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林

摘 要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当前我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生力军，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需要大量农民工切实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过程是农民工与政府间的相互博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和生活既受政府相关政策束缚，又受其自身经济能力、职业技能及社会关系网络等限制。鉴于此，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探讨职业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发现，职业资本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为当前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和农民工培训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职业资本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契合机理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2-0059-07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群体，即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更加有助于推动我国不断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转变，而要切实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就需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2.82亿人，比2015年增加1.5%，我国城镇化率为57.35%，人户分离人口为2.92亿人，比2015年末减少203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总量约1.4亿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就业。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生力军，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问题成为了我国政府解决当前农民工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根本之处，只有城镇彻底接纳了如此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并切实让他们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才能切实帮助我国真正实现城市化，并最终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过程其实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国家政府间相互博弈的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和生活不仅需要面临政府相关政策的束缚，同时其自身的经济能力、职业技能及社会关系网络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市民转化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又需要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切实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因此，两者间就存在着显著的博弈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一般均衡理论，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出发，探讨职业资本积累对其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以期为当前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和农民工培训等提供理论支撑。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职业资本积累

职业资本积累主要包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人力资本首次出现于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沃尔什（Walsh）教授出版的著作《人力资本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针对人力资本理论发表了系列论文，形成了当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人力资本主要由知识价值、智力价值、技能价值及体力价值等组成，并可以通过学习和培训等手段加以不断丰富，且认为资历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1]。贝克尔（Gary S.Becker）在其1964年出版的著作《人力资本》中提出，人力资本除了通常人们所讲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外，还包括健康、时间等因素[2]。经济学家莎洛（Saro）1970年提出人力资本应当由技术价值、知识价值及技能价值等组成[3]。李建民提出，人力资本除了个体的人力资本，还有群体的人力资本，个体的人力资本与国外经典的论述无异，而群体的人力资本应当是群体各人力资本的整合，应当出现1+1>2的经济效应[4]。李海峥等通过先进行人力资本群体划分，再在此基础上根据人的预期生命周期进行人力资本总量的核算，得到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力资本总量[5]。

社会资本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在其著作《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认为社会资本是整个社会实际的和潜在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后得到的一种资源。后来，詹姆斯·科尔曼（JamesS.Coleman）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之后又出版了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资本理论。他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阐述，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个体中但体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6]。刘传江等认为，社会资本存在的纽带是社会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带动下形成的显性和潜在社会资源[7]。周密等在论述社会资本时，以社会网络关系代替社会资本进行科学研究[8]。

（二）新生代农民工及市民转化

邓大才以农民工的年龄为划分标准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打工者[9]。韩长赋认为，第三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很少参与农业劳动[10]。刘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生并成长于农村，但成人后即进入城市进行务工的人群，他们要融入到城市的工作生活中去，必然要经历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11]。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界定，黄祖辉认为，农民工通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最终由农村户籍人口逐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过程[12]。马用浩等认为，农民工身份改变只是国家和政府相关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而真正市民化则是经济、社会、心理、家庭等融入城市的过程[13]。邓大松等将市民化分为内外两方面：“内在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取得了与本地市民一样的相关权益，并且在自我认同上将自己定义为“市民”，具有归属感;而“外在市民化”只是农民工农民身份的改变，不再与户籍有关联[14]。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问题的研究，陈建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目前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并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锻造者，但是并未实现从“锻造者”到“享有者”的身份转变[15]。周密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表现为农民工市民转化抉择方与政府市民化供给方双方博弈选择的过程。在许多文献中，尽管市民化与市民转化未严格区分，但本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与市民转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内容是根据我国市民化进程的阶段性，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等逐渐被城市所容纳并且自觉自我塑造为市民的过程，其内涵远不止于“农转非”的转变，而其形式则是具有市民象征的身份的实现，即获得某一城市户籍或永久居住权的城市居民[16]。

（三）职业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

目前，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员工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多，但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耦合视角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文献较少。在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明瑟（Mincer）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明瑟收入函数，并以此函数估算了教育的投资收益问题，探索了人力资本与居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17]。巴罗（Barro）研究认为，职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且就业质量也会越高[18]。孟希（Munshi）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寻求和就业类型的确定有较大影响[19]。刘林平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也能对劳动力收入水平产生直接影响[20]。章元等通过实证调研，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变化有较大的影响作用[21]。刘茜通过实证调研对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留城意愿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22]。周文霞通过实验法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均能显著积极地预测主客观职业成功，人力资本能更加积极地预测客观职业成功[23]。关爱萍等通过实证调研，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24]。

