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雅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对方因为该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继而对其财物进行处分，行为人因此获得他人财物。然而，诈骗罪的成立是否要求受害人具有处分意思、如何界定处分意思成为理论界争议的话题。现今我国就诈骗罪中是否需要存在处分意思存在不同学说，主要代表观点包括处分意思必要说、处分意思不要说。

处分意思必要说认为若无处分意识的存在，则行为人之行为不可谓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诈骗罪不能成立，亦即要求被骗人在客观上转移财物占有的同时，存在着将其财物所有权或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受害人转移财物的占有时，其应当对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若不存在此种认识，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成立诈骗罪。①［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亦有学者在处分意思必要说的基础上对于处分意思的内容作了较为和缓的解释（缓和的处分意思说），认为即使对于所转移之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数量、价值等存在错误，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受害人还是属于主观上具有移转意思。仍然可以确认“基于意思的占有转移”，从而成立诈骗罪。换句话说，不但应当肯定在受害人对其财物占有的转移不存在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诈骗罪的成立，还应当确定的是，受害人对其所移转占有的财物即便存在模糊的认识的情况下，诈骗罪依然能够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