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锴 李 娜

炎帝，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亦被称为烈山氏、神农氏。据传说，炎帝出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一生为部落民众做了很多事：教民耕作，使百姓免受饥寒之苦；亲尝百草，使百姓不受病痛之苦；开辟集市，使百姓安居乐业。炎帝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备受人们的关注，关于炎帝文化的探讨亦早已蔚为风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地此起彼伏的研讨会。自20世纪90年代首届“炎帝文化暨炎帝故里研讨会”召开以来，各地掀起了对炎帝文化及炎帝故里问题研究的热潮，相关成果大量涌现。炎帝文化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在持续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大批学者聚焦于炎帝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炎帝文化对当代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炎帝文化对中国医药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启示等方面，笔者兹将学界关于炎帝文化研究的状况做一概述。

一、炎帝文化形成问题的讨论

炎帝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命题，涉及炎帝部落生活而产生的部落文化、炎帝教授耕作而产生的农耕文化、炎帝亲尝百草而产生的医药文化等，炎帝不同的身份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也不相同。所以在探究炎帝文化的含义之前，首先要界定清楚炎帝这个称谓的概念，即炎帝究竟代表着什么？炎帝与神农氏、烈山氏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炎帝文化产生的源头。学界对炎帝及炎帝文化问题的讨论，也是由此展开的。

目前学界对于炎帝究竟是“人”还是“神”，抑或是“氏族首领的统称”这一问题分歧较大。佳雨在《炎帝与姜炎文化研究述略》中概括了关于炎帝名义问题的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杰出领袖；第二种认为其是氏族或时代的称谓，是部落首领世代沿袭的称号；第三种则认为炎帝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代表；最后一种则综合以上三种，认为其是人物、氏族首领与中华文化象征三位一体的综合。①佳雨：《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述略》，《寻根》1997年第1期。而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仅仅是炎帝作为部落首领的统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如叶林生的《炎帝考》，在考证炎帝称谓的由来后，得出炎帝作为一个文化偶像，是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动力。②叶林生：《炎帝考》，《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持此观点的还有周新发等学者。③周新发：《神土炎天 神农炎帝 炎帝陵 炎帝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而炎帝作为中华始祖，无论是将其视作人或神抑或部落首领，都是中华民族文明悠久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剂，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之一。

炎帝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学界研究无论从何种角度，都绕不过炎帝复杂的身份问题。笔者在梳理炎帝问题的研究成果时，发现频率最高的是炎帝“神农文化”，而炎帝与“烈山氏”并列出现的情况也时而有之，炎帝与神农氏、烈山氏究竟有什么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李桂民在《神农氏、烈山氏、炎帝的纠葛与远古传说的认识问题》一文中，运用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对炎帝、神农氏与烈山氏三个称谓出现时间、故事记载等分别进行梳理，得出这三个称谓的最终融合是炎帝人格化与中华民族向心合力、民族融合的有力见证。④李桂民：《神农氏、烈山氏、炎帝的纠葛与远古传说的认识问题》，《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而林河的《屈赋“炎帝神”考——关于炎神、炎帝、神农、黄帝的文化人类学诠释》则从屈赋入手，运用文献学、民族语言学、意识形态学、考古学及符号学方法比较炎帝与炎神、炎帝与神农、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关系。⑤林河：《屈赋“炎神”考——关于炎神、炎帝、神农、黄帝的文化人类学诠释》，《云梦学刊》2000年第6期。除此之外，刘玉堂等通过对有关文献进行动态、多向考察，揭示了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之间的分合关系及其原因，写成了《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兼论远古传说变异与原始民族融合之关系》一文。⑥刘玉堂、刘礼堂：《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兼论远古传说变异与原始民族融合之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梳理炎帝身份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更深刻的认识炎帝文化的多层面向及内涵外延。

