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思伟

作为14年抗战开端与导火线的“九·一八事变”，学界虽获诸多共识、定论，成果汗牛充栋、不可胜记，然而，研究空间、学术创新余地弥多。在日本国内，前职业外交官冈崎久彦即惜以“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论称：“昭和八年(1933)五月，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将长城以南设为非武装区，日本对‘满洲’的统治暂且稳定下来。在协议中署名的日方代表是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他在后来悔恨叹道：‘我们若是就此停手，不再积极对外扩张就好了。不，真该那么做才对。’回顾其后的昭和史，每当出现‘早知道就在满洲打住’之类的懊悔之词，说话者引用的必定是这份停战协议。至于国际间，双方交涉的时机也臻成熟。美国总统罗斯福做出期许远东和平的声明，北京的英国公使亦提议愿为停战斡旋。”[1]然而，问题是，日本如何既能控制中国东北不再军事扩大化侵华，又能不退出国联，继续维持、发展对外关系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呢？芦田构想即与此有莫大干系，即便塘沽协定出台前后，亦与芦田影响有着某种重大关联。

主持出版芦田1944年9月29日后之日记的进藤荣一认为，“芦田的外交批判，只是针对被军部拖拽的黩武主义外交跋扈行为和霞关外交不存在而已，绝非伴随对日本侵略大陆本身批判的产物。对此，一定要予其以合乎身份的注意。例如，对于‘满洲’问题，与其说他承认1932年3月(伪)‘满洲国’独立，莫如说他极力主张进行外交努力以使列强亦予承认。或者，他对军备扩张问题，与其说一边批判政府军备扩张政策，一边主张军备‘质量上增强’，莫如说针对‘大陆军国’苏联、‘大海军国’英美可谓‘全方位’军扩政策——总之就是国防第一主义的愚蠢性提出批判，并继续说明同英美协调的必要性。”“在此意义上，其国际政治观，可以说是在‘欧洲近代’延长线上，看准了外交是以欧美列强‘势力均衡’游戏为基轴，是主张与西欧协调的现实主义外交论，是近似于欧洲近代殖民主义的外交论。在此点上，虽与曾经同为《报知新闻》评论员之清泽洌近似，但也有微妙不同。此外，他虽与依靠《东洋经济新报》继续迫切主张‘小日本主义’之反时代的另一新闻工作者石桥湛山相似，但也显示出明显差别；他也表现出同提倡‘满蒙’由国际管理之另一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币原喜重郎有着明显差别。然而，无论差别如何，无论其外交观蕴藏何等‘近代主义’限度，坚持主张国际协调外交，作为肃军主义议会政治家芦田的历史地位，也决不会因此发生什么变化吧。”[2]而未及擘肌分理，阐明为使伪满洲国获得承认之芦田构想由来、影响及至失败的内在原因，更遑论芦田战前、战时日记编者，远较进藤之论大步倒退，参与整理该期日记的矢嶋光诸文，[3]亦过誉芦田对美欧国际协调观一面，而失究、避忌其片面协调论对日本扩大战争进程、侵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乃至诱促美欧对日绥靖恶性循环等之不良影响。

我国学界，或谓“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从军事上看，这一举动意味着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组织与条约协议的束缚，迈上了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战争之路。但是从外交上看，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它的胜利。它不是以往‘战果’的继续，而是恰恰相反，它是日本外交上的一次彻底失败。”并从日本真实意图并非要退出国联、日本对国际形势判断严重失误、日本在最后阶段所作外交努力均未收到预期效果三方面阐释。[4]然而，在尽管并不赞同退出国联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的芦田看来，退出国联亦非绝大致命问题，算不上是日本外交一次彻底失败。至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之日本外交论，亦不乏与此“完全失败论”相雷同的观点。[5]那么，“九·一八事变”期芦田对维护并扩大日本侵华权益又有何高论呢？他又是究至何时方断定外交必将完败遂转而探究收拾战后残局的呢？与此相关，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该书末章开篇大谈“鸦片战争中国必败论”：“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便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6]殊不知日本政治现代化迄今亦远未真正达标，且其岛国地势与中国在对抗外来侵略胜负结局上尤不堪比拟，立论不仅远逊179年前鸦片战初先辈林则徐等诱敌至纵深地带聚而歼之之历史定论，甚至亦不如五百旗头真正是幕末抗击列强侵略才为明治进一步开国外交提供坚实基础之论来的高明。茅著版权页夸示“1995年4月北京第1版、2005年7月北京第2版、2014年12月北京第18次印刷”，足见其论大有市场。此外，一战后确立的世界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习称有失准确，仅就西方而言，还应补全为凡尔赛—洛迦诺体系，凡尔赛体系旨重惩罚战败国，洛迦诺体系改谋健全发展，尽管仍未免除大国合作牺牲小国权益陋习。拙文即拟将芦田构想置于该坐标系中，揭示其伴随战事进展之变化、影响。

一 、远东洛迦诺公约构想提出之时代背景

1930年11月，日本爆发昭和经济危机。11月14日，首相滨口雄幸遇刺重伤，15日，币原外相临时代理首相。17日至1931年3月16日，芦田再次取得代办资格，代替永井松三大使而任驻比利时临时代理大使。其间，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议会演说，攻击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呼吁“满蒙”是日本生命线。4月13日，滨口内阁总辞职。14日，经元老西园寺公望奏荐，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再次组阁，币原留任外相。16日至9月1日，芦田再代佐藤尚武大使而任驻比临时代理大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忙于反共内战及新军阀混战的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不直接谈判，事变翌日即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申诉、寄望其干预。21日，施肇基要求国联采取行动。30日，英法等控制的国联理事会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决议。日本则加紧侵占东北全境，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以造成既成事实，同时为延宕问题解决，逃避国际舆论谴责，又主动提出在不干涉当地日本军事行动前提下由国联派团实地调查。中国代表要求调查团过问日军自东北撤退问题，遭到否决后亦投票赞同派团。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美、英、法、意、西对日抗议。24日，国联要求11月16日大会前日军撤至“满铁”附属地内，日本陷入国际孤立。11月3日，芦田又代佐藤尚武大使而任驻比临时代理大使。6日，美国驻日大使福勃斯就稳健派失势致电国务卿史汀生称：“严重的危险在于日本国内的军事武力分子已经获得对政府的控制，并且赶走了中间调和派分子。”[7]8日，芦田致电币原外相“关于就‘满洲’问题向比利时外相的说明”称：“关于贵电总第1250号(71号文)：7日造访外务大臣，以开场白形式道明详情见备忘录、随后当送上之意，并遵贵电第134号致国联电意作了说明。该大臣称：会就备忘录进行详细认真地研究，不过，如你所知，作为像比利时这样的国情，安全保障第一在于增强国联的威信，迄今为止，根据这一信念做出了种种努力；因而，鉴于像‘满洲事件’这样的情况，我很早以前就一贯主张，国联的任务在于促进事件圆满解决，而不应采取像对一方施加压力那样的方法；所以，作为比利时，除希望迅速解决日中两国问题外，再无其他特别具体意见。又，也准备于9日同副外长面谈时再作详细说明以予处理。”“望密转驻欧各大使及驻国联、美国处。”[8]

芦田电文中所引币原第134号电，是指致驻国联事务局长泽田廉三的。芦田此电，暗示了他已然有别于其后22日奉命代替驻比大使佐藤尚武而任驻国联代表之一的吉田茂，以及10至11月遵从社会民众党书记长赤松克磨指示，与小池四郎、岛中雄三同为该党事变调查委员、前赴中国东北考察并提报告称“日本在确保‘满洲’权益同时，不可不使其企业经营由‘满铁’改为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片山哲，[9]甚或纠缠于美加及日内瓦国联辩论场的昔日师友——国联事务局次长兼国际文化关系事务总主任新渡户稻造、国际劳工事务局常驻代表前田多门、国联事务局次长兼政治部长杉村阳太郎，乃至外相币原、首相若槻等政府首脑层等等，而有了对事变不同的思考与对策。

12月1日，芦田日记称：“‘满洲’问题上，陛下的话似能控制住[举兵]进入[中国]。这正是要一鼓作气之时吧。”[10]表明事变初期，芦田尽管尚存疑虑，但仍指望仰赖君主能够解决。10日，国联理事会决议派遣临时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事后再向国联报告。调查团由英、法、美、德、意5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人维克多·李顿。11日，第二次若槻内阁总辞职，币原外交破产。鉴于过激派误致外交险归败局，元老西园寺及重臣等稳健派集团重组阵线。12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受命组阁，13日，内阁成立，犬养兼任外相，三子犬养健为秘书官，鸠山一郎任文相。

此刻，芦田内心不免纠结，他担心的已不再是辞职与否问题，而是回国后站在议会讲坛上，即将直面的，正是自己即将隶属的执政党政友会政权，且是长己13岁、又为犬养首相令坦的芳泽，那么，回国后究竟还能存在多大外交斗争回旋余地，议会演说价值和意义又将大打多少折扣，却都难以卜知。毕竟，国际上关于这位前辈已有定评：“币原外交失脚之后，继而起者为驻法大使芳泽谦吉。芳泽为日本外交官中有名的‘中国通’，同时又是‘欧洲通’。他的外交经验，非常丰富。以之当此难局，在日本说起来，未尝不是人选恰当。”[11]然而，与第一高等学校时起直至东大法学科时代即素以法国法学为专业的芦田相比，究竟不可同日而语，其甫任外相而就事变所做的多种举措，尽管拖延承认伪满洲国，但终令稍后回国的芦田深感失望。后来历史证明，英国文学专业生芳泽，青年求学时代错过了关键的外交官成长必需的国际法及外交学专业课程，最终与内政出身的犬养一同，翁婿二人皆未能给出令国民满意的完美答卷，未能学会怎样才能在对外关系中组成阵营形成群体优势，占据上风，追求并实现利益最大化等之成为出色外交家的诀要。16日，芦田拜望即将履新的驻法大使芳泽。

18日，芦田致犬养外相第71号电称：“关于[驻]国联[代表]致大臣电报第483号一末段：‘佐尔夫’作为驻日本大使赴任之际，小官正于法国奉职，当时，面会政务局长‘拉罗什’时，[他问，]日本为何予以同意[接受]像‘佐尔夫’这样的泛德派之人？而流露出不满之意，法国外交部对于作为旧帝政派残党之此人抱有反感。[小官]的思考是，假如变成像那时[的情形]一样，‘支那’的反对姑且不论，法国方面的反对也是潜在着。上述事情谨请参考。”“转电[驻]国联、德[处]，密致[驻]英、美、意[处]。”[12]芦田此电，表明其对德非接近、对华关系非持续恶化等外交立场，同时，也折射出对连同日本在内的帝政体制潜在不满等政治倾向。

26日，犬养内阁下令攻击锦州，28日，大举攻锦。其间，苏联主动对日接近。时任奉天总领事森岛守人后来回忆称：“昭和6年12月，利托维诺夫人民教育委员，曾非正式的向抵达莫斯科的芳泽大使，提出过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后来，因为芳泽就任外相后，连续发生了‘上海事件’、李顿调查团来‘满’以及因‘五·一五事件’犬养内阁辞职等一系列问题，上述提案未被日本政府正式采纳，但在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之后，又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3]森岛此论，对芳泽应对事变不力、失策辩护与宽宥，不过，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并不积极，他不久从莫斯科回国后亦复如此，而“主张在各项悬案获得解决的基础之上，再转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平沼骐一郎国本社等亦极力反对日苏接近。[13]日本并未迅速推进此事，相反的，却是亟欲乘势劫掠中东铁路，进而，将苏联在中国东北等之权益、势力、影响芟夷净尽。

