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志军

不同的地域空间制约着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也自然影响其民风民俗、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艺术审美趣味等等。“重绘文学地图自然要重视文学地理学，其中地域文化的形成、作家的出生地、大家族迁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等，都与家族息息相关。”①杨义：《方兴未艾的家族和家族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北地傅氏家族是汉晋时期的北方大族，该家族长期生活于陇右地区，其家族文学个性与关陇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系统、深入地探讨关陇地域文化与傅氏家族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对关陇地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认识。

一、汉晋时期的傅氏家族：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

陇右傅氏家族于西汉中期开始兴起，应归功于汉昭帝时期的傅介子。《汉书·西域传》云：“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②（汉）班固：《汉书·傅介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01页。傅介子是西汉著名勇士，孤胆深入，威震西域，以功封义阳侯，对后人影响甚巨，班超曾说：“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③（南朝）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1页。傅氏家族从傅介子始便以高尚气力、强悍勇略著称于当时。甘肃地区地处西北干旱地带，自然条件恶劣、生态异常脆弱，在此地区生存必须具有勇敢刚毅、吃苦耐劳的气质。加之该地区和戎狄为邻，在长期以来和西戎、氐羌等部族的交战中，也培育了陇人粗狂强悍、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流风余韵，至今不衰。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就是对陇右地域文化特征的最好阐释。植根于陇右地域的北地傅氏家族，其仕宦和家风都深受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

东汉中后期傅家显著人物首推傅燮。傅燮字南容，“身长八尺，有威容”，以军功升为护军司马，曾与同为陇右壮士的皇甫嵩平定黄巾军张角。从傅燮担任议郎时的政治表现颇能看出其人格心性。《后汉书》记载：“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郎杨赞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燮对曰：‘昔冒顿至逆也，樊哙为上将，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顾计当从与不耳，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籓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宗世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失，为众议所归。”①（南朝）范晔：《后汉书·傅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75-1876页。可见其关心国事、为人刚直的特点。后来北地胡骑数千随叛军攻城，傅燮慨然日：“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②（南朝）范晔：《后汉书·傅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78页。最终临阵战死，被朝廷谥为壮节侯。这个时候的傅家，依然以武力强宗知名。

汉末以来，陇右地区文化水平的长足发展，同时汉末天下大乱，官学废弛，民间私学教育得到长足发展。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述道：“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0页。这个崇尚武力、以鞍马为先的家族亦逐渐熏染华风，家族成员中文学水平迅速提高，出现了“清行显”以文章知名者。三国时期傅氏家族的成员如傅巽、傅干等多以谋士身份活跃于三国政治舞台，更多表现出文学才华，而不以军功显著闻名，标志着傅氏家族由原先的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演变。傅燮的侄儿傅巽，字公悌，原为刘表之臣，后为被曹操任用，博学工文，《三国志·刘表传》称其“瑰伟博达，有知人鉴。”④（晋）陈寿：《三国志·刘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14页。《隋书·经籍志》载有《傅巽集》二卷。傅燮的儿子傅干在曹操幕下曾著《王命论》知名当时。

至魏晋时期，傅氏家族则已经以文学著称，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文学家族了。傅干之子傅玄（217—278），字休奕，是魏晋时期著名监察官、文学家，晋武帝时期，傅玄任谏官，“所居称职，数上疏陈便宜，多所匡正。”⑤（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同时，傅玄“博学善属文，解钟率，性刚劲亮直。”⑥（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隋书·经籍志》录其作品为一百二十卷，《文选》录其五言诗《志士惜日短》一首，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其诗97首、残句37题，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汉魏六朝文》收《傅子》四卷并赋铭残文93题。

傅嘏（209—255），字兰石，傅玄之弟，弱冠已知名于世。傅嘏为西晋名臣，为人才干练达，“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加榎楚，而得其实，不为小惠，有所荐达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当时无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后安之。”①（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汉魏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页。正始初年，迁黄门侍郎。其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玄学名家，一时海内知名，而傅嘏评何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②（晋）陈寿：《三国志·傅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24页。可见傅嘏的确是识见过人之士，亦可见陇右儒学注重切实致用，不务空虚玄远之特点。《隋书·经籍志》载《傅嘏集》二卷。

