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怡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宋代笔记体作品蔚然称盛，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为陆游晚年退居故乡山阴后所作，内容丰富，行文自然流畅。陆游在《笔记》中有意识地记录下各地的民风民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为宋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理应引起研究陆游和宋代文化的学者的重视。而至今相关研究成果多是概要性介绍《老学庵笔记》一书，未有系统全面地探讨，本文拟对此书保存的宋代风俗择要论述之。

一、经济生产风俗

宋代经济繁荣，特别是手工业、制瓷业、纺纱业等均得到长足发展。傩是一种驱除疫鬼的仪式。《东京梦华录注》卷十“除夕”条注释认为其源于周之旧制，“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躯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1]253。舞者头戴假面，手执干戈，表现驱鬼状，每年除夕最为盛大。到了宋代，宋人仍盛行这种仪式，且面具精致。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卷一)

记京城举行大傩也要到桂府进面具，桂府面具数量多、形态多样、手工精巧，享誉全国。范成大由静江调任四川制置使，于桂赴蜀途中回忆著述了《桂海虞衡志》，其中记载：“戏面：桂林人以木核人画，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2]43周去非于1178年写的《岭外代答》卷七也有类似记载:

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3]74

范成大、周去非均曾在桂府为官，应亲眼见到桂林傩队的威武和桂林面具的制作精巧。桂府有不少人专门经营面具制作皆致富，可见宋人不再局限于农、林、牧、渔的普通耕作方式，有不少生产者投入到手工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代香药的广泛使用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情况。宋代以前，香药来源有限，仅限于上层社会官僚贵族使用，应用并不广泛。随着宋代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人生活水平提高，香药大量进入平民日常生活。香药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广泛用于治疗疾病，宋代许多医药著作都详细记载了香药的临床应用。宋代香药食品种类繁多，市民食用香药食品渐成风气。宋人还喜佩戴香药，作为装饰物。

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卷一)

香球既可作为一种装饰物，又起到空气清新的作用，贵族妇女携香球出行成为一时风尚。在各种庆典、祭祀神灵祖先等活动中，香药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用品。宋代福建等地盛行的明教大量使用香药。

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卷十)

宋代纺织业也很兴盛，出现了多个著名的纺织地。如四川遂宁：“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卷二)。又如安徽亳州：“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卷六)。陆游还满怀欣喜地赞叹了“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卷二)，“耀川(按：应为耀州)出青瓷器”。可见随着宋代经济繁荣和市场的形成，宋人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在《笔记》中有不少记载。

二、交际风俗

(一)书信风俗

书信可分为公文书信和私人书信。公文书信指政府各部门文书书写制度，《笔记》中多条文字涉及公文书信的书写制度。

见任执政为宣抚使，旧用札子，关三省、枢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参政始改用申状。(卷四)

叙宣抚使上书所用的公文文体。

旧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仆射则去姓。元丰新制，以仆射为相，故皆不著姓。(卷四)

叙丞相署敕是否著姓的制度。

学士院移文三省名“咨报”，都司移文六曹名“刺”。(卷七)

叙宋代不同机构之间交涉事情所用公文书信名称。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亦载：“(宋代)百司申中书，皆用状，惟学士院用咨报……由当直学士一人押字而已。”[4]29

江邻几《嘉祐杂志》言：“唐告身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贞元后始用绫。”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赡侍中告，乃用纸，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卷六)

告身是古代委任官吏的凭证。周世宗为五代后周皇帝，陆游用亲身经历证明唐贞元后告身并非尽用绫，五代时期告身也有用纸的情况。

私人书信指士人之间的普通书信往来。包括双书、简版、门状、手刺、牓子等。卷三“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条详载双书从兴起到绝迹的变化过程。卷三 “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条叙朋友交往用简版，到南宋淳熙间已用纸做手简，简版几废的情形。卷三“士大夫交谒”条详细记载了士大夫相互拜见之前须有书面拜帖，拜帖经历了门状、手刺、牓子等不同的阶段。

(二)相见待客风俗

遇通家子弟拜见，主人接受后设席款待，入席前还需拜其父祖。(卷七)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

饮酒待客是中国传统习俗，宋代仍如此。

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递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卷七)

前辈指北宋名士，待客风俗礼数周到。最初，酒席整个过程中不能解衣带，卷二“先左丞平居”条载陆游祖父陆佃时代宴席上亦须着帽而坐，后又变为劝酒必冠带整齐。到南宋，酒席上则着装较随意。两宋宴客风俗之变，《朱子语类》卷九十亦有详细记载：“初见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乐。酒一行，乐一作，主人先釂，遂两手捧盏侧劝客。客亦釂，主人捧盏不移，至乐罢而后下。及五盏歇坐，请解衫带，著背子，不脱帽以终席……此亦可见前辈风俗，今士大夫殊无有衫帽者。”[5]2317与《笔记》中记载一致。

三、服饰风俗

服饰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心态的反映。服饰分为官服和便服。不同颜色配饰的官服显示出官员等级尊卑和官职的区别。

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著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也。(卷二)

这是北宋末年官吏的服饰。

靖康末，括金赂虏，诏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独存金鱼。又执政则正透，从官则倒透。至建炎中兴，朝廷草创，犹用此制。……绍兴三年，兵革初定，始诏依故事服金带。(卷一)

官服腰带以皮革为之，带身饰以金、银、玉、犀角等材料，以区别官僚等级。岳珂《愧郯录》卷一二载“国朝服带之制，乘舆东宫以玉，大臣以金，亲王勋旧，间赐以玉，其次则犀角，此不易之制。”[6]171金带贵于犀带。靖康期间，财政紧张，群臣不用金带而改用通犀带，直至绍兴三年恢复旧制。金鱼指刻成鲤鱼形的符。《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7]3568执政官和从官因官职不同佩戴方式也不相同。