1932年1月3日，锦州陷落，日军继向山海关进击。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政府，表示不能允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和坚决维护九国公约的决心，国际上遂通称之为“不承认主义”。11日下午，芦田致犬养外相密电第4号“关于比利时政府就美国政府对日通告的反应”称：“关于驻美大使致大臣电报第13号(1—8—136号文)：11日面会[比]副外长，询问比利时将就美国的要求采取何种措施，答称，美国备忘录的内容，已接到电报，但政府尚未决定态度，当视英法态度而定，但从国情相似关系上，正专门与荷兰政府商议。副外长还称，作为全属个人意见，美国政府在备忘录末尾明示，该政府无意承认旨在违反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义务的协定或事态，这极为有趣。他附称，比利时或许作为国联一员，也可能对日送达相同意旨的书面文件，但此点他完全不清楚。”“秘致驻欧美各大使。”[14]

14日，芳泽出任外相，当天，佐藤尚武续任驻比利时大使，芦田辞任驻比临时代理大使职务。18日，芦田终因不满军部专行及政府政策愤而请辞外交官职务。28日午夜，日军以护侨为由发动事变进攻上海，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军伤亡逾万，三易司令，四度增兵，总兵力增至9万人。2月4日，芦田辞职照准而匆匆回国抵京，此时距第18届国会大选投票期只有20天。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至此东北全境沦陷。8日，犬养首相致函上原勇作元帅，认为“满洲”若向独立国发展必与九国公约正面冲突，主张尽快制止军部扩大派，平息事变，以便事实上达到目的而形式上停留于政权分立。9日，“血盟团事件”突发，大臣井上准之助等遇害。10日，芦田辞去外务省官职。16日，国联理事会声明支持史汀生“不承认主义”，要求日本履行九国公约应尽义务。20日，芦田初战告捷，继承父亲政治遗产，在政友会支持下，由京都府第3区提名为候选人膺选众议员，进入政界，并以政友会外交通著称，初系床次竹二郎部下，后改投鸠山一郎。3月1日，《国际法外交杂志》刊行芦田论文《三国干涉前后之情形》。当天，伪满洲国成立。2日，淞沪陷落，3日，经英、美、法、意等调停而停火，“一·二八事变”结束。11日，国联通过了中国东北问题决议，南京政府亦声明否认伪满洲国。14日，李顿调查团抵华。15日，犬养再度致函上原，重申前意。18日，芦田成为众议员。4月20日，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其间，尽管中国强烈要求，列强亦欲遏制日本，而势将东北问题由国联理事会转至国联全体大会，但因犬养内阁秘密通报美欧大国称，上海事件如何处理姑且不论，但若对“满洲”问题，国联也要动用第十五条提陈全体大会，作出日本不能接受的决议，日本就要退出国联，结果，竟如其所愿，未被提至5月份国联大会讨论，而是留待李顿调查团提交报告再予处理。5月1日，芦田发文称：“虽然‘满洲事变’被称为是与日清、日俄两战相比程度亦不为低之国难，但至于外交准备，却几乎完全没有。与陆奥宗光、小村寿太郎以精细周到的外交准备建立国策相比，令人感到何等冷冷清清啊！”“所谓以日本与‘满蒙’打成一片的经济组织，去对抗美英经济共同体，此乃心虚胆怯得够贫弱寒碜的了。我们之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作为原料供给地的‘支那’、作为市场的‘支那’，亦是基于此一理由。”[15]5日，蒋政府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当月，即转而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4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赴日履新。15日，“五·一五事件”发生，犬养首相遇刺身死，政党政治濒临尾声。20日，政友会临时大会推戴铃木喜三郎继任总裁。26日，前朝鲜总督、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并兼任外相，在军部压力下，建立首藏陆海外五相会议制度，扩大军部发言权，即时承认伪满洲国等论甚嚣尘上。

6月1日，日本第62届临时国会开幕。4日，斋藤实在议会宣称，(伪)“满洲国”事实存在不可否认，且利于该地治安、繁荣及确保东洋和平。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对苏复交，并商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防备日本破坏，谈判在国联所在地瑞士日内瓦，由双方出席国际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极其秘密进行。7日，芦田任众议院选举法修正法律委员，14日，众议院“通过民政党政友会两派请求，立即承认(伪)‘满洲国’之联合提案。内田任外相之空气益浓，内田今日访陆相荒木及拓相永井，闻对各种问题，已有具体决定云。”“国会定明日行闭幕礼，”“内田已非正式表示，愿就外相，但彼要求首相，俟6月20日‘南满’路股东大会闭幕后，再行正式宣布云。”[16]15日，芦田新刊《近代世界外交问题解说》称：“不能放弃或甩卖日本付出偌大程度牺牲而确立起的‘满蒙’权益，这在谁眼中也都是明白不过的。可以确信，倘若我国以不从正面违反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形式策划日‘满’拥抱，欧美必不能对此大吃干醋，而像从戏台下抛出座垫大喝倒彩。我们不可忘记，不固执于体面论，舍名取实，则是此际的要谛。难道这种作为指导、辅佐业已做成的‘满蒙’国家、国际性的既成事实，直至外国承认为止，继续顽强忍耐，以待海路形势变换之机，推进实际性的日‘满’合作，不是最为高明的手段吗？”[17]而据新任中国外交部要员的高宗武观察称：“日本外交家及学者对于东北事件的意见，可分为(1)‘满洲’放弃论(2)联盟委任统治论(3)‘满洲’占领论。放弃论此刻不但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就是连意见也不敢公然发表。占领论是军部的主张，在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不易办到的。只有委任统治论，是外交家和一部分学者所赞同的。我在东京的时候，学者中提倡此说最烈的人，是帝国大学外交史教授神川彦松博士，万一此说具体化，日本近水楼台，在国联保护之下，可以任所欲为。对于中国的不利，有甚于占领论。可是此说最有诱惑国际的可能性，我们所应注意者，也就在这一点。”[11]高文末记“5月30日于南京”撰就，而芦著序言末尾署为“1932年6月 芦田均”，显然，芦田撰刊此著时，应是对上述三种事变对策逐一考虑、鉴别并不予赞同的。反对军部及亚洲门罗主义之占领论自不待言，他更不甘心像石桥湛山那样拱手放弃战利品，相反的，则是怎么才能实现权益最大保障化。至于何以不赞同神川等论，原因是，该方式本是一战后战胜国处置战败国领土方式，基本完成调查且正拟撰报告的李顿调查团，自然不宜以此作为解决一战胜利国中国的领土方式的。3个月又半后李顿报告公布，也证明神川等自视高明之论根本行不通，甚至即便老前辈、职业外交家币原，亦未能提出新鲜论调，而只能照样接受稍后国联所提国际共管论。尽管事变持续9个月后，芦田仍未能给出具体对策，究竟如何作答，还要等待李顿报告国际共管论出炉1个月后，他才拿出与其最为接近、契合，却又迥异其趣，而更有别于放弃、占领、委任等论之一己方案来。

7月6日，曾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高桥是清内阁、加藤友三郎内阁连任6年外相的内田康哉，出任斋藤内阁外相。尽管在日内瓦，日本代表原驻法大使长冈春一、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大使佐藤尚武、驻意大使吉田茂，决定建议政府，在李顿调查团提交报告前切勿承认(伪)“满洲国”，但12日，斋藤内阁却决定尽快承认。21日，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政治秘书原田熊雄，来御殿场报告与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会谈事项后并说：“原供职于外务省的芦田均博士的新著《近代世界外交问题解说》，时报社出版，已经收到。”西园寺答称：“这部书，合乎常识，而且，没有任何虚饰地写到了最近发生的外交事件，这一点，与众不同，非常难得，对我们也是极为合适的书籍。烦向芦田君问候并致谢意。”[18]“西园寺公望侯爵气宇开阔，见识宏远，而且聪明无比。但是因为过分聪明，对于一切事情，动辄能够立即看透它的结局，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足以引起他的好奇心理。也就是说，无论日本发生怎样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根本不足为奇的。换句话说，这位侯爵是没有好奇心理的。这就是他所以冷冷淡淡，毫不热心，而且使见过他的面、听过他话的人，内心的热情也都为之冷却的缘故。”[19]然而，“芦田”则是“江户时期官人之姓。奉仕于西园寺家诸大夫。据《地下家传》称，姓氏是源。先祖贞经，在1668年(宽文八年)，叙任从六位下缝殿助。贞经之后，延续下来的是常珍—珍胜—珍贤—珍敬—珍位—珍爱。”[20]芦田均祖上就是信州佐久郡芦田村走出的豪族，后因被武田氏追撵而迁移至江州安土，在织田氏灭亡后再次辗转至丹波、定居于六人部村，统理60多部落的大庄屋发展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而西圆寺公望年轻时又留学法国，这些，都令他对曾奉职驻法使馆的芦田有了多重亲近感，芦田的学术成就、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现实感、使命感，也更为其欣赏。西圆寺最为担心的就是政权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者手里，对心理素质较弱的近卫文磨尤不放心，但又对具备成功品质的谁放心呢？这里面包括芦田吗？尚属政友会总务长森恪系的芦田，深刻意识到若无决策层支持，仅凭个人努力，归国夙愿究难实现。芦田由此结识西园寺，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担心和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相矛盾，而对自己真实意图不理解甚或误解。果不其然，尽管芦著旋被纳入国民时局认识选荐书之列，且甫及一周，天皇召见芦田，听取关于巴格达铁路国有化问题的讲解，然而，天皇并无意就事变全局问题征求芦田个人意见。事后不久，芦田日记自嘲地写道：“果然，政府在对苏谈购中东路问题。”芦田遂暗自酝酿，择机于众院预算大会，就国事阽危、当局乏策而公开质疑。

