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

此前，学界习惯性把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起始定位于20世纪初的清末法制改革，正如《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所言：“中国法律近代化事业，起于清末最后十年”，“中国法律近代化，始于清末法制改革”[注]曹全来：《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页。。而且，学界还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面到点”的变革过程。“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外辱内患的大背景下，‘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大规模的法制改革。”[注]刘洋洋：《论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地位》，《理论观察》2017年第10期。其实不然。如果以中国租界法制为出发点，再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就可以对这一现代化进程有个更为客观的认识。中国法制现代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而且还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由点到面”和“由面到点”相结合的进程。当然，中国租界及其法制都是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这点不可否认。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而不是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法制改革[注]本文中的“19世纪中叶”指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时间段。。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领土上就出现了现代法制。这就是中国租界的现代法制，其中最早的中国租界法制诞生于上海英租界[注]1845年建立了上海英租界；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立的上海英美租界；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