陵山封祀对后世的影响

金朝末年，政治式微，国力衰弱，已无力抵抗蒙古的铁骑。宣宗于贞祐二年（1214），将皇都由中都迁至汴京，当时“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③（元）脱脱等：《金史》卷109《列传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12页。。使宗庙、陵寝等祭祀并委中都，“自抹捻尽忠弃城南奔，时谒之礼尽废。”④（元）脱脱等：《金史》卷30《礼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29页。天兴二年（1233）七月，哀宗迁蔡，从汴京迁来太祖、太宗及后妃的御容，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当用乐。哀宗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可假用之。”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⑤（元）脱脱等：《金史》卷39《乐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86-887页。。可见，当时已经不具备举行祭祀祖先的条件，对于陵山的祭祀也停废下来。

金朝对陵山的封祀对后世的陵山之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明朝，据《明史》记载：“初，成祖易黄土山名天寿山。嘉靖十年（1531）名祖陵曰基运山，皇陵曰翌圣山，孝陵曰神烈山，显陵曰纯德山，及天寿山，并方泽从祀，所在有司祭告各陵山祇。礼官因奏：‘神祇坛每年秋祭，有钟山、天寿山之神，今宜增基运等山。’从之”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0《礼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明代永乐时开始的将钟山和天寿山之神奉祭于京师山川坛，这应该是受金朝祭祀陵山大房山启示，在金代“保陵公”之祭尚属于“诸神杂祠”，到了明世宗时钦定从祀方泽坛，已经列为国家祭祀大典，⑦刘毅：《明朝陵山之祭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说明明朝陵山之制更加完善。不同的是，从成祖始为陵山改名，到世宗为各陵山赐名，都是赐名而未加封爵，这是因明太祖取消累朝对五岳等山神的封号，以山水本名称其神。且明朝祭祀陵山十分频繁，如弘治十七年（1504）五月：“丁酉，礼部尚书张昇以畿内及山东等处久旱，请各遣大臣祈祷，上命礼部左侍郎李杰祭告天寿山之神，分命各巡抚官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之神”⑧《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1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965页。，在明朝祭山求雨时陵山也在祭祀之列。除此之外，明朝：“以基运翔圣天寿山之神设于五岳之前，神烈纯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镇之序”①《明实录·世宗实录》卷12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928-2929页。。可以看出，在明朝基运、翔圣、天寿山等已经直追五岳，神烈、纯德等也与五镇位次相当，说明经明朝的发展，陵山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到了清朝，顺治八年（1651）：“礼部请照例加四祖太祖太宗陵山封号。从祀地坛。命作速举行”②《清实录·世祖实录》卷5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7页。顺治八年（1651）十月乙丑：“封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陵山曰启运山；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山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业山。遣多罗贝勒吞齐、固山贝子吴达海等祭告，是日祭时，日初出启运山，有黄赤青三色云见从山陵，直冲霄汉”③《清实录·世祖实录》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0页。。可以看出，清朝陵山之制基本沿袭金以来的陵山之制，给陵山加以封号，并从祀地坛。但也有不同之处，在金朝祭祀陵山由涿州刺史兼提点山陵使来负责；明朝天寿山由礼部和工部官院负责祭祀，有时也由公、侯、伯等祭告，其他陵山由各地地方官员负责；到了清朝则是由多罗贝勒和固山贝子来致祭，多罗贝勒在清代属皇室三等爵，固山贝子属四等爵，可以看出，清代改变了设专门官来祭祀陵山作法，而任用皇室宗亲来祭祀陵山。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灭亡后，陵山封祀也随之烟消云散。

结 语

金朝礼制远追先秦，中承唐礼，近袭辽、宋，④张博泉：《金代礼制初论》，《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其制度渊源及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了明显的蕃俗与汉礼杂糅的特征。⑤徐洁：《金代祭礼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金朝在对陵山大房山进行封祀中，多参考唐宋礼制，如在册封大房山神时，原拟封王，但因没有礼制典故参考而封公爵。但并不是一味地继承，而是根据本朝的实际需要直接继承古礼或因情况而制礼，在大房山册礼上，没有按传统的册封岳镇海渎之制，而是依照长白山的册礼进行的，在祭祀次数上也没有按照传统的岳镇海渎年只一次的做法，而是采用了与山陵一同受祭的祭祀方式。正是这种独特的山水祭祀文化，使得册封祭祀陵山的制度在金代得以确立。金代对陵山大房山的封祀，上承唐辽宋的山水祭礼；下启明清的陵山之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陵山封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