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雯

【摘 要】张爱玲在对不同文化的综合打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沪港社会中东西方文化的不和谐碰撞，不仅继承了鲁迅反映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叙事原则，而且更为注意中西文化“恶”之合流后的双重围攻，即在醒来后却无路可走的节节败退中，走向身份的颠覆与自我迷失。本文重点围绕张的三部小说，消解传统文化中的“对的世界”和“为文明所掩蔽”的洋场，正如《传奇》增订本封面上不成比例的人影，张爱玲以所处时代少有的清醒窥视着怎么也冲不破的文化阴影，进而去反思“文化与人”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命题。

【关键词】张爱玲;西方文化;传统文化;“恶”之合流;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8-0186-03

“身份”（Identity），即“自我的认同”，最早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认同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精神分析到文化研究的过程，之后又逐渐扩展到了民族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等具体认同类型的研究。英国著名随笔作家艾伦·德波顿认为“身份焦虑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1]（P6）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是某一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规定，同时个体也在认同过程中界定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身份的危机状态。乔治·拉伦认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2]（P194）四十年代，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时期，正处中国近千年来社会历史剧烈变动的时间点上，中国人或被物化的世界裹挟，或在身份的困惑与角色的冲突中选择主体性的消解。五四中“以欧化为是”的口号仿佛给弱国子民开了一剂强有力的“心药”，补缺了他们的自卑心理，圆了他们企图摆脱民族危机的迫切愿望，继而开启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追随欧美的新时代。然而正如赛义德所说的那样：“（移民）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完全无法与新情境或新家合而为一。”[3]（P48）在新的文化交锋下，漂泊、游离在传统文化或被传统文化曾经定义过“身份”的那些人，他们原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岌岌可危甚至荡然无存，焦虑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俨然成了一个个异质的边缘人。他们渴望自身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同，却又毫无方向，茫然不知所措，隐性文化的差异导致他们看似愉悦，暗地却被难以名状的纠结、不满所折磨，因此这便要求追寻者富有更超凡的坚韧，付出更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成一种较为平衡的斡旋。

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的张爱玲，在她看来“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喜欢“葱绿配桃红”，在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和饮食男女的描写背后，是现代人在强大的历史惰性面前被西方文化步步紧逼的绝望。就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下，出现了这样一群陷入“身份危机”的现代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被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俘虏，义无反顾地选择用身体和灵魂为自己卑微的幸福买单;佟振保在看似正義的成功、婚恋与爱情的团圆背后，虚伪、苍白、无奈暗流涌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女婿们”的发狂，戏拟了西方所标榜的权威，不但抨击了传统文化的“恶”，而且直指鞭挞西方文明的“恶”，二者的合流更具反动。张爱玲站在国际文化的背景下清醒地反思传统文化的命运，同时更相信将西方经验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良药，也是年轻时候的梦幻一场。

一、你以为的“十里洋场”—— 女仆笑了

写于1943年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故事背景发生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这篇小说奠定了张爱玲在文学上的成就，更真实地反映了张爱玲对于物质生活的娴熟把握，传奇中的才子佳人在她笔下第一次褪下了华丽的戏装，同时张爱玲开始思考现代人在西方背景下的身份位置。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关于姑妈家的花园是这样描述的：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受——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4]（P1）

是的，各种奇奇怪怪、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东西竟可以全部掺在一起，且看梁太太的房子虽借鉴了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令人发笑的却是房屋里面摆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鼻烟壶。梁太太的首次登场以葛薇龙的视角为读者呈现：“白腻中略透青芒，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作为女学生的葛薇龙是断然不可知巴黎新款的时尚风向，因而我们可以大胆猜想梁太太是如何炫耀自己脸上正涂抹着巴黎最流行的脂粉，也是从这个角度，梁太太对于西方的物质崇拜和迷恋程度已经不攻自破。梁太太当着葛薇龙的面斥责痛骂兄长的那段话更足以证明她已完全抛弃了出身大家名门的传统观念，为了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不顾家庭阻拦一意孤行“卖”给金钱，也靠着畸形的婚姻主动向资本主义屈膝妥协。如果说梁太太已经无药可救，彻底被西方文明异化，那么葛薇龙却是张爱玲冷酷而又冷静地将她一步一步推向绝地。与振保一样令人唏嘘的是薇龙也曾清醒过，在梁太太的物欲面前抵抗过，在与乔琪乔的恋爱过程中也理智过，但同样还是在华丽的貂皮大衣下迷失了自我，去追求所谓英国上层社会中的矜持风度。女人的贞操观和门第观可以在西方文化面前一文不值，连传统的“严父”、封建家长制的代表都震慑不了她，肆无忌惮地继续游戏人生。如果要论谁是这个大染缸的真正胜利者，张爱玲的价值取向则委婉地偏向了两个微不足道的女仆——睇睇、睨儿。

