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逵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个严肃的宗教取经故事最终流入市井，成为家喻户晓的传说，无论如何是令人惊奇的。西游故事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又是怎么被经典化的，一直以来都是《西游记》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也涌现了不少优秀学者，如太田辰夫、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等。其中，太田辰夫较早对《西游记》成书与版本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在这一方面，无论是相对于中国的《西游记》研究者，还是日本的汉学同行，他的研究都具有很强的开拓性意义。不过，他的代表作《西游记研究》一书直到新近才被翻译成中文，在此之前国内多数学者只看到了他的单篇论文。

太田辰夫的《西游记研究》依时间顺序，对各个朝代所见的西游故事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分析，以此推测不同文本所代表的西游故事的一些具体细节，尝试恢复西游故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面貌。虽然全书各篇写成的时间很不一致①，不过，因为全书经过作者统一的润色修改[1]，整本书显得非常系统。总的来看，《西游记研究》可以说是一部西游故事生成史。

1 成书过程研究

《西游记研究》大致可以百回本《西游记》为界，对于此前相关文献的论述基本相当于《西游记》的成书过程研究，之后的论述则基本是对于《西游记》小说版本的研究。前一部分的研究占了全书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是整部书的重点。竺洪波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中简要概括了国内学者对于《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推断，基本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史书记载→《取经诗话》→《唐僧西天取经》队戏→《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词话本→简易《西游记》小说→百回本长篇巨帙《西游记》。[2]

《西游记研究》并没有明确概括《西游记》成书过程的具体阶段，不过，因为全书主体内容是对现存《西游记》相关文献的逐一讨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勾勒出了一个西游故事的发展演变史。我们可以依据太田辰夫的论述概括出他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描述：

史书记载→《取经诗话》→南宋华南西游故事→《西游记》平话、销释真空宝卷→《西游记》杂剧→简易《西游记》小说→百回本《西游记》。

两相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太田辰夫对于《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理解与中国大陆学者是存在不少差异的。这既有当时中日学术交流并不通畅的影响，也源于太田辰夫本人对于不少文献的解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最为明显的不同是，《西游记研究》缺少“《唐僧西天取经》队戏”以及“《西游记》词话本”两个环节。其中，“《唐僧西天取经》队戏”相关材料的公开披露在1987年[3]，在《西游记研究》一书出版之后，书中没有提及是理所当然的。“《西游记》词话本”阶段虽然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可[4]，但事实上仍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实际的材料，研究也难以展开，因此也就不在《西游记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内。

太田辰夫对于《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描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宋华南西游故事”和“《西游记》杂剧”两个阶段。他比较早关注到了宋代华南地区的西游故事，在书中依次分析了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四所载福建永福僧人“张圣者”诗②、福建泉州开元寺西塔雕刻、南宋诗人刘克庄“猴行者”诗句③等文献，认为《西游记》故事就是在福建南部发展成熟起来的。太田辰夫对于福建开元寺雕刻的解读尤其新颖独特。福建开元寺有东西二塔，西塔名仁寿塔，石塔改建于南宋嘉熙、淳祐年间，塔身上有不少石刻雕像，其中包括题名为“唐三藏”“东海火龙太子”等与西游故事相关的石刻。太田辰夫认为西塔第四层的全部十六座雕像表现了当时的西游故事。在第四层的众雕像中，唐三藏与梁武帝相邻相对且均呈礼拜状，他据此推测从南宋开始华南流传着梁武帝派唐三藏前往西天取经故事：“梁武帝为了超度化为龙的皇后，想求取佛经，于是要唐三藏去天竺。同时，他拜托东海火龙太子保护三藏的行旅。于是，太子和猴行者一起跟随三藏，去往天竺。”[1]众所周知，梁武帝与唐三藏并不同时，太田辰夫的推测可以说非常大胆，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太田辰夫推测的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梁武帝手上所持为《心经》，在西游故事中《心经》正是由唐三藏在取经过程中带回来，梁武帝的《心经》应该是玄装向他进献的；二，唐太宗并无命人取经之举，本身也不特别信仰佛教，梁武帝则是历史上有名的佛教信徒，在华南地区尤其家喻户晓，受人尊敬；三，唐三藏这个称谓本来不是特指玄奘，唐既是朝代名也是国名，有指中国之意，唐三藏可以被理解为“中华三藏”；四，该故事只流传于海滨僻壤的华南。太田辰夫的这些理由当然不能说非常充分，但是，他对开元寺雕像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新颖独特的见解，给我们很多启发。

