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廷林

岭南偏处南陲，秦汉以降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相当长时期内，岭南风俗传统与中原礼乐文明迥异，长期被视为蛮荒烟瘴、“尚巫右鬼”的“异域”。宋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家致力于发展文教教化，整合疆域内地方文化传统，变革风俗，推进“一道德，同风俗”文明同一化进程。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4-255页。在此背景下，岭南社会文化呈现出显著的转型特质，对岭南后世发展影响深远，以至后人多称岭南“人文自宋而开”②（清）潘耒：《广东新语序》，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宋代士人与区域基层社会、社会形态与知识建构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研究领域。③黄宽重教授在“十至十三世纪西北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上的主题发言《南宋史研究再开展》（2018年8月16日）。有关宋代岭南社会文化转型的这一重要特点，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尚不够深入。④李庆新把古代岭南文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认为唐宋时期岭南文化初放异彩（《论唐代广东文化》，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4页）。科大卫注意到北宋地方官员在珠三角推行国家正统祭祀礼仪，南宋时期理学家提倡地方性礼仪的现象突出（《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科大卫还对南宋时期珠三角地区士人阶层的初步形成有所论述（《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48页）。王承文注意到左降官与北方家族迁移岭南、科举进士等因素，推动岭南文化在唐代后期开始明显转型（参见《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代国家管控岭南边陲的治理理念变迁的视角，对宋代岭南文教空前发展、士人阶层形成等问题予以探究，有助于对宋代岭南社会文化转型形成更为深入而客观的认识。不当之处，祈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宋代以前中央王朝对岭南统治变迁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实现对岭南初步管控。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攻百越，①（汉）刘安撰：《淮南鸿烈解》卷18《人间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4-715页。置桂林（治今广西象州）、象（治今越南境内）、南海（治今广东广州）三郡。②《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页。秦末（约前205）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次年设儋耳、珠崖二郡。③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但汉朝对岭南的统治并不稳定，如儋耳、珠崖“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④《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即罢儋耳郡并入珠崖，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罢珠崖郡，⑤《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0页。汉朝对岭南的统治范围有所收缩。

秦汉时期，尽管中央王朝通过设置郡县，初步实现了对岭南的统治，但应注意的是，秦汉中央王朝对岭南管控力度有限。岭南“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⑥《后汉书》卷86《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36页。，中央王朝主要通过军事征伐，在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建立城市据点，满足对岭南奇珍异宝的需求，尚谈不上国家层面对岭南的治理方略。在文化认同方面，更是把岭南视为“异域”。汉初淮南王刘安上书称：“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天地所以隔外内也。”进而指：“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⑦《汉书》卷64上《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7页。西汉末，在是否弃置海南岛郡县的争论中，贾捐之认为：

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⑧《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4页。

这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中央王朝统治岭南目的不外是贪图“珠犀玳瑁”等奇珍异宝，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央王朝上尚没有形成对岭南治理理念。至魏晋时期，北方士人仍把岭南视为一个与中原礼乐文化传统迥异的“异域”。《三国志·薛综传》载：

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冷、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靦面目耳。⑨《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51页。

岭南族群风俗传统迥异于中原礼制，而国家并没有全面治理岭南的举措，岭南单纯地成为王朝聚敛奇珍异宝之地。“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辨，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⑩《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52页。孙吴政权通过士燮控制交州，“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①《三国志》卷49《吴书四·士燮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93页。官员无休止的横征暴敛，导致岭南屡次动乱。

南朝时期，岭南地方土著豪族势力崛起，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管控主要依赖于岭南各地的酋豪势力。《晋书·陶璜传》载：

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②《晋书》卷57《陶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0页。

显示出中央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基本上局限在交通要道与郡县治所附近地区，岭南广大地域仍为百越部族而王朝统治尚难深入。《隋书·食货志》载：

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③《隋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3页。