8月8日，斋藤内阁决定任命陆军大将武藤信义为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关东长官，以缔结与伪满条约形式正式承认之。25日，第63届帝国议会上，森恪向内田外相提出质疑，内田遂在议会发表有名的“焦土演说”：“对于(伪)‘满洲国’问题，应有举国一致决心，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决不让步。”30日，众议院预算大会上，芦田发表首次外交质疑和批判性演说，与李顿调查团正在草拟报告几乎同步，针对昔日驻俄时代的大使内田外相，说明日本的政策在国联得不到充分支持，以致在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9月4日，李顿调查团完成报告。当月中旬，日本政府便已探知报告所载作为解决事变方案之不承认(伪)“满洲国”独立、在中国主权下享有广泛自治权之特殊区域等概貌，遂于15日断然承认伪满洲国。30日，李顿报告致达中日及国联各国。当月，芦田应邀担任《报知新闻》客座评论员。10月2日，李顿报告于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公布，宣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领土非法，承认(伪)“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但却为日本侵略辩护，认为日本在东北有特殊重大利害，为其“开发”付出了“高昂代价”，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主义的传播”是造成此次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建议在东北，既不维持(伪)“满洲国”现状，亦不恢复至事变前的状态，而是中日均撤出武装，成立在中国名义主权下的自治政府，实行国际共管。南京政府认为，对报告作出必要修正后可予接受。斋藤实从国家长远前途考虑，认为退出国联对日并无益处，只要日本的主张能够实现，还是留在国联为好，因为加入国联并不仅仅为“满洲”问题，还全面涉及到更大的国际问题，而不能同其内阁命运、个人生命这种小事混同起来，11日，遂任命前“满铁”总裁、“一·二八事变”期活跃一时的诡辩家松冈洋右为出席国联理事会、全会代表，而未启用此前出席国联例会的常规代表，意在国联会议上最终说服列强让步。12日，元老西园寺对原田熊雄说：“昨天，松冈出发前特来致意，但自己因感冒未能相见。此后，他通过中川[小十郎]代言称：‘一如此前在御殿场[向元老]所言，希望一定[与国联意向一致、]完成[使命]归来。与荒木陆军大臣会谈后，看来[自己]这一决心更增强多了。’”[18]21日，阁议正式确定参加最后阶段国联会议应取方针，强调要巧为周旋，不急于做敌对性表态，要给国联保住面子，留有余地，不论国联提出什么对日不利提案，都要尽一切努力使其改变主意，同时，请求国联不要在李顿报告公布后立行审议，至少要给其6周时间准备意见。然而，芦田及外务省要员吉田茂等人，多对松冈职权任命充满疑虑。“那么，若说松冈与吉田[茂]之间谈了什么，从《原田日记》(第2卷第365-366页)即可见一斑。此即，原田意味深长地述称：‘吉田的意见是，松冈应带某位老人[同行]，但松冈反对。’可是此后，原田却听西园寺讲了与松冈前意完全相反的话。西园寺说：‘松冈称，只要有像牧野伯爵[那么]好的人就行。’”[21]牧野伸显，是明治三杰之首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吉田茂的岳丈，且与西园寺公望同为出席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显然，松冈根本就无意于带领哪位老人，因为，原敬长逝，日本举国之内，已再无堪与元老西园寺并驾齐驱的人物。“西园寺并向西行西伯利亚铁路途中的松冈致电，‘祝一路平安、[大获]成功。’10月31日，《松冈日记》(似为向吉泽[幸次郎]书记官口授)记述称：‘车中接奉西园寺公电报，[甚为]感激。’”(以下为另起段)“松冈与西园寺在御殿场的谈话极为重要。此即，对于松冈所禀决心‘一定[与国联意向一致、]完成[使命]归来’，西园寺肯定而确切地允诺、约定称：‘无论发生何事，政府也不做像退出国联那样的事。’(日本外交史14，鹿岛出版会刊)因此，松冈接到西园寺的激励电报，更加强化了[自己]能够成功交涉的信念。”[21]

其间，30日，高宗武撰文称：“所以日俄的冲突绝难幸免，尤其自伪国成立以来，在事实上就是日本的领土延长到‘北满’，那国境相接的日俄两国今后的冲突，正方兴而未艾。最近日俄缔结不相侵犯条约的谣传，甚嚣尘上，但以作者的观察，在事实上决不可能，即使日俄两国，耽于目前的利益，图苟安之局，而订此种条约，然在事实上也决不会发生任何效力，世界上视为国际宪法的国联规约，日本也把他撕同废纸，何况其他呢？我想聪明老练的苏俄外交家、政治家决不会落日本人的圈套吧。”[22]而一味强调日苏冲突历史及现实一面，轻视二者因日方侵占东北并扶立傀儡强势前提下，极有可能共同牺牲中国权益的另一面。

二 、 远东洛迦诺公约构想的主旨内容及历史成因

1932年11月15日，芦田发表10月下旬撰就的4节长文《远东洛迦诺之提倡》，第三节次段末句拈出主旨：“今我所称远东洛迦诺者，乃缔结日、‘满’、俄、‘支’四国间相当长期之互不侵犯条约，据此即可期望远东和平与安定。”文末两段，强调发展对苏美关系的紧迫性。[23]

芦田独辟蹊径，出此创意，有其多种原因。

其一，与生俱来的富有理性、知性、理想、远见等资质禀赋。1887年11月15日，芦田出生于京都府下丹波天田郡中六人部村，天资聪慧，悟性、记忆力特别强，先后毕业于大内小学、崇广高小、柏原中学，1907年7月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一高”)毕业，9月直升素称政治家、外交家摇篮的东京帝大，仍喜爱参加新文学运动及社团活动，以训练迥异于常人的理解力、反应力、决断力、实行力。横山正幸后来回忆称：“在对面山冈嘤鸣堂召开的一高辩论部例会上，众辩士总是竞相堆砌华丽辞藻，或宣倡高远理想，或谈论动人情趣，引起满场青年学生共鸣与鼓掌喝彩，受到欢迎。如此某一春晚，一位身着新制服的东大法科年轻前辈，俯视四周一伙弊衣破帽的未开化者，举止潇洒地出现在讲台上。他口齿实在流利，辩才无碍、条理清晰地阐明现实社会事实与现象，避开空洞理论，不用豪言壮语，而使有名的起哄者被封杀，满场倾听、吃惊或感动得喑不能言。总之，这去今整50年前的讲话，虽然演讲题目、内容都很遗憾忘却了，但仍记得，我就是这样初识芦田先生的，所获第一印象就是，尽管还模糊不清，但‘总觉得，此人好像不久就要成为伟大人物啊！’”[24]1959年 6月20日，芦田病逝。西尾末广追悼称：“优秀人物身故，令人殊感痛惜。芦田君是凡事皆进行合理主义地思考及处理之人。头脑出众，亦具国际感觉，作为政治家，可以说是statesman[国务活动家]而非politician[政客]。”“我认为，芦田君乃决心运用其掌握的真正的外交手段而进行顽强交涉。”“芦田君虽身怀卓越才能，但结果却郁郁不得志而终，可以说，原因就在于品格高洁之人并不适合于日本的政治环境；总之，他就是那种只要生逢其时，就会做出更大成就的才略兼备之人。”椎名悦三郎称：“芦田君的确是一位以卓越见识和坚定信念鄣显于政界的特异人物。”[25]木村义雄称：“他是无论做什么事都秉持自己信念与理想的人。而且是坚持自己力量这一精神的人。这种力量还没有全部拿出来就故去了，令人不胜惋惜。”石山贤吉称：“我与芦田先生在1941年，因其辞去《日本时报》社长职务，在敝公司办公楼暂设事务所而熟识起来。深深感到芦田先生伟大，未来到底会怎样？正在我等不知如何是好之时，芦田先生十分明确地教导说：‘不过领土变成日清战争以前的状态而已，此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决没有什么可悲观的。’真不知道这给人们以多么大的鼓舞啊！”[26]22日，《朝日新闻》评论称：“芦田先生虽与币原、吉田先生等同为外交界出身，但进入政界较早。在担任驻比代理大使期，‘满洲事变’爆发，极为忧虑日本的外交被军部掌握、祖国变成世界的孤儿，于是决心转入政界。1932年2月，辞去官职，在回国的船上拍发电报，作为提名候选人参加众议院大选，而后膺选，传为佳话。”“芦田先生是脑筋好、看得远的人。一开始就断言德苏之战苏联必胜，也明确预言二战轴心必败。”“芦田先生是西欧型合理主义者。对于自己的识见抱有强烈自信，认为不用功的老式政治家不足以相谈而不予理睬。这种坚强个性与高超才智，也使人感到此人过于冷漠，没有浓厚人情味。”“其舌辩条理明晰，语言表达典雅精密，没有人能够从正面战胜他。是想作为老练圆熟的国会政治家再度大显身手的人。”[27]

其二，芦田构想是明治外交传统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外交观。芦田战前社会经历，主要分为长达20年驻外使馆及外务省勤务和近14年政党政治活动两个阶段，对日本近代内政外交的发展变化有了全面认识和切身体会。1882年，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亦倡脱亚论。1890年3月，山县首相认为日英在共抗俄国扩张上利益一致，早期大陆政策随之形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年，由陆奥宗光、原敬主持，外务省开考外交官、领事官。日军侵占旅顺口翌日11月2日，修改后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签字，连同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改订，日本初以对等地位转入西方阵营。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条约签署生效。1904年2月8日，日本挑起对俄战争。芦田后来撰文《我的学生时代》称：“由于想成为外交官，是早自丹波中学时的一贯心愿，所以，决心就学当时志愿者还并不怎么多的法兰西法科。……日俄战争大获全胜的日本，看起来恰像满潮时扬帆前进之船，一年又一年朝着世界一等国目标航行。作为这艏船只的舵手，新日本外交因而发挥了令人瞩目的极大作用。这种骄傲、自豪之心隐秘于胸也是不应怀疑的。”“中学时代，作为因三国干涉致使旅顺、大连痛被夺回而义愤填膺的一代青年，深受乘战捷余威而高扬的《东亚霸业》这一“一高”时大多寮歌讴歌的思想影响，而呈现出勃勃干劲，强化了投身外交界的信念。”[2]1904年春，芦田于柏原中学毕业，9月9日就读一高，与鹤见祐辅、青木得三、前田多门一起，被称为校长新渡户稻造门下四大金刚。芦田的大乘起信论等禅学，与其文学爱好、对人生无限憧憬相重叠，造就了其不是成为硬派国家主义者而是文学青年性质的人本主义气质。“一高”时代，他向《新思潮》投稿，参加新文学运动，并在辩论部接受训练，其步入外交界、政界后的手腕和最大武器，就是在如此波澜壮阔的环境中培养而成。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和约，日本夺获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对朝鲜享有完全支配权，并从俄国手中割取旅大租借权、长春至旅顺间铁路及其沿线附属权利。1907年7月，芦田一高毕业，9月直升东京帝大，仍喜欢参加新文学运动、社团活动，并被涩泽荣一选为子男的家庭教师。1911年9月，芦田通过了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在明治终了之年1912年7月7日，东大毕业，8月2日，供职于外务省。身受明治时代洗礼的芦田，接受并继承了通过对英美协调为主侵略亚洲之明治外交传统这一日本近代外交传统，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西方改约外交、脱亚入欧、大陆政策及职业外交官考试制度等等，分别奠定明治外交传统形成基础之哲学社会学、条约、思想、政策及组织基础有了切身体会。1914年4月24日，芦田奉派驻俄使馆，大使即是提出彻底修复因日俄战争而恶化的两国关系直至缔结日俄和约的本野一郎。当时，法国评论家某氏，认为日本的发展过于惊奇意外，曾向本野大使质疑称：“过去的日本，从未有一度出现于世界史上，今因在日俄战争中的大捷，忽然以可惊异的姿态，出现于吾人眼前，恰像在星斗纵横的苍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颗曳着光辉长尾的彗星。但是，仓促出现的事物，也会在仓促间消逝，正好像彗星般出现的日本，亦必将像彗星般溘然消逝的！”[28]初入外交舞台、时为本野下属的芦田，是否获悉此事，并因此而为帝国能否持久强盛隐感不安，值得探究。7月28 日，一战爆发。1915年，大隈内阁提出独霸中国的对华21条要求。其趁火打劫的参战外交及独霸中国的目标，不仅引起中国的警惕，也为美英等国疑忌，大隈内阁逐渐陷入与世界为敌的被动局面。1916年8月21日，美国劝告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在华机会均等。10月9日，寺内正毅内阁成立，本野升任外相。1917年11月，美日在华盛顿签署《关于中国问题换文》，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矛盾暂趋缓和，但哈定政府从主宰远东霸权出发，开始视日本为第一假想敌，决定对其战后总清算，利用日本自由主义力量抑制日本。1921年8月13日，美国邀请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及远东问题。原敬首相决心将合作重心由英国转向美国，遂组成以海相加藤友三郎为首席代表、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等为成员的赴会代表团。11月4日，刚刚送别赴美代表团的原敬，旋即在东京车站被19岁扳道工中冈艮一刺杀。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与中国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华盛顿体制全面形成，日本旋即确立以美国为第一假想敌之国防政策。