杨东来评本《西游记》一直以来颇受研究者重视，虽然孙楷第先生考证出它并非元人吴昌龄所作《唐三藏西天取经》，其作者实为明初杨景贤[5]，但它作为现存的唯一一部完整保存的时间在百回本小说之前的《西游记》戏曲作品，同时又拥有长达二十四出的宏大规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来说，研究者多把《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视为百回本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太田辰夫在仔细分析了《西游记》杂剧的文本细节之后，一方面认为它应该有着非常古老的来源，另一方面又推测它经过杨东来的修改，与杨景贤原作存在很大差异，应该称作杨东来本《西游记》：“本剧内容与小说重复的部分，大体上具有比较早的来源。这应该是继承了反映明本以前的旧小说的古剧。因此，不能认为是本剧本身对小说（明本）产生了影响。还有从局部看，本剧有些内容看起来是新的。综上所述，本剧可能是假托为吴昌龄所作，为了和当时通行的《西游记》剧乃至小说《西游记》对抗而别立一家的作品。”[1]概括来说，即《西游记》杂剧是一个新旧驳杂的作品，它的旧比百回本小说更旧，它的新又比百回本小说更新，它是延续于戏曲传统而与百回本《西游记》没有直接关联的作品。太田辰夫这一判断与大陆学者对于《西游记》杂剧的认识是迥然有别的。不过，从吴昌龄到杨景贤，从杨景贤到杨东来，《西游记》戏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是无法确知的，从这硕果仅存的一个作品推测出具体流变，显然缺少必要的参照文献。

整体来说，太田辰夫的成书过程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文本的精细分析，由此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对原有故事情节做大胆的推测还原。他对文本解读的细致程度以及对情节的丰富联想都令人钦佩，因此得出的观点也往往非常新奇。上文论述已经可见一斑，书中类似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还有很多。例如，《取经诗话》中的唐三藏有命猴行者偷取蟠桃之举，联系到在唐宋之际玄奘曾被视为贪吃的花和尚，太田辰夫推测这个贪吃的唐三藏可能是与无畏三藏相混了。又如，在百回本小说中红孩儿是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儿子，而在《西游记》杂剧中铁扇公主并没有丈夫（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组合是后来西游故事发展的结果），红孩儿的母亲是鬼子母，在《取经诗话》中则鬼子母并没有孩子名叫红孩儿或者爱奴儿，也就是说红孩儿存在一个来源不明的问题；同时，《西游记》早期文献中都称姹女为地涌夫人，称夫人自然应该有丈夫或者儿子，然而在百回本小说中姹女既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销释真空宝卷》在排列众妖时刚好将红孩儿与地涌夫人排列在了一起，太田辰夫认为这不是偶然，红孩儿应该是地涌夫人的孩子。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书中俯拾即是。

相比国内学者对于《西游记》的成书研究基本都是粗线条的勾勒，他这种精耕细作的方式可以说别具一格。但是，问题恰恰也在于过于大胆的想象往往找不到其他文献的支撑。这些新颖独特的猜想可能是充满生机的新天地，但也有可能是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得不到可靠文献的佐证，一切都是未知数。

2 版本研究

国内有关《西游记》版本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从这一点来讲，太田辰夫的版本研究比国内多数学者要早很多。他对明清《西游记》重要刊本都有所考察，重点研究对象为明刊本。关于明代版本，他总结了一个简明的“明代本系统表”：

朱鼎巨本、杨至和本与世德堂本是明刊本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本子，对它们关系的判断同时也是《西游记》成书研究的一个关键，因此特别受研究者的重视。不过，这三个本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目前尚没有一致的结论。太田辰夫的版本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借助了佚本来构建他的版本体系，而不是对现有版本做简单的早晚排列。他认为《西游释厄传》是明代诸版本的祖本（此处的《西游释厄传》有别于同名的朱鼎巨本，详见后文），在此基础上经过增订产生了鲁府本，而世德堂本则又是在鲁府本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与世德堂本相反的是，杨至和本是鲁府本的删节本，而朱鼎臣本则是《西游释厄传》与杨本的拼接本。在这个版本系统表中，《西游释厄传》与鲁府本都不是现存的《西游记》版本。

