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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这场历时4年4个月的世界性战争（1914-07—1918-11）从根本上动摇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是现代国际体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第一个契机。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许多地方被“租借”,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虽然列强在中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总的来说是联合起来控制中国、剥削中国人民。但是，一战使交战列强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为中国国际地位的转变和收回被列强侵占的权益打开了一个难得的历史缺口。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实力相对弱小、内部意见不一，没有能够迅速作出决断，导致中国没有能够充分抓住一战的机遇，到战争结束时不得不扮演了屈辱的“战胜国”角色。当然，一战所带来的列强实力格局的变动、国际联盟的成立、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都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以新的面貌登上国际舞台、参与多边外交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一战带给中国的沉重苦难

虽然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但是一战带给中国的苦难却是多方面的。从日本对德宣战、侵占中国青岛、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以及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一战期间中国派遣劳工到欧洲战场一线参战，再到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意图让日本继续占有山东，中国遭受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

首先，日德交战对青岛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危害。1898年3月，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澳（今青岛）99年，租借地面积551.5平方公里，获得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从此，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一战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对于中国是否参战迟迟达不成共识，起初曾一度宣布中立。一些人希望英法协约国阵营能够邀请中国参战，但是日本通过英日同盟机制予以反对。日本则借英日同盟对德宣战，但并不是真的派兵到欧洲战场协助英法作战，而是出兵德国“租借”的中国山东，谋求将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和德国在青岛交战两个月，炮火波及青岛的城市和乡村，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日军占领青岛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毛家岭惨案”等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而中国政府竟宣布“中立”，划出“交战区”。此外，日本还借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尽管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但日本通过后来的《民四条约》仍然攫取了大量在华非法权益。

其次，在一战期间，中国派遣了超过15万劳工支援协约国一方。这些人或进入军工企业，或直接开赴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战场救护、掩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等。许多华工因此而受伤，甚至付出了生命。参战中国劳工的具体数量及伤亡情况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中国劳工在战场上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待遇，战后也没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只是充当了低等“工蚁”的角色。

最后，尽管中国在一战结束之前不久对德宣战，也通过长期派遣劳工支援协约国一方获得了战胜国地位，但在巴黎和会上仍然不被重视，成为国家利益被用来交易的陪衬国。英国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就已经答应日本在战后保留其在山东的非法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被排在战胜国的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与会，山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更是无从谈起。最终，中国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

一战给中国创造的历史机遇

尽管在一战中和一战结束后中国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较少，只收回了德国和奥地利在中国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但是一战给中国登上国际舞台、改变原有身份和形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促成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觉醒。

第一，一战开启了中国国际身份发生变化的先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被列强欺辱的半殖民地，在国际上是落后、低等的弱国形象。但是，通过起初半官方、后来官方的劳工派遣行动支持协约国，中国所作出的贡献让英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而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尽管不被公平对待，但至少有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诉求的机会。中国派出参加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纵横捭阖，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一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规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一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秘密外交的影响，强权政治、列强横行是导致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因此一战后美国倡导的主张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理想主义国际规范开始兴起，并建立了国际联盟。尽管这些新的国际规范在当时还不可能被完全接受，国际联盟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结构性缺陷（比如全体一致的决策机制使其无法作出有效决策等），但是它的成立意味着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和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和其他许多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国际规范的变化为中国提供了争取国家权益的更大空间和更多手段。

第三，一战的结束并没有损害中德关系，反而促进了中德关系的发展。对于德国来说，虽然中国是协约国一方，但是真正对其构成战略伤害的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德国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能找到的伙伴不多。因此，一战结束后，中德关系迅速升温，德国免除了中国的所有债务，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成为唯一一个同中国平等合作的伙伴国。中国成为德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而德国则向中国出口武器和技术装备，派出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帮助中国建立起近代国防工业，并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第四，一战结束后，日本崛起，英国相对衰落，沙俄退出远东竞争，美日矛盾逐步成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放弃了英日同盟，使远东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美国主张门户开放、反对一国独霸中国，导致日本陷于孤立。最终，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宣布放弃“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中国恢复对山东行使主权。

第五，一战催生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觉醒。中国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巴黎和会的进展，对其寄予了很高期望，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最终促成中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中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社会各界都被动员起来，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一战百年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如今，一战结束已有100年。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步入新时代。抚今追昔，百年前的一战留下的启示，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记取和把握。

首先，必须抓住国际体系变动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如果仅仅从情感角度去看一战，认为列强之间互相削弱，中国保持中立即可，那么就错失了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良机，也会导致日本更加得到英国的支持、更加有能力侵略中国。因此，一定要客观分析国际体系格局变动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从而作出客观理性的抉择。

其次，必须积极利用多边外交舞台，掌握和熟悉国际规则。顾维钧率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出色表现，不仅宣示了中国的主张，而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而国际法专业出身、熟谙国际规则和谈判技巧的顾维钧，无疑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目标。例如，当中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时候，就以半官方的形式“以工代兵”，为协约国阵营作出了实质性贡献。通过这种方法，由于国内外原因不能马上正式参战的问题就被部分化解了。再如，国内对于巴黎和会的关注和压力，使得中国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不在和约协议上签字，从而为中国政府有气节地退出和会找到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