其三，政治世家出身对其内政外交观形成影响极大。其父京都府议员鹿之助，作为自由民权运动家，积极追随并协助以日本的卢梭闻名、创建国会期成有志公会并于1881年改组而成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板垣退助，而直接影响到芦田均自由民主思想的形成。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确立了君主立宪式近代天皇制及军事统帅权独立地位，规定天皇绝对权威与神圣性，以及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元老政治体制等等。1898年6月，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合组成立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隈板内阁。板垣在政治上与伊藤博文合作，1900年合组政友会，伊藤任总裁，原敬、西园寺公望是主创委员。柏原中学时代，芦田亦深受校长大江矶吉熏陶，而富有革新特质。大江的教育有“尊重自由、平等、宽容精神，培育丰富的人性”，对于大江，芦田当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芦田隶属大江设立的英语辩论部，担任大江创设的为培养学生自主性、自立心的学友会杂志编辑。在芦田眼中，力求树立自由、学术校风的大江的形象耀眼夺目，而震撼其10多岁多思善感的心灵。大江被称为是岛崎藤村《破戒》的原型，芦田似曾见过藤村，二人可能谈起大江。[29]1904年3月1日，芦田鹿之助当选第一期众议院议员，转入政友会，直至1908年5月为止，同年因丹波银行经营失败，遂整顿公职引退乡里。“当时在芦田均的乡里，极力促使其继承父亲根据地、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活动迅速展开。例如，《雄辩》杂志1924年6月号所载白马非马生《外务省精英芦田均》一文，就涉及到这一活动内容。若将此事加在一起来看，芦田可能至少从此时起，便开始就转为政治家一事进行了相当认真的思考。”[2]芦田对“九·一八事变”局势的看法，一开始，就深得政坛乡前辈、一战前后曾为陆军大将寺内正毅首相心腹参与对华秘密活动的西原龟三等的激赏与支持。1931年最后一天，西原日记即称外交已堕入深渊，遂策动寺内正毅之子寺内寿一等军界大员，而为谋立朝鲜总督宇垣一成稳健派内阁多方奔走，芦田出于以毒攻毒一举铲除军人干政目的，亦积极发展与西原等的联系。

其四，芦田国际法及外交学专业知识、职业外交官训练资历颇丰，谙熟国际政治原理及外交斗争手段、方法、策略，长于外交直感、外交史感、外交史识，无不助其善于分析事变期与各利害攸关国等之关系。芦田倾心研究历史尤其是外交史、国际关系史，1910年帝大第三年，与小其2岁的同窗叶理绥交友。[30]叶氏出身圣彼得堡富商家庭，能够流利使用8种语言，母语是俄语，1912年，成为最早留学东京帝大并取得正式学位的西洋生，且在毕业典礼与芦田同获明治天皇接见。他在东京交往的其他名人颇多，还有夏目漱石、犬养毅。[31]本来，“将外交从政治史中分出，作专史研究，以法国为最。法人图比都所著之《欧洲外交史》，可说是此种大著述之创举。现在法国学府中，已将外交史列成专科研究(如巴黎大学及巴黎政治学校，均有外交史讲座)。日本之有外交史专门著述，及在大学中设外交史讲座，殆即沿法国之例。其余诸国大都以外交史并在政治史中叙述。”[32]芦田结识叶氏，既有成为优秀外交官之需，也是追求学问、学术的一生乐趣使然，开拓了国际视野，遂由法国法学科、法语之外熟习俄语、俄国学，成为掌握5种语言的多语言学者，为成长为著名的“俄国通”、“欧洲通”、“中东通”，乃至主政后的外交决策，都打下了坚实基础。芦田学识丰瞻，论著与其头脑一样冷静严谨，逻辑性强，极具说服力，1924年，即出版《欧洲列强》《俄罗斯印象记》《巴黎和会后的欧洲外交》《列强的政治与战争》4部专著，外交问题专家、外交史名家芦田之名广为人知，并赢得皇室、政党、财界等普遍赞誉。1925年1至2月，芦田在东京帝大开设国际政治特别讲座共计8次，3月2日、16日、23日，又于赤坂东宫皇太子御所，向9个月后即位为昭和天皇的皇太子、摄政裕仁及太子妃，进讲“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天”、“革命俄国的国民生活”、“世界大战后的英美德法关系”。芦田驻土期间撰成《君府海峡通航制度史论》，并向东京帝大提出申请，1929年4月荣获法学博士学位。后来，芦田回忆称：“我同[前首相]若槻先生间，虽为反对党但关系却较亲密。从我这方面而言，学生时代就知道了身为日法协会会长的若槻先生。1932年，我从欧洲回国，由政友会提名为候选人当选众议员进入政界之际，即拜会了曾说‘听听芦田君欧洲之论’的若槻先生。”[33]芦田并撰文批判陆军省1932年7月出版的《列强对“满洲事变”态度》小册子。他在发表构想之前，即曾连续撰刊数篇反制、批判李顿报告的专文，如1932年11月1日，《政友》第387号刊行《李顿报告与“满洲”问题》等等，为侵略狡辩。这也正是何以同为外交官且成功竞选众议员之法学博士鹿岛守之助等人，皆无甚新意，只有芦田一人提此构想的根本原因。由此，一旦现实需要，芦田便即行向外务省指出币原、芳泽、内田外交之误，而应迅速摆脱眼前纠葛，谋求议和对策。此外，芦田辞职回国前夕，便已做过诸多精心准备，初步构思事变对策。回国伊始，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即是，既然置身议会，反对军部，那么，倘若外务省旧识及他人问计，新议员芦田新手法为何，或被政敌议会质疑、辩难，自己又将作何回答？是否回答、回答哪些是另外一回事，但芦田必须有此心理及思想准备。芦田亦非面对李顿调查团如何拟撰报告、内容怎样，而临事急就，而是早在李顿报告出炉之前，就已深入思考如何应对，是带着初步解决方案辞职回国，其后伴随侵华事态不断扩大而又叠加调整，并初步做到了在外交交涉技巧上，设计应对并绕过国联，而为及早进行善后议和布局谋篇了。

其五，芦田了解日本国力、实力，及在国联的地位与特殊作用，坚信可与列强共享在华权益，共同压制中国诉求。芦田国际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作为随员，相继于1919年1月18日出席巴黎和会，1921年9月5日出席日内瓦第二届国联大会，1922年4月出席热那亚经济财政会议，6月7日，升任专门委员出席国联海牙大会。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列强无暇东顾，给日本发动并操作事变以有利时机。由此，芦田认为，列强及中国实力不足为虑，日本有足够多讨价还价的谈判筹码。芦田甚竟于《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公开发文称，1933年3月24日，“日本诚然在国联吃过十三对一的惨败，但此败绩，说起来只是‘道德的失败’(moral defeat)，因为当时谁都没有可以抑制日本的实力。”[34]在芦田看来，日本自国联成立一直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既可利用这一地位，与英法及国联外的美苏共同牺牲中国权益，又可利用苏联对英法及美国大力施压，冲破李顿报告及中国建立的反日统一战线。而且，纵使日军撤回事变前驻地，也因日军态势强势，实际影响力存在及傀儡代理者，终能确保实现在中国东北权益最大化。故而，芦田得出只要不自乱方寸，自失阵脚，而严整有序，从容不迫，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正面阻击且击败日本之论。事实上，作为国联最高行政机构之国联理事会，原定由大会选举美、英、法、意、日5个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共9国组成，但因美国拒绝加盟，仅存8国。德、苏后于1927、1934年先后加盟，获选为常任理事国。而事变期，美欧列强在国联即多不愿开罪日本，国联先后召开18次理事会会议，1次国联大会，通过了4项决议案，但对日本均无约束力。芦田虽不赞同国联国际共管方案，但反对将退出国联作为向国联及大国施压的最后一张王牌，而是主张继续合作，并采行与国联方案最接近、对日最有利的远东洛迦诺构想。他从占领中国东北这一战利品太过丰盛，列强也赶来分一杯羹的认识出发，尤可与利害攸关国建立善后正常关系，根本无须做出退出国联等不智之举。

其六，俄国革命及一战后，美欧对抗苏联之国际两大对立阵营初步形成，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环境、东亚形势对日大为有利。芦田鉴于双方对峙愈演愈烈，亟欲谋求借助苏联威胁，而对欧美大肆要挟。尽管在国联之内，中小国家的代表日益强烈地谴责日本侵略，但把持国联的美、英、法等国对日本侵占东北的行径姑息怂恿，力图唆使日本把矛头指向苏联。与此同时，芦田亦欲效法苏联对德外交反制美欧对苏压力等之故伎，而谋利用苏联，反制、分化、瓦解国联、列强及中国的对日压力。《苏俄和德国互相放弃战争损失赔偿要求、恢复外交和经济关系协定》被通称为拉巴洛条约，便是在芦田与会的热那亚会议期间的1922年4月16日，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与德国外长拉特瑙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签署，1923年1月31日，在柏林互换批准书。其间，1922年11月5日，与苏联结盟的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签约，使条约对它们有效。而均成为苏联冲破热那亚会议上列强力图建立的反苏统一战线，同资本主义大国建立正常关系的突破口，并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大国和平共处的先例。苏联与德国在一战后签订这一首个平等条约，一定程度上使其摆脱外交孤立，并获得扩大贸易的机会。芦田甚至推测，针对“九·一八事变”，苏联不会完全赞同美英等的立场，必将为全力应对西线德国威胁，而与日本秘密达成协议，共同牺牲中国权益。事实上，苏联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么做的。此外，芦田又亟欲利用因中苏中东路事件、防俄战役，而与中国刚刚爆发战事、邦交关系中断、且又是中国邻国和事变利害相关国的苏联，大做文章，加速中苏对峙、交恶、冲突乃至战争。“发生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是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名义统一中国后，所遭遇到的第一起重大外交事件，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35]事件以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主政的东北当局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及强行接管中东铁路为开端，7月13日，苏联就此向南京政府发出以3日为期之最后通牒，誓言保护其在中国东北特权和中东路利益。18日，苏联发表声明与中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8万军队集结边境，8月中旬大举向中国边境发动武装侵略。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书》，规定恢复1929年7月10日前之中东铁路状态，恢复苏方人员一切职务，东北允许苏领事馆及国营贸易机关在正式会议前恢复，中苏正式会议于3个月内召开等等。中东路事件历时半年有余，最后以中方军事、外交双重失利告终。

其七，中国内战方殷。自幼熟读汉学典籍，通晓中国地理、历史、文化及国情的芦田，又有赴华及参与列强对土耳其问题处理等之亲身体会，亟欲纵横捭阖，联合列强共同牺牲中国权益。1930年1月24日，芦田出席在神田一桥学士会馆召开的国际法学会春季大会。晚宴后，在会议室，总务主任山田三良向与会者介绍了回国百忙之中列席本会的芦田，并请其发表讲演。注重一战后委任统治等问题研究的芦田遂就“土耳其的政治现状与A式委任统治的未来”作了阐述。这表明，职业外交官、法学博士芦田外交史研究之学术水准与地位，业已获得日本国际法及外交学界最高权威机构国际法学会的一致承认与尊重，并由此置身国际法及外交学界主流行列。[36]其间，币原外相致函滨口首相，请派芦田赴华考察。2月23日，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等45名反蒋派将领联名向全国全党发表有关国民党党统问题的通电，否定蒋介石的合法性。3月3日，阎锡山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本人发电辞任陆海空军副司令。6日，芦田作为外交官启程赴华。4月1日，阎锡山与冯、李分别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张学良同时被拥举为副总司令，但未宣布就职。3日，芦田结束赴华考察回国。5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予缉拿。23日，冯玉祥以副总司令名义在洛阳发布向蒋军作战命令。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11日，下达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随即举兵12万分三路入关，东北防务顿显空虚。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调集30万人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歼敌3万余而予粉碎。此后，芦田又于1940年4月27日，作为政治家考察南中国、香港、澳门、菲律宾，以及时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并先后于1930年5月、1940年7月，以钢版油印方式，刊行《高速度、‘支那’之旅》《‘南支’南洋之旅》两个小册子。其间，1935年4月18日，已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阎锡山，即就上月6日芦田出席外交问题座谈会所谈记称：“‘努力机会只有十年。’日本新进国际法学家、现任众议院议员芦田均在东洋经济新报社召开之中日亲善时贤座谈会席上，发表意见云：日本今日之国力(包含经济、武力及其他)，尚不足并吞中国四百余州。日本之国力既不足并吞中国四百余州，自应于消化方面发展，乃为当然之趋势。又以不能消化之体力，而并吞无由消化之大物，实为不利之政策。今后十年、二十年之中，若日本仍能以今日破竹之势向前进展，则实力即强；在实力未充以前，日本急应隐忍以待时机。”[37]懂得怎样与美欧谈判才能使其对日有利的芦田，正是谋乘中国内战之机，乘虚而入，亟欲把中国东北地区主权与权益事实上做空。