反映了南朝时期，中央王朝对岭南管控的真实状况与时代特点。中央王朝任用岭南溪峒首领为官，“酋豪世袭，事炳前叶”④《南齐书》卷58《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07页。，酋豪势力涌现。南朝至唐初，岭南涌现出高州冼氏、冯氏、钦州宁氏、西江陈氏、北江欧阳氏等诸多地方酋豪势力。北江流域“（欧阳氏）南通交管，北据衡疑。兄弟叔侄，盘阻山洞。百越之赆，不供王府。万里之民，不由国家。”⑤（南朝陈）徐陵：《徐孝穆集》卷3《与章司空昭达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13页。梁、陈之际，岭南酋豪登上政治舞台乃至成为陈朝政权的核心支持力量。⑥相关研究参见胡守为《岭南古史（修订本）》第十四章《南朝岭南土族豪帅的兴起》；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自秦置三郡至魏晋南朝，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力度逐渐增强。但同时，在这漫长时期里，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力度又是比较薄弱的：一是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管控力度相当有限，由于自然地理、族群、文化传统等因素，岭南对中央王朝的离心势力较大。⑦陈代光：《岭南历史地理特征略述》，《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二是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经营治理漫不经心，在治理理念上尚未把岭南提高到与内地同等的地位，往往只把岭南作为攫取异域奇异珍宝之地。虽然“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锡光、任延等个别地方官员也曾采取积极的教化措施，“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⑧《后汉书》卷86《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36页。，但这种个别的努力缺乏族群、文化基础，往往人去政息。在此状况下，中原礼乐文明对岭南的影响是有限的。

隋唐易代之际，岭南酋豪势力进一步发展。⑨罗凯：《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辑。进入唐代，岭南酋豪势力与唐王朝中央集权政治矛盾更加尖锐。自武德六年（623）七月至龙朔三年（663），唐王朝经过多次用兵，次第削平岭南反叛豪酋。贞观元年（627）、二十三年（649），先后撤销钦州、高州都督府，以削弱宁氏、冯氏势力。⑩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至武则天时期，冯氏势力终被铲除。中宗时期，周仁轨征伐钦州宁氏，“杀掠其部众殆尽”①《资治通鉴》卷208《唐纪二十四》，神龙二年六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03页。。开元十六年（728），经杨思勖征讨，“凡斩首六万”，西江陈氏势力被消除殆尽。②《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开元十六年正月乙卯、十二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81页、第6783页。此后南朝以来的岭南酋豪势力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伴随消除岭南酋豪势力，宝应元年（762），南选制度施行。③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所谓“南选”，《新唐书》载上元二年（761）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④《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80页。。即唐王朝选拔谙熟风土民情的岭南本地士人担任州县官职。通过“南选”制度将岭南选官之权纳入中央，使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岭南社会的各个阶层，豪酋世袭岭南地方官员现象渐趋消失。⑤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南选制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岭南地方族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岭南人士通过南选进入仕途利于中央王朝节制，达到了驯化地方势力、增强地方族群对中央王朝认同感的目的。⑥廖幼华：《历史地理学的应用——岭南地区早期发展之探讨》，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273-276页。在治理岭南的进程中，南选制度是第一次从中央层面采取的针对岭南治理举措，可视为中央王朝岭南治理理念转变的标志。

历代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宋代人曾有一段总结：“秦汉以来，常为奸雄桀黠窃据其地。其后废国为郡，置吏统治，至者弹击豪强，鉏剪寇盗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⑦（宋）章楶：《广州移学记》，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161页。指出了宋代以前中央王朝对岭南统治的时代特点。唐代对岭南的统治空前深入，前中期通过军事征伐，结束了南朝以来岭南地方酋豪政治势力。中后期通过南选制度，把岭南选官用人之权收归中央。在岭南社会文化发展史上，唐代是前一个发展阶段的终结，也为宋代岭南社会文化发展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二、宋代岭南文教空前发展