事实上，在《西游记》刊刻与传播的过程中，佚本的存在应该说是一种必然[6]。这也就意味着，现存的《西游记》版本只是一幅七巧板的部分残片，直接将它们进行生硬地拼接，无疑将会有削足适履之嫌。太田辰夫的版本系统表优点就在于避免了生硬排列，能更多地照顾到这三个本子的实际情况。不过，版本研究不是简单的逻辑还原，合理不是最终的目的，事实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体系是否完整合理，还要追问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毕竟我们对于佚本的信息知之甚少，对于佚本的考察不能不十分谨慎。

佚本是太田辰夫“明代本系统表”的重要支撑，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个佚本的存在都不能被完全证实。《西游释厄传》的记载见于《西游记》小说第一回的开场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7]，太田辰夫把《西游释厄传》视作明刊本的祖本可能受到孙楷第的启发。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一书解释汪象旭所言“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时提到：“而《释厄传》之名，则其来源甚早。考《西游记》第一回引首诗有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诗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吴承恩《西游记》本名有《西游释厄传》，或吴承恩《西游记》自《西游释厄传》出，今难质言。”[8]由引文可知，孙楷第在表述上是有所保留的，并不像太田辰夫那样认定《西游释厄传》就是现存明刊本的前身。一般而言，开场诗的作用在于引介作品本身，而不太可能为其他书做广告。换句话说，《西游释厄传》别为一书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是明本《西游记》的一个别名。当然，别名的获得并不是毫无缘故的，很多时候小说不同的别名代表着不同的成书阶段。《西游释厄传》可能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一个较早的阶段，而这两句开场诗正是旧稿的遗留。不过，目前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文献依据。

对于鲁府本的推测与世德堂本是否为初刻本有关，国内学者黄永年、黄霖等都有过类似探究，但是在时间上比太田辰夫晚很多[9]。世德堂本有陈元之序曰：“《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7]据陈元之序可知，世德堂本是以一个旧本为底本刊刻的，这个旧本出自某个不知姓名的王侯。同时，现存世德堂本《西游记》均有“官板”字样，世德堂乃私人书坊，不至于敢公然冒充，综合来看，在世德堂本之前当存在一种“官板”《西游记》。太田辰夫结合周弘祖《古今书刻》的记载，推论“世本所据的旧本”“无疑是鲁王府的刊本”。周弘祖《古今书刻》的相关记载如下：

鲁府：《群书钩玄》《萨天锡诗》《西游记》《蓬莱图》。

登州府：《海道经》《西游记》。[10]

鲁王府、登州府均曾刻印《西游记》，如果他们所刻的《西游记》恰好就是小说《西游记》的话，自然可以称为“官板”，太田辰夫这个推测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无法确定《古今书刻》所载《西游记》的性质。丘处机门人所记《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常常被简称为《西游记》，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于小说《西游记》作者长时间的误会，这在《西游记》研究史上无人不知。事实上，综合《古今书刻》所记载的信息来看，鲁王府与登州府所刻《西游记》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可能性更大：首先，《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这两处所刻其他书籍性质更为接近；其次，丘处机原籍山东登州栖霞，登州府刻印《长春真人西游记》正可以宣传自己；最后，小说《西游记》中存在不少讥刺道士的描写，刻印它在当时的佞道风气中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11]

太田辰夫的版本研究包含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成书观点：二次修改说。他认为明本《西游记》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在《西游释厄传》的基础上产生了鲁府本，第二次修改则发生在鲁府本向世德堂本衍变的过程中。太田辰夫不认同“吴承恩作者说”，认为那只是在不知道明本存在时的一种轻率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吴承恩与《西游记》有关系，那可能是他曾经任鲁王府幕僚，从而参与了鲁府本的修订，因为他家乡淮安距离鲁王府所在兖州并不远。即便如此，吴承恩也仅仅是鲁府本修订者而已，世德堂本在鲁府本的基础上又有许多修改。太田辰夫对吴承恩作者说的质疑源于他相信《西游记》是经文人多次修改而成，这种观点更接近开放文本观念，与国内学者致力于找出一个发挥关键作用的作者的做法迥然有别。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样是肯定鲁府本，黄永年、黄霖等因此质疑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而大田辰夫则正是从鲁府本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这一特殊的关联方式为我们的作者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