其八，芦田以成为世界级外交家、政治家为毕生追求。评论家茶本繁正称：“芦田均决心走入政界的动机，是在比利时任代理大使时产生的。那时正当‘满洲事变’爆发，欧洲各国对日本侵略‘满洲’表示反对，而日本政府对驻外使馆的指示却朝令夕改，矛盾百出，芦田均为此大伤脑筋。有一天，比利时外相鲍尔·伊曼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不是以外相的身份，是想以朋友的身份说句话。我看得出你的苦衷。日本政府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日本政府做出比现在更有损于国际联盟威信的行动，恐怕不单是比利时，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国家，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对此，后来阿部真之助(评论家)所著《芦田均论》一书有如下一段记述：‘芦田均听了这一段话，幡然醒悟，认为再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坚决辞职，回到本国置身于国会，唤起正确的舆论，一定要阻止日本发展成为全世界的敌人。’”[38]1932年6月1日、7月1日，芦田在《文艺春秋》第10卷第6—7期，连续发表《伟人之回忆》一文，对普恩加莱、普恩加莱的政敌且素有“老虎”之称的外相克列孟梭、白里安以及施特莱斯曼等人的历史作用，对比评论。其中，尤其推崇施特莱斯曼。施氏1878年5月10日生于柏林，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8月13日起任魏玛共和国大联合政府总理兼外长，宣布结束鲁尔区消极抵抗，公布实施稳定币制、制止通货膨胀法令，指令镇压卡普暴动，并先后取缔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的左派联合政府，使魏玛共和国出现了相对稳定时期。1923年11月起，任历届内阁外交部长，巧妙利用苏联同美、英、法等国的矛盾，在东、西方之间使用均势外交策略，签订“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同法国确定法军全部撤出莱茵区的最终日期，又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1925)和柏林条约(1926)，1926年9月10日，主持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摆脱战后外交孤立处境，初步恢复了德国的强国地位，同年10月12日获诺贝尔和平奖，1929年10月3日51岁卒于柏林。后来未过几年，芦田又撰文回忆称，他虽与克里孟梭缘悭一面，但最佩服克里孟梭的弹性与爆发力等等。芦田作为日本超能力、通才博识型国家领袖级人物的潜质，于此可见一斑。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长神川彦松撰写的芦田悼词称：“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顾问芦田均博士猝然离世，实属意外之不幸，我等为之惊愕不已。博士近来埋首撰写大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已近脱稿，祈望尽早问世，然竟讣音突来，我等茫然自失。博士为我国外交史学界耆宿，著有数种专著，其中，诸如《由国际法及国际政治看黑海及君府海峡地位》《最近世界外交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史》之类力作，即便专门领域的学者亦不得不瞠乎其后。”“诚然，博士是外交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学者，也是评论家。在欧美，如普恩加莱、像丘吉尔那样，以经世家身份兼具学者、文笔家之人辈出，然而在我国，像这样的人却极为罕见。”[39]

其九，外交实践上已有刚刚发生、可作参照、借鉴和套用的莱茵问题解决方案。芦田虑及历史上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且有国际先例可循。欧洲中世纪千余年，但有一问题始终未得解决，此即莱茵问题，后经一战后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规定莱茵非武装区，以及洛迦诺会议通过的洛迦诺公约等等，方得初步解决，也为芦田应对事变危局提供了事实上、实践上之参考方案。芦田名著《巴黎和会后的欧洲外交》已有论述。具体情形是，继凡尔赛和约就莱茵非武装区已作规定之后，作为讨论一战后欧洲安全保障问题的国际洛迦诺会议，1925年10月5日—16日在瑞士洛迦诺举行，10月16日总称为洛迦诺公约的8个文件草签。此会对凡尔赛体系作了较大调整，协约国在政治上承认德国为平等国家，协约国尤其是法国与德国的关系有所改善，欧洲国际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年12月1日在伦敦正式签字，1926年9月14日生效。公约包括：洛迦诺会议最后议定书，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德国同比、法、波、捷4国分别签订的仲裁条约，以及法国同波、捷两国分别签订的相互保证条约，是洛迦诺公约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核心的文件，与公约其他文件同时草签、签署、生效。它规定：德、法、比互相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德、比之间和德、法之间保持边界现状，互不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武装区的规定；承认道威斯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或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分歧问题；英意两国充当公约的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等。公约对德、波之间和德、捷之间的边界不予保证，从而打击了法国在中欧的军事同盟体系，实际上是鼓励德国向东扩张。1926年9月，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取得行政院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保留履行国联盟约第16条的行动自由。1926年2月10日，德外长施特莱斯曼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加入申请。第七届国联大会于同年9月8日一致通过批准德加入国联。1929年，海牙会议即审议杨格计划并讨论协约国从莱茵区撤军问题，8月31日，海牙议定书签署。故此，洛迦诺精神，即指和解与缓和气氛，该公约在一战后受到热烈欢迎，被认为是战争与和平时代的真正分界线。[40]

其十，芦田站在世界文明兴衰高度研判日本社会文明进程及内外问题。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在外务省召开东方会议，会后发表“对‘支那’本土和‘满蒙’必加区别”而谋肢解“满蒙”的《对‘支’政策纲领》。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7月7日，南京政府宣布修改不平等条约。24日，吉田茂出任外务次官。25日，美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其间，英国外交部认为，外交界显要人物、外务次官吉田，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土大使小幡酉吉一样，都是亲军部派，外务省内稳健派势力再次后退。吉田与首相兼外相田中、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等推行对华强硬外交，与中国统一大势及国际环境根本背离。若宫启文评论称：芦田“原本是公认的自由主义者。原先作为外交官，芦田属于主张对中国采取稳健的‘不干涉政策’的币原喜重郎外相所率领的集团。”“吉田比芦田早6年进外务省，是他的前辈，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俩总是处不好关系。”“芦田对吉田为什么在担任奉天总领事时热衷于扩张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未能成为军部跋扈的‘防波堤’很不理解，一直对他进行严厉批判。”“正如芦田所批评的，吉田在担任驻奉天总领事之际，或者在外务省次官任内，都对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推动作用。”吉田“和同期进入外务省的广田弘毅等人一起，都持有与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相类似的观点。张作霖在吉田离开奉天就任外务省次官之前被炸死，这一事态后来演变成‘九·一八事变’。张作霖遇刺即便与吉田没有直接关系，但也是吉田强硬路线的必然结果。芦田严厉批判吉田就是出于以上原因。”[41]1928年10月11日，芦田暂代小幡酉吉大使而任驻土临时代理大使，其间，初识后来成为现代史学界泰斗的汤因比。芦田后来回忆称：“想起去今二十五年前，我于君士坦丁堡任代理大使之际，经英国大使馆友人介绍，招待汤因比教授午餐，聆听其关于纪元前美索不达米亚古事及回教文化研究成果之部分内容。因为，汤因比教授是自1920年代初，作为伦敦外交问题协会出版的国际政治年鉴的监修者而知名的学者，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得此机会，聆听其亲切谈话。不过，却没有想到，他日汤因比博士发表令世界瞠目的大著述，而成为耸动学界的硕学鸿儒。”[42]汤氏1927年起编著12卷本哲学历史学论集《历史研究》，力求描述人类历史发展并找出其规律。“汤因比曾多次强调，他不是决定论者。然而他承认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规律性指的是文明对其道路上常遇见的‘召唤’所作的‘回答’的‘跳动’。这些‘召唤’——他们产生于该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抑或有其社会根源或精神根源(归根到底，汤因比把它看成为宗教根源)——对汤因比来说，只是体现那些‘召唤’的各种形式(即超人类的和超自然的宇宙对人类的召唤)与宇宙寻求统一才是(根据汤因比的观点)人类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的历史。根据汤因比的意见，如果‘召唤’调节着文明的运动，那么人类的意志仍然可以决定运动，因为人类的意志在选择‘回答’时是自由的。但是，‘回答’总的来说不是由人类作出的，而是由每一种文明中那些‘有创造性的少数’作出的，这些少数引导着怠惰的多数，但前者却依靠后者的支持，并以后者的优秀代表来充实自己。被引导者与引导者的脱离就会导致后者丧失‘有创造性的少数’的地位，而且由于少数本身的地位提不出正确的‘召唤’，而把后者推向‘统治者的少数’。结果，文明陷于危机与消沉的状态，‘统治者少数’就企图借助于暴力和战争来克服危机与消沉。在这样条件下，就会出现建立包罗万象的、力图成为世界性国家的倾向。”[43]汤氏之论，正与“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内独裁、对外穷兵黩武之道暗自契合，芦田深有感触，受汤氏影响，对日本国情、国策倍觉不安。

三 、 太平洋洛迦诺公约构想之提出

1932年12月1日，《中央公论》《改造》分别刊行芦田与清泽洌相约同一论题的论文，内容竟无重复之处，相互佩服对方“材料的丰富和才笔”(芦田均《十二月的论坛》四，刊登报刊不明，1932年12月4日)。”[44]8日，国联大会审议李顿报告，松冈按照政府意见所示理由，纵横诡辩。其间，在中苏正式签约恢复邦交前，李维诺夫曾返回莫斯科一次请示机宜。12日，颜惠庆和李维诺夫互换照会，向世界宣布即日起中苏正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15日，国联19人委员会通过了以李顿报告解决原则及条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设置美苏参加之协调委员会，日本表示碍难接受。27日，芦田任众议院预算委员。其间，高宗武仍乐观地写道：“作者在本志第6期上，根据历史的研究，推论日俄两国的互不侵犯条约不能成立。在作者执笔之时正是日俄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盛传之时，最近证之事实，果不出我们的推测。于此可见以过去的历史，作推论将来各种变化的根据，实在十分确当。所以作者在今日推论日美的关系之前，仍旧根据他们的历史，来作推论的张本。”[45]然而，对于芦田构想的后续反应，高宗武及南京政府皆未给予应有重视，未及做好充分应变准备。

1933年元旦，芦田出任英文《日本时报》社长。该报名为私营，但经常反映外务省观点。芦田远东洛迦诺构想发展为太平洋洛迦诺构想，也是其间奔走于该半官方报社，助力国际舆论宣传，到直接出任社长的创意产物。1月2日，“据半官消息，苏俄所提缔结不侵犯条约之议，今已为日本切实拒绝，日本驻俄大使业将此情转达俄外部。”[46]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并大举进攻关内，热河首当其冲。5日，史汀生国务卿备忘录载称：“日本大使[出渊胜次]前来说，他很遗憾又发生了一场战事。他说他未得到政府的训令，只是从收到的情报来看，山海关发生的事件是地区性事件，是由中国人袭击日本人引起的。”“他现在完全可以向我保证，他们在华北没有领土野心。”[7]6日，“驻日俄大使托诺耶诺斯基，今日承俄外部命往访内田外长，谓俄政府同意日军用中东路运兵，并促日外部承认继任大使。闻俄大使定2月17日由东京启程返国。”[47]

