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坤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广东 深圳 518172）

都市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也是女性飞升的舞台。探究都市环境与女性发展的关系必定涉及到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都市的舞台不仅从地理上使女性逃离了土地的束缚，更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文化资源基础。

1 历史文化视域下的女性历史地位的形成

自然经济历史条件下，女性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地位卑微，男权中心主义统治了传统文化，造成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工具的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生产所需的劳动强度增大，相较女性而言，从生理机制上占有优势的男子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地位，女性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到纺织、缝纫、炊煮、生育、抚养子女等非生产性活动之中。“土地向人索取的劳动，是太过单一太过狭隘，又太过苛求体力，女人无法取得优势，无法改变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命运。”[1]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因此，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里，男性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遂而占领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主要地位。女性由于在经济领域里处于从属地位，导致了两性在参与家庭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接受教育、择业和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终而导致两性的社会地位严重失衡的状态。为了维护这一失衡的状态，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成为男性维护自身性别阵营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它通过文化教育塑造的手段影响女性的生理及心理世界，并形成一整套社会客观标准，进而内化成女性认识自身和评价自己的自我标准。

中国古代社会虽不乏才女，其所做之辞亦常让许多男子自愧不如，为之倾倒，甚而击节叹赏。可但凡古代才女，多出自名门世家。李清照乃礼部员外郎李格非之女，前唐朝状元王拱辰之外孙女。东汉时班昭，其父与兄皆为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若是平头百姓，女子达礼者不少，知书者却不多。她们远离社会公共事务，即使颇有才华的女子所作之辞，不免多为吟风弄月，寄情相思之调。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女性只有在早已规定好的教育范围内学习妇人之道。汉代刘向作《列女传》、班昭作《女戒》演绎出“三从四德”；唐宋盛世，则有太宗长孙皇后所作《女则》三十卷、另有《女孝经》十八章；明万历年间，有《女儿经》，民间刊行甚广；清康熙年间，又有《女四书》。自古对女子的教育，便是宣扬男尊女卑思想，从而为君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男性中心社会提供牢固的观念和行为结构。于是，“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源泉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2]毫无疑问，传统男权思想教育下进而所出现的缠足、贞洁观等一系列束缚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枷锁，从此深深印刻在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当中，自戕进而代代相传。

2 城市化进程为女性提供的自我飞升舞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人类的生活领域出现了城市与乡村两分的局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了人类两大主要的生存空间。城市是与乡村相对的具有独特特征的空间实体，它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乡村的最大区别是，城市是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人类聚居地。正因城市的非农业性，它的出现赋予女性一个更为自由而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土地面前失去了优势的女性，最终能在城市舞台上找到发挥自身价值的位置。“机制代替了繁重的劳动，社会分工全过程解体成为琐细的、灵巧的、只须少量体力和智慧便可胜任的工作。谋生的手段千差万别，女人在这个天地里，原先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了认可和发挥。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还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适应转瞬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而见成效。”[3]城市与乡村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它的出现带来了特有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职业化的细微分工，使得女性在掌握生存资料和社会讯息等方面取得了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力的空前解放，机器代替了许多人工劳动，使得都市女性得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挣脱。而大城市的开放性更使得女性拥有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从而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审视自身的参照系。这些条件都为女性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提供了物质基础。

由于在经济上相对独立，都市生活使得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城市化进程加强了社会对男女平等意识的认识，真正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妇女要改变自身的地位，首先就要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取得经济上的平等地位。而都市，则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平等的竞争舞台，从而让女性摆脱经济上的束缚，进而争取婚姻、欲望上更多的平等。我们可以说，都市不仅为女性提供了独立的机会，而且还是女性的一个飞升的舞台。在这里，她们可以相对公平地与男性竞争，夺回她们在土地上失去的政治、经济地位。

从文化角度看，都市的发展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可能。与之相对应，城市和乡村这两大人类生存空间衍生出的生存文化大相径庭。城市由于其本身的构成及其功能，其文化具有异质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商品经济是城市文明的基础，这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要求。城市人的工作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为别人提供服务，从而获取自己需要的生存资料。因此，与乡村社会单一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不同，城市里社会分工细致，日益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的职业更是林林总总。而职业之间的差异，使得从事的各种职业生活也千差万别，从而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城市生活。由于社会分工，城市打破了乡村封闭的交往模式，具有交往的开放性。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都必须与外界交往，从而获得自身生存资料。“城市为她们开辟了广泛的活动天地，给了她们机遇和舒展自身的舞台。在这一人造自然中，女性的个体意识日益凸现，女性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到调整她们的生存状态、尝试改变依赖男性的命运中去，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到了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和权利。”[4]女性在都市这样一个异质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生存环境里，更加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拥有开放的视野，从而为摆脱男性中心主义奠定了经济和文化基础。

