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晚清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围绕着其“商战”思想，结集了一百多篇时务专论，从政治到经济，从政策到法律，从文化到教育，从国际到国内，从现状分析到变法主张，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对着的所有重大问题，被时人和后人誉为是“变法大纲”。在这一百多篇专论中，“国债”篇具有核心地位。此一核心地位，是由彼时国债问题客观上悠观国家生死的重要性决定的。

梁启超说“中国自古无国债”[注]梁启超：《中国国债史》，1904年，载王文光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4页。，郑观应说“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国债》，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两句话相映成趣，道出了中西在国债上的历史差异。国债是晚清为中国历史创造的“新生事物”。它一经产生，就迅速成灾。越积越深的国家债务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前各个政权的经济运营乃至政治操作。1911年底当孙文在美国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与列强周旋国债问题，阻止其再借钱与清政府。1912年袁世凯取得民国政权后不久，遂即着手筹划“善后大借款”。蒋介石政权更是自始至终伴随着寻求国际财源的运作。1927年他选择抛弃苏联转投欧美而发动反革命政变，很大的考虑是哪边给的钱多；而他1949年的垮台则与美国对其丧失信心而撤掉美元的贷款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百年中国历史，经济是国债经济，政治是国债政治，一部中国近代史，国债构成了其核心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