1月23日，第64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芦田代表政友会提出外交质疑：“前天，外务大臣发表的演说，系始终一贯乐观论。无论从客观事实之认识，抑或从‘满洲’现状，从我国对俄关系，从国联气氛来看，都只能是与当下实情不相符合的乐观的观察。”“然而，政府无论就日‘满’关系，抑或对‘满’政策，却均未曾出示任何具体方针”，“荒木陆军大臣常常讲，日本并非通过(伪)‘满洲国’独立谋求一纸半钱的利益。”“政府的施策，果真是在照此方针进行吗？倘使我们毫无忌惮地说话，那么，我们对(伪)‘满洲国’之策，无论在外国，抑或当地，都正招致诸多批判。”“这全然没有根本性政治。没有政治就没有政策。”“现今(伪)‘满洲国’各部要职，仍悉由军部出身者占据，将来尚不可知，至少时至今日，全部委于军事专家之手。”“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效。根本的解决策，在于‘满洲’自身。惟有漂亮地培育该国，日本才能被高度评价。”“‘日本并不持有任何对大陆之领土野心’——历代内阁如此声明，以‘满洲’独立为基调，维持东洋和平，成为既定方针。”“然而，尽管如此，在‘北满’国境，现仍有不安的云行，太平洋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亦在浮动。据我所见，对于承认(伪)‘满洲国’，俄国在主义上并非存有异意。”“关于俄国提签互不侵犯条约，本议员是有意见的，不过，既然政府业已决定对其态度，暂且不谈此一问题。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白，将俄国与日本的关系，像现在这样任其状态不安下去，就会有俄国与‘支那’牵手，建立反日阵线的危险。既然拒绝俄国提签互不侵犯条约，希望政府高度准备，承担防此影响之责任。”“关于对美关系，外相也只字未提。然而，现在的日美关系，状态并非令人满意，政府应予充分认识。”“现在的日美关系，正构筑在错误认识与无理由亢奋之上。若不打破这一状态，日美之间必将重启军备竞赛。希望海军大臣也好好考虑。太平洋军备竞赛，是滑向世界战争的第一步。政府是考虑对此形势等闲旁观吗？为让美国信任日本，必须使我国政策更为公正、明了地为其谅解。这是日美关系的根本问题。”“给外国以日本外交仍为军部牵引这种印象，此乃我们立宪政治之耻辱。”“问题在于政治家的政治勇气。”“必须树立以国家百年大计为基础的国策，并实现国民外交。”[48]对此，《申报》评述道：“外相内田答称，日俄美三国间之局势，无惶虑之理由，日本对外政策，始终与军事当局合作，惟从未许陆军指挥办理对外事件云。陆相荒木亦答称，军事当局努力会同各方面拟解决‘满洲’问题，陆军当局在此事件上，从未有专断行为云。”[49]《国闻周报》报道称：“政友民政两党，鼓掌喝彩，据传言，芦田质问案的措辞，较各日报记载者尤为激昂慷慨，日报记载，已大加斧削”，芦田质问称，“政府对于国际联盟，过于消极，只是拘泥末节，在决议案字句上推敲，说许多空议论，耗费光阴。政府认为‘满洲’问题适用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的时候，万难承认劝告，断然予以拒绝，是正当的办法，请问政府有无在彼时退出联盟的决心，或是任其自然，政府方针如何？”“芦田质问后，民政党议员掌声如雷，内田答辩极为简单，关于军部干涉外交一事，未作答复，仅言日本是否退出联盟现尚未定，‘满洲’问题，仍望中日直接交涉。荒木答辩更为浮泛，只说自己奉职三十年，关于外交问题，将与外务省熟商决定，或者也有做得过火的地方，那是另一问题云，惹得全场哄笑。”[50]

芦田批判政府“九·一八事变”政策的议会演说引起国际反响，并通过电传到了日内瓦，致使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左右为难。松冈认为政府意向不能立达谅解，为此，他电责政友会总裁铃木道：“东京来电电文简略，尚欠明确，但据其报道，阁下讲我国政府之外交可谓听写于军部，以及主张政府在日内瓦不必要持强硬态度之事是否属实？上述观点，我不能轻易相信。”铃木立即回电否定该报道内容，但这种言论，在此时议会上如芦田、松本忠雄等的发言中也已看到，桦山爱辅频繁出入英美驻日大使馆等乐观情报传播，也大大刺激了松冈。[21]结果，此届议会上，芦田被要求作出解释和说明。《中央日报》报道25日情形称：“此间闻23日政友会领袖芦田均，在国会中质问外相内田事，令日内瓦间国联当局为之惊愕，日本政府当局，对此颇不满意，今日国会开会时，要求芦田均撤回23日彼所质问各节，芦田拒绝撤回23日所言，但谓外界误会彼之言论，彼深觉抱歉，虽彼表示拥护日本政府对于国联之政策，彼谓东三省问题，实为日本之生死关头，现任内阁应竭力谋一解决办法，但据彼个人意见，内田外相未能尽力。彼认为内田外相缺少主动能力，以外相地位，内田应领导全国规划外交方针打破目前僵局，彼深望内田立即于此种事业上下工夫，芦田均所最反对者，即现任内阁不坚决反对国联引用盟约第十五条，彼谓犬养毅内阁曾力争此点，而现任内阁竟放弃不问云。”[51]26日，内田第17号加急电报、编字第246号，迅速发致驻国联代表，题即“关于芦田均众议院议员就[其]外交质询演说之申明”：“芦田国会议员关于23日外交质询演说，于25日议院所作申明之一部分如下：‘本议员所述宗旨，乃基于政友会对国际联盟之既定方针，政府对国联的主张，[本议员]当然予以支持，然而，倘若国联的行动违反我国重大利害，则不应断然退出之。’”“已转电‘支’、‘满’、北平、南京、美。”“望转报除土外之在欧各大使。”[52]芦田因其演说，而被右翼诟骂为诽谤国策的非国民，甚至被定性为间谍，而受到来自宪兵和特高警察的严密监视，军部亦将其视为危险人物、肃军主义者而载于黑名单，然而，芦田毫不介意。以此演说为契机，芦田迅速成为稳健派中坚乃至核心力量之一。他后来回忆称：“由于政友会被评论为是当时军部在‘满洲’的后台，所以，我的肃军质疑便遭致政友会除名骚动。与此相反，[前首相]若槻先生却为‘本人虽受军部压迫，但反对党中也有肃军思想人士存在’而甚感高兴，结果，此后便与我接近熟稔起来。”[33]此外，格鲁大使也开始关注芦田，芦田对美关系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2月1日，《经济往来》刊行芦田论文《国际形势稳定的曙光》。9日，国联19国委员会认为，日本新修改方案并未说清究竟主张维持(伪)“满洲国”抑或承认中国对该地主权，要求日本作答。19日，星期日，芦田日记称：“往访首相西园寺侯爵。”[10]那么，芦田为何赶赴元老住地兴津趋前访晤？二人到底谈了什么，经过详情、讨论结果如何？据其间报道称：“外务省定本晚(17日)发表国联建议草案之日本译文。”“预定今日(18日)下午续开之日内阁紧急阁议，闻已延期号(20日)午前10时，在斋藤首相会见元老西园寺公后，对国联态度，当有正式决定云；又讯：斋藤首相，于今夜7时30分赴兴津前，下午3时50分与内田外相在斋藤首相官邸经过1小时之协议，详细听取内田外相对国联经过、及应取态度之说明云。”[53]显然，值此重大历史关头，元老所作意见、决定至关重要，密切关注日本及国际动向的芦田，其访晤元老之时间点选择及意义自不待言：他对内阁及元老等的事变对策是充满疑虑并深感不安的。芦田深望元老西园寺能够听取己见，即无论国联通过任何不利于日本国家权益的决定，日本都不要退出国联，并采行芦田构想。芦田并未时常过访元老，日记亦未记载对此拜会有何准备，原田熊雄所述《西园寺公与政局》亦未提及此事。此时此刻，芦田必定为国家命运忧心忡忡并感慨万端：无怪乎近代第二代国家领导人伊藤博文并未真正将公卿出身的西园寺视为接班人，而是寄望并交托于小西园寺7岁的平民出身的原敬，视原敬为第三代领导人，看来，伊藤毕竟深具知人之明——尽管西园寺出身贵族清华世家，家世仅次于近卫文磨五摄家的九清华家，按昔日爵位法规可享封为大将或大臣官阶特权，且1903年7月继伊藤后出任政友会总裁，1906年首次组阁，又组明治时代最后一届内阁，20世纪初与桂太郎交替组阁。作为辅弼明治、大正、昭和的三朝元老，甚至昭和时代的唯一元老，长期问政，然而，关键时刻，终究不堪重负。芦田日记对西园寺之上述称谓，亦非偶然甚或笔误，沿称“首相”系出于习惯性尊重，后冠以“侯爵”乃因其首相期尚为侯爵。然而，对于相继于1884年7月、1912年12月、1920年9月晋封侯爵、元老、公爵的西园寺，芦田为何不径直冠以“公爵”、“元老”之称呢？对访晤建言失败及贵族政治陋习而深感失望、遗憾、不满、愤懑、蔑视之情，溢于言表。1933年2月中旬，国联大会报告概要传来时，日本反国联情绪迅速高涨，西园寺公望判断“退出联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吉田茂等人所提召开重臣会议阻止日本退出国联这一意见，他表示：“形势已经是这样了，归根结底还是要退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重臣会议还是不召开为好。”[54]

20日，芦田日记称：“据说上午阁议决定退出国联，要到来的事情终于到来了。实际是险恶的气氛，日本哟走向何方？可悲的民众哟，你们就毫无所知地硬被拖着走吗？”“预算委员会上露面。撰写《日本时报》编者按：‘退出国联’。参加经济情报社座谈会。8时，于美国大使馆晚餐。逢遇住友的小仓先生谈了《日本时报》之事。11时半返回。决定退出国联，心情反倒平静下来。”[10]22日，芦田发表时报编者按，第三段称：“根本性问题和原则上，日本与国联之间并无不同。日内瓦、东京也均秉持维持远东和平这一共同目的。”末段第六段最后作结道：“就像内田伯爵反复言及的那样，日本的基本政策在于，与中国、苏联、美国这些邻国一起确立和平政策。”[55]23日，日伪军分3路进攻热河。24日，国联大会判定日本违反九国公约、非战公约，日本以42对1票惨败，松冈当场退出会场。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热河全境沦陷。4日起，日伪军向古北口及其以东长城要隘和滦东等地进犯，旋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其间，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派颜惠庆任驻苏大使，苏联政府派鲍格莫洛夫任驻华大使。5日，颜惠庆抵达莫斯科递呈国书。6日，芦田发表19段长文，题下3行文字标示：“于东京召开基于五项基本原则之世界大会的呼声。”第15—17段即称：“A.应建立为确立中国中央政府之国际援助的框架。”“B.在包括苏联、中国、(伪)‘满洲国’、日本、美国之于太平洋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各国之间缔结仲裁裁判条约。”“C.以最近在日内瓦会议上日本所提海军裁军提案为议题，而在东京召开国际会议。为此，外交准备极为必要，展开为使日本国民觉醒的运动亦很重要。”力求根本扭转外交局面，并使热烈支持退出国联的舆论归于冷静。[56]27日，拒绝接受不承认伪满洲国等之李顿报告及国联决议的日本，终于正式向国联发出退出通告，放弃与列强总体协调，转而采取中立主义并进而趋向亚洲门罗主义，尽管并不等同于放弃对美英单向协调，但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