“‘睇睇和‘睨儿的名字便透露出一种‘看的意味，而且是‘斜着眼看，因此我们似乎能想象到张爱玲冷眼旁观的清醒和悲哀”[5]。当梁太太和葛薇龙使出浑身解数、欲擒故纵、在中国男人那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后，却前赴后继地在一个说不清血缘来历的“半洋人”那儿栽了跟头，相反的是两位女仆暗度陈仓，在梁太太、葛薇龙之间扮演着黄雀、螳螂、蝉的关系，成功笼络了乔琪乔，完成了一场欲望的游戏。也正因如此，才把表面风光的两人拖到了残酷的身份定位上——梁太太和葛薇龙才是微不足道，用来满足西方人欲望的工具，仅此而已。这是女仆的第一次胜利;其次，睇睇和睨儿一直在一个角落冷静地窥视着、敏锐地捕捉着所有的蛛丝马迹，透过女仆的眼睛，知道了富豪们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秘辛，了解到乔琪乔和周吉婕“不可说”的身份秘密。当梁太太看上葛薇龙暗恋的卢兆麟时，若非睨儿的点破，葛薇龙还在睡梦中。“睇睇和睨儿才是那位真正施行‘看的权力的主体，令人信服地把烈火烹油一般热闹的少奶奶公馆里的故事降格成为被看的客体”[6]，是她们揭开了华丽背后的悲凉，把表面的繁华彻底颠覆，这是女仆们的第二次胜利;再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究为何姑妈和薇龙相继败在貌不出众的女仆手下，笔者认为原因恰恰就是“身份”二字。睇睇和睨儿的“愚蠢”“性感”和“仆人”的身份标签恰恰满足了西方人对待“东方”的期待视野。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共存，也就是自殖民时代伊始，西方仿佛就代表了进步、文明、理性、世界皆可遵循的“普世价值”，如同叶维廉所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第三世界国家毫不迟疑地去追求实践的——其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宰制的变化过程……‘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7]（P194）由此，“东方”就成了陪衬“西方”强者身份而出现的“他者”，东方人越来越焦虑，他们焦虑地去追随欧美，渴望得到西方人的希望与救赎，而这恰恰就是西方对待殖民地（东方）投以建设的巨大隐秘工程。

“请您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8]（P1），一炉香燃尽，美好消逝，透过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张爱玲用冷静的笔触剖开了这个表面的假象，看出西方所给予中国人的虚无幻想。

二、你以为的“对的世界”——振保哭了

佟振保是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头号成功男士，为什么称之“成功”？在文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

“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9]（P51）

出身寒微的他可以赤手空拳打天下，不仅事业蒸蒸日上，还娶了一位如“床前明月光”似的贤妻良母。他接受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一向以意志坚定而著称的他，在自己所认定的“对的世界”中亦步亦趋、努力经营：“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所以，他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对于情感世界，他也拿捏得十分到位：即使无法抵抗“红玫瑰”的魅力，卸下面具后的情欲膨胀，只要与自己的“好人”定律相矛盾时，合着经济省事的原则，盘算完了这场艳遇走人便是。于是他娶了门当户对的“白玫瑰”，但是在看似圆满的爱情背后却蕴藏着更大的悲哀，结婚八年的“白玫瑰”始终“空洞白净，永远如此”。对于振保而言，“白玫瑰”更像是一个家庭的符号，可以传宗接代、顺利地走完社会所框定的所有家庭程序，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与此同时，振保内心的那个“真我”再也藏不住了，他开始定期嫖娼，开始“吃人”（孟烟鹂形成的一些怪癖），以近乎癫狂的行为来发泄他的压抑，最令读者掩卷深思的是多年后振保与娇蕊在电车上的重逢，娇蕊出奇的平静，相反的是佟振保却哭了。

关于“振保之哭”，于无声处惊雷，置矛盾撕扯于最高潮。令振保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既定的“对的世界”中，“红”与“白”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他原以为那个“只能做情妇满足男人的激情与欲望”的王娇蕊成了被社会肯定和鼓励的角色，而那个“空洞白净”、男权制度下最理想不过的孟烟鹂却成了索然无味甚至“下贱放荡”的“淫妇”。因而“振保之哭”与其认为是各种现实无奈交织起来的一次集中爆发，不如理解为他曾奉为信条的红白玫瑰理论的顷刻动摇和坍塌，他陷入了自身都无法预知的境地，焦灼、疑虑、冲突、疯狂，使男性既定的“对的世界”陷入了尴尬的身份危机，他再也不是“自己绝对的主人”，在建构自我中走向自我的分裂与瓦解。最悲哀的是振保受过西方文明的教育“正意气风发地站在世界的窗口”，甚至有了“觉醒”的意识，可惜的是理性始终沉睡在他的心底，在与传统文化的较量中一次次选择妥协，“第二天，振保又做回了好人”，那么最终也就只能由他来品尝自己所酿造的苦果。

“《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传统的假设为前提，将女人分为红玫瑰与白玫瑰，即妓女/贞女，情妇/妻子，二元对立，这原是男性对女人的分化与迷思，将女人视为不完整的人或期望女人不完整”[10]29，然而故事发展到最后，那位男性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境地，与其说是他抛弃了娇蕊，不如说是娇蕊在价值与精神层面上抛弃了他。张爱玲就这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示了陈旧的道德观念对于正常人性的扼杀，无情地批判了传统道德规范的腐臭和僵化了的封建性别意识。

