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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理论”的症结及其疗救
——对西方理论话语的批判

2019-12-13马大康王正中

社会科学 2019年9期
关键词:理论语言

马大康 王正中

一、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傲人成就,“科学化”也成为人文学科的共同追求。在人文研究领域,语言学是科学化的典范。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征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和成果,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自然就成为获取自身“理论”品格的重要途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苏联符号学派,等等,就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中发展起来的。自此,文学研究逐步摆脱印象式的“感觉”、非理性的“信仰”,以及浪漫主义的“传纪”的窠臼,回归文学文本本身,把文学文本视作具有“结构”与“功能”的独立的研究对象,以“科学化”的态度和方式来看待文学文本。从总体上说,结构主义诗学就已经明显体现着“科学化”倾向,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建构,“文学理论”正式登场了。保罗·德曼对“文学理论”做过明确的限定和很好的阐释。他甚至把英美新批评也排除于“理论”之外,并认为,只有始于20世纪60年代雅克布逊、罗兰·巴尔特那种运用语言学方法的研究,才属于文学理论。德曼说:“只有当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再基于非语言学的方法,即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时,或更精确地说,只有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在意义与价值确立之前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时(这暗示着这个‘确立’是有问题的,以至于必须要有一个自主的批判性研究学科来考察它的可能性和地位),才会形成文学理论。”“理论的出现,这一突破现在经常受人责难,将自身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抽离出来,它是随着语言学术语引入文学的元语言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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