4月1日，《经济往来》刊行芦田论文，北平《晨报》、上海《日本评论》等先后易题转引。后者并在文前特加按语云：“本文为日本政友会议员芦田均氏所作，原名《孤立外交之转换》。芦田氏为新进论客，以精通国际大势，名于世。此次议会中，芦田氏质问其外相内田康哉最为猛烈，益得彼都民众信仰。兹篇所言虽多顾忌，而不敢直言，但对于日本过去未来之外交，已有所批评与指导矣。特摘译原文，亦欲以使国人明了最近日人心理之倾向耳。”芦文继续宣倡并延展远东洛迦诺构想：“日本外交，目前已陷入绝对的孤立状态。”“自著者观之，此诚日本之大不幸，为日本将来之国运计，著者宁希望日本早日脱出此种不幸的孤立。盖退出国联，虽非绝大问题，而问题之重大与否，要视今后日本采何种政策以为断也。”“依据最近传闻，谓日本政府虽退出国联，但仍与各列强通力合作，努力于和平事业之建设，至对中俄英美，则仍进而恢复亲善关系。此种外交方针，吾人自无不同意之点，唯今日之日本外交，已四方壅塞，苟欲转换，自必有待于谅解基础之建筑，今不定根本政策而漫然乱谈恢复亲善，谓非空论，其谁信之。”“日本今日苟不欲转换其孤立外交则已，如欲转换，则其第一步工作，即在与中国谋妥协，与苏俄讲亲善。”“亟应表明对于中国本部及苏俄西伯利亚，毫无领土野心。为求中国苏俄之信赖而不疑，更应进而与中国苏俄，竭诚相商，充分谅解，以‘满洲’为中心，缔结中日日俄洛迦诺条约一类之不侵犯条约及仲裁条约。至于使中国承认‘满洲’之独立，目下当然困艰，但日本苟痛下决心，与列强予中国以财政上之援助，俾树立强固之中央政府，脱出混乱状态，则中日之妥协，亦非至难之事也。”“目下美国之对日反感，似已登峰造极，苟日本能表明所谓大陆政策之界限，并提倡洛迦诺式条约之缔结，则所资于两国间之谅解，亦正不少。再则日本与美国之间，及今尚无仲裁条约或调停条约之缔结，故两国解决纷争，尽有行使武力余地。为我国前途计，最近将来，应即准备与美国缔结上述条约，藉免武力冲突。”[57]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并掌握解决矛盾的钥匙。美苏作为世界大国，且尤其是美国自视事变利害直接攸关国，远较操控国联的英法更具国际政治影响力、决定力。芦文“退出国联”自“非绝大问题”之论，亦是其基于国际关系大国政治主导原理而发。16日，芦田撰文“太平洋洛迦诺”，全文5段，第三段起句云：“所有在太平洋利益攸关的国家，皆自然将被邀请参加此一太平洋洛迦诺[公约组织]——包括，当然，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法国，英国，尼德兰，以及中国，苏联和(伪)‘满洲国’。”[58]尼德兰是一历史名词，指16世纪前莱茵河、马斯河、斯凯尔特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约当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芦文之意，旨在提倡建立在九国公约缔约国中加上苏联之多国间的组织。当月，芦田任庆应大学法学部外交史兼课讲师。5月1日，《财政经济时报》刊行芦田论文《退出国联后的我国外交》。2日，鲍格莫洛夫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中苏邦交完全恢复。31日，中日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线以南及中国军撤退线以北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即中国不设防区，并划绥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及热河的合法性，长城抗战失败，华北门户洞开。日本退出国联与签订塘沽协定，成为“九·一八事变”暂告一段落的主要标志，芦田构想基本受挫幻灭。

四、结论：芦田构想胜算、极限及历史遗留问题

“九·一八事变”去今已近90年，芦田构想是否仍是对日应对、解决事变利益最大化之不可逾越的最佳方案？难道事变期日本确无其他手段，第二次若槻内阁、犬养内阁、斋藤内阁3届首相，及其3任外相币原、芳泽、内田加起来，识见及官方见解均遥不可及芦田一人吗？芦田构想究竟胜算几何？不然，何以14年抗战尚未结束，芦田迅即拥有超人气、芦田时代呼之欲出了呢？他究竟从哪里、又于何时拥有如此巨大人望、资本？

这实际是一博弈论问题：第一，既然要得到“满洲”，结果就只能退出国联。第二，若续留国联，结果就得不到“满洲”。第三，尽管得不到“满洲”，但至少可确保因留在国联下之在“满”、在整个中国等其他绝大权益。第四，既得不到“满洲”，又退出了国联。第五，既能得到“满洲”，又可以也不会退出国联。显然，前三者皆各有得失，但前两种是二者必居其一，得失参半甚竟抵消，最无博弈价值、想象趣味和讨论意义，只有头脑最简单者，才会以此类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第三种毕竟得大于失，是在保住老本、失利同时利益又最大化。第四种模式最划不来，是对日最坏的结果。其实，最坏的应是此后事实上14年抗战继起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沦为战败国、被占领国，以致不仅未能得到“满洲”，反而不得不将包括“满洲”已获权益在内，延至此前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吞下的所有胜利果实，一并吐出来。这远比第四种更坏的结局，甚至就连素享富有先见之明、远见卓识乃至为数不多的全知全能美誉的芦田本人，在事变期亦未曾想，即使想亦终不会想到的最惨结局。相形之下，只有最后第五种有得无失，无疑是最理想的模式。问题是，怎么操作才得其解，这是摆在其国民面前的一大外交难题，甚至是最大难题，必须具备高超的手腕、高明的策略、高妙的学识、胆识与气魄。芦田构想无疑是当时客观条件下，对日利益最大化之唯一答案，是学生时代屡屡第一名的他，对此难题给出的最好解答。在其看来，既不一味凭赖武力，也不止步于伪满洲国既成事实，而是辅以外交谈判，签订多边条约，同国联及利害攸关国合作，将军事与外交相结合，获得并保障列强最大程度承认、南京政府最大限度让步之侵华权益。

上田美和认为，“芦田以‘满洲事变’为契机，以‘控制和调整走过了头的外交’为目标，辞去外交官而成为政治家。既然外交实权被从外务省剥离，那就要在议会上把它夺回来，这是他的初衷(前揭Notes for 1941)。然而，芦田并未达到目的。”“芦田认为，国家间民族主义的对立，是可以通过外交之力解决的。”“芦田所谓外交的本质是宽容，相信与对立各国通过‘交易’，是能够满足相互的自律的，然而，实际上却又为何未能实现呢？因为，芦田认为的宽容，对中方而言并不是能够接受的条件。芦田的基本立场，是日本‘既然止步于长城线，翘首以待‘支那’完成统一，便不存在以与‘支那’互让妥协之外交交涉不能解决的问题。’(芦田均：“条约废弃与列强动向”，《中央公论》1935年1月号)然而，把本是中国领土的(伪)‘满洲国’(长城线以北)，作为日本自律、自明之势力圈之提案，中国是不会响应其‘交易’的。”“欧美派外交官出身的民主主义者芦田的悲剧，在于尽管其希望支持标榜民主主义反法西斯阵营一方，但却必须将法西斯阵营所着眼的日本的辩护，付诸对外行动。芦田外交论作为通奏低音时常流传的，是英美不可分论。他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回避与成为坚如磐石的英美的战争。故此，‘日中之间的宽容与自律’问题，逐渐转移至‘怎么才能回避与英美的战争’的问题。芦田的确重视中国民族主义，但既然将(伪)‘满洲国’的存在作为自明的东西，就不能提示日中间有效的妥协方策。芦田自由主义之彻底性并非不足，但即使以如此彻底之自由主义，亦不能阻止战争。”上田甚至特别列出1945年8月芦田所撰《建党宣言》“以国家平等、人类共存大义为准绳之外交”、“将军国主义一扫而光”、“民族之和平进发”字句，[59]以申己论，实则大言谠论，既未揭橥芦田发表如此理想主义欺人之谈的时代背景，亦未彻底明了何以南京政府长期默认伪满洲国存在的事实，终签淞沪、塘沽、秦土、何梅等之协定，何以中日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方正式宣战等之中国内战背景，及国际政治通行的现实主义基本原则。

“九·一八事变”期及其之后，芦田构想在国内亦不乏影响，甚至多有回应、呼应，芦田亦未惑于军事作战完胜，而对其构想动摇、怀疑甚或自我限定、否定。1933年5月1日，评论家、外交史家清泽洌深受挚友芦田影响，对宣布退出国联而回国的松冈展开批判，主张重建退出国联后的国际关系，分别改善对美、苏、中的关系，缔结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今后，日本必须守护、哺育(伪)‘满洲国’。”“假如(伪)‘满洲国’顺利成长、甚至成为漂亮的国度，那么，国联的不承认决议等等就将完全失去实际意义。”[60]7月11日，芦田在专卖协会局演讲称：“在‘满洲’打住这一基础上，谋求与‘支那’的妥协并不那么困难，相信，与此相应地，日本必须明确确立没有越过(伪)‘满洲国’国境、而对任何‘支那’领土怀有野心，将来日本与‘支那’立于经济上对等地位，互通有无地进展下去这一政策。”[61]8月1日，清泽发文呼吁，在太平洋方面，努力创造出像洛迦诺条约一样的和平局面，以改善日美等之关系：“果然，其后[美国]新总统对东洋政策，表现出意外程度地理解。虽然报纸所传罗斯福—石井菊次郎之会谈内容多大程度上属实尚不明了，但据被视为与石井全权有特别关系的河上清致《报知新闻》特电称：‘石井全权出国前，极为担心美政府对满洲之态度，然而，由于总统态度意外地同情，石井全权反倒吃惊。当然，并非是石井与罗斯福总统之间达成何等具体约定，但至少，罗总统无意颠覆(伪)满洲国现状则是明确的。只要美现政府存在下去，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就会被埋葬。似可认为，罗斯福总统考虑，承认(伪)满洲国问题是需要时间解决的问题，现无必要急于解决。’据传，日美间有必要缔结像仲裁裁判条约乃至和平保障条约之类的说法出来，也是此时的事情。”“同样的事也能在日本感受得到。最好的例子是6月11日股价飙升。尽管当时对英印通商关系最为恶化，汇率变动也对日不利，但总统与石井子爵的会谈内容一度传来，日美仲裁裁判条约交涉之说一经报纸发表，股市即对此欢呼好感，新东以下，显示出飙升1个月以来的新高值。”“也必须就美国将对日反感悉由国联承续之事阐明缘由。煽动世界因‘满洲’问题反日感情的是美国。美国最先倡导，国联随后跟从，此乃最初的情形。”“与在欧洲不停地下工夫[签订]洛迦诺条约、四国条约相比，很明显，太平洋方面，并没有太怎么[进行]这种程度的努力。在太平洋，会有哪怕是一种建设性的具体方案吗？史汀生主义[只]是单纯的否定性政策。倘若乘此时机，像石井子爵那样，以其开启的[协商]为中心，产生出何等方案来，则对两国至为幸甚。”[62]