傅咸（239—294），字长虞，傅玄之子。傅咸一生著述甚丰，《隋书·经籍志》著录《傅咸集》十七卷，然多散佚。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收其诗19首，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收其文75 篇，赋36篇。明代张溥辑有《傅中丞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存傅咸诗多为四言诗，风格庄重典雅，如《赠何劭王济诗》云：“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违君能无恋，尺素当言归。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7页。情真意切，感情缠绵。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曾说“长虞深婉，得陈思一体”，当是指此类诗而言。

傅祗，傅嘏之子，傅咸从父弟。《晋书·傅祗传》云：“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辞旨深切，览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④（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附傅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0页。《隋书·经籍志》载有《傅嘏集》二卷，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汉魏六朝文》收其文3篇。

傅宣，字世弘，傅祗长子。《晋书·傅宣传》谓其“年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中表异之。及长，好学，赵王伦以为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迁司徒西曹掾。去职，累迁为秘书丞、骠骑从事中郎。惠帝至自长安，以宣为左丞，不就，迁黄门郎。怀帝即位，转吏部郎，又为御史中丞。”⑤（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附傅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3页。少时以孝悌著称乡间，长而持重能文。

傅畅，傅祗次子。《晋书·傅畅传》云其“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⑥（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附傅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3页。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汉魏六朝文》收其文1篇。

“家族对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于多方面，而家族之乡园、门风、家学、宗脉四者相互贯通，充溢着浓厚的家族文化意识，为其中尤突出者。”⑦罗时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陇右地区在自然环境、文化渊源等诸方面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差异，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中原士人统以“秦风”目之。在文学家族的构成上也与中原不同，中原文学家族多为文学世家，时代习儒，文化积淀相当厚重。而傅氏文学家族却是由早期武力家族逐渐习文演变而来，家族文化意识中带有浓郁的尚武传统。凡此，形成了傅氏文学家族独特的文化品格：

一是忠君爱国、注重务实的经学传承。两汉四百年的经学从思想深处对汉代士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西汉中后期崛起的文学世家，经学思想对傅氏家族早期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傅氏家族成员思想行为的影响。由于经学熏陶，傅介子、傅燮等均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忠君爱国，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此种忠君爱国、注重务实的经学传统根深蒂固地作用于傅氏家族，优良家风，绵延不绝。据《三国志·傅嘏传》记载：“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①（晋）陈寿：《三国志·傅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24页。这段议论发表在司马氏执政时期，反映出傅嘏的政治思想中存在浓厚的崇儒复古倾向。傅玄、傅咸父子的思想观念未必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从整体来看，其家族的文化性格却是始终如一地灌注在两人的人格思想、人生活动中，儒学传承仍是构成傅氏家风的主流思想。

二是刚毅厚朴、重武修文的良好家风。作为将门之后，傅氏家族成员的生命深处流淌着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壮志，表现出武力强宗与文学家族的“混血”气质，其家族文化品格在魏晋时期颇为典型独特。若遇到适合因缘际会，征战疆场的慷慨激昂之气经常流露在其笔端，“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常恐寒节至，凝气结为霜。落叶随风摧，一绝如流光。”（《杂诗三首》其一）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9-570页。用“志士”和“愁人”对时间的不同态度进行对比，表明有追求的人会珍惜时间，而空虚之人会浪费光阴，其中正流露出傅氏家族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进取不息的精神气度。这种带着本质性的精神文化结构，是我们在还原傅氏家族的“文化生命”中所不可忘记的。

