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美 陈亚琢

作为舆论监督机构，媒体天然地具有批评、监督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而在当下的日本社会，媒体、政府和公众三者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三极模式”成为日本社会舆论共通的形成机理。其中，媒体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日本媒体在涉华报道问题上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举国一致”特征。它与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亦步亦趋，共同构成了一种协同性的互动机制，可以说日本媒体报道已成为反映日本对华政策的一面镜子，其政府和媒体的互动之紧密、步伐之一致成为透视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良好路径。

一、日本现代媒体与对华认知现状

现代新闻媒体对日本的对华认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特别是“入世”之后，经济飞速发展。与此相对照，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20年的停滞，社会凝聚力下降，这种鲜明对比让日本普通国民感到很大压力，两国之间的敬意和尊重日益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安倍政府采取“包围中国”的政策，特别是2016年3月以来正式实施的新安保法，包围、封锁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1]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日本、印度等国未参与，日本担心在中国的外交构想中，其重要性逐渐降低。因此，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隔7年首次正式访华，日本主流媒体也一致将此次访华看作是“将日中关系推进新阶段”，表现出日本意在加强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互动，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与中国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使得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矛盾日趋激烈。而媒体在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时，也会不自然地加入自身的主观情绪和历史认知，造成日本民众心里不安。日本媒体在其中起到了“议题设置”的功能，反日游行、钓鱼岛、军费增长等事件的报道诱导了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使其警惕感和对立感不断强化，导致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逐渐下降，直接刺激了日本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因此，要了解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形成，就有必要了解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内容和特点。而在日本的各种媒体中，《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这五大全国综合性报纸最具影响力。其影响力不仅表现为五大报纸的发行量占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五大报社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资本控制着主要的民间电视台及广播电台。因此，笔者试以这五大全国性报纸为中心，探讨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和对华认知的特点及其成因，以及在其中政府与媒体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互动性特征。

(一)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现状

根据日本内阁府所实施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和日本言论NPO的舆论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冷战后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基本特点及最近几年的新变化。日本内阁府从1975年开始每年都实施“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此份调查从1978年开始增设“你对中国是否有亲近感”这一问题，被调查者可以从“有亲近感”“比较有亲近感”“不太有亲近感”“没有亲近感”这四个选项中做出选择。该调查采取两段随机抽样法在日本全国抽取3000名调查对象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基本上每年一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变化。

从1980年至2013年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日本民众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印象较为良好。1989年以前，回答“有亲近感”或“比较有亲近感”的人占70%左右，大大超过“没有亲近感”和“不太有亲近感”的人群比例，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占被调查对象最高达到80%左右。

第二，日本民众对华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明显下滑趋势，尤其在1995年以后对华“没有亲近感”和“不太有亲近感”的人群比例开始超过“有亲近感”和“比较有亲近感”的人群比例。日中政府间关系的恶化是造成日本民众认知变化的主要原因。毛里和子认为，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及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都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产生了直接影响。[2]141

第三，日本民众对华印象迅速恶化主要是在2003年以后，这是因为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开始参拜靖国神社，造成日中关系恶化。2005年中国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之后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群只占32.4%，同时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群比例迅速上升。

第四，日本对华印象在2012年迅速恶化，2012、2013年降至低谷，2015年没有亲近感的比例更是升至93%，达到2005年以来的峰值[3]。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日本人从2011年的71.4%增加到80.7%。同时，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只占总体的18%，大大低于2011年的26.3%。[4]

(二)日本民众对华认知新特点

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精英阶层，绝大部分的信息都主要从新闻媒体获得，现代新闻媒体对日本的对华认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日本人对华认知绝大多数依赖于日本的新闻媒体。关于日本人获得中国信息来源的渠道，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95%的人都回答是日本的新闻。这些被调查的普通日本民众几乎和中国没有直接交流。在被调查对象中，访问过中国的人只占14.7%，这一数据自2005年起没有很大的变化。不同于日本的普通民众，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精英中70%的人去过中国。但是，关于获得中国信息来源的渠道，82.5%的人回答其信息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获取。[4]