认识清楚炎帝是被赋予了多重身份的、人格化的、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之后，我们再来梳理炎帝文化的问题。学界研究最为广泛的是炎帝与神农氏融合后形成的炎帝神农文化。在诸多研究中，炎帝神农被赋予了农业文化、医药文化与香文化的始祖的角色。而占据主导地位、无可争论的是炎帝作为农业祖师的存在。王玉德的《试析炎帝神农文化的史源》，从先秦文献中梳理出了炎帝文化产生的六个源头并分别作出考论，并得出炎帝神农以“神农之教”创造了最早的农业文明，是一个包含人名、部落名与原始农业社会的一个时期的多重内涵的文化符号。杨范中的《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也对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①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理论月刊》1991年第2期。徐亦亭的《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详细考证了炎帝农耕文化，指出炎帝神农氏是农耕民族的汉族首领。②徐亦亭：《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可谓众所周知，因此学界在研究炎帝农耕文化的同时，也有的将神农视作医药文化的始祖。丁凤英著《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收录了众多有关神农与中医药文化的文章，涉及和药济人与神农精神、神农首创医药的历史功绩、神农氏早期养生思想探微等，这些都是从医药学角度进行的研究。③丁凤英：《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年。此外张玲丽也说明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中医药事业早期发展的标志性人物，奠定了“重经验与实践”和“药食同源”的传统，也为后世中医树立了“医圣”的精神典范。④张玲丽：《由“神农尝百草”论炎帝神农对中医药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学界关于炎帝神农氏与香祖师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黄俊军在《南岳衡山是中华香祖文化发源地——香祖师炎帝神农氏与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渊源解读》中首先肯定了“中华传统香文化祖师即神农”的观点，接着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论证“南岳进香”是远古人民祭祀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南岳衡山是炎帝神农氏作为香祖师的圣地，是香祖文化的发源地。⑤黄俊军：《南岳衡山是中华香祖文化发源地——香祖师炎帝神农氏与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渊源解读》，《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综上，炎帝的多重身份意味着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而这些含义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学界对于炎帝文化除按照神农的不同身份进行研究外，也有按照地域进行区域性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山西东南部地区。靳艳芳《晋东南炎帝文化遗存初步研究》选取晋东南地区的炎帝文化遗存进行研究，首先明确炎帝文化不仅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市场交易、社会文明等内容，还包括炎帝以后至今的所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存；此外，通过实地考察探寻了晋东南炎帝文化的发展轨迹与地域性特点；最后针对晋东南如何打造炎帝文化品牌问题提出一些建议。⑥靳艳芳：《晋东南炎帝文化遗存初步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选择山西东南部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高婧的《山西东南部地区炎帝传说与文化初探》，谢耀亭的《上党地区炎帝文化遗存的多视角思考》等。⑦高婧：《山西东南部地区炎帝传说与文化初探》，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谢耀亭：《上党地区炎帝文化遗存的多视角思考》，《山西档案》2016年第1期。此外，唐嘉弘运用考古学方法考证炎帝文化来源于晋陕、甘肃地区。⑧唐嘉弘：《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炎帝文化究竟肇始于何处，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除上述炎帝文化产生于西北的论说外，产生于南方说亦同样热烈。王水根运用考据学与考古学的方法，对炎帝文化的起源与实质进行考辨，他认为炎帝文化的实质是长江文明，是南方文明的代表。⑨王水根：《炎帝考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与此观点相似的文章还有彭志瑞，他在《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对徐旭生将炎帝归于西北集团的质疑》一文中坚持认为炎帝文化产生于南方。⑩彭志瑞：《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对徐旭生将炎帝归于西北集团的质疑》，《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张国光的《开展炎帝文化研究的意义——兼论炎帝神农肇兴于随州厉山说》也同样认为炎帝文化肇始于南方。①张国光：《开展炎帝文化研究的意义——兼论炎帝神农肇兴于随州厉山说》，《理论月刊》1991年第2期。笔者认为，文化本身处于一种动态当中，是一个不断融合与调适的过程，炎帝文化也一样，无论它产生于北方还是南方，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炎帝是被历史赋予了多种身份的精神与文明的寄托，身份的不同促使炎帝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如炎帝神农氏就被赋予了农业、医药、香祖的文化内涵，但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是华夏精神文明的表现形式。