3 都市女性写作中的女性主义倾向

都市文学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入，城市已经成为了人类的生活重镇，由其多元性、开放性特点衍生的都市文明成为了都市文学的文化背景。对于女性文学来说，都市文学与女性文学更有着丝丝入扣的紧密关系。从种属角度来看，都市女性写作是都市文学的一部分，其作品必然以鲜明的都市生活特色为题材，包含突出的都市意识。在此基础上，由于女性与都市的天然关系，都市女性写作在都市文学里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都市确乎给女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使女作家们得以在其中展露女性的文化经验、性别创痛并再度反观自身。”[5]基于女性细腻独特的观察视角及本身的性别立场，不少都市女性写作带有或深或浅的女性主义倾向。两性在都市五光十色的环境下的生存状态、情感状态、发展前景往往成为了都市女性写作的表现对象。这些都是新时期都市女性写作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和研究的深入，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加之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不少以表现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女性作品相继问世。都市女性写作以其独立的姿态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当中。虽然都市为女性提供了坚厚而开放的生存条件和更为有利的文化境遇，但女性在商品社会的生存并非一马平川，相比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女性，都市女性获得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一定解放，却又不期然地落入了新的都市陷阱当中。男性中心主义失去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环境，却在商品社会找到了另一层伪装；而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经验、生命体验，则成为了都市女性写作中一个新的参照系。“商品社会不仅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而且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必然再次以女人作为其必要的代价与牺牲；女性写作因之而成了对这一进程的记述及抗议性的参与。”[5]都市女性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舞台上充分展现自我固然欣喜，却不得不面对种种隐形的诱惑和陷阱，及新一轮伪装下的男权压迫和再次沦为“第二性”的危险。而都市女性写作立足于女性立场，以都市生活为基础，从都市生活衍生出的种种新的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出发，表现出了浓厚的性别意识和鲜明的性别立场。其中表现出的女性主义倾向为促进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

4 解构与建构：都市女作家女性主义书写的价值

纵观新时期的都市女性写作，女作家的创作倾向总体来说是多元化的。既有沉醉于个人独特的性别经验的自我表达，也有面向社会关注都市红尘中的女性的成长、生存和婚恋等各个方面。这不仅突破了古代女性写作的封闭和自足的状态，更突破了现代女作家由于血与火的年代而被覆盖了的女性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表达。正如戴锦华所说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6]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为都市女作家的文化探险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文化舞台和书写空间。无论是在都市女性的成长系列、生存系列、婚恋系列抑或是欲望表达上，都市女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对传统男权本位思想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和颠覆。

作为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由于社会性别的差异在男权文化中训导而成，女性的地位被父权文化解释成天生命定的第二性地位。因此，颠覆和解构男性中心主义一直以来成为了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创作的内容和目标。但是，如果仅仅解构一切传统而拒绝构建任何事物只能是一种虚构。都市女作家在对男权文化传统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新的性别秩序。可以说，都市女作家通过女性主义书写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新的性别审美和性别生态，其价值和意义比对男权文化的颠覆和解构更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都市女作家从自觉的性别立场出发，对都市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内省，表现了都市女性在商品化和欲望化的都市中的沉浮，揭示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存中的种种性别问题，同时塑造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女性。这既是对传统男权文化想象中“男强女弱”的女性形象的解构，颠覆了视女性为男性玩偶的性别态度，更为新时期都市文学长廊提供了多元而真实的女性群像。其次，结合都市的欲望化背景，都市女作家突破和颠覆了男权文化传统中对女性身体的禁锢，重新获得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经验和性别经验言说的话语权力，并“结束了女性被审视被选择被奴役的被动过往，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女性爱欲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一种自我救赎的源泉和途径，撼动着男性权利的宝座。”[7]在对欲望的审美上，都市女作家以生动而唯美的语言打破了男权文化中对性丑化和遮掩的态度，构建出女性独特而美好的性爱语言，表现出都市女性写作中独特的性别审美价值。

更加重要的是，都市女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对促进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都市女性写作以自觉的性别立场深入探讨都市女性的种种现实生存状态以及挖掘其中的性别问题，从女性特有的性别眼光敏锐地挖掘当代都市性别文化中的缺陷与不足，伴随着都市女性意识的觉醒，刺激着人们对各种湮没在都市消费化和欲望化生存之下性别陷阱的思考，终而影响着现代性别观念的建构。

但是，作为一种带有强烈解构色彩的女性书写，在凸显其深刻的性别批判意识的同时，也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遮蔽性。要在面对强大而顽固的传统男权文化的围剿中突围，不少都市女作家的写作中带有激进女性主义的偏激色彩。一些作品从反抗男性到驱逐男性，并试图营造一个没有男性而自足的女性世界。在不少都市女性写作中，男性的形象往往以残缺和非理想化的状态出现，而女性形象则以相对完美的一面以反衬男性的缺陷。如此虽然获得了解构与颠覆的快感，但这并不是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女性主义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并不是为了建构另一个霸权主义，更不是翻转性别文化，实现女性压倒男性。仅仅通过驱赶男性的手段，建立一个只有女性自我欣赏的世界只能是对女性主义歪曲理解。毕竟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两性和谐，构建两性平等又“和而不同”的性别生态，需要两性共同努力携手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