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青

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的分歧不仅是艺术理想与表现方法的差异，更是作家对文学是否应推进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同理解与评判。“五四”以后，出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为人生、为阶级、为政治)需求，《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对疏离政治的鸳鸯蝴蝶派消遣、趣味文学予以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其影响波及到整个现代文坛，几乎所有著名作家都表明自己的态度，朱自清也不例外。但与主流激进的一边倒式的否定不同，他的评价是平和、适中的。

关于朱自清对鸳鸯蝴蝶派的认识，范伯群先生曾引用《论严肃》中“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一语说明他对该派文学观是肯定的，但并未进一步展开。本文将朱氏观点置于文坛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的大背景下审视，从而凸显朱自清高屋建瓴，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发展走向的宏观视野。

一、趣味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关系

朱自清(1898-1948)为文学研究会成员。该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它直接继承了《新青年》同人“文学为人生”的思想理路。周作人在他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明确指出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沈雁冰亦积极支持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其《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思想上剖析了鸳鸯蝴蝶派旧式章回小说最大的错误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