有唐一代岭南佛教势力甚盛，儒学文教的影响不容高估，岭南文教教化当甚荒疏。尽管早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令天下州县里皆置学，但文教教化对岭南影响甚微弱。如元和十年（815），柳宗元被贬至柳州，注意到儒学教化岭南族群面临“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的难题，他意识到“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希望借助佛教达到“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予仁爱”的教化效果。⑧（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28《柳州复大云寺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52页。韩愈在潮州置乡校，“排异端而宗孔氏”、“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却也不得不借重当地佛教名僧大颠。⑨（唐）韩愈著：《韩昌黎全集》外集卷5《潮州请置乡校牒》，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498页。卷18《与孟尚书书》、外集卷2《与大颠师书》，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66页、第487页。柳州、潮州等岭南北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尚且如此。至宋初，岭南文教发展亦无大的起色。余靖指出宋初八十余年间虽“尝诏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厉之本”，但“吏喜文法自进，故于教育之道缺然”⑩（宋）余靖：《武溪集》卷6《浔州新成州学记》，《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13页。。

岭南文教飞速发展要到仁宗庆历年间以后。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等建议兴学校，“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以收“上之所好，下之所趋”的教化效果，在教官任选、士子入学时限、入学条件、科考内容等方面均作出明确规定和改革。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7，庆历四年三月甲戌、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63页、第3564页。（宋）宋徽宗：《宋徽宗赐辟雍诏》（崇宁元年刻石循州学），见杨载鸣纂嘉靖《惠州府志》卷16《词翰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至此“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②（宋）洪迈：《容斋三笔》卷5“州郡书院”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7页。，岭南各州州学普遍建立。在广南东路，庆历三年（1043），广州把夫子庙改建为州学。③（宋）章楶：《广州府移学记》，《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同年，知康州（治今广东德庆县）李仲求重修州学文宣王庙。④《武溪集》卷6《康州重修文宣王庙记》，《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15页。至和二年（1055）韶州始建州学，元祐七年（1092）增置学田。⑤（清）欧樾华：同治《韶州府志》卷16《建置略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在广南西路，庆历七年（1047），浔州（治今广西桂平市）知州杜某“以齐鲁周孔之教而为政先”，在州士子白玘等支持下，新建浔州州学，次年举行释奠礼仪。⑥（宋）余靖：《武溪集》卷6《浔州新成州学记》，《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13页。宜州（治今广西宜州市）地处岭南西陲，“庆历诏州县立学，宜处西陲，学成最先，规模宏壮为冠一路”⑦（宋）萧兴宗：《庆远府御书阁记》，见《粤西文载》卷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0页。。嘉祐八年（1063），雷州扩建州学，鼓励士子“以孝显其亲，以道致其君”⑧（宋）余靖：《武溪集》卷6《雷州新修郡学记》，《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15页。。在海南岛，以庆历四年(1044)创建的琼州州学为最早。⑨（宋）陈褒：《琼州学记》，《正德琼台志》卷15引，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整体而言，自庆历年间开始兴学之风，岭南各地州学尚属于草创、起始阶段。

神宗至徽宗时期，岭南州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元丰元年（1078），置诸路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广南东路广州、广南西路桂州各一员。⑩（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41页。崇宁初，“废科举以复里选之制”，希望通过加强文教实现“一道德、同风俗，追成周之隆”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7，庆历四年三月甲戌、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63页、第3564页。（宋）宋徽宗：《宋徽宗赐辟雍诏》（崇宁元年刻石循州学），见杨载鸣纂嘉靖《惠州府志》卷16《词翰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政和间，反复强调兴学重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子明人伦道德，而人伦之道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政事之兴、风俗之醇”皆源于学校“尊君亲上”的人伦教育，徽宗手诏和李邦彦条对颁各地州学刻石立碑。⑫（宋）宋徽宗：《政和御笔手诏碑》，见《广东通志·金石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6页。绍圣四年（1097），丁琏重建南恩州学，希望达到“嚣者良，悍者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教化目的。⑬（宋）丁琏：《徙南恩州学记》，道光《肇庆府志》卷6《建置三·学校》，第215页。