其次，领土问题成为日本民众对华认知恶化的主要理由。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恶化的最大理由是，“中国人为确保资源、能源和粮食而采取自我为中心的行动”(54.4%)，其次接近一半(48.4%)的人认为围绕着钓鱼岛问题的对立是造成对华认知恶化的理由。关于“影响日中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领土问题(钓鱼岛问题)的人最多，占69.6%。尽管日本政府否认领土问题的存在，但民意调查显示，62.7%的日本人认为日中之间存在领土问题，而且有40%左右的人认为日中之间应该迅速就领土纷争进行交涉尽快解决。[2]142

第三，日本民众中认为中国是军国主义大国或霸权主义大国的人数持续增加。关于对华印象恶化的理由，回答中国“军事开支不透明”和军事能力增强的人连续4年增加，2011年为23.90%，到2012年增加到34.8%，认为中国是军国主义大国的人也呈现增加趋势。2013年对华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在军事上感到威胁的国家首位仍是朝鲜，但所占比例(72.8%)比2010年(81.7%)有所减少。与此相对，感到中国是威胁的比例从2010年的47%增加到2011年的57.5%，2013年这一比例为6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精英阶层对中国感到威胁的比例比普通民众更大，2011年有70.8%的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这一比例高于对朝鲜的威胁认识(69%)。[5]265

二、涉华问题上日本媒体与政府的高度一致性

日本报纸的发行量及普及率从全球报业来看，一直都处在很高的水平。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大日本报社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发行数量持续减少，销售额也在减少。根据WAN-IFRA(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协会)发布的《World Press Trends 2016》显示：《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分别拥有910万和662万的发行量，位居世界第1和第2位，但若与2014年的969万和745万相比，发行量下滑显著。[6]但是，对于日本媒体人而言，“报道自由度”的持续下滑则更加令人担忧。2018年4月2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了世界各国报道自由排行榜。较2015年的第61位，日本排名第72位。[7]这意味着随着第二次安倍政权的愈发稳定，日本媒体的报道自由愈发受到束缚。可见，虽然日本报纸发行量仍然在世界保持前列，但是各大媒体也不得不开始向政府靠拢维持自身的地位，特别是随着政府对媒体管控的变化，各大媒体也要随之调整市场竞争政策。

(一)日本媒体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性之原因

为了加强产业竞争力，《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这三大报社已经在报纸的销售和新闻的制作上共同开展业务。在这种商业模式的运作下，各大媒体的报道日益缺乏个性，着重迎合大众口味。对公众关注的事件进行集中反复的报道，但其报道往往过于片面和武断，对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历史很少进行深入彻底的分析。而且一旦其他公众关注的事件发生便马上转向集中报道其他事件。比如，2005年对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各大媒体连日集中报道，尤其是电台对烧毁日本国旗以及民众的抗议行为滚动报道，大大加深了日本民众对华的不信任感。但4月25日，温州重大列车脱轨事故发生后，媒体的焦点纷纷转变，反日游行报道的数量大大减少。由此可见，日本媒体一直所倡导的所谓客观和公正是针对于日本内部某些特定的事件，对于外国的报道则以本国的外交政策和民众关注点为导向，脱离了真实性和客观性。

首先，日本报社与其他产业一样采取了独特的日本式经营体制，日本报社报道的编辑过程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色彩。报社记者与编辑的关系很特殊。记者往往从事的是收集资料的工作，而报道的最后定稿是由编辑部来定。换句话说，新闻报道不是由记者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编辑经营层集体决定的。因此，日本记者写的报道多缺乏个性，即使按照自己的个性写出报道，也很可能被编辑部修改。而经营层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组织内部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缺乏独立竞争的撰稿的情况下，各大新闻报社的报道容易产生单一性。正如日本新闻研究学者山本武利对日本新闻界的评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像日本这样每天提供具有均质性新闻的国家相当少见，如果把报社的名称隐去，基本上没有人能猜得到是在看哪家报社的新闻。”[8]