3 《西游真诠》最适合阅读

基于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特别理解，太田辰夫还提出一个很有创见的文艺见解：“想来像《西游记》这样的中世性质的小说，所谓的作者原作、原本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文本，都在发展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世本固然是《西游记》增大的极点，但并非只有增大才是发展，缩小也可以算是一种发展。可以说，《西游真诠》是成形的适合作为读物的《西游记》的代表。世本中矛盾、不统一、重复等情况颇多。这是世本继承古本留下的痕迹，在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如果通过省略化来消除这些缺陷，这不也是一种进步吗？”[1]太田辰夫首先把《西游记》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摆到了相同的位置，认为它也是一部群体创作的累积型小说。在此基础上，他否定了“原作、原本”的存在，提出平等对待所有过程文本，并且大胆提出并非只有增大才是发展，缩小也可以算是一种发展。因此，在他眼里《西游记》最适合于阅读的版本是《西游真诠》而不是世德堂本。

太田辰夫的这一观点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西游记》的缩小是否构成一种发展；二，世德堂本与《西游真诠》的优劣。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但也不完全相同。理论上讲，一个文本扩写是发展，缩写当然也是发展。因为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艺术水平而不在于篇幅的大小。不过，一个作品如果被确定了著作权，那么删改这个作品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候甚至会遭到激烈的批评。因为有一个“伟大作者”后，文本就会带上一定程度的私有性质，不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公共资源。因此，怎么看待世德堂本以后《西游记》的删节，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定位《西游记》的性质。对于拥戴吴承恩的研究者来说，世德堂本与简本之间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可比性的。不过，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尤其是参考到《朴通事谚解》的车迟国斗法以及《永乐大典》中梦斩泾河龙的相关文字，过于强调百回本小说的原创性与特殊性是有些危险的。同时，从《西游记》的实际传播情况来看，被删节过的《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在清代事实上非常流行。太田辰夫这一观点，正好可以纠正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清代这些删节本的忽视。

不过，肯定删节是一种发展并不等于肯定删节本高于世德堂本，更不等于肯定《西游真诠》是最适合阅读的《西游记》读物。《西游真诠》与世德堂本的高下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需要详细论证才能得出结论。太田辰夫在书中多次表达了对世德堂本过于繁杂的不满，他说，“世本中诗词、形容词性语句非常多，同一内容也经常有重复，作为读物有过于冗漫之嫌。”[1]太田辰夫的这种阅读感受可能不是惟一的，世德堂本并非完美无缺的本子，我们也不必为之避讳。同时，《西游真诠》也有它的优点，吴圣燮在他的《清刻＜西游真诠＞版本研考》中指出，“真诠本作为清代又一部删节本，却也同样有它的新的成就。作者充分发挥了改编的功能，不但继续改正了两部底本中尚存在的某些错失，删去了底本中比较拖沓和不太明确的文字，以及发展过于缓慢，而又显得琐碎的对话。堪称字斟句酌，精益求精”[12]。吴圣燮未必赞同太田辰夫的观点，但是，他的结论恰好构成太田辰夫观点的佐证。太田辰夫对《西游真诠》的肯定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要我们不过于轻易下结论，《西游真诠》与世德堂本的优劣确实有可以探讨的空间。虽然最终的结论不一定是颠覆性的，但是，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对于世德堂本的认识肯定也会更加全面深入。

总的来说，太田辰夫的《西游记》研究细致深入，观点新颖，极富启发意义。不过，他的不少观点越过了文献可证的边界，过于大胆，有些凌虚蹈空。对于某些论点来说，材料的缺席可能是永远的，现在无法证实，将来也未必可以证实，不确性太大，这是他研究的主要不足。

注释：

① 该书最早的《＜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一篇写于1959年，而全书最后出版在1984年。

②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四，《笔记小说大观》第7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出版社1983年4月，第360页。该诗全文：“无上雄文贝叶鲜，几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为珍宝，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复，沉毛江上马驰前。长沙过了金沙难，望岸还知到岸缘。夜叉欢喜随心答，菩萨精虔合掌传。半千六十余函在，功德难量熟处圆。”

③ [宋]刘克庄 著，辛更儒 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第1316、2273页。宋南诗人刘克庄诗集中两次提到猴行者：“貌丑似猴行者”（卷二十四《揽镜六言三首其一》），“取经烦猴行者”（卷四十三《释老六言十首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