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娟

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小说家，近年来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作品以深刻的笔触描写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被称作美国社会的书写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唐·德里罗的《大都会》在深刻描摹美国后现代媒介社会景观①围绕“景观”这一核心概念，德波在其《景观社会》中回答了何谓景观、景观的特征和本质、景观的运作机制、景观的类别以及景观社会的后果这样几个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全人类发展进程中有关“个人性”问题的深切思索。

小说背景设置在国际大都市街区曼哈顿，这是一个资本化、数字化、虚拟化的世界，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主人公埃里克·帕克是拥有一家全球投资公司的亿万富翁，他深受失眠困扰，在又一次一夜无眠之后决定穿越曼哈顿城区去往儿时生活的贫民区理发。然而，他一路上经历了总统出行、地下主水管爆裂、左派抗议活动、心灵救赎者——说唱歌手布鲁瑟·费斯葬礼等一系列事件，而埃里克·帕克自己因为一意孤行做空日元导致破产。他还受到了来自前雇员本诺·莱文的死亡威胁，最终与之对面并发生了一系列对白——其对白更像是主体精神分裂式的自我独白。作品的表达从外部走向内部，从系统走向个人，从疯狂走向觉醒，深刻地绘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后现代世界图景。

一、单向度的人 ② “单向度的人”概念出自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本书对此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媒介文化霸权下主体的退却

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体已经全方位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美国学者迈克尔·哈丁对于大众传媒的定义是：普遍存在于大众生活的各类媒体，如电视、收音机、报纸和杂志等。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认为：“各种各样的媒介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利的网络系统。”加拿大社会学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他将媒体喻作“人的延伸”。显然，躲避在角落里的德里罗静默地观察着这一切有关空间与时间概念的“复合物”，并将其内化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大都会》中，媒介的触角已经深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人公埃里克·帕克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体，他因焦虑而失眠，他读诗歌，读弗洛伊德的作品，读爱因斯坦的著作，读英德双语的狭义相对论，但最终萦绕在他头脑中的仍旧只是嘈杂之音和时间概念。

媒介信息源源不断地充斥着他的头脑，模糊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他试图逃离媒介操控的努力宣告失败。在又一次一夜无眠之后他决定去理发。“……穿过拥有四十八个房间的公寓，在这里，游泳池、纸牌室、健身房、鲨鱼缸、狗圈和影视厅一应俱全”，这是庞大的资本主义系统的附属。埃里克·帕克在这里就可以追踪货币行情和查看研究报告。生活与工作似乎没有严格的界限，媒介已经嵌入到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途经正厅时里面的塔型空间，让他感受到了片刻的虔诚的沉寂，“这令他想起了清真寺里人们轻柔的脚步声和鸽子咕咕的叫声”[1]。然而，宗教已日渐式微，媒介打破了人们心中的宁静，主体已然退却。埃里克·帕克的白色超长豪华轿车上“安装有夜视仪，它连着装在散热器隔栅上的红外线摄像头。车内可视设备的屏幕上显示着日期、流动符号、高山形图标和跳动的数字……”埃里克·帕克在车内可以进行一切日常活动。所有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投向他的可视屏幕，为他提供了一切所需，从而隔断了他和外界的交流。影片正是在拥塞不堪的车流中展开，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始终展示在摄影机中，象征着媒介文化以全方位的视角干预着社会生活，参与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塑造着这个由图像和科技引领的世界。

在他乘车去往理发店的路上，总部向他发来危险提示，他只需念暗号向显示屏发出指令；当埃里克·帕克的轿车在赖克辛顿大道上爬行时，他在电视的反复重播中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阿瑟·拉普被刺身亡；然而讽刺般的成为直播焦点的画面却是那个在阿瑟·拉普和袭击者的身体冲突中被拽倒而撕破裙子的苗条的女记者……媒体不断重复播出，直到轰动效应淡去；而车中的另一人物迈克·钦只是聆听有关刺杀的报道却没有转过头来看屏幕，埃里克·帕克认为这是一种“连死亡也无法影响的冷漠”。大众传媒正是通过反复涉及死亡、灾难相关意向或信息将死亡转化为一种“拟象”，人们对死亡和暴力的画面越来越熟悉，甚至产生了对死亡的免疫力，而“真正死亡”的含义通过重复遭到了破坏。大众传媒通过将死亡转化为“拟像”创造出的“超现实”，“使现实和仿真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2]。个人在媒介的影响下丧失了个人性，成为了异化的对象，人类群体也在这种异化结构的冲击下成为了具有单一向度的民族群像。