三是刚正自持的伦理操守。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气质与性格，“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娱，故谓之‘俗’。”③（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0页。陇右山川，山高、土寒、生物寡，此种独特地域方土风气的习染熏陶，使刚正自持、清介自守成为傅氏家族成员普遍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风采。“作为东汉末年傅氏家族的代表，傅燮在当时政治衰败、变乱渐剧的局势下，竭力坚守儒家的政治信念，保持了士大夫的节操风范。”④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自傅燮以下，傅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如傅嘏、傅玄、傅咸、傅祗、傅宣、傅畅等，莫不如此。晋代“朝廷宽弛，豪右放纵，交私请托，朝野溷淆”，⑤（唐）房玄龄：《晋书·傅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0页。在士风颓废、官场腐败、贪污盛行的普遍形势下，傅氏家族成员却“劲直忠果”“清净有道”，确能出淤泥而不染。如傅玄之子傅咸“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同时，傅咸崇尚节俭、清白自处，卒时仅“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⑥（唐）房玄龄：《晋书·傅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0页。故朝廷谥曰“贞”。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魏晋北朝陇右地区文学家族的研究相当冷清，言下之意即陇人文化落后，实力有限，文学无甚可观之处，文学家族更是寥寥。事实上，这种看法大大低估了魏晋时期陇右地区文学家族实际的文化水平和文化实力。

二、傅氏家风与西晋名臣傅玄的谏诤文

谏诤文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文体之一，作为散文体类的一种，谏诤文有其缘起、发展过程。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其源流云：“古者论无专官，自公卿大夫至百官技艺，皆得进谏。隆古盛时，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坲，见于言语问答之际者，考之书可见。”①（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8页。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纳谏与否对治理国家至关重要。正如《邵公谏厉王弭谤》所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②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谏诤对保证国家政策的正确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专职谏诤的谏官。君王从谏如流，臣下犯颜直谏，是传统政治伦理中基本的“君道”和“臣道”规范。从现存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谏逐客书》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上古君臣进谏、纳谏的情况。可以说，谏诤文随着我国古代谏诤制度的发展而萌生。

傅氏家族素来具有忠君爱国、强调躬行实践的经学品格。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傅玄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之中，独特的家学之风熏陶，陇右地域文化的浸染，都使傅玄形成一种关心时事、刚正自持的人格，《晋书》本传记载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③（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魏晋时期的乱世阅历不仅使傅玄开阔了视野，还给他许多实际的人生体验，他从小就目睹、体味到下层民众生活之苦。傅氏家族重武修文的良好家风又使其精研学问，《晋书》本传谓其“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三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④（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3页。这些因素对傅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重要影响，家族遗风被傅玄发扬光大了。纵观傅玄跌宕起伏的一生，一方面刚正、倔强的性格贯穿其人生体验的整体长河，他在朝为官时的大呼猛进、义无反顾，都与刚正倔强的性格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古代士阶层“文死谏，武死战”的信条成为傅玄忧国忧民进步政治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傅玄在西晋曾担任御史中丞职务，在御史任上的职业实践，促使傅玄对吏治、民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他独特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思想，这从《傅子》中许多文章的题目中亦能看出。《全晋文》收录《傅子》的文章题目如下：

治体、举贤、官人、授职、校工、仁论、检商贾、义信、法刑、礼乐、重爵禄、平赋役、贵教、正心、通志、戒言、典制、安民、问政、问刑、信直、矫违、释法、假言、镜总叙、大本。

仅从此类题目来看，即可看出傅玄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思考，可与“西汉鸿文”的贾谊政论文媲美。《晋书·傅玄传》载：“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⑤（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3页。傅玄的谏诤文表现出来的犯颜直谏、刚正气度、求实精神、丰富政治智慧对唐代魏征等著名谏官影响甚大，一个鲜明例证是魏征为唐太宗提供以“先王得失”为鉴的《群书治要》选取《傅子》中的很多史论文章，该书第四十九卷选录的多是《傅子》中的政论和史论文章。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傅玄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向朝廷提出中肯建议，其《上疏陈要务》《水旱上便宜五事疏》《正朔服色议》《五祀议》等都是其实可用的对策。正如明人张溥所云：“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简，台阁生风。”①（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8页。其《掌谏职上疏》云：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②（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69页。

该文的深刻之处，在于批驳了魏晋以来的空疏清谈之风，提倡恢复儒学，以礼治国。与傅玄一贯主张的“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而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凌迟而不觉也”③（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1页。是相同的，体现出魏晋清议之风中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弊政作了深切的抨击，由经学教养中鼓铸而出，启迪后来唐人谏诤之风。梁代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评价“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并桢干之实才，非群华之韡萼也。”④（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才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36页。正指出傅玄谏诤文多有规劝借鉴之意，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效果，这不是那些以雕琢为能事、不关乎现实政治的无病呻吟之作所能比拟的。