二、炎帝文化传承问题的探讨

炎帝文化是一种具有民族性的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样也有现实意义。因此学术界热衷于炎帝文化研究的同时，社会各界同样致力于炎帝文化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举办祭祀大典、召开研讨会议等。首先是炎帝的祭祀大典，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一直受到民众的尊崇，祭拜炎帝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对炎帝进行祭拜的历史由来已久，高强以时间为顺序对炎帝祭祀文化进行梳理，即从先秦秦汉时期开始一直论述至今。经过梳理其得出先秦到明朝的炎帝祭祀文化时间长、地域广、形式多，清末时炎帝祭祀几近荒废，民国时期则时有时无，在改革开放后炎帝祭祀又重新活跃起来的结论。他认为炎帝祭祀是文化寻根、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对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强化。②高强：《炎帝祭祀述略》，《文博》2008年第2期。也正因为此，炎帝祭祀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朱建军在《炎帝陵祭祀文化意义述考》中写道：“2006年3月，炎帝陵祭典被国务院批准确立为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在对炎帝祭祀文化历史梳理基础上，论述了炎帝陵祭祀方式的变迁及其时代价值。③朱建军：《炎帝陵祭祀文化意义述考》，《湖湘论坛》2008年第5期。将炎帝陵祭祀与中华民族以及文化自觉联系起来，提升了炎帝祭祀文化的深度。改革开放以来，炎帝祭祀大典更趋活跃。1993年，湖南炎帝陵公祭大典在湖南省政府主持下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首届政府主导下的祭典。此后，陕西宝鸡、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亦纷纷举行炎帝祭祀活动。事实上，不仅这几个地区，每年有大批海外人士赶赴各地炎帝陵、炎帝庙进行祭祀。2009年9月，己丑年全球华人祭祀炎帝大典在陕西宝鸡举行，共同祭拜始祖炎帝。④云献科、罗罡：《己丑年全球华人祭祀炎帝大典在宝鸡举行》，《现代企业》2009年第10期。丁宇的《弘扬神农文化，共圆美好中华——记丁酉年海峡两岸炎帝神农祭祀大典》则记载了2017年海峡两岸600多名代表在湖南株洲召开炎帝陵祭祀大典，共同缅怀炎帝盛况。⑤丁宇：《弘扬神农文化，共圆美好中华——记丁酉年海峡两岸炎帝神农祭祀大典》，《两岸关系》2017年第9期。炎帝因其特殊的历史含义受到全球华人的尊重，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炎帝祭祀文化。炎帝祭祀文化与炎帝神农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有关炎帝文化的研讨会议。炎帝祭祀活动是社会各界人士对炎帝文化进行探寻的一种实践形式，而参与炎帝文化研究更为普遍的方式则是举办学术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各地相关研讨会、学术论坛尤为密集。1990年11月，由湖北省社科联和随州市联合举办的“炎帝文化暨炎帝故里研讨会”在随州市召开，论点主要集中在炎帝文化的内涵、功能与结构以及精神价值等方面。①刘永国：《探寻“炎帝神农文化”的轨迹——首次“炎帝文化暨炎帝故里研讨会”综述》，《理论月刊》1991年第2期。丁凤英、王正强等：《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论坛论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年。1993年9月，株洲市举行了“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炎帝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展开讨论。②朱舍连：《海峡两岸学者聚会，研讨始祖炎帝文化——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湖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1998年9月，“炎帝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宝鸡市召开，与会者从历史、哲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方面就炎帝在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的地位和功德、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等问题进行论述。③霍彦儒：《炎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1999年10月，来自中美日韩等7 个国家和地区的80 多位专家齐聚湖南省株洲市，参加“稻作农业起源与炎帝文化暨第三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深入讨论了炎帝神农氏对其部落及中华民族农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及社会意义。④侯林青、杨连登：《神农文化：稻作农业起源与炎帝文化暨第三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进入21世纪，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仍在各地普遍举行。2002年8月，“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宝鸡召开，对炎帝文化的认识、炎帝族的起源与迁徙、首任神农氏炎帝考证、炎黄二帝与龙文化等进行了探讨。⑤霍彦儒：《炎帝与汉民族论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2004年7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山西高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高平市举行，会议讨论了炎帝与高平市的关系问题、炎帝在北方的传说等问题。⑥常四龙：《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1期。2005年6月，“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宝鸡市召开，与会者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等多种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对炎帝与宝鸡、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⑦霍彦儒：《炎帝与民族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6年9月，同样在宝鸡召开了“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炎帝与中国文明，姜炎文化、周秦文化与和谐社会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讨论。⑧霍彦儒：《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2009年9月，宝鸡市再次举办“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收录与炎帝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多篇，编成论文集予以出版。⑨霍彦儒：《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2009年5月，“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在湖南省会同县召开，与会专家围绕炎帝故里在会同和炎帝文化与史前文化等问题展开热烈研讨。⑩王震中、赵婉玉等：《华夏同始祖、天下共连山》，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2014年6月，“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论坛”在湖北神农架举行，探讨炎帝神农与中医药间的关系问题。⑪刘永国：《探寻“炎帝神农文化”的轨迹——首次“炎帝文化暨炎帝故里研讨会”综述》，《理论月刊》1991年第2期。丁凤英、王正强等：《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论坛论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年。2016年1月，北京市举办了“山西高平神农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以传承神农炎帝文化、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为主题，与会者围绕此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⑫木子：《山西高平神农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综上，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地区召开炎帝文化的研讨会，这是增强地区炎帝文化影响力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传承弘扬炎帝文化的一个社会平台。通过对有关炎帝文化研讨会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召开研讨会的地区集中在陕西省宝鸡市、湖北省随州市、湖南省株洲市、湖南省会同县、山西省高平市。