（四）文献述评

众多学者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界定、影响因素等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但基本都属于较浅层次的研究，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影响因子进行提炼总结，并以提炼后的因子来对市民转化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拟从职业资本积累、政府政策等几方面来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因素进行探索，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职业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关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以增加市民转化的职业资本。通过阅读國外相关文献，借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的关于市民化的相关模型[25]，将职业资本积累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探讨职业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程度的作用机理和路径。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本间的相互关系论证

为了更清晰地搞清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本积累对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首先对职业资本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厘清它们的界限，从而有助于研究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影响。蒋乃华等研究提出，在社会个体投资决策时，他们自身具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存在着较强的替代关系，导致个体在投资决策时会注重考虑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资源投资的效益最大化[26]。任义科研究认为，个体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同向性关系，当其中一方呈现增长趋势时，另一方也会随之发生增加[27]。施建军等研究提出了职业成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可以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四分法策略模型分析个体职业成功的原因，从而有效增强了对职业成功的解释力[28]。本文在研究时，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假设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力资本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个体的人力资本不断提升时，其社会资本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为了说明这一假设的合理性，本文首先对这一假设进行论证。

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首先假设生产函数为：y=f（k），且设定生产函数的边际报酬为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根据生产的均衡理论，可知生产函数的二阶导数为0;根据经济学的投资储蓄理论，部分产出会用于消费，其他部分用于投资，进而得出有形资本的动态学方程k* p=f（k）-c-δpkp，其中c和δp分别表示消费和有形资产的折旧，消费部分对于个体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促进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消费使得人力资本h（c）得到提升，进而使得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得到提升，并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借鉴斯蒂格（Steger）关于人力资本提高方程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的严格凹的假定——有形资本部分用于再生产活动，另一部分则用来帮助人们提升人力资本[29]，本文假设人力资本在没有折旧的情况下，就能得到人力资本的动态学方程k* p=h（c）。

根据假设，社会资本由人力资本派生而来。格兰德斯泰因（Gradstein et al.）研究认为，教育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通过教育可以逐步让人们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进而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30]。汝帕森哈等（Rupasingha et al.）指出，由于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导致受教育越多，其社会网络关系越复杂，人们的社会联络和社会集体行动能力就越强[31]。鉴于此，提出ks=φ（kh），即可以将社会资本认为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且该函数的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符合函数严格凹的设定，进而得出了社会资本的动态学方程k* s=φ（kh）-δsks，其中δs是社会资本的折旧率。根据奥斯特罗姆（Ostrom，2000）的研究结论，社会资本的折旧与有形资本有所区别，不是越使用越少，而是越使用反而越多。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提出职业资本函数为k=kαpkβhks1-α-β，其动态学函数为k* =η1k* p+η2k* h+η3k* s，其中η1=αk/kp，η2=βk/kh，η3=（1-α-β）k/ks，φ（c）=η1h（c）。融合上述公式，可以将职业资本的动态学方程演变为k* =η1f（k）+η3φ（kh）-φ（c）-（η1δpkp+η3δsks）。由此可以看出，职业资本中个体因消费导致人力资本产生，人力资本产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导致人力资本存量h（c）的扩大，同时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大，使得社会资本的存量φ（kh）也增加，进而说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间有较强的互补耦合关系。

（二）职业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做出如下假设：第一，假设社会经济系统中只有农村和城市两个经济生产部门;第二，假设该经济社会系统中没有技术进步现象;第三，假设农村劳动力可以以农民工形式自由流动到城市，但无法自由转化为城市居民。基于以上假设，设定整个经济系统中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分别为la、ln，则经济社会总人口为L=la+ln，其中城市人口中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人数分别为ln1、ln2。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涉及城市、农村及其中的生产主体等，下面逐个对各主体进行分析。

2.模型构建

（1）城市部门生产

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所有成员都能加工同种产品，但生产效率的高低由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决定，其中人力资本主要是指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而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網络关系，且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有影响，由此可以判断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决定，则社会经济系统中单个生产者的产出为Yui=1uαhuβ（λihui）γ（0≤α<1/2，β+γ≤1，λ≥1）。其中，Yui、hui、hu分别表示社会经济系统中单个生产者的产出、人力资本水平和平均人力资本水平，α、β、γ分别表示社会经济系统中人口的产出弹性、平均人力资本和单个生产者职业资本的产出弹性。λ表示社会经济系统中职业资本耦合情况，λ越大表示社会资本越能促使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根据经济学理论，社会经济系统中生产者的工资取决于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效率，可以用Wui=pYui表示，其中p表示产品价格。

