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妮

摘要：《可愛的骨头》以主角苏茜死后视角讲述了其遭遇性侵后整个家庭的受创悲剧。小说作者结合自身经历，以文学形式为性侵受害者发声。本文试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浅析其中创伤主题。

关键词：创伤;性侵;《可爱的骨头》;艾利斯·西伯德

《可爱的骨头》是美国女作家艾丽斯·西伯德的长篇小说处女作，2002年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后被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大银幕。小说中，十四岁的苏茜被邻居哈维骗至玉米地的玩具屋惨遭奸杀并肢解，但艾丽斯并未按照传统的叙事走向将其铺写成一部悬疑探案故事，而是以第一人称通过苏茜死后的视角展示一个家庭在遭到至亲遇害后十年间的变迁。作者除在案件本身着墨之外，也用带有强烈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笔触书写了性侵带来的创伤，在童话般的笔调背后仍然包裹着残忍的真相。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可爱的骨头》的研究多从叙事或女性视角分析，小说的创伤主题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试以创伤理论为出发点，结合小说作者自身创伤经历与小说中各人物的创伤书写，更进一步解读该作品;同时以期引起人们对性侵事件危害的重视。

一、疼痛与记忆

自歇斯底里症源起至当代创伤研究，妇女儿童所遭遇的性与家庭暴力所导致的创伤却是最迟受到重视的议题。性侵害、性剥削在我们的社会中司空见惯，而妇女儿童的长期沉默给予施暴者及周遭环境带来二次伤害的可能性。朱迪思·赫尔曼在其所著《创伤与复原》一书中指出，创伤事件的特殊之处并不因它少见，而是因其破坏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适应力。[6]（30）创痛发生之后，受害者的心理及行为无法短时间内、或再也不能回到之前的正常轨道，其引起的情绪反应也许是多样的：强烈、警醒、暴躁，甚至无法给出任何反应。赫尔曼进一步表示，创伤事件往往会威胁到生命，乃至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6]（30）《可爱的骨头》在全书伊始便交代了苏茜死亡的事实，后采用非线性叙事方式将苏茜生前、受侵害时及死后的世界串联起来。受创者在创痛发生当时，会受困于无法抵抗的外力从而感到绝望无助，书中写道：“我被困在地洞里，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世间最痛苦的遭遇莫过于此”;[1]（9）“此时此刻，我全身上下就好像被缠绕在翻花绳的绳子里，不停地扭曲、翻腾。”[1]（11）可以看出苏茜在面临力量远大于她本身的威胁时，她的自我防御系统已经被击溃并且变得混沌无序，即是受创反应的发生。

赫尔曼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分为三类：“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及“禁闭畏缩”。其中“记忆侵扰”指受创当时的伤痛记忆一直残留在脑海中。[6]（31）这种受创反映在苏茜作为性侵受害者身上的体现，便是她以死后视角叙事之时的记忆召回。她难以将这段伤痛的回忆抹去，创痛会随时随地闯入她的意识，对其进行反复侵袭。此外，苏茜的性侵记忆在妈妈、弟弟、心仪的男孩雷之间反复闪回，苦痛的创伤缠绕着温馨的过往，呈现出一种零散的、没有逻辑的诡谲感。看此例：“周围阴暗的地洞散发着湿漉漉的泥土味，闻得出来这里是各种小动物的栖身之所。”[1]（11）这是一处很典型的感官片段，当受害者在再体验创伤经历时，“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存储起来。”[6]（34）苏茜的记忆中保留着受害现场的味道，更加深了她受到侵害时的临场感。即便此时她的肉身已经进入天堂，她依然无法走出性侵记忆的侵扰。

事实上，记忆侵扰同样体现在小说作者艾利斯·西伯德身上。当艾丽斯在创作《可爱的骨头》这部小说时，不单单创造了一个被性侵的女孩苏茜和倍受打击、支离破碎的家庭形象，她也是在书写自己的创伤记忆。艾丽斯在雪城大学读书时期，就曾不幸遭受强暴，显然她在苏茜这一角色中投射了自身的遭遇。小说的成型过程中，艾丽斯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作家也是受害者。她在虚构的角色里重新经历了受害现场，从而“表露了自己的创伤真实感受以及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2]（29）。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如何通过反复、甚至是强制性回忆再次体验难以启齿的伤痛，再碾碎加工成精粹的文本。性侵经历这样“极端的女性创伤体验，在经典文学文本中似乎总是缺席或至少被转移。”[5]（67）因此，艾丽斯敢于用文学的形式剥开自我伤疤实谓勇气可嘉，也或许对于她这样的性侵幸存者，文学是唯一的苦痛出口。

二、否认与逃避

创伤症状不仅会在事件直接经历者身上体现，同时也会在间接经历者的行为举止上表露出来。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包括“亲眼目睹他人的创伤事件”、或“获悉亲密家庭成员或朋友身上发生创伤事件”等在内的刺激都会催生创伤。《可爱的骨头》中，苏茜的家人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创伤症状，其中妹妹琳茜、母亲阿比盖尔、父亲杰克都呈现出否认、逃避及愤怒的状态。当校长凯登对琳茜的失亲之痛表示同情时，琳茜的反应如下：眼神有如激光般尖锐：“我到底有什么不幸的？”……她露出爸爸所说的“使性子”的神情……“我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1]（30）琳茜对姐姐苏茜的死亡显然是不予承认的，甚至以一种愤怒的姿态回馈外界的关心。作为创伤事件的间接经历者，琳茜失去至亲之后的最初表现并非哭泣崩溃，而是将自己的情绪禁闭起来，否认自己痛苦的一面。此处可以运用瑞士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提出的悲伤五阶段理论来分析琳茜的行为。她认为，人们在面对死亡时会经历五个阶段，即“否认，愤怒，谈判，抑郁，接受”。在On Grief and Grieving中，她指出：当我们处于否认阶段时，最初的反应可能是震惊后的瘫痪，或者将自己困在麻木的状态中。这种否认并非对死亡事实的否认，即便失爱者说，“我不相信他已经死了”，言下之意其实是“这对我来说难以承受”。[7]（8）由此可见，在面对死亡的心理阶段中，否认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接受事实的发生。琳茜在受创的一开始试图以禁闭的状态消解失亲之痛，然而，否认并不能使她尽快走出姐姐的死亡事实。创痛已经在其心中划出裂痕，以至于她总是避开镜子，关灯洗澡来逃避抑郁的情绪。