在众多地域性炎帝文化研究成果中，从文化旅游的角度讨论炎帝文化的文章最为典型。冯志强《宝鸡市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从经济角度谈宝鸡与炎帝文化的关系问题，并对宝鸡开展炎帝文化旅游事业提出建议。①冯志强：《宝鸡市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关系之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程兴汉《弘扬炎帝文化，促进株洲发展》通过阐述炎帝文化与株洲的渊源关系，提出株洲地区继承和弘扬炎帝文化的旅游措施。②程兴汉：《弘扬炎帝文化，促进株洲发展》，《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刘玲《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促进湖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对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文化的推行提出了建设性意见。③刘玲：《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促进湖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世纪行》2012年第1期。陈永胜《株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炎帝文化为例》以炎帝文化为中心，提出了充分利用株洲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议。④陈永胜：《株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炎帝文化为例》，《科技视界》2013年第33期。此外，陈登高等《株洲原始稻作与炎帝文化初探》则从株洲的农业角度探讨与炎帝文化的关系问题。⑤陈登高、刘志一：《株洲原始稻作与炎帝文化初探》，《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争夺炎帝故里、发展地区经济是各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但是追逐经济利益的风向同样也影响到了部分学者，为了给各地争名人，一些学者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这种风气亟须扭转。

三、新视角下的炎帝文化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炎帝文化的研究亦与时俱进。炎帝文化如何形成及其实质问题的探讨，是炎帝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通史性质的考察。关于炎帝与炎帝文化的归属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眼光转向现实，从精神文化、经济物质、社会价值等各个层面出发进行探讨。炎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泉之一，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过程，经历着时间的提炼与重铸。炎帝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塑造了各种形象，也形成了丰富的炎帝精神。陈胜利在《炎帝文化与时代精神》中论述到，炎帝文化是时代精神形成的基础。他认为炎帝首创农耕文化并由此孕育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的精神；炎帝历经磨难创造的成绩，激烈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炎帝利民思想的升华，锻造了中华民族为民奉献的精神；炎帝子孙的血脉认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⑥陈胜利：《炎帝文化与时代精神》，《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炎帝文化确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形成的源头之一。柳波选取姜炎文化中崇羊文化为对象，通过对代表姜羊文化的“羊”字群的分析，得出其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承载着远古“亲孝贤羔”的伦理道德思想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姜炎文化揭示出中华民族“德善翔志”文化心理演进的轨迹，是弘扬优秀文化、追索人文精神、继承民族传统的精神宝库。⑦柳波：《姜炎崇羊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炎帝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炎帝精神成长的过程，因此在传承与弘扬炎帝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兼顾炎帝精神的发展。马良信认为炎帝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中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产生的炎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弘扬炎帝精神和炎帝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弘扬炎帝文化与炎帝精神，他在文章中提出大力开发以炎帝文化为主轴的人文资源，构建以炎帝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旅游产业，必将大大促进各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①马良信：《论弘扬炎帝精神与炎帝文化的现代意义》，《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除此之外，刘彬等《传承炎帝神农精神、构建中医药特色校园文化》以中医药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阐述在构建中医药特色校园文化时应当如何传承、弘扬炎帝神农精神，开展校园文化创新，提升校园文化品位。②刘彬等：《传承炎帝神农精神、构建中医药特色校园文化》，《卫生职业教育》2017年第9期。以上从实践的角度对弘扬炎帝文化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问题提出具体的方法，也是研究炎帝文化与精神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