其次，日本存在特殊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记者俱乐部是指记者以日本新闻协会加盟社社员的身份，使用政府等公共机关中用于对外公开信息的记者室对采访和报道进行垄断的记者集团。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政府部门和各地政府都设有“记者俱乐部”，由各大主流媒体驻派该机构的蹲点记者组成，全国大大小小共800多个，覆盖国内各级政府机构和重要驻外使领馆。[9]其会员主要限于几个主要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这些媒体几乎垄断了所有信息源。而且，记者俱乐部会员的行为受到一定规则的支配，很难单独展开独家报道或调查。[2]162在自民党政权时代，总理和官僚机构大臣的秘书官会事先向记者俱乐部的干事咨询记者会提什么样的问题，并对记者所提问的方式进行指导。而当政权快要垮台的时候，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则偏向于提出总理难以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内容也较为严格，媒体的提问和报道方向便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风向标，完全丧失其独立性。

总体来看，大众传媒是战后日本制造舆论的重要当事者。大众传媒所传递的声音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报社本身的编辑和记者在新闻信息采访和制作过程中受到受众需要、政策取向、媒介定位等客观因素影响外，也受到自身的认知动机、认知背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去发掘新闻素材，同时各大媒体还开辟出专门的版面为那些舆论领袖们提供发言的场所。而政府则可以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政治宣传，通过控制信息源操纵日常舆论，通过与有影响力的记者建立共存关系进行媒体操作，通过动员社会精英和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为政治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战后日本的舆论和媒体发展是在政府政策、领袖意志和各种压力集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二)日本媒体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性之特点

现代日本报业基本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综合性报纸，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关于社会的全方位报道、解说和评论。其中又分为具有全国性规模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以及其他地方性报纸。第二类是经济、产业类报纸。主要是指报道国民经济生活中的特定信息的专业性报纸，如《日本经济新闻》《日刊工业新闻》等。第三类是体育类报纸，比如《产经体育》《日刊体育》等。第四类和第五类是小型报社和其他中小型专业报纸。在日本众多报纸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这五大全国性的综合类报纸，其内容涵盖经济、内政、外交、军事等，基于其国内国外的影响力，政府愈发重视对其进行引导性控制，使他们充分发挥“第四种权力”的作用。

1．对中国经济总体持积极态度

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1月日本各大报纸对这一事实纷纷报道。总体上说，各大报纸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持欢迎态度，并预测其经济规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有可能超过美国，对中国市场抱有很大期待。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都将中国喻为“升龙”(上升的巨龙)，认为日中经济关系将是竞争和相互依存的局面共存。具体而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会带来对铁矿石、煤炭、粮食、稀土等资源的大量消费，这将引起资源价格的高涨。关于一般日用品，中国产品的价格低于日本，对日本的一部分生产商来说是竞争，但另一方面在高端产品方面日本具有技术优势，日本应该具有充分的自信打入中国市场。《每日新闻》连续三天专题报道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日本应该摸索与中国的共同繁荣的关系。

与此同时，各大报社也比较热衷于报道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报道较多。如《读卖新闻》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增长较快，但侧重扩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长久，中国需要今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

2．对华负面报道持续增多

总体来看，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主要媒体集体“右倾”，对华负面报道日益增多，特别是以《朝日新闻》的转向尤为明显。《朝日新闻》近30多年来一直就“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涉及为日军强征20万亚洲各国慰安妇”进行报道和评论，但2014年8月5日和6日，《朝日新闻》连续两天刊登的二战慰安妇问题特辑中，却首次“承认”该报有关“慰安妇”的报道内容有误，称原因是为该报主张作证的主要证人吉田清治说谎。[10]此后《朝日新闻》开始向安倍靠拢。在领土问题上《朝日新闻》就强调，加强领土教育是安倍政权重要课题“教育改革”的一环。

在历史问题上，部分安倍“御用”媒体更显政治倾向性。例如，2017年8月日本各媒体在“终战纪念日”发表评论，《读卖新闻》刊登社论指出主张“通过集体自卫权提高遏制力”，《产经新闻》社论称“有关靖国的论争，是不是也该打上终止符了。希望中国和韩国不要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对日本人的心情加以体谅”——公然在靖国神社问题和“慰安妇”问题上“诡辩”。此外，部分日媒还把手伸向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大多持负面批评意见。