三、傅玄的箴铭小品

沐浴着傅氏家族忠君爱国、注重务实的经学传统，刚毅厚朴、重武修文的良好家风和刚正自持的伦理操守，使得晋代傅玄形成了刚劲亮直、疾恶如仇的性格，《晋书·傅玄传》载傅玄“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谥曰刚。”⑤（唐）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3页。正是这一性格的体现。同时，傅玄又是“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的陇上博学之士，

非凡文学才华和刚劲亮直、疾恶如仇的性格的有机结合，便熔铸了傅玄箴铭小品的独特成就。

箴铭文是我国最为古老的两类文体之一，刘勰将箴、铭分为两类文体来论述，《文心雕龙·铭箴》曰：“铭者，名也，观器必焉正名，审用贵乎审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⑥（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铭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99-204页。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许氏《说文》：‘箴，诫也。’《商书·盘庚》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箴者，规诫之辞，若针之疗疾，故以为名。”⑦（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又云：“铭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⑧（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箴文由中医“针灸”治病引申而来，多有讽谏意味，语含讽刺,多刺时弊；铭文具有述功纪行之功用；规劝诫勉则是箴文、铭文共有的文体功能。正因如此，故一些学者将箴铭合起来论述：

箴铭类文体主要用于警诫、告诫，可用于自我警示，也可以训诫他人，以辞语质朴，意义深远为文体本色。姚鼐《古文辞类纂》说：“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吴曾祺《文体刍言》也说：“箴铭者，古之圣贤相与为儆戒之义。”来裕恂《汉文典》将箴铭文统称之为箴规类文体，他说：“箴规类者，圣贤所以自警、警人之义，其辞质而意深，盖自古有此文体矣。”①吴承学、刘湘兰：《箴铭类文体》，《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6期。

箴文文体古今内涵变化不大，铭文在后世发生了较大变异。铭文有两种：箴铭之“铭”与碑铭之“铭”，两类文体的内容差别是明显的，箴铭之“铭”重在劝勉规诫，碑铭之“铭”则包括墓志铭、墓表文、塔铭文、砖铭文、窆铭、埋铭、述铭、厝铭等。魏晋以来各种文学作品选集在分类时，都是将二者区别开来的，只有《唐文粹》混淆二者。郭英德曾评论道：“在诸种《文选》类总集中，惟《唐文粹》两出‘铭’类，而且在前者的‘铭’类中，掺入墓志铭、墓表、版文、诔、述等，自乱其体，实不可取。”②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当代学者一般倾向将铭文分为墓志铭与箴铭分为两类以示区别。③曾枣庄《宋文通论》将墓志铭与箴铭分为两类，参见许外芳《两宋铭文小品刍议》，《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傅玄的箴铭小品，体制短小，艺术性强，思想深刻。就其内容及蕴含的精神风貌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高洁心性的诗化折射。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将铭文刻勒题写在器物上，告诫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傅玄在箴铭小品创作中往往借物来表明自己清正的志趣和节操。如《剑铭》：“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先王观变而服剑，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则亲用之，铭曰：光文耀武，以乃卫国。”④（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6页。《冠铭》：“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惧则安，敬则正。”⑤（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7页。《被铭》：“被虽温，无忘人之寒！无厚于己，无薄于人。”⑥（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8页。剑、冠、被等，均是日常器用，生活中不可少之物，傅玄却赋予其人格精神内涵。这类文字典雅隽永，思想深刻，既充分体现出傅玄精深的文学修养，又较好地表现了其人格心性之高洁。这种高洁心性正是傅氏家族刚毅厚朴、重武修文的良好家风和刚正自持的伦理操守长期熏染、潜移默化的结果。