经济与文化是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发展，而文化对于经济起着促进作用。当文化转换为文化产业之时，便是推动经济不断向前迈进之时。四省五地为经济而争炎帝，即是文化影响经济的一个体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必将带动和促进经济增长。关于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以上五地主要立足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进行思考。刘艳《炎帝文化与炎帝陵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从四个方面全面地对炎帝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对策进行了研究。她提出的五大新理念和三大原则十分值得推广与实践：炎帝福文化理念、四大名陵理念、生态旅游理念、民俗文化理念和科考探险理念，资源整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突出特色原则。③刘艳：《炎帝文化与炎帝陵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6月。邹远志重视创新文化理念，提出通过采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的价值实现模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品牌塑造模式等实现旅游经济的增值能力，同时应大力培养或吸纳创意人才，转变发展思路，对内挖掘区域文化旅游资源、发展创意产业，对外实现跨区域的旅游资源共享。④邹远志：《炎帝陵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发展文化产业也可带动经济的发展。富缨淇的《塑造品牌新形象的炎帝圣泉酒外包装再设计》一文，论述了湖南炎帝酒业有限公司借助炎帝故里“湖南株洲”的品牌，大力发展以炎帝文化为背景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产品的方式以及对圣泉酒外包装的设计提出建议，以期能推动地域经济和地域产品的发展，为炎帝文化的相关企业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⑤富缨淇：《塑造品牌新形象的炎帝圣泉酒外包装再设计》，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利用炎帝名牌发展企业经济的案例，还有湖南炎帝生物有限公司，它是利用炎帝神农医药文化建立起来的现代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其秉承“炎帝薪火，技术传承，优化人生”的理念，集合炎帝文化与传统中医理论以及现代高科技手段发展企业，推动经济增长。⑥徐辉：《湖南炎帝快速崛起的背后》，《知识经济》2009年第11期。因此，炎帝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是中华文化与传统精神的源泉，还体现在推动经济利益增长方面。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的表现。炎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何博等在《弘扬炎帝神农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靠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有灵魂的支撑，这个支撑就是文化。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需要汲取炎帝神农文化中的精髓为其所用。⑦何博、宋梅英：《弘扬炎帝神农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究竟该如何利用炎帝神农文化助推中国梦，刘玉堂等在《炎帝神农文化与中国梦》中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需要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中团结一心、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的民族精神；弘扬炎帝神农文化的根脉效应；弘扬炎帝神农文化凝聚中国力量的纽带作用；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支持，使炎帝神农文化为时代变革提供最基本、最稳定的文化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①刘玉堂、黄莹：《炎帝神农文化与中国梦》，《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2期。时代变革中，最需要的便是创新精神。何星亮认为炎帝的各种故事传说无不体现着创新精神，今天要实现中国梦也必须像炎帝一样既重视科技文化的创新，又重视制度与精神文化的创新，如此方能真正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同时，倡导与弘扬炎帝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也有重要的帮持作用，肖新俊等指出它们两者之间的相通性体现在天下为公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相通、自强务实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团结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永恒光辉、艰苦创业体现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以及天人合一奠定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和谐主题。②肖新俊、解德玲：《试论炎帝神农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上的相通性》，《文教资料》2011年第3期。炎帝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加快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需要学界与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国家的共同努力。