南宋时期，岭南各地州学继续发展完善的同时，各县普遍建立县学。容州州学在绍兴、淳熙、咸淳间四次修整。⑭佚名：《容州志》，《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419页。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诏建各地县学。⑮（元）脱脱：《宋史》卷30《高宗本纪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5-556页。绍兴八年（1138），理学家高登知古县，释奠先圣先师，重修县学，高登指出“学术不正，风俗随以坏”，学校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变学术于一方，而善风俗于百年”⑯（宋）高登：《古县学记》，见《粤西文载》卷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页。。增城县学创建于开禧间，嘉定二年（1209），设置博文、果行、存忠、履信四斋。①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卷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4页。（宋）李光：《庄简集》卷16《昌化军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9-610页。昌化县学创办在大观年间，临高县学在绍兴初年。很多附郭县也逐渐独立建置县学。乾道三年（1167）时，番禺、南海二县学即仍附设于广州州学。②（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22《广州重建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58页。嘉定二年（1209），知南海县宋均在县东创建县学。淳祐元年（1241），在地方士人李昴英支持下，知番禺县诸葛珏创建县学。③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卷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页。南宋州县学在规模和设施上较北宋有了更大发展。

州县学学官制度不断完善，学田、贡士库、贡士庄等普遍建立，学校制度更加完备。绍兴十五年（1145）十一月，“诏两广诸郡，于见任有出身官差兼教授。如无，差特奏名补官人。又无，即申提举学事官，于邻州对换兼差。”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82页。绍兴十八年（1148），规定县学“于县官内选有出身人兼领教导”，如果州县官俱无出身，“令本学长谕专主教导”。⑤（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37-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83页。淳熙十三年（1186），知东莞县王中行应士子要求，迁址重建县学，并拨公田及“民亩失籍者”充学田，增加县学生员额。⑥（宋）王中行：《东莞县学迁学记》，见道光《广东通志》卷138《建置略十四》，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334页。刘克刚知惠州，“以谒学例卷助学，释菜始有祭器。作丰湖书院，列四斋，前为夫子殿，后为先贤祠，以丁钞例卷买田养士。”⑦（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56《惠州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17页。淳祐二年（1242），知容州邵某“拨平盖村卢氏十二户绝田，并禾仓牛畜复归于学，又增养士米租五十石”。端平元年（1234），梁价为容州守，“目击学粮之匮，拨平盖、罗面、云陵、南霸等村没官田一十三所，岁增租米四十余石”。⑧（宋）余炁：《容县学记》，见《粤西文载》卷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页。景定五年（1264），兴安县令蒲应龙为县学增置学田七百三十亩，并增贡士庄田亩。⑨（宋）李应春：《重葺兴安县学记》，见《粤西文载》卷25，第84页。

岭南州县学普遍建立与办学制度的完善，有力促进了文教教化在岭南的推进。在广西容州“三岁大比，郡试于有司者前百余人，预计偕者凡八”。⑩佚名：《容州志》，《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420页。北宋末苏轼游昌化军学舍，有诗云：“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巳阙，弟子散莫臻。”五六十年后，绍兴年间，李光则云“文学彬彬，不异闽浙。予以放逐至此，时得与其士子相从文字间。而王霄诸生又多及见前辈，喜与迁客㳺。”⑪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卷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4页。（宋）李光：《庄简集》卷16《昌化军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9-610页。庆元初，琼州士人亦言：“琼之为州，在天下极南。文物彬彬，有中土风。士之聚于学，廪给之养，特厚于广右诸郡。”⑫（宋）庄芳：《琼州小学记》，见《正德琼台志》卷17《社学》，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柳州“大观中，士之弦诵者至三百人，为岭南诸州之最”。⑬（宋）汪藻：《柳州修学记》，见《粤西文载》卷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页。在海南地区，淳熙年间周竓知吉阳军后，“修建学宫，谕生黎归化者五十余洞。”⑭（清）张嶲等纂修，郭沫若点校：《崖州志》卷17《宦绩志一·名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3页。昌化军“州民以家无弦诵声为耻，黎洞亦遣子来学，每季考不下二千人”①（宋）王迈：《臞轩集》卷5《昌化军修军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8页。（元）黄慈孙修：《南雄路志》，骆伟等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0页。。南宋时期，岭南边缘地区的学校教育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三、岭南士人阶层初步形成