二、无法冲破的囚笼——资本主义幽灵系统下的操控陷阱

当今的一些媒介文化研究者，倾向于将媒介文化中的有关权力关系作葛兰西式的或者是福柯式的描述，而不是将其简化为激烈的阶级冲突，这一“复杂的权力观念”更适合“揭示诸如传媒之中的文化如何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及其运作”[3]。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传媒作为一个结构有序的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是建立在传媒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分享的指意语汇之上的，他们接受了流行的正统性。大众传媒将决定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

作为《大都会》影片中的重要一笔，两次插入的“本诺·莱文”的谋杀者自白非常关键。在主角埃里克·帕克乘坐超长豪华轿车穿过曼哈顿市区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一种人身安全的威胁。这匿名的威胁来自于本诺·莱文——一个奋力拼搏却仍因经济困窘而遭受妻子离去，从此辞去教师职业转而进入埃里克·帕克的公司妄图改变贫穷命运的人。“然而人们总是说他古怪，说他的人格和生理都有问题”，“无论怎么说，他走起路来很可笑”，“人们对一个人的看法会使这个人变成他们认为的那样。如果人们认为他斜着走，那么他将不协调地斜着走，因为这就是他在周围人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诺·莱文因为被认为心理不正常而被降职降薪，又在没有被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且没有得到解雇补偿金。他不得不接受如此命运。媒介文化决定了什么是主流，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古怪”“走路方式可笑”“衣服不合适”都足以使一个人变成边缘人，使一个人不得不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这是何等的残酷。人们在媒介的麻痹之中丧失了个性，成为了为媒介影响下的大众主流文化所认可的复制品。媒介文化的同质化现象粗暴如此，这早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已经有所涉及。他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社会以它高效的生产力同化或吸收了它的对立面，并“全面管理语言”和重新塑造着传播领域，使得单向度的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来。它的语言有助于同一和统一，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被媒介催眠、驯化和麻痹，接受了媒介所传播的正统性。从而，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与操纵的反抗力，成为了屈从社会政治需要的“单向度的人”。由此看来，媒介文化的同质化使社会上的个人失去了个性，维护了资本主义系统的系统性，实为一种异化。

然而，这个被系统抛弃的一直策划用暴力进行反抗的谋杀者本诺莱文，却成为了唯一拥有个人性的存在。只是妄图抛弃这个系统的本诺·莱文的生活举步维艰，在这个没有水、暖气和灯光的废弃大楼里，他还需要用他那点儿可怜的现金去买瓶装水来饮用和洗澡，实现生存的最低需求。“为了计划复仇，他整天观看从埃里克·帕克的网站下载的现场录像，来了解他的一切。”随着他账户存款的不断缩水，他只能去一家银行了，而且只能使用临街的取款机，因为保安不会让他进入银行。银行是大理石和玻璃的建筑，还配有武装警卫，而这建筑已经戒备森严地将他隔离到另一个世界。他每天都觉得羞愧，他想找到一些尊严，找到个人价值。他最终决心动手，用暴力行动改变过去的一切。然而，暴力真的能改变一切吗？

三．向死而生——冲破异化系统的桎梏

在埃里克·帕克的轿车行至第七大道和百老汇交界处时，街上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抗议活动。埃里克·帕克坐在轿车里通过电视转播收看发生在车外的一切暴力和死亡。炸弹在投资银行外爆炸的同时，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自焚。所有的屏幕都集中在了这件事上，资本主义系统对于这样极端的恐怖行为无能为力。自焚者用这种方式启发人们去思考。