根据前面的假设前提，当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同，且人力资本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呈现线性关系，即社会经济系统处于均衡时，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力可以用Yu=ΣYui=λγluα+2huβ+γ表示。根据这一公式发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对于总产出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城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断上升能够对社会总产出有促进作用，呈现正向效应。

（2）农业部门生产

鉴于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进行农业生产，故本文设定农业部门的生产只与农民的个体人力资本有关，而与有关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无关。由此得到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Yai=Bhaεhδai，其中，ha和hai分别表示农民的个体和平均人力资本，因人口数量无规模经济效应，且农民的工资收入取决于农业生产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又由农产品的价格决定，假设农民不能存在个体差异，则农业生产部门的总产出量可以表示为Ya=ΣYai=Blahaε+δ。分析发现，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只与农民的人力资本有关，而与其社会资本无关。

（3）居民行为、政府行为

根据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描述及相关公式的推导，得到有关城市人口中城市居民、农民工以及农村农民对产品的需求函数为pxic=（1-si）Ii-（ξp）1/（1-ξ）。根据三类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当没有市民转化时，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行为没有区别，而当实现了完全市民转化时，农村农民、城市农民工的储蓄行为就与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相同。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实行了不同的补贴标准，农民工得到补贴的系数越大，就说明市民转化程度越高，由此根据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政府目标可以表示为maxT   （T1u1+θT1u2-1/2pb1u3/2），其中T为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人均补贴。但该目标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Wu-3/2pblu1/2+θT≥Wa，要求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应大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收入;二是T1u1+θT1u2≤1/2pblu3/2，要求政府每期开支应当小于政府收入。

（4）居民实际工资和产品价格

根据经济均衡理论，各类人群的收入取决于其劳动生产率，则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农民收入用Wa=Bhaε+δ表示，城市居民收入用Wu=pλγluα+2haβ+γ表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收入总额等于名义工资收入总额减去城市工作期间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城市务工期间的补贴。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间可自由流动，当整个社会处于均衡状态时，产品价格可以用p=（Bhaε+δ）[λγluα+2haβ+γ-3/2blu1+2+1/2θblu3/2/（1u1+θlu2）]-1表示。

（5）城市容量与人力资本积累

根据推导，均衡状态下经济社会系统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为（）ε-1-1。结合上述产品价格公式，经推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为ε-1（Bhaε+δ）-ε [λγluα+2huβ+γ-3/2blu1/2+1/2θblu3/2/（1u1+θlu2）]-1。而人力资本积累主要由农村和城市两大部门决定，涉及教育、产品等消费及耦合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可以用H* =λμ[（1-sa）lwa+（1-s1）lu1I1+（1-s2）lu2I2]/p描述。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教育、产品等消费，也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扩展，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g进行描述。再将人口占比公式代入，进而得到人力资本存量为[（1-s1）Bhaε+γlu1+（1-s1）lu1blu3/2p+（1-s2）lu2（1-sa）la   ）Bhaε+δ]-g。

通过上述主体相互关系的推导可以发现，当整个经济系统处于均衡时，即h=ha=hu且=0，则：（L-s1lu1-s2lu2-salε）[λγluα+2huβ+γ-3/2blu1/2+1/2θblu3/2/（lu1+θlu2）]+（1-s1）1u1blu3/2=（ε+δ≤1）。

（三）职业资本耦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

1.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

为进一步弄清楚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促进作用和影响机理，从市民转化系数为0和1这两方面进行论证，即当市民化程度为0时，表示整个社会维持原状，不出现人口流动;而当市民化系数为1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这两种情况下对应的均衡条件下的人力资本分别为：当θ=0和1时，代入上式，分别得到：-（L-s1lu1-s2lu2-salε）λγluα+2（h*）β+γ=-3/2（L-s11u1-s21u2-sa1ε）blu1/2+1/2（1-s1）lu3/2和-（L-s1lu1-s2lu2-salε）λγluα+2（h*）β+γ=-1/2（L-s11u1-s21u2-sa1ε）blu1/2。经对两个公式进行比较发现，当θ=1时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

由此可见，市民化系数越大，人力资本水平就越高。据此，可以发现通过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能促进其实现市民转化。