1934年元旦，芦田发文强调，成立日、“满”、苏、中组织，进而包含英美、彻底修复各方关系至为重要。题下两行文字标示：“已到了保持冷静并为争取建立稳固的基础而真诚努力之际。”[63]而在西方，芦田构想却不乏现实对照甚或互动。法苏为对付德国威胁，准备联合东欧国家缔结地区性多边互助公约，因其建立安全保障的宗旨与洛迦诺公约相同，又称东方洛迦诺、东方公约，1934年10月，法国外长巴尔都在马赛被法西斯雇佣者刺死，公约夭折。而据1930年《伦敦条约》规定，英美日等缔约国须于1935年召集海军国会议另缔新约，以替代该约，进一步限制海军军备，1934年7月，英美遂于伦敦开始预备折冲。10月23日，英美日三国海军裁减预备会谈在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舍开幕。其间，开始摸索并尝试实践早在一两年前芦田就已提出的洛迦诺构想。李执中《日本外交》第15章“太平洋之动荡与军缩”第1节“‘远东洛加诺’于伦敦会谈之拟议”写道：“西门外相旋即以缔结太平洋‘洛加诺’协定问题，向日本为试探的提议。此项消息传入美国，惹起甚大之注意，[12月]22日纽约《泰晤士报》伦敦特派员专电：‘为打开海军预备会谈局面，英、美、日三国政府间，传在进行太平洋洛加诺协定缔结之交涉。……英国国民现已相信打开海军预备会谈目前之停顿状态，舍促进英、美两国之友好关系以外，殆无方策。’”[64]

1935年2月9日，蜡山政道撰文主张缔结太平洋政治协定：“‘满洲事变’引发的国际问题中，首先即是领土问题。由日本支援的(伪)满洲国的成立，与美国指导而由国联通过的不承认原则，是不能通过国际条约上的争论而得以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尽管如此，除使国际间[重新]开始产生新的意愿外，别无他途打破僵局。尤其是，英美两国协商而倾向于承认(伪)满洲国，殊为必要。为此，必须理解，日本主张的行使自卫权并非恣意而为，内在原因即是与正在孕育着的‘保全’‘支那’领土同样而应予尊重。”[65]1937年2月19日，芦田出席“新日本‘前夜’谈”座谈会称：“我的观点数年来一点也未变。这就是，不要越过(伪)满洲国国境以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将武力行使的限度，仅止于(伪)满洲国国境之内，在此以外的土地上，依靠和平方法发展下去，这是与现在日本国力相称的走法，而且也是使摩擦最少、最能取得成效的方法。”[66]6月17日，神川彦松提倡建立太平洋和平机构，虽较两年前蜡山论点已有放大，但与芦田构想相比而言，反失澒洞、汗漫，不着边际：“太平洋的和平组织，断不容许像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的组织那样单一。参加太平洋和平机构的分子(Member)，必须含有两种属类(Category)。第一属类乃为太平洋地域上的土著民族所构成的国家或民族团体(National Communities)。土著太平洋地域上的国家或民族团体，乃是以太平洋地域为其祖国以太平洋地域为其先天的本据与太平洋地域有着最重大的利害关系的国家或民族团体。第二属类乃是非土著于太平洋地域上的、非以太平洋地域为其本据而是作为殖民地的诸国。这些国家对于太平洋不论如何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但是他们本国的本据不在太平洋地域而在别的地方。所以属于第二属类的诸国诸民族的重大的利害，不能说是在太平洋上的。将各国家民族之是否在太平洋上有着生活的本据区别出来，乃为调节太平洋诸国的利害所绝不可缺的步骤。依这种标准来把太平洋诸国诸民族加以分类时，归入第一属类的，亚细亚洲则为日本、(伪)满洲国、中华民国、暹罗国以及菲律宾共和国。在两美洲的则为美国、墨西哥、中美诸国以及太平洋岸的南美诸国。属于第二类的诸国诸民族，在亚细亚洲的则为苏俄联邦所领的东部西伯利亚、法领‘印度支那’、兰领印度，在大洋洲的则为英帝国所领的澳洲纽西兰等诸地方以及诸岛屿、法兰西领太平洋诸岛，在美大陆则为加纳大等等。”[67]

日本政府不仅没有采纳芦田构想及其响应者的设想，反而不断军事扩大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近卫内阁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4日，芦田日记称：“晚6时，于丸之内常盘[外务省]旧友会(以佐藤尚武氏为正宾)。华北问题提了出来。我也讲了一席悲观论。我认为，此次事件亦将对内政产生极其重大影响。”“过去数年来自己等的努力全归崩溃。”[68]1939年6月22日，鉴于日军封锁天津英租界、英国企图以东方慕尼黑方式对日妥协，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建议蒋介石：暗示全国报纸立即公开主张续开九国公约会议，密向英美表示我方拟即提出速开此会要求，以探其意，如得赞同，即正式提此照会。26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外相哈利法克斯提出召开续会建议，后者表示应考虑时机是否成熟及能否解决问题。7月17日，哈利法克斯电令英驻华大使卡尔，指示在谈判续开九国公约会议某一阶段邀请美法参加讨论，以便达成远东总协议，并命卡尔向蒋提议由蒋出面与美国大使商讨召开此会，调停中日冲突。20日，蒋介石函请罗斯福出面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当天，哈利法克斯声明提议再度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解决天津租界有关问题。8月29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敦促召开九国公约续会讨论远东问题。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爆发，美国遂不愿承担责任，九国公约国续会终未召开，芦田构想终无实施的可能和余地。1940年1月10日，芦田辞任时报社长。1941年5月1日，《钻石》刊行芦田论文“日美国交调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4日，芦田“关于1941年笺记”叹称：“十数年苦心全化泡影。”[68]1943年7月8日，芦田主持评论界集会慨叹：“我等无论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故而，进入安心之境。”[69]28日，英国驻华盛顿公使乔治·桑瑟姆，向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组负责人乔治·布莱克斯利及休·博顿，就战后对日处置问题陈明见解，“认为日本国内稳健派在战时依然存在，并具体指出外务省出身的芦田均、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木八尺等即是其例。”[70]表明美国自拟订战后对日占领政策之时起，即特别注重发挥芦田等亲英美稳健派的作用。1943年秋，芦田终借防空疏散之机，高蹈远引、赸寓镰仓，潜心探究如何收拾战后残局。

综上所述，芦田构想虽极高明，其职业外交官特有的投机、阴险、狡诈大派用场，但较其辞任外交官前夕，反对发动事变，反对扩大化作战，回国后却倒转而与军部、列强合作，谋图军事占领与外交保障相结合，已是大步倒退，自相矛盾，注定其肃军反扩大化作战失败难免。事实上，一切试图瓜分、牺牲弱小国家权益的阴谋，往往终被粉碎，正如洛加诺精神快速枯萎一样。1936年3月7日，洛加诺公约初因德国兵进莱茵非武装区而遭毁废，1939年4月，再被德国宣布废弃，欧洲战争策源地源此形成。可见，1925年8月5日九国公约宣告生效，而洛迦诺会议恰逢召开，二者并非简单的巧合，双双瓦解、崩溃，亦同此理。然而，无论芦田构想言词多么美丽，许诺多么慷慨，只能是欺骗性策略手段，纵使当局纳行，其实质性成效亦极有限，只能为谋取权益延时一年数载而已，而必将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摧毁。只不过是，芦田构想及历次事变一再证明，只要中国国内出现大规模内乱、内战、分裂、不统一，就会给日本以可乘之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而给中国民族尊严、国家利益造成莫大破坏与伤害。

抗战胜利，南京政府尽管参与同盟国对日占领、制裁、改造，但因失察、失策，虽对鸠山一郎动议整肃，却未能提议整肃芦田，失究其战争责任，反而对其参组片山内阁、自组芦田内阁之两届中道政权大加赞赏，完全没有认清、甄别谁才是中国真正的对手和最危险的敌人。战时中文大报虽对芦田言行多有报道，却未能严加批判，究其深意，战后初期，甚竟对其轻视至极。国民党党报便刊文认为：“片山内阁里的阁僚，多系一些不甚知名之士，片山本人在此次选举以前，便即不为外界所知悉”，“至于外务大臣芦田均，‘曾任日本英文时报的编辑，为此届阁员中唯一无国际背景的“不知名之士”。’与老奸巨滑的币原相比，当不可同日而语。”[71]甚至评论“芦田外交与其企图”称：“拥有外交官出身及民主党总裁双重资格的芦田，也就因利乘便，在自身取得副首相兼外相地位而外，还替民主党争得重要的内藏两席。然而芦田的外交经验也就贫乏得可怜，在30年代以前不过仅仅做过大使馆书记官参事，此外也只是充过国联代表随员海牙会议专门委员之类，不惟缺少币原吉田之流的老谋深算，甚至连独当一面的外交经验也嫌不够。再从他由政友会而跳到民主党充任总裁一点看来，充分表现出是一个日本型的政客，而绝不是个有抱负的民主斗士。”[72]以致战时、战后相当长时期，南京政府并未高度警觉芦田其人，战后议和，反而深受芦田之害，屡陷被动，大吃其亏。芦田终得主持修宪，再度出台又一构想，谋撰宪法第九条“为达前项目的”文字，为再军备留有余地，直至全权负责外交、秉政，确立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政策等等。

总之，芦田以其构想，对14年抗战进程，对日本社会发展皆产生深远影响。芦田能动性虽强，国会演说及相关论著惊世骇俗，作为外交家几无困难难得住他，却仍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无法抗拒的政治极限。芦田构想未被当局及大众普遍理解，主因之一，在于相较于同期英美等国，社会发展仍属落后，国民政治素质普遍偏低，而一味盲从天皇、军部。事变期日本自认时机绝佳，到头来反却急转直下，丧失主动，滑向深渊，乃至14年抗战终不可免，这与其说是外交出了问题，莫如说内政出了问题，近代天皇制国体、政体发生根本性致命危害。正像宇垣一成日记贬称芦田为政客一样，芦田最终发现，借助军人之手、压制军人干政之路亦行不通，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皇国主义泛滥成灾。前引芳泽谦吉外孙绪方贞子一书，尽管赞同丸山真男问责天皇制价值之论，但全书仍以军部干政、国策无责任论作结，回避体制宿疾及天皇战争责任。酒井哲哉所撰该书序言，而谓现代日本很难想象再有军人干政之论，亦失武断，最近日本军方权力过大即引争议。尽管芦田能够不同于其他外交官而辞职回国，看到近代天皇制毕竟未脱君主制窠臼，国家发展亟需解决此一政治课题，并在整个14年抗战期，一直拥有超凡耐心与自信，迎接战败到来，甚至战后主持外交乃至秉政期，大力推进民主化、现代化改革，内在动机，即源自“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旧宪法致命痼疾之深入思考。然而，无论1945年9月4日，第88届国会开幕仪式上，向众议院递寄《关于政府应采取何种措施以说明导致大东亚战争不利结局之原因及责任质问》书，抑或人生尽头，撰刊二战外交史，意在将其作为毕生“最近世界外交史”系列第5册问世，却都没有公开揭掊天皇制症结及昭和天皇战争责任。《朝日新闻》即报道此著称：“至于结束语，被称为是芦田先生借此全部系列著作想要说的话，所做的概括与总结。其中，就外交官的使命搞不好也会促使国家灭亡而写道：‘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了。由于闯进这场大战，结果，彻底破坏了日本人多年积累起来的政治、外交及经济信誉，而使国家走向灭亡。究其原因，是径将国家的政治、外交交与不可以交付的人的手中，致使国政与外交导入错误方向，而且，军阀掌权后擢用的外交家，除极少数例外之外，素质颇为窳劣。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73]皇权与军权势力，是封建残余浓厚的后发国家日本这一根藤上的两颗毒瓜、苦瓜，日本政治民主化、现代化任重而道远。2016年7月13日，平成天皇有意退位。在安倍政权持续赢得议会多数议席、亟欲改宪之关键时刻，象征天皇制历史遗留问题再起波澜。那么，芦田生前是否即怀有日本共和国之梦？他又是如何为此社会转型暗自努力奋斗的？如此等等，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