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言 黄佳寗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台北 106

1 背景概述

产业属性的差异决定了政府对产业的管理模式与使用的工具。政策对于科技创新应用于产业上主要分为两种形式：第一是限制性行业。这类行业除非获得特许权利，否则外部的科技创新难以介入其中。此类以医疗行业最为典型，由于牵涉医疗数据、病患隐私等问题，各国将此产业视为限制性行业。伴随科技的进步，虽在数据整合以及相关器材应用上有所放宽，但也仅仅是稍微放宽，并未完全开放任其自由发展。第二是自由发展的行业，如零售业。有别于医疗产业，对于零售业的管理大多都是新业态发展至一定规模并出现明显漏洞时，管理部门才会有相应的管理措施与规范出台。

本研究尝试以体制同化理论为基础，从两岸具体案例切入分析在智慧医疗及智慧零售发展上的差异，不同产业类别通过科技的进步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2 文献回顾：体制同化与产业变形

同化理论是政治学领域的经典理论之一，普遍被用于处理民族发展与冲突问题。1782 年，Crevecoeur（J. Hector St. John Crevecoeur）首次提出“熔炉”一词，这是最早的同化论述，因此同化论也被称为熔炉主义、融锅论或坩埚论（The melting-pot）。后续在政治学的应用上，多半用于解释移民边区与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1964 年，Gordon （M • M • Gordon）从美国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的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归纳出一套具有分析价值的可操作性理论。他将同化过程拆解为7 个步骤：文化适应、社会结构的融合、婚姻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意识中群族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社会的同化。Gordon 认为文化适应是其他6 个同化步骤的先决条件，若缺乏文化认知的同化行为，其他的演变很难发生[1]。

是什么因素导致组织逐渐趋于相似？制度理论认为组织本身虽不具自主性，但为了适应制度环境的压力，会理所当然地遵循制度、调整自身以获得制度环境认可而增加正当性，进而得到组织生存所需的支持或提升效率。 而同化的形式可区分为“竞争性同化”与“体制同化”两种。“竞争性同化”源自生态学，代表学者Hawley（1968）认为组织在面对相同的环境状况时，必须合乎环境的要求才能生存，因此会限制和强迫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去模仿其他个体的过程。而Hanman 和Freeman（1977）则 延 伸Hawley 的 观 点，认为竞争性同化假设系统为理性的，主要与自由竞争和开放竞争的场域有关，强调组织间竞争、利益改变，以及对组织适应性的衡量。在竞争性同化下，同一环境、场域内的组织，在物竞天择机制的运作下，组织唯有随环境变化，发展出不同的生存形态，才不至于被社会环境所淘汰，而最后存活下来的组织也会因拥有类似特征而趋向同化。“体制同化”则源自制度理论，代表学者Meyer 和Rowan（1977）认为组织面对日趋复杂的环境，为取得合法性、资源及增加生存的可能，会遵循规章制度，朝正式化的方向发展，进而趋向同化。DiMaggio 和 Powell（1983）则主张组织受到来自国家的政治性力量、不确定性力量及专业机构的规范力量影响，产生与制度规定同化的期望。依据体制同化的观点，外部环境会塑造组织。为获得稳定性和合法性，组织将修正其结构与策略以适应所处环境的需求，同时在其结构中模仿环境的要素进行结构调整[2]。

若从组织学角度看体制同化，通常以结构权变理论解释。体制同化强调效率，类似于论述市场失灵的方法，但同时也取决于影响组织设计的各种背景因素。而影响组织是否产生同化状况的要素主要有规模、科技发展、外部环境、内部策略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策略选择等。各要素既可单独产生影响，也可能与其他因素联结而产生更显著的影响。其中，科技发展、外部环境将牵动内部结构与策略之间的分配，进而影响到最终策略的选择，也是推动不同组织间体制趋近同化的力量[3-4]。