随着学校教育空前发展，科举选官等推动，岭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突出体现在科第人数大幅提高。整个宋代广西进士科登第者达220 人。②（明）黄佐纂修：嘉靖《广西通志》卷9《选举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6-130页。广东进士科登第者更是达到495人，③（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19，其中缺雷州进士人数，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53-356页。而仅领保昌、始兴二县的南雄州正奏进士即达46人。④（元）佚名：《南雄路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19-2523页。太平兴国八年（983），桂州王世则以安州贯中进士第一。嘉祐二年（1057）龙虎榜中，龙川罗恺高中一甲第三，⑤（宋）窦卞撰：《罗公墓志铭》，谭棣华编著《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62-864页。登科名次远高于同榜的苏轼等人。淳祐五年（1245）、七年、十一年，三科中潮州一州中第者共15 人，其中淳祐七年（1247）中第者8 人皆为海阳县籍。⑥黄挺、马明达：《潮汕金石文征（宋元卷）》卷3《淳祐进士题名记三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176页。咸淳七年（1271），番禺张镇孙魁天下，琼州郑真辅“预进士选榜中最为年少”。这些称得上是岭南登科士子中的佼佼者。上述仅就进士科而言，尚且不论诸科、荐辟、特奏名人数，而这些士人广泛分布在岭南基层社会并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登第人数大幅增加密切相关的是岭南士子的发解名额不断增多。宋初，岭南解额极少，“岭峤乏才，每取士合一路岁以一人荐”。⑦（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人物》，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41页。之后，岭南诸州发解名额不断增加。天圣四年（1026），增广南东、西路诸州军进士解额。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闰五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10页。庆历元年（1041），诸州解额不及十人者增五人，十人以上增三人。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四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16页。庆历五年（1045）、嘉祐五年（1053），二次增解额。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5、卷191，庆历五年三月丙子、嘉祐五年二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61 页、第4612页。政和三年（1113），礼部详定各州解额，当时南雄州解额是十三人，而南雄州所领二县参加发解试的士子已达三千多人。⑪（宋）王迈：《臞轩集》卷5《昌化军修军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8页。（元）黄慈孙修：《南雄路志》，骆伟等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0页。绍兴二十三年（1153），静江府士人上书乞增解额，⑫（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28页。因静江府、宾州、融州“百人始解一人”，绍兴二十六年（1156），各增解额二人。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子，第3290页。宾州“解额则倍于贵、柳、象，与桂林大藩等”⑭（宋）虞云翼：《宾州学进士题名碑》，见《粤西文载》卷4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1-392页。。发解名额的不断增加其实是各州士子数量增加的反映。以绍兴十八年（1148）与宝祐四年（1256）为例，绍兴十八年共录取进士457 人，广南东、西二路，只有韶州籍一人、潮州籍三人登第，且全部属于第五甲。①《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 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第126页、第139页、第146页、第184页。宝祐四年（1256）共录取进士籍贯可考者570人（不含登科录缺失的31人），其中广南东、西二路共登第38人（其中东路17人，西路21人，分布于东、西二路的十六个州军），名列第二甲者五人（占第二甲总数的1∕8），第三甲者3人，第四甲12人，第五甲17人。②《宝祐四年登科录》，《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不论是所占比例还是科甲等第上都有很大突破。登第人数的背后是各州发解进京参加省试的士子数量，而在省试士子背后则是数量更为可观的各州读书人群体。如前所举，北宋末，南雄州所领保昌、始兴二县参加发解试的士子已达三千多人。南宋初，南恩州参加发解试的士子也近乎千人。③（宋）傅雱：《南恩州孔子小影记》，道光《肇庆府志》卷6《建置三·学校》，第215页。在雷州，雷州解额六人，“士生其间，尚气节研义理习词章，鼓箧近千人”④（宋）余炳：《贡士庄记》，万历《雷州府志》卷20《艺文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2页。。在海南昌化军，“人知教子，家习儒事。青衿之秀，日以增盛”，参加发解试的士子达到三百余人。⑤（宋）李光：《庄简集》卷16《昌化军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0页。由此反映出随着文教教化在岭南的普遍展开，士人群体开始作为岭南各地社会中一个新的群体成长壮大。

推行儒学教育、科举考试，促使边疆族群在接受文教教育的同时，逐渐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形成士人阶层，是边疆地区与内地同一化进程的重要标志。⑥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随着文教教化的深入推进，岭南士人群体数量不断增加，至南宋时作为岭南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