2.职业资本耦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作用机理

通过该论证可以发现，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高度耦合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程度系数可以用第一个公式表示;当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较小时，就会导致无法激发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则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程度系数可以用第二个公式表示，即当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程度不断提升时，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促进。由此可以推断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能力不断提升也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上文从静态角度着重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这两个要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民转化的促进机理，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社會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度，且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另外，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计量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转化程度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市民转化有正向促进作用，社会资本也对其市民转化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1.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培育要契合市民转化需要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结论，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是影响其实现市民转化的主要因素。国家为了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就业能力，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重点强调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供补贴，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服务;另外，还强调企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并辅以足额的培训经费作为保障。由此可以发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推行，确实对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次数越多，越有助于其职业技能的提升，从而有助于帮助其实现市民转化;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层次越高，其职业技能提升的速度越快，越有助于其实现职业转换，进而帮助其市民转化。但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过程中，要以保障其经济利益不受损失为前提，否则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就会有很大影响。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企业，应当也必须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提升与其现实生活需求相匹配，不断深化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改革，创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模式，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质量。

2.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有助于其市民身份转化

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转化有较大促进作用。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结论，“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更能体会社会其他群体的歧视”，当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形成，他们在内心深处就会从他们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间差异性角度来对自身进行描述和勾画，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应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水平，让他们与城市居民有较多的相互沟通机会，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应当更加宽泛，并在他们之间架起能够相互认同的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这样才能有效消除这两个群体间的误会和偏见，从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城市社会中的一个固化群体，扩大社会网络，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进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向城市市民进行有效转化。

3.优化社会资本转化渠道，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倾向

不断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能动性有助于帮助其构建积极正能量。以往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正能量时，更多地偏向内转型社会资本或外联型社会资本中一方面，会导致在激发其自主能动性过程中出现众多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实现不了预期效果。因此，建议将内转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进行有机融合，汲取他们各自的优势，这样既能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性，又能发展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另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过程中，他们除了追求微观层面的关系型社会资本，还会对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性社会资本有较大的需求。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物质资本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将行业发展背景、城市政策法规、公民修养建设及社会权益等纳入社会资本质量提升范畴，加快构建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性社会资本，从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明确市民转化的发展倾向，为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进程提供保障。

参 考 文 献

[1]Schulrtz， Aba. Interpreting the Effect of Distance o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81（9）：1153-1169.

[2]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72-176.

[3]Todaro.Saro.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Repl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60（1）：187-188.

[4]李建民.人力資本与经济持续增长[J].南开经济研究，1999（4）：1-6.

[5]李海峥，等.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8）：42-58.

[6]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2-35.

[7]刘传江，王婧.基于核心资本变迁的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3）：62-66.

[8]周密，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7）：134-137.

[9]邓大才.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战线，2008（9）：83-93.

[10]韩长赋.谈“90后”农民工[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0（2）：22-23.

[11]刘杰.新生代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路径机制研究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9）：186-188.

[12]黄祖辉.论农户家庭承包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J].浙江社会科学，1999（4）：6-11.

[13]马用浩，张登文，马昌伟.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初探[J].求实，2006（4）：55-57.

[14]邓大松，孟颖颖.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变迁：政策回顾与阶段评述[J].农业经济导刊，2008（10）：5-12.

[15]陈建胜.工人阶级化与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转化的两个问题[J].特区经济，2010（12）：146-148.

[16]周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视角[D].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1：8-9.

[17]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J].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8]Barro，R.J.Economic Growth in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106（2）：407-443.

[19]Munshi， Kaivan. Networks in the Modern Economy： 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S. Labor Marke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118（2）：549-599.

[20]刘林平.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兼评边燕杰、丘海雄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社会学研究，2006（2）：204-206.

[21]章元，等.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8（6）：73-84.

[22]刘茜，等.留下还是离开？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J].社会，2013（4）：103-116.

[23]周文霞，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影响中国员工职业成功的元分析[J].心理学报，2015（2）：251-263.

[24]关爱萍，李静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7（1）：66-74.

[2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J].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6]蒋乃华，黄春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工资性收入——来自扬州的实证[J].农业经济问题，2006（11）：46-50.

[27]任义科，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5（2）：25-30.

[28]施建军，等.职业成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理论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5（4）：3-5.

[29]Steger， T.M.. Productive Consumption， the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Trade-off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Control， 2002，26：1053-1068.

[30]Gradstein， M.， Justman， M..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Schooling[J]. European Conomic Review， 2000（44）：879-890.

[31]Rupasingha， A.， Goetz， S.J.， Freshwater， 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U.S. Countries[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6，35：83-101.

Abstract  As the main body of migrant worker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the new force to realize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citizens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citize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a game between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employment and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and towns are not only restricted by relevant government policies， but also by their own economic capacity， vocational skills and social network. In order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cities and towns and become new citizens.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accumulation of occupational capital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mselves， and finds that both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occupational capita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onclusion is helpful to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The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provides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Key words  occupational capital accumula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 transformation; coincidence mechanism

Author  Yu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xi  21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