之后，埃里克·帕克在剧院门口遇到了妻子，他坦承了和妻子联姻的目的，告知了自己即将破产的现状，但妻子仍妄想帮助他渡过难关。埃里克·帕克利用黑客手段窃取了妻子的资产并将之化为乌有，这是他对他们神话般婚姻的报复，也是对资本主义系统的一种夹杂着痛苦与矛盾的抵抗。行车途中，他遇到了他喜爱的古老苏菲音乐的传唱歌手布鲁瑟·费斯的葬礼，然而唱片公司看到了商机，将葬礼弄成了一个盛大的事件，媒介利用了他的死亡，也写就了巴赫金笔下的狂欢。他为费斯哭泣，也为自己哭泣。接着，在恶作剧般杀死了保镖托沃尔之后，已近崩溃的埃里克·帕克终于到达了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贫民窟里的理发店。在这里，埃里克·帕克找到了儿时的记忆，回到了自己身体和个人社会属性的源头。他终于能够从失眠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头发还没有理完，埃里克·帕克就离开了。在第十一大道，300个赤身裸体的人躺在街上，埃里克·帕克也赤身裸体躺在其中，镜头把这些簇拥在一起有着多种肤色的身体统统收入。在这里，所有人被脱光的不仅是衣服，也是他们的系统属性。埃里克·帕克偶然却不意外地发现妻子艾莉斯也在其中，于是他们有了第一次身体接触，那是纯粹的身体接触，不再有任何属性。他不再是资本的化身，他的妻子也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过河前的最后一个街区，埃里克·帕克告别了他的司机，并遭遇了他的谋杀者，然而他没有逃避。他去寻找他的谋杀者。埃里克·帕克和谋杀者——他的前雇员理查德·希茨，进行了灵魂的对话。埃里克·帕克用最后一颗子弹射穿了自己的手，放弃了反击的最后可能。谋杀者在矛盾和决绝中宣判了他的死刑，那是被剥夺了一切的个人，对连新鲜空气都要拿走的资本主义的判决。最后，埃里克·帕克在他的能记载一切的水晶手表的表面上，看到自己成了一具尸体。《大都会》描写了鲜活的个人性，却也揭示了鲜活的个人性背后那无所不在的系统性。埃里克·帕克逐渐剥掉了依附在他身上的系统的外衣，直至最后自愿被谋杀者枪杀，暗示着他为冲破异化系统的桎梏渴求人性的回归所付诸的努力。

结语

《大都会》中近乎潜意识般的含糊不清的表述与无意义的话语，正是处在媒介包围中的现代人思维破碎、片段化、混乱（chaos）的直观表现，那个“看不见的幽灵”虽然无所不在，但在它的下面，那种个人性也始终存在着，它在伺机而动，准备对系统展开复仇。在历史层面上，“正是个人性建构了系统，虽然在现实层面上它又被系统所遮蔽所剥夺，但它并未真正消失过，它就像潜伏的忍者，随时会冒出来，摧毁掉它的创造物”[4]。

德里罗在他的多部作品当中都透露出对于美国社会的强烈忧患意识，其作品中也包含了对于东方力量的向往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探索人的存在的努力。同样，作为后现代作家，德里罗依然在高举着那面属于后现代的不确定大旗，这种不确定也正是个人的基本属性。所有可知的系统都是确定的，但惟有个人性是不可确定的。它具有创造一切系统的能力，也拥有颠覆一切系统的力量。这是后现代主义对这个世界的最大贡献，它给不确定以正当性，并让不确定本身成为了一种价值观。也许诚如福柯所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这沙地犹如统摄人心的系统，遮蔽、控制、异化、引诱，让我们堕入深不见底的恐怖深渊，但人绝不是这系统中的一粒尘芥，他挣扎、奋斗、反抗；终会在这让人看似绝望的系统中绽放出自己的光芒，在这大海边的沙地上勾勒出绚烂的色彩，冲破囚笼，突破障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