二是反映出的廉政观念，足以借鉴后世官吏。吏治清明则百废俱兴，百姓乐业；吏治腐败终将导致人亡政息；官吏的为政观念是关乎社稷存亡之大事。傅玄《太子少傅箴》：“夫金水无常，方圆应形。亦有隐括，习以性成，故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正人在侧，德义盈堂。鲍肆先入，兰蕙不芳。傅臣司训，敢告君王。”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5页。《吏部尚书箴》：“明明王范，制为九服。君执常道，臣有定职。各有攸司，乂用不慝。贵无常尊，贱不恒卑。不明厥德，国用颠危。昔舜举禹、咎繇，而隽乂在官，夔龙出入朕命；汤举阿衡，而不仁流屏；周仲山甫，亦允纳言。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侧。处喉舌者，患铨衡之无常，不患于不明。故曰无谓隐微，废公任私；无好自专，违众取怨。是以古之君子，无亲无疏，纵心大伦，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贵好爵，书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职不可闇受。能者养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书，敢告左右。”①（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5-476页。这类箴铭文突出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强调了为臣之道，完全可以作为为臣者的座右铭，也是传统士人的廉政读本。傅氏家族素有忠君爱国、注重务实的经学传统，受家族风气的影响，傅玄身上具有传统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浓郁的忧患意识、刚正不阿的骨鲠之气，显示出傅玄作为监察官对官吏队伍政治素质的重视。

三是托物咏怀。如《杖铭》：“杖正杖贞，身正心安。不安则倾，不贞则危。倾危之变，厥身以随。”②（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6页。《烛铭》：“煌煌丹烛，焰焰飞光。取则龙景，拟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阳。焚刑监世，无隐不彰。”③（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6页。《履铭》：“戒之哉！念履正，无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征！”④（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8页。咏物之辞，妙在形神兼备，更贵在寄托遥深。傅玄的箴铭小品拓展了传统箴文、铭文写作范式，成为作者托物咏怀的重要题材之一，箴铭小品也在傅玄手中也获得了新的生机。

四、西晋直臣傅咸的弹劾文

傅咸一生为人正直，明识吏弊，谏省吏事。《晋书·傅咸传》云：“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属文论……言成规鉴。”⑤（唐）房玄龄：《晋书·傅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3页。魏晋时期，玄风渐炽，清谈方盛，奢侈之风弥漫整个社会。在此背景下，傅咸却秉承家族遗风，一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独抗流俗，其弹劾文特色明显。

（一）傅咸弹劾文的个性特点与人格美。傅玄、傅咸父子前后共掌宪职，但所处时代风气并不相同，相比之下，傅咸更见激切刚正。正如明人张溥所云：“傅休奕刚正少容，贵显当世，老而不折。时晋运方兴，天子虚己，老成喉舌，可以无恙。若长虞所处，国艰甫殷，惩杨氏执政之萌，赌汝南辅相之失，劾按惊人，荣终司隶，直道而行，若是多福，鲍子都、诸葛少季无其遇也。”⑥（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7页。傅玄生活在晋武帝时期，此时晋代政治较为清明，傅玄弹劾权贵，不至招致太大灾难。晋惠帝登基后，昏庸无能，生性愚呆，凶悍的皇后贾南凤专权，辅政的杨骏、司马亮均为奸佞之徒，当此乱世之中，傅咸之刚直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让我们看两个例子：

例文一：《答辛旷诗序》：“尚书左丞，弹八座以下，居万机之会。斯乃皇朝之司直，天台之管辖。余前为右丞，具知此职之要，后忝此任，黾勉从事，日盛一日。”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7页。

例文二：《与杨骏笺》：“……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妄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岂在多。”⑧（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5-546页。

西晋惠帝即位，杨骏辅政，胡作非为，排斥异己，朝廷内外怨言沸腾。傅咸直接要求杨骏“思隆替之宜”，不要再独揽朝政，招致权奸的忌恨，终被贬官。从中可以看到傅咸“黾勉从事”，忧国忧民的高尚气节，高扬着正义精神，体现出傅咸刚健峻整、疾恶如仇的人格美。披阅这些弹劾文，我们仿佛能看到傅咸义无反顾、誓除奸邪的强悍气度，能听到他激昂大义、振聋发聩的慷慨陈词，又仿佛闯进了一个个深严冷峭、疾恶如仇的心灵，受其精神的感召和洗礼，同他一起赴汤蹈火、伸张正义。于斯过程之中，傅氏家族的人格风范已跃然纸上。