对于不同地区的产业演化而言，同化行为会通过产业之间彼此学习、产业内人员的相互流动、厂商之间的彼此模仿行为产生同化的效果。体制同化效果对于服务业的变形效果影响最大，尤其是具有国际输出能力的服务业形态，更是促成服务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以两岸服务发展形态而言，强制变形、规范变形、同化变形等三类同化方式出现于不同的智慧服务产业。以台湾地区服务业贸易最常见的人员与企业前往目标国家的方式而言，当地法规与消费习惯对于前往投资的厂商容易产生强制变形与规范变形的效果。另一种变形则是来自于同化变形效果，主要是因为同一类型的消费者在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两地不同的服务商因为人员流动现象，产生服务同化效应，使得两个独立市场出现极为相似的服务。

3 个案介绍与分析

两岸的产业发展脉络由于体制与市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近年来在科技辅助创新的驱使下，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不少新应用与新产业，却也在不同产业类别中反映出同化与差异发展的现象，以下通过援引案例进行说明。

3.1 无人商店发展个案

3.1.1 政策主导同化与市场力量同化

由于规模、科技发展、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策略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两岸智慧零售，特别在无人商店的应用上，发展日益呈现差异化。台湾地区“无人商店”的应用为政府补助下的示范性计划，但由于当时技术尚不成熟，未厘清数据与服务间如何通畅串接，致使其未能发展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营运模式，承接补助的企业也在营业约一年后停止运营，因此，并未产生新兴科技应用产业的扩散效应。

近年来，大数据、云端应用、线上支付等技术日益成熟，原来承接政府补助示范计划的厂家，以及台湾地区其他超商再次加入“无人商店”战局。但据近期的调查显示，“无人商店”的应用在台湾地区仍不算顺利，7-11 的“无人超商”已暂时搁置，而来来超商虽宣称新的“OK mini”建设初见成效，但目前实质效益仍不如传统商店显著。

大陆的智慧零售源自消费与支付模式的更新，随着应用基础的日益扩大，相关实体店面的服务技术也随之发展，人们也逐渐习惯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等方式，这也成为无人商店发展的基础。无人商店在形式上与一般便利商店虽有所不同，但对其便利性的要求与以往并无差异。因此，无人商店虽是零售领域的新应用，但由于市场规模与消费者习惯的差异，两岸智慧零售的发展差异日益显著。

两岸在推行过程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台湾地区在示范计划框架下，重视新兴科技的展示，但大陆的发展注重消费者习惯，更强调无人服务的串接能力。前者重视硬件技术的呈现，后者则着重软件服务的流畅度。无人商店的发展大多是从业者期望通过使用科技协助店面管理，以降低人事与运营成本，但是无人商店的发展关键因素在于如何在科技协助下，维持便利店既有的便利度与服务流畅度。台湾地区的做法是希望通过政府资源形成示范效果，带动产业转型为无人商店模式，而大陆的作法则是根据产业竞争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创新技术服务厂商来推动该产业发展，两者虽然都对于原有的从业者产生同化效应，但可从个案中发现两者在持续性与产业同化能力上的差异。

3.1.2 台湾地区无人商店示范计划

配合“科技化服务业旗舰计划”，台湾地区商业主管部门于2006 年启动“建置流通业智慧商店实验示范点”计划，由资讯工业策进会协助台湾地区流通从业者通过科技的导入与应用，发展创新商业营运模式，规划建置以数据创新应用为基础的智慧商店实验示范点。来来超商的“Q-Shop”智慧型无人化商店即为该计划2006 年推行“无人化经营”的辅导厂家。来来超商的“Q-Shop”标榜全靠IT 打造，于2006 年正式于台北内湖区以示范商店形式开幕。“Q-Shop”集结了当时最为主流的IT 应用，包括线上资金流、数位监控、VolP、POS、CRM 等创新科技，尝试创造一个消费者可自由采购，同时又可提供客服与保安全天候待命服务的自助购物环境[5]。