在维护、争取地方利益中发挥作用，是地方士人阶层形成的重要标志。绍兴二十三年（1153），因静江府、宾州、融州“百人始解一人”，静江府士人上书要求增加解额，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州各增解额二人。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癸未；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子，第3128页、第3290页。各州参加发解考试的士子数量不满百人，一般由转运司合并邻近三两州一起举行发解考试。因而广南西路长期存在“钦附横州、廉附雷州、浔附藤州、郁林附容州、宾附邕州、化附高州”举行发解试，这显然不利于士子赴试。至南宋时，随着各州士人群体的壮大，这种状况得以扭转。绍熙二年（1190），知廉州沈杞奏请“廉州并试雷州，每遇科举，涉海而往，屡有风涛之患。本州乞自置科场，所有合用钱物，不敢于漕司支拨”。⑧（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16之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76页。此后，经各州士人陈乞，嘉定九年（1216）之前，除化州外上述诸州各得在本州举行发解试。化州附试高州，化州士子须奔赴高州参加发解考试：

（二州）阻隔大江并小溪无数，一值秋雨暴涨若沧海然。况石城一县取州凡六七日。前举两下旬，疏虞甚众。向来终场不下五百余人，其年石城雨泞，阻水感疾终场止二百四十余人，坐受殿举一半，为害至重。

这种状况显然严重影响化州士子赴试。当时化州参加发解试的士子已达四五百人，符合本州“自置科场”的规定，嘉定九年（1216），化州特奏名进士黎时举等当地士人陈请“许别置贡院，免附高州”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16之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79页。（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4《法制门》，“试场”条，第168页。，得以顺利解决。

岭南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儒家礼制在岭南的落地奠定了基础。南宋时，地方官与士人共同主导儒家礼仪秩序在岭南推广开来。朱熹门人潮阳郭叔云（字子从）向朱熹请教冠、昏、丧、葬等士人家礼。②（宋）朱熹：《晦庵集》卷63《答郭子从》，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51-3059页。与大儒陈淳探讨礼仪，多有书札往还。③（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25《答郭子从一、二、三》、卷36《答郭子从问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6-700页、第783-784页。在探讨士人家礼的基础上，郭叔云“酌古参今，举而行之于家”，把士人礼仪落实到宗族构建中，嘉定十年（1217）左右，建立宗会楼、食宴堂等宗祠，“割先业潮阳汶沟田充蒸尝，定为世适主祭之议”，拟定“宗田之约，适子不得出鬻，诸子不得均分，专修四代坟忌及时祭各族之费。忌日一按礼书，不用浮屠。”④（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9《宗会楼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0页。《宗礼宗义二编》“附以立宗文约、公状、家约、家谱于其后，及晦庵、蒙谷二先生宗法各一册，并藏诸堂中，以为后代维持之计”⑤（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9《食燕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2页。。从陈淳所记来看，潮阳郭氏祠堂、族谱、蒸尝田、家约、祭祀礼仪等皆已确立，宗族建设已比较成熟。淳祐四年（1244），方大琮在广州州学行乡饮礼，迎请地方耆旧南海林槖、邝某、番禺李某为三宾。⑥（宋）方大琮：《宋宝章阁直学士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13《广州行乡饮请三宾长林橐、次宾邝、三宾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52-453页。士人李昴英以古礼为其二子举行冠礼。这些儒家礼仪的推广，标志着儒家礼仪秩序在岭南基层社会扎根。