（二）傅咸劲直，按词坚深。傅咸为人疾恶如仇，屡有奏陈，“劲直忠果，劾按惊人”，①（唐）房玄龄：《晋书·傅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0页。他先后弹劾过荀恺、王戎、夏侯骏、夏侯承等飞扬跋扈的权贵朝臣、名重一时。故死后谥曰“贞”。刘勰《文心雕龙》对傅咸多有赞誉，如《奏启》说“傅咸劲直，而按词坚深。”②（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奏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议对》云“晋代能议，而傅咸为宗。”③（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议对》，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76页。《才略》云“长虞笔奏，世执刚中。”④（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才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36页。傅咸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封太子洗马，咸宁初年（275）父逝后，袭父爵，累迁尚书右丞，他撰《上言宜省官务农》奏章直陈时弊：

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伏用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⑤（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2页。

奏章说晋武帝即位已十五年，然“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置郡县远多于汉末。他建议当务之急应“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唯农是也。”他又从尧、舜、禹的美德讲起，指出晋上层的奢侈腐化，忠谏武帝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带头节俭省用。

傅咸的弹文，处处腾涌着雄强彪悍的气概。西晋“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⑥（唐）房玄龄：《晋书·傅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9页。试看其《奏劾荀恺文》：“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3页。是何等凛然生威！傅咸的《奏劾王戎文》更是一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书》称‘三载考绩，三载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⑧（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4页。弹劾文引经据典，将王戎违法乱纪之行为予以揭露，如此凌厉之势，令被弹劾者无狡辩的余地，让人感到一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般的强大力量，一种不由自主的心灵震撼。有一股凛然的正气、不屈的骨气和激浊扬清的勇气。

傅咸弹文“按词坚深”风格的形成，是由具体的弹劾实践及其文体特点所决定的。弹劾，是对官吏特定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追诉的一种程序。被弹劾者往往是权利颇大之重臣，要将掌握着重要权利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这决定了弹劾的艰巨性、复杂性，也呼唤着能够最直接地与之相适应的文体的出现。这种基于实战的目的是弹文强悍任气风格形成的重要动力。正如刘勰所云“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①（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卷五《奏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傅咸弹文“按词坚深”风格的形成，是由其“劲直”的人格所决定的。傅氏家族本来就是武力强宗，从傅咸先祖傅介子起，该家族便具有疾恶如仇、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心理特征。傅咸弹文直言不讳，词锋锐利，疏直激切，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正与傅氏家族刚直的人格心性相契合。故而张溥评论傅咸说：“一生骨骾，风尚显白……邦之司直，斯人有焉”，②（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5页。实非虚言。此种心态和刚直果敢的性格相结合，为傅咸在弹劾文写作中注入强劲的精神力量，就产生了其弹劾文“按词坚深”的风格特征。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学界对唐代谏诤制度与谏诤文学论者较多，然唐前谏诤制度及谏诤文学却一直受到忽视，特别是傅玄的谏诤文，至今论者寥寥。至于古代弹劾文，更是极少见有关研究论文。③学界关于弹文的研究仅有张连城《北魏的弹官与弹文》（《文献》1995年第1期）、蔡楚材《〈文心雕龙〉“弹文”格式考》（《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霍志军《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极少数文章。盖有人认为魏晋时期陇右所处杂胡居住之地，文化落后，家族文学寂寥，无可观之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实在是低估了陇右地区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陇人不仅崇儒奉经，且陇右儒学质朴简约、注重经世致用。陇人关心政治之热情不可谓不高，又具有刚正果敢之个性，使陇右刚直之士对现实政治的许多问题能直言极谏，提出振聋发聩的对策建议，这就促发了陇人弹劾文、谏诤文的兴盛，并给后世以重大影响。从东汉王符、赵壹至魏晋傅玄、傅咸，一直到明代李梦阳、清末安维峻都有这一优秀传统。在中国谏诤文、弹劾文的发展演进中，陇右作家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