三、你以为的“幸福新郎”——罗杰死了

自英国绅士罗杰安白登与淑女愫细蜜秋儿喜结连理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令人不解的是，他平静而又正常的生活也正式宣告结束。當全民渴望新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疴，与摆脱民族危亡的迫切心理共同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张爱玲以一出近乎荒诞的悲剧消解了西方的权威，她也不复古，而是继续对文化反思保持着强烈的势头，进一步挖掘中西文化“恶之合流”后“人人互吃”的历史。

罗杰最后选择了自杀，然而他的毁灭是由几股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合力酿成的，在自杀前夕那个熟悉的意象第三次浮现时，悲剧的一方面来源已确定：

“……花瓣子渐渐地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牙齿也渐渐地隐去了，但是在完全消失之前，突然向外一扑，伸为一两寸的尖利的獠牙。”[11]（P90）

“小蓝牙齿”一定是美的，拥有“小蓝牙齿”的两人分别是姐姐靡丽笙和愫细。无独有偶的是两位可怜的姑娘都受到了母亲蜜秋儿太太禁欲主义的影响，无限贬低人类的“性本能”，视“性”为极尽秽物之物。但是两位姑娘又极力认可和维护母亲赋予自己的身份价值：“连我们读过的报纸，也要经过母亲检查才让我们看”“接吻就是性交的全部表现”[12]（P86）。因而愫细在新婚之夜的狼狈出逃，四处哭诉自己的“不幸”，将丈夫的爱情欲求视为变态;靡丽笙作为一个苍白的鬼影，所到之处散布着她自说自话的委屈，作为姐姐对于妹妹的婚礼表现出一种无端的恐惧……这一切共同酿成了一位力比多失衡的可怜人。罗杰作为一名心理和生理都发展健全的正常人，却得不到性爱和力比多平衡在本我层面上的快感，“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大部分受本我的支配，他的个体价值就停留在初级阶段，社会文明与道德都会受到破坏。而用超我来支配人格，压制本我，会剥夺人生的很多幸福和快乐，从而导致心理问题，行为异常。”[13]（P10）因此，无性的爱必定是非常态的爱，它压制了正常的本我需求，力比多失去了得以满足的机会，使得罗杰不断处在“自我”与“本我”“本我”与“超我”间、在潜意识深处、不断自我压抑与身份的确定，再加上社会这个大熔炉的加速下，最终走向自我的毁灭。与此同时，《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将外国人“性的缺失”、婚姻的无奈暴露无遗，通过戏拟的方式颠覆了国民叙事中西方世界的“高大全”，原来西方所标榜的“先进思想”同样具有愚昧的色彩。

其次，将罗杰推向深渊的还有一群无聊的看客，这一类看客则明显带有中国的本土特征。在此之前，鲁迅已为我们塑造了一群看客形象，那群“看客们”不仅麻木、无聊，而且还爱拿“残酷”作“娱乐”，在“鉴赏”别人的痛苦中宣泄自己的不幸，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不仅继承了这一特色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看客们”无限放大罗杰与愫细之间的私生活，猜测着罗杰的真实面目。“个体是否能运用语言产生话语权力，是证明其是否能够得到身份认同的外显形式”[14]，身份作为自我意识的核心，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认定，这一认定包括个人认定和社会认定，可惜的是，当罗杰一次次与“看客们”沟通失效后，他对自身语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自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深深意识到自己身份的缺失，在社会上备受排挤而百口莫辩，最终辗转于麻木和漂泊。通过众人的“努力”，罗杰已俨然成为一名色情狂魔，再加上那些神经质的女秘书们、女学生的刻意关心逼得罗杰只能选择逃避，最后可能连他自己也认同自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色情狂。

罗杰作为“夹缝中生存”的“两性人”，张爱玲借助“罗杰”的精神困境，反映了生存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群体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并借此进行文化反思，一方面剥离了“他者”身份的权威色彩，一方面又将“自我”的脓疱和结疤血淋淋地剥开展示给人们看，从主题和内容两个方面共同为自我意识在新的文化体制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四、结语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个性特异的女作家，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的那样：“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得到的。”她以其特有的敏感，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存在的种种弊端，看出西方经验的种种破绽，透过一个个被“身份”蚕食掉的人物，作为文化选择过程中的一件件祭品，张以独立而又清醒的文化选择姿态预示着“自我与他者”该如何相处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与第三世界的在场 [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4][8][9][11][12]张爱玲.张爱玲全集 [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7.

[5][6] 陈晓洁.女仆的胜利——从<沉香屑>看张爱玲小说对“东方主义”的解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7] 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伍卷[C]，安徽：安徽教育出版，2004.

[10] 周芳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13] 霍尔·CS.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北京：商务印刷馆，1990.

[14] 林莺.福柯视域下话语实现与法国华裔作家身份建构[J]，法国研究，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