便服中，背子是宋代男子最为盛行的一种服饰。程大昌《演繁露》卷三：“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裙加长直垂足焉耳。”[8]92

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卷二)

前辈应指靖康、建炎、绍兴初年人，他们系头巾，背子两腋垂有带子，腰间以勒帛束缚。

宋代刺绣等工艺更加成熟。衣服上多有绣纹图案：

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服一箧，袴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卷二)

妇女服饰更是别出心裁：“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卷二)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均为应时节而制作的首饰物，花样翻新，衣服上绣有四季花卉图案，可谓争奇斗艳。北宋末年盛行镶色女鞋——错到底。陆游《笔记》卷三载：“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其鞋底部分以二色合成，色彩交错。

四、宗教信仰

经宋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道教盛行，佛寺、道观遍布各地。“天下名山，惟华山、茅山、青城山无僧寺。”[9]55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大兴尊佛崇道之风。

(一)民众尊佛崇道

民间以农历七月十五日祭祀祖先，称为中元节，又称盂兰盆节。这一节日起源于佛教目连救母的故事。七月十五延僧尼结盂兰盆会，“盂兰”意译为“救倒悬”，盆为食器，置百味果于盂兰盆中，供养众佛僧，仰佛僧恩光，以使现生父母和七世父母都能得以度脱苦厄。中元节不仅僧尼作盂兰盆会，民间亦设供，祭奠先祖亡灵。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曾嘱其儿辈于七月半具盂兰盆供祭祀亡亲：“四时祭祀，周礼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徳，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10]602

宋代佛教、道教大兴，这一节日受到民间推崇。《武林旧事》曰，“七月十五日，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等则于此日作盂兰盆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11]49。《东京梦华录》亦载：“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1]211-212宋代的盂兰盆节已与佛教中的节日有了较大区别：

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又每云：“盂兰盆倒则寒来矣。”(卷七)

祭祀的目的不再是摆脱饿鬼倒悬之苦，而是作素食以供奉祖先。盂兰盆中盛装的不再是百味五果，而是纸钱，焚之以送往冥界，且盆有了新的功能——视盆倒向以占气候冷暖。

随着道教在宋代发展，真武神崇拜也在各处兴起。真武又称玄武，是道教及民间奉祀的尊神，宋代真武神成为镇邪驱魔、统摄北方之神。宋代历代皇帝皆虔诚崇奉真武。太宗为凤翔府道士张守真建上清太平宫，宫中设专殿供奉真武。南宋高宗亦于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此后南宋各代皇帝在延祥观基础上重新扩建奉祀真武神。上行下效，民间的真武信仰也形成浓烈风气，各地遍建观堂，尊奉真武。真武神形象在宋代造型各具特色。将从神中的六丁六甲配为夫妇。

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卷九)

翟公巽参政守会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视曰：“不似，不似。”即日毁之别塑，今告成观西庑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贺仲清在旁亲见之，而不敢问。(卷八)

真武神面孔无经可考，塑造者可随意而为，可见真武神信仰流传之广，人人心中皆有自己的“真武神”。

(二)滥赏僧道及僧道世俗化

宋代君王笃信佛、道教，特别是宋徽宗除大力宣扬道教外，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以示对道教的虔诚。滥赏道士现象严重。

政和后，道士有赐玉方符者，其次则金方符，长七寸，阔四寸，面为符，背铸御书曰：“赐某人，奉以行教。有违天律，罪不汝贷。”结于当心，每斋醮则服之。(卷九)

除物质赏赐外，许多道士得以封官加爵。如林灵素即以道士身份做官，封为“金门羽客”[9]62，“为蕊珠殿校籍，视殿修撰，父赠朝奉大夫，母封宜人”[9]30，“恩数视执政”[9]122。各地大建神霄宫，改宫观僧寺为神霄宫，豪夺土地，大收赁舍钱、园利钱。

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后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夺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卷九)

卷九“天下神霄”条、“神霄以长生大帝君”条记神霄宫供奉道君，布局宏伟。朝廷供给道士大量财物，如：“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硃砂、纸笔、沈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

随着滥赏僧道之风盛行，僧道世俗化现象严重。如：

杭僧思聪，东坡为作《字说》者，大观、政和间，挟琴游梁，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卷七)

数量众多的僧道遁入佛、道门不再为修身养性，而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一旦获得皇帝贵族宠信，即还俗做官。李之仪曾作诗讥讽这种现象。

李端叔《还俗道士诗》云：“闻道华阳客，儒衣谒紫微。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还家见鸥鸟，应愧背船飞。”此道士还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讥之耳。(卷六)

僧道凭借佛寺道观敛财：

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卷六)

有的僧道只求在寺庙挂一个空名求取钱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尝住余姚法性，贫甚，有颂曰：“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后住雪窦，雪窦在四明，与天童育王俱号名刹。一日，同见新守，守问天童觉老，“山中几僧？”对曰：“千五百。”又以问育王谌老，对曰：“千僧。”末以问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亚，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复拱手曰：“敝院是实数。”守为抚掌。(卷三)

不少道士为求取功名获得皇帝宠幸，编造谣言，蛊惑人心。

蔡京书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玉皇殿之类，玉字旁一点，笔势险急。有道士观之曰：“此点乃金笔，而锋芒侵王，岂吾教之福哉？”(卷九)

陆游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以自己的亲身见闻，用生动自然的文字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生活风俗画卷，从中我们可领略到宋人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老学庵笔记》的确是一部学术性、趣味性兼善的笔记，对研究宋代的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