以当时的台湾地区便利店数据化程度而言，连线POS、商品情报系统等IT 技术已应用在大型连锁便利商店，“Q-Shop”期望进一步整合IT 技术，真正做到“无人便利商店”。来来超商总经理表示，建置无人商店的成本与一般实体超商的建置成本相当，但后续所衍生的成本优势可以超越实体商店，主要的差异在于无人便利超商不仅可直接减少一半的人力成本，后续在租金（占地较小，租金较便宜）和其他成本上，也比实体超商更具有竞争力。此外，利用IT 打造无人便利商店，除后续维护成本的优势，在地点选择上也较有弹性。Q-Shop模式除在补货、上架等流程上还必须依赖员工来执行之外，其他购买行为均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工具满足到店购买的需求，零售服务透过数据工具配合转变为“即时指引性”服务；而夜间安全通过DVR 和数位监控服务，发挥科技安保的优势。这类无人商店设计之初曾预设，除了可贩售高单价的商品，也可提供生产履历认证，消费者可直接在贩卖机器上读取相关的生产履历资讯，无形中具备了生鲜电商的功能；支付方面虽仅提供现金与信用卡的支付方式，但随着手机付款机制的普及，无人便利商店也可使用各类支付工具[6]。

虽然当初该计划的方向完全是向无人化商店发展，但是在计划示范实验过程中，从业者仅将贩卖机摆放在验证场域；机器之间的服务与选项并无串接或流通；原先预估的品项也缩减为普遍贩卖机常见的饮料类，多元付款收单功能、紧急求救按钮、线上预购等无人商店基本功能未被纳入放置机器中，形成规划与实际的落差[7]。因此，如何提升消费者自助购物的意愿与习惯，实现技术间的流通串接，以及如何与实体服务无缝对接成为无人商店运作的关键。

有鉴于过往失败经验，来来超商2018 年所发展的无人超商“OK mini”除延续过往贩卖机形式，OK mini 也改变只卖高单价或特色性商品的思维，改以实际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便利服务为基础，进行服务模式的设计，根据机器设置地点特性挑出600 种最合适的产品上架，且在同一机器中，还能同时分层陈列4℃、18℃和常温的食品或饮料。OK mini 无人商店模式是完全无人化的自贩机，可以放在各种消费场所，例如，工业区、医院、地铁站、公园、学校等。OK 超商发现比起传统贩卖机，新型的 OK mini 平均业绩比以往高出 5 倍以上，且预估 OK mini 的设置，能提高 OK 超商整体业绩的15%以上[8]。

3.1.3 大陆：缤果盒子

2017 年9 月，大陆新创企业缤果盒子于北京举办自有品牌战略发布会，投入无人商店的发展。缤果盒子是“放大版”的贩卖机，总面积15.6 m2的空间，在中岛货架上摆放着饼干、泡面等食品，其他还有常温饮料区、日用品以及冰饮冰品等。

缤果盒子贩售的商品数400 多个，由于不同以往商店需人工服务，商品价格比连锁便利商店便宜5%左右，也因后台补货员可在盒子间共用（平均一位补货员负责10 个盒子），人力成本也比传统便利店降低10% ～ 20%。 消费者进入商店后，购物流程非常简单，从商品选购至扫码完成结算，整个过程平均不到11.3 s。缤果盒子的无人化商店模式得益于数据科技的进步，缤果盒子的商品皆有电子商品标签，结账靠系统感应，通过监视器及后台系统监控店内状态，一旦发生窃盗、撕毁电子商品标签等不法行为，后台监控会随即介入处理，并有保险公司承保损失[9]。

大陆无人便利店的方式以店铺和盒子两种形式存在，由于低成本、快速复制的特点，盒子形式备受青睐，缤果盒子也得以快速拓展事业版图。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规范，因此在铺设过程中面临选址的困难，且在落地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创办人曾谈道：“谈场地时碰了很多钉子”。因此，如何满足城市规划的要求成为合理铺设缤果盒子的关键，只有在城市规划的商业功能区内，或说在城市规划的商业用地范围才可以铺设。缤果盒子期望国家能给予无人便利店这种模式明确的发展指引以及合法的身份，以推动新产业更好地发展。无人零售业未来也将加大与政府的合作，努力推动无人便利店合法化[10-11]。

对于缤果盒子的定位，创办人认为：缤果盒子作为无人便利店，首先它是便利店，其次才是无人，无人只是缤果盒子的一个属性，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极大下降，效率的不断提升。 因此，无人便利店只需很低的流量就可以存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新创企业还处于垄断地位。 截至2018 年，缤果盒子已在数十个城市落户，缤果盒子更与日本北海道政府及日本福仕汇银等方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日本提供无人便利店服务，而在日本市场之前，缤果盒子已在韩国、马来西亚落地营业，未来也会持续拓展海外市场[12-13]。