母亲阿比盖尔不允许家庭成员进入“禁地”——苏茜的房间，正是因其害怕女儿的遗物触碰到创痛的伤疤。在躲避苏茜的旧物、刻意疏远与丈夫的关系之后仍然无法逃避现实的阿比盖尔，在受创后期试图通过与警官赖恩的婚外情抽离自我。只有在与赖恩的性爱中，她才能有片刻机会将死去的女儿驱赶出她的脑海：“她已经迷失了自我，她在自暴自弃。妈妈忘情于最原始的欲望，只有在情人怜悯的怀抱里，她才为破碎的心暂时找到了一个出口。”[1]（211）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悲悼”也是一种创伤反应：在一段悲伤阶段之后，受创的悲悼主体把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实现移情。[4]（119）阿比盖尔在经历女儿的死亡之后，无法从家庭中获取足够的安全感，即便她知道与赖恩的关系显然是危险的、不正当的，却还是毅然决然将自己推入这段情感的深渊。在这一创伤事件中，“悲悼”者阿比盖尔在赖恩尝试在赖恩身上走出失女悲剧，获得“重生”。

相较于琳茜与阿比盖尔，父亲杰克更加难以消受失女之痛。除开苏茜，其他家人都对杰克在玻璃瓶中建帆船的爱好不感兴趣，因而玻璃瓶成了苏茜和杰克之间独特的亲情纽带。苏茜离世后，杰克愤怒地摔碎了这些承载着父女时光的瓶子。赫尔曼称，当受创者出现禁闭畏缩的症状时，会避免任何可以勾起创伤记忆的情景。[6]（43）此外，杰克还陷入极度自责的状态中，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新邻居家的女孩们传来的嬉笑声更是令他倍感折磨：“这对爸爸来说实在太残酷了，他听在耳里，痛在心头。”[1]（231）杰克这一角色无疑是矛盾的，他一面执着于女儿的离世，久久不愿释怀;一面执着于捉捕凶手，让自己走出悲痛，“把爱留给生者”。从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伤的走向，理解间接创伤经历者的受创反应。

三、和解与复原

创伤事件后，部分受创者会出现“伴分离症状”如人格解体，即自己转换为“他者”，从旁观的角度看待事件本身。若要疗愈，可通过多种渠道：重建自主权、构建安全的环境、恢复与外界的联系等。在《可爱的骨头》中，苏茜的灵魂就是“他者”的存在，从天堂回顾侵害、俯瞰受创的家庭。她正是通过灵魂与天堂的受害者不断倾诉，最终达到了自我和解的阶段。当创伤幸存者与另一个人建立起关系、并在这份关系中得到关爱时，安全的环境即达成，琳茜与塞缪尔的爱情便是幫助她走出创伤的关键。病后的杰克结束了与妻子多年的互相逃避，也终于让“另一个女儿的踪影消失无踪”。[1]（345）

在创伤复原阶段，参与社会性活动也是受创者恢复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手段。对于小说作者艾利斯·西伯德来说，写作也是治愈创伤的方式。当她的作品与读者产生关联、并且恰好读者也有相似遭遇时，创伤书写的社会价值便得以体现出来。读者可以在她的文字中感受共鸣，也许能走向疗愈的过程。前文提到，艾利斯也是一位性侵受害者，写作行为有助于她宣泄自我痛苦，统整自我意识，给予她自己及其他受害者建立联系的机会。[3]（136）在创伤写作中，作者创作的角色不光指向其个人经验，更像是一个符号指向创伤群体。作者并不是一个人重新体验了性侵遭遇，而是和万千受害者一起并肩直面过往，共同拼凑破碎的身体。

四、结语

在《可爱的骨头》中，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性侵对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影响，如此恶性的创伤事件会带来难以磨灭的打击。艾丽斯将埋藏在心底和身体之痛以文学形式表现，与黑暗的过去和解、让饱受屈辱折磨的家庭感到温暖。性侵对于大部分受害者来说，都是难以启齿的话题。我们必须知道，性侵不只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孩童也会遭遇不幸，且不限于女性群体。创伤书写并不少见，但为性侵受害者发声的文字在我们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艾利斯·西伯德.施清真译.可爱的骨头[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9.

[2]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 （4）：23-31.

[3]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2011 （2）：132-138.

[4]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 （4）：117-125.

[5]谢琼.书写强奸：被转移的言说——张爱玲《半生缘》中强奸故事的文学表现[J].南方文坛，2010 （6）：67-72.

[6]朱迪思·赫尔曼.施宏达，陈文琪译.创伤与复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

[7] Elisabeth Kübler-Ross，David Kessler.On Grief and Grieving[M].New York：Scribner，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