在北宋时期，地方官员往往对岭南奇风异俗盛行、国家教化难以深入而痛心疾首。蒋之奇痛感岭南佛教盛行，力倡以儒学人伦礼仪教化岭南，“崇师儒，兴学校，初虽若迂迟阔缓，而其效实见于千百年之后”，以文化认同实现国家南部边陲的安定。⑦（宋）蒋之奇：《广州州学记》，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章楶面对岭南奇异风俗，为之“日夜责躬自咎，又痛为广人惜之”⑧（宋）章楶：《广州移学记》，见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第160-161页。。经过长期兴学施教，南宋时期岭南各地是出文风盛行。绍兴三十年（1151），南恩州学教授傅雱指出：“今南恩自朝廷复兴庠序以来，士之峨冠博带争趋场屋者几千人，其间笃志肄业者亦不少。”⑨（宋）傅雱：《南恩州孔子小影记》，道光《肇庆府志》卷6《建置三·学校》，第215页。南雄州民众“所习多诗书礼乐之业”。研习儒书参加科举，在广西逐渐演为风气。贺州“士知为学”，宜州“每举应书之士，不下五六百人。前黎后冯，相望而出”⑩（宋）陈经：《庆远府学建阁记》，《粤西文载》卷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9页。。《岭外代答》卷四说“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解额颇宽，虽左右江溪洞亦有解额二名”⑪（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16之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79页。（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4《法制门》，“试场”条，第168页。。广州“文风彪然日以张，虽蕉阜桄林之墟，蛎田蠏窟之屿，皆渠渠斋庐币良师以玉其子弟，弦歌琤相闻。”⑫（宋）李昴英：《文溪存稿》卷3《重修〈南海志〉序》，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随着岭南的开发和文教的昌明，烟瘴之地渐趋消退，物产丰富、文教昌明开始成为岭南新印象。如洪适称雷州“南合之小州，盖徐闻之古郡。波涵渤澥，帆樯可达于群蛮；利足鱼盐，井邑已同于中县。”①（宋）洪适：《盘洲文集》卷36《代雷州守谢到任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8页。化州“士民被礼逊之教，出入颇衣冠相尚，虽贱吏服亦襟衽，无复文身断发之旧”。宾州“有古圣贤之余化，有冠冕之遗风”。容州“衣冠礼乐并同中州”。陈起称端州“端溪溪阔山无烟，长腰米白鲫鲩鲜。山媪采蕉蜑采蠙，羽檄不警徭赋蠲。党碑诸贤昔往还，人士尽识洛水源。”乃至出现“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之说。②（宋）陈起：《江湖后集》卷7《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03页。岭南这一长期充满“异域”文化色彩的边陲地区，开始逐渐为北方士人所认同、接纳。学校教育、科第选官等制度推动岭南士人阶层形成，一方面，这些新现象是国家权力深入岭南、文教教化广泛推进的成果。另一方面，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岭南士人阶层或士人家族，成为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言者或执行者，进一步促进文教教化在岭南的深入。北宋时开启的大规模的兴学重教活动，为文教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至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岭南文教发展迅速，读书人群体壮大，士人作为新兴社会阶层逐步形成。一系列儒家礼仪秩序、伦理观念渐趋在岭南各地推广，儒家礼乐文教教化的推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结 语

清潘耒称广东“人文自宋而开”③（清）潘耒：《广东新语序》，《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林之椿称：海南“海南僻处炎荒，教化之开，始于南宋。嗣后名贤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称”④（清）林之椿：《序宝粹书塾藏书目录》，见朱为潮主修民国《琼山县志》（第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170页。。屈大均则指出，唐宋以前，岭南是蛮裔；唐宋以后，岭南是神州。这些认识都共同反映出宋代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入融合的历史史实。唐代开始扭转秦汉以降岭南治理理念，国家治理岭南转而注重教化，给予岭南边陲地区“南选”等特殊政策。至两宋时期特别注重通过文教教化消弭岭南文化与中原文明间的差异。岭南文教发展水平有了快速提高，士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文化风俗上，岭南“旧俗”渐染华夏“新风”。宋代岭南社会文化的转型对岭南后世影响深远。以崔与之、李昴英为核心的“菊坡学派”，是岭南大地上第一个具有明确师承、鲜明学术思想风格、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派。而以赵必鐌等为代表的宋末遗民群体，则是宋末元初珠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士人学派。进入元朝之后，菊坡学派、宋遗民群体继续活动三十余年，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影响到元代岭南诗歌、元末明初的南园诗派。明代以后，不论是文学、理学，还是在全国政坛产生影响力的丘濬、海瑞、方献夫、霍韬等，岭南社会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更加突出。究其渊源，不能不追溯到宋代以降岭南社会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