甚至在对中国访日游客增加、购买力提高等利好日本的新闻上，部分日媒也多抱有复杂心态。比如日媒喜欢用“爆买”一词形容中国游客。“爆买”在日本语境中很有些贬义色彩，有“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见啥买啥”之意。[11]

3.对中国军事持谨慎关注态度

中国军事力的增强及其影响是各大主流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对中国军事力的增强，五大报社都认为是一个“威胁”，常常报道以下几点内容：(1)“中国军事费用使用不透明”；(2)中国海监船对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频繁“侵犯”；(3)中国在南海及东海权益问题上“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姿态强硬”。这些报道在内容上各大媒体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就主张与中国对话还是采取强硬措施这一点上稍有差异。总体上说，《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坚持对话路线，《日经新闻》《读卖新闻》主张积极防卫，在坚持对话沟通的同时该硬的时候要硬，而《产经新闻》则主张以硬对硬。

《朝日新闻》不仅对中国军备力量增强表示担忧，还基于中国宇宙开发能力的增强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宇宙军备竞赛，认为应该积极地把中国拉入宇宙开发的国际合作体系中，日中之间也可以进行宇宙开发的台作。不过《朝日新闻》强调不应单单鼓吹中国军事威胁，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向中方转达日本的担忧，建立与中国的信赖关系，而中国应该积极与美国合作防止核扩散，缩小核武器规模。《每日新闻》认为日本应该在深化与中国的防卫交流和合作的同时，和其他拥有共同利益的东南亚诸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加深外交、安全保障上的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军事上的崛起。

与《朝日新闻》相比，《读卖新闻》更多描述中国是如何“野心勃勃且恣意地”采取行动，关于南海问题，把中国和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描绘成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在东海问题上，侧重报道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对日本带来的“威胁”。《读卖新闻》明确表示南海是连接中东和东北亚的海上交通要道，一旦这个海域被中国支配，中国可能会以同样的手段支配东海。为对应这一“威胁”，《读卖新闻》认为日本需要促进与中国的防御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对话，同时做到以下两点：(1)深化日美同盟，强化自卫队“静态”的海洋监视活动，必要时提高自卫队的“动态抑制力”即作战能力。(2)与同样抱有中国“威胁”认识的东南亚国家建立多层而广泛的对话机制，同时强化日美韩、日美澳的三国合作关系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可以说，《读卖新闻》采取的立场是，不放弃与中国的对话，但需要积极地抑制中国。《日本经济新闻》也采取同样的立场，认为基于防卫预算的限制，要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光靠日本一国是不行的，日本应该在强化对西南诸岛的防卫和监视活动的基础上，与美国、东南亚、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强安全保障的合作。

三、涉华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媒体的高度互动性

与美国媒体独立运作监事权力不同，日本媒体与政治、官僚机构关系紧密，在报道内容上比较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集中通过记者俱乐部体制、审议会制度、资本控制三种方式加以凸显。

第一，在记者俱乐部体制之下，与政治家、官僚构筑紧密的关系有利于采访的顺利进行，记者陪同政治家、官僚一起聚餐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政治家也很乐意与记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记者俱乐部的“官报接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官报接待”是指作为被采访对象的政府机关的领导以各种各样“恳谈会”的形式招待记者，有时还直接送给记者金钱作为临别时的礼物。1995年根据市民团体的调查，全国各地方政府有20多亿日元用于“官报接待”，2002年内阁记者俱乐部从官方机密费中支付了相当的费用用于接待，类似的丑闻在近些年屡见不鲜。

第二，记者可以被邀请参加日本政府的各种“审议会”以参与政策的决定。审议会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其设立主旨是为了让专家和国民的意见反映到行政中，但随着自民党政权的长期化，参与审议会的人选多为与政府保持合作立场的人，政府也积极地邀请媒体干部参与审议会。目前，日本审议会数量与前一段时间相比相对减少，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审议会。[12]