缤果盒子所提倡的无人化服务是解决运营成本攀升的最佳方案，因此也吸引不少国家前来取经或与之签订合作协议。而缤果盒子作为探索无人零售的先驱，主要通过图像辨识等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实现前端收银，监控无人化，后端管理分析的数据化，通过手机APP 即可全面掌握便利店的运营、监控与管理。

3.2 智慧医疗服务

3.2.1 体制同形的智慧服务

健康医疗保险制度是民众基础保障之一，但由于其行业特殊性及基于隐私保护的原则，在各国普遍属于限制性行业，导致外部创新不易进入。为便于民众掌握与管理就医纪录，也便于医疗院所与主管机关管理医疗品质与医疗资源分配，台湾地区自1995 年起推行全民健保制度，至今此制度施行已超过20 年，多年累积下来的庞大的就医与用药记录成为医疗大数据资料库。大陆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虽然不同城市之间保费与补贴上存在差异，但也是一种以全民健康保险为出发点的社会保险机制。过去由于规制限制与技术尚不成熟，即便已积累数量庞大的数据资料，数据分散，无法通过数据汇总与分析发展新应用或提升医疗品质。

根据体制同化相关的论述，不同体制个体出现逐渐同化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需求等压力致使既有的体制必须有所改革，以适应外部压力带来的改变或需求，两岸的智慧医疗基本符合这样的逻辑。伴随时代更迭，即便是管制性行业，也有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服务与管理方面的新需求，而对医疗行业来说，新需求主要体现于提升医疗品质与管理效率。基于提升医疗品质与管理效率，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尝试引入大数据与AI 技术，希望可以更智慧、更有效率地运用医疗资源，避免如药物滥用等问题的出现，阻碍医疗体系的进步。大陆则以国家带头组队的方式，推行“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期望解决以往社会医疗保险因各地制度差异所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及浪费的问题。因此，两岸虽在全民医疗保险的发展脉络、管理体系与运作机制上存在差异，却同样在科技日益进步的压力影响下，期望借由体制调整以促进该领域的创新应用来达成改革与效率提升的目标。而使用者也在这样的创新驱动力下改变了既有的使用习性，以便利用科技促进外部创新和提升就医的便利性。

在科技日益进步的外部压力下，相对封闭的医疗体系必须进行调整，以满足日渐增多的服务需求。主管部门正逐渐放宽对于医疗产业的限制，期望借由新兴科技辅助促进更多的创新应用，进而达到制度改革与提升效率的目标。因此，两岸智慧医疗的同化在于虽然体制存在差异，但是在科技发展的外部压力影响下，必须有所调整以适应服务与创新需求。通过运用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以往散落的医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进行流通、整合与解析。对民众而言，不仅就医便利性有所提升，外部创新所衍生的选择也逐渐增多。在未来挑战上，两岸同时遭遇由于隐私保护呼吁上升所造成的医疗数据整合、公开与共享的问题。

3.2.2 台湾地区全民健保与智慧医疗发展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台湾地区推行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逐渐演变为必然趋势，也成为相对有效管控医疗资源分配的主要工具。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前，台湾地区主要按照职业分别实施军人保险（军保）、公教人员保险（公保）、劳工保险（劳保）、农民健康保险（农保），并由不同保险业各自承保。2003 年，台湾地区卫生主管部门完成全民健保卡全面IC 化，所有就医记录整合在一张晶片卡里，并在每次看诊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云端伺服器，但病人的病历记录由各医院各自保管，并不相互流通。2013 年1 月1 日，二代健保正式实施，同年7 月，台湾地区卫生主管部门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健保云端病历系统”，提供给特约医疗服务机构的医师，以便在临床处置、开设处方及药师用药咨询时，可及时查询病人过去3 个月的用药纪录，避免重复用药的情形发生，提升用药安全及品质。2014 年2 月起，医保部门规划健康存折，可供健保卡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可查询投保数据、中西医及牙医就医明细（开药明细）、医疗院所上传的检验结果等[14]。