四、对炎帝文化研究的展望

综观各界对于炎帝文化问题的探讨，虽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有较大的空间。首当其冲的便是炎帝文化史料的挖掘与抢救。确定炎帝为远古时期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依据主要还是考古发现和实证的方法。但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许多炎帝文化的遗存遭受破坏。姚佳昌在《乡村庙宇的保护与利用刍议——以晋东南地区炎帝庙田野调查为例》中指出，在调查的47座炎帝庙宇中，保存状况基本完好的有26处，荒废坍塌的有17处，重建的有4处，炎帝庙宇的保护问题亟待解决。关于炎帝庙宇坍塌荒废的原因，还有传统风俗、民间信仰在村民心中逐渐淡化，乡村庙宇失去了保护村民、祈福求神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流失，导致村民对庙宇看管、维护的缺失。③姚佳昌：《乡村庙宇的保护与利用刍议——以晋东南地区炎帝庙田野调查为例》，《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相关碑刻的损毁与破坏问题也令人担忧。笔者在山西高平田野作业期间，发现大量有关炎帝的碑刻被损坏，有的被村民私自挖走挪作他用，有的散落在庙宇或街道上成为村民闲坐之地等等。即使是放置在庙宇中的碑刻，漫漶、残缺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些都使炎帝文化研究损失了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证据，严重影响了炎帝文化研究的多面向、持久性的发展。炎帝文化是一个长时段的产物，它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与文献必然不在少数，还需要继续深入挖掘，才能不断为相关研究注入新鲜活力。

其次是炎帝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纵观炎帝文化的学术成果，多以地域为限进行讨论。学者多从微观角度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地域性炎帝文化成果固然是炎帝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必须注意到研究的整体性。炎帝文化本就是一个宏观、动态的整体，因此在对地域炎帝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持有的态度是立足本地、联系全局，而不是就本地而谈本地。炎帝是远古时期的人物，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中华先祖的代名词之一。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历史赋予了很多丰富的内涵。王玉德等即梳理了炎帝文化的四大变化：炎帝政治地位下降、神农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神农炎帝文化明显丰富、有关神农炎帝的信息明显增多。①王玉德、尹阳硕：《汉魏六朝时期神农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学者应该做的是探讨产生这种结果的背后因素，是出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还是民众的信仰需求？不同时代的炎帝文化其内涵也是不同的，因此研究炎帝文化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论证，应该深入挖掘炎帝文化产生的背景。就如四省五地争炎帝，背后蕴含着很多深刻的问题，比如为何炎帝遗迹会遍及这五地，炎帝文化在这五地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等。炎帝文化绝不仅仅地域性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炎帝及炎帝部落的文化，炎帝文化的研究可以从微观角度出发，但必须有宏观层面的关怀。

最后是炎帝文化研究学术理论与方法的跟进。目前学者研究炎帝文化的方法主要有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上述方法多是围绕论证炎帝文化的发源地、炎帝文化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展开。整体来看，历史学相关成果数量不多，实证方法运用不足，与炎帝文化史料尤其是民间文献的多样性、丰富性不成正比。此外，炎帝文化作为一个广阔的概念，若想全面研究，还需借助心理学、数学等技术类方法，例如在研究炎帝文化为何会在五地广泛存在时，就可以运用心理学的方式从民众心理的角度进行探讨。若想统计或梳理炎帝文化的辐射范围时，就需用到历史地理学、数学统计方法。从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不难发现，目前炎帝文化研究还是比较单薄的，需要进一步深入。此外，研究成果形式上，现有成果大多为论文集，资料集多是地域性的，如山西长治炎帝文化研究会编的《上党炎帝文化志》，樊友刚、黄勇克《随州文化丛书系列》，霍彦儒《陕西省志·炎帝志》等，②山西长治炎帝文化研究会：《上党炎帝文化志》，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年。樊友刚、黄勇克：《随州文化丛书系列》，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年。霍彦儒：《陕西省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炎帝文化专题性研究或史料汇编类著作，因此炎帝文化研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炎帝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作为文化自信的载体，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维护与传承，而学界亟须用历史事实传播炎帝文化，增强炎帝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