第三，日本报社、电台和广播同处同一资本系列的情况比较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之间很难进行相互监督和批判，难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此外，位于东京的几大主要电台也积极地向各地方电台推销自己的节目，而处于同一系列网络的地方电台为了维持经营，与其花钱自己制作节目，不如直接播放东京主要电台制作的节目。这就造成日本的中央和地方媒体以及各主要媒体渠道的报道口径非常一致，对于政府的作用更加强大，成为政府必须要利用的一个政治工具。

基于上述日本媒体与政府的高度关联性，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也不例外，也表现出与日本外交政策的高度互动性。比如，2005年中国政府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在法律通过的第二天(2005年3月15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都对这部法律做了详细的报道。其实，在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除了《反分裂国家法》，还有三农问题、科学发展观、中部崛起等诸多议题，但是日本各大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分裂国家法》作为报道对象，反映出日本政府的关注热点和政治倾向。美国的沃纳·赛佛林在《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中谈到：“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14]媒介除了为受众设置讨论议题外，还能规定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为大众安排讨论的话题，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影响公众思想和观点。议题设置可以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和争端上。政府在其中通过控制新闻媒体，调整议程设置并掌握新闻话语权。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依靠新闻媒体。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影响和决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的态度与观点。

例如，上述四家报纸在关于《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中，都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报道手法：一篇文章中，前半部分是发自北京的报道，而后半部分是发自台北的报道。有的报纸还加上发自华盛顿或日本国内的报道，这在形式上似乎显得更为客观公正，但是仔细分析各家媒体具体报道内容的选择，就会发现其不同程度的倾向性。3月9日，四家媒体都在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分析了“非和平方式”的含义，在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借台湾官员的话对该法案进行指责，这明显体现其政治取向。另外，四家报纸都凸显了《反分裂国家法》中的“非和平方式”这一条款，而对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这不是一部战争法”从未提及。[13]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日本媒体虽然一直标榜自己的客观中立，但事实上日本的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在报道重大国际事件时，文字内容、报道立场，甚至在表达方式上都趋向于一致化，这也是政府政策作用下的一致化，这与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记者俱乐部在成立之初，担负着全国媒体信息取材的责任，也为公众和政府间的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但后来，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舆论导向的控制，政府对“新闻行业协会”和“记者俱乐部”加紧控制，实施了对“记者俱乐部”的取材管理，新闻自由名存实亡。可见，记者俱乐部的背后是日本政府等权力机构。媒体的“众口一词”的本质是日本政治对新闻的控制。这加剧了媒体的话语霸权，目的是更好地为日本的国家和政治利益服务，充分体现了日本媒体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特征。

四、结语

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国内的政局也相应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下，日本的外交决策体制也呈现出多元化和集中化的变化趋势。大众传媒作为外交决策的间接因素，以多元化为契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认知方式乃至政治态度都有着重要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的“有效言论”观点，即“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公众舆论能多大程度地动摇政治状况”[15]，表现出媒体的巨大影响力”。

大众传媒作为相对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大政治权力，其影响在冷战后进一步得到加强，其原因一是国民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加大，而普通人只能通过传媒来了解世界，传媒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二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尤其是电视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使这二者的地位提升迅速。互联网技术从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并发展壮大，它不仅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报道，而且给了普通人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外交这个以往被人认为遥远的领域现在变得真实、丰富起来，大大激发了人们关心外交的热情。正因为如此，当今日本媒体表现出右倾化和同质化倾向，一些摇摆不定的人为了避免在重要公共议题上处于弱势孤立地位，就会选择追随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并乐于表达出来，而一些少数派则会倾向于隐藏个人观点或保持沉默，这就形成了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所说的螺旋效应[16]，而媒体就是人们表达和接收信息的最重要来源。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媒体作为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日益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多元利益的复合作用下，媒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很难得以完整保留，媒体在日本的内政问题上与政府存在着博弈和互动的关系，而在日本的外交问题上则大多充当政府喉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