台湾地区在2003 年便可以根据民众就医记录和后台监控系统建构出大数据应用库，但由于数据管理与应用权仍分别隶属于各医疗院所，有限的数据流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众改变就诊地点的便利度，但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创新的尝试；2016 年7 月正式上线的“健康存折”则试图改变上述困境，首度结合健康检查数据与疾病预测、评估模式等项目，但由于民众尚未清晰了解此规划及用途，导致使用者相当有限[15]。

台湾地区健保资料库拥有全台湾地区民众的就医资料，搜集的数据相当完整，可通过分析特定指标数据，推测疾病的发生概率。若将其跨领域结合其他资料库，将可能弥补系统不足之处，增加其应用层面，有助于台湾地区未来建构智慧医疗体系的发展。但由于《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严格规定，即便是主管部门或医疗院所所运用的医疗大数据分析系统，也不尽然拥有数据的使用与分析权，因此，相关的规划及规范立意虽好，但对台湾地区医疗大数据发展仍是一大障碍[16]。

随着技术日益精进，过去无法运算或判读的非结构资料，如今都能利用人工智慧加以突破，精准医疗也逐渐成为医疗结合大数据、云端应用的新产物。全民健保制度建立的资料库，如今变成全民资产和提升医疗竞争力的媒介，通过资料进一步整合变成“大数据”平台，将有助于发掘新兴医学治疗方法，有效突破疑难杂症不易被治愈的障碍。 因此，医疗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可与环境、交通等不同领域数据相结合，进行深度学习，进而提升跨领域应用的可能性与效益。

3.2.3 大陆“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简介

大陆幅员辽阔，为促使医疗资源分配更为完善，再加上大数据、云端整合的技术日益成熟，大陆近年来也积极发展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应用于医疗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互联网＋医疗”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李克强总理也强调，发展和应用好健康医疗大数据，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既可满足群众需求，也能促进培育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医疗产业在各国产业中普遍属于限制性行业，其创新应用需要更长的时间转化。为加速其转化应用的发展，大陆在推行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产业发展上，主要是依据《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的规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成立“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和监督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集团公司如实履行使命，建设国家试点项目，依循“1+7+X”国家试点总体方案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推动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同时，还有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13 家企业，共同为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而努力[17]。

4 研究发现与讨论

随着科技日益发达，人们生活的便利性不断提升，产业也必须不断求新求变以适应新的需求。由于科技具备高度可塑性与搭配性，就连以往被视为限制性行业的医疗产业也期望透过导入新兴科技应用，以完善制度、提高效率，智慧医疗的发展即是最佳例证。而如零售这类较为自由的行业，在科技的影响下，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新应用、新零售、智慧零售，特别是无人商店的应用纷纷出现在市场上，赋予民众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由于先天条件的差异，同样类型的产业也会因着重点不同而呈现差异化发展，如智慧零售；也可能基于外部压力影响，以往相对封闭的行业必须有所调整，以达到体制改革与促进创新应用的目标，如智慧医疗。本研究以体制同化理论为基础，从行为同化与结构同化两方面观察与分析两岸在智慧医疗与智慧零售的规划与发展上的差异。

经观察与分析，两岸在智慧医疗的发展脉络上逐渐出现同化现象。 台湾地区健保制度已实施超过20年，大陆的社会医疗保险同样也实施多年，近来基于提升医疗品质与医疗资源配置改革的目标，两岸同时尝试进行大数据平台建构，通过数据整合与分析达到医疗改革的目的，也在放宽许可的情况下，衍生不少医疗相关的新应用。而在智慧零售（无人商店）的应用上，由于消费习惯与关注重点的差异而逐渐呈现差异化发展，台湾地区无人商店的发展面临搁置与停滞，而大陆的无人商店虽发展不算顺遂，却也有实际落地案例，并已成功输出海外。

由此可看出，得益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的便利性不断提升，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选择也更加多元，可运用的改革工具也较过往灵活。因此，在科技的影响下，衍生而来的新应用、新产业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升了政府与产业管理的效率，却也由于规划与关注焦点有所不同，进而导致类似的产业属性出现同化或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