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佳

从主流献礼片的角度看，《攀登者》的叙述构造具有某些特殊的难点。它讲述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员克服千难万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然而，它又不能是一个简单的登山探险的故事，必须承载浓重的历史、国际关系斗争、政治等多方面的蕴藉。由此，该作品的叙事至少将遭遇两个方面的特殊困难。其一，虽然故事的主体集中在登山探险的事情上，却有必要避开一般登山探险的类型叙事，西方类似“垂直极限”“极限营救”等类型片的套路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其上。其二，故事的叙述虽有必要彰显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又不能简单还原当年的政治情境，毕竟当年所强调的“人定胜天”“阶级斗争”等说法已经在党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中被扬弃。也就是说，故事讲述者在缅怀珠峰攀登者事迹的过程中，还需要追溯、反思、升华当年前辈行动中更具有普遍价值内蕴的东西。

应当承认，《攀登者》的创制者较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所面临的特殊艺术难题且较好地克服了相关难题。在讲述攀登珠峰故事的时候，主创人员有意运用多种艺术技巧，特别是画面语言的象征隐喻效果，使得攀登珠峰这一事情彻底摆脱了探险、猎奇、张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窠臼，让它与个人、集体的精神成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两者间所以能够发生必然的联系，则在于攀登世界高峰过程中的艰难险阻与个人、集体成长道路所必然遭遇的艰难险阻构成了十分恰切、自然的类比关联关系，正所谓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通过这一类比联系，创作者使攀登珠峰的事迹，超出了其时代局限，成为一个很长时间内都对我们具有高度引导性价值意义的精神事件。

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大意是说，贫穷和卑贱的处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用来帮助你达到成功。这话后来经过演变，就成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句话向来有着最深刻的体悟。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流血斗争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克服各种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秩序的新时期，又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新时代，他们都正视自己前进道路中所必将遇到的各种困难，既不气馁，也不骄傲自满；既不自卑虚无，也不妄自尊大；既敢于冒险求索，又脚踏实地。《攀登者》的创作者努力在故事的讲述中，将这种精神内蕴融入珠峰攀登者的事迹中，力求在各种精微的细节中，在攀登者的精气神中，凸显那些历史前辈于艰难困苦中砥砺自身，成全集体、民族、国家的大义襟怀。这样，故事中人物的行动、事迹，一方面是其个人的行动、事迹，另一方面，却具有一种更广袤的象征意味，体现了普遍性和历史性。

影片中，《攀登者》的创作者展现了他们艺术探寻的才情。他们运用现代视听技术，巧妙地运用了古典艺术中寓意象征的叙事技法，使故事本体体现了较为丰厚的价值蕴涵。所谓寓意象征，牵涉较复杂的学术观念辨析问题，不能展开讨论。借助本雅明的说法，这一手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理念与事件结合，此理念不一定是事件本有的，需要叙述者在事件之外强力构建两者间的关系。传统文类中寓言等文体广泛使用这种手法。比如“朝三暮四”“刻舟求剑”等故事所能传达的，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些意思，但经过故事叙事者的命意，这些故事就变得具有强烈的规定性，甚至不允许阐释的偏向。东西方的寓言讲述都有这一特点。二、这种关系的构成需要叙述者寻找、洞察某些具有说服力的象征物。此种蕴意的命意是否有效、是否具有感染力，与叙事者对事件关联象征物的洞见、表现紧密相关。恰当的象征物能够直指人心，既有高度的说服力又能避免过长叙述造成的表意的迂曲及信息的冗余。这也是凸显叙事者艺术才情的关键点。三、故事中的人物需要具有特殊的个性，既能展现自我个体，又能够有力地印证（包括对抗）这种理念。歌德与本雅明都指出，是否在蕴意叙述中展现了个体性和特殊性，是寓意象征与一般象征手法根本不同之处。寓意象征务必使人感受到叙事呈现的这一个是特有的、无可替代的。因此，所谓“寓意象征”的基本意思大略就是“意指一种普遍的概念，或者一个有别于其自身的理念……这一概念自身降入了肉身世界，我们可以在那个图像中直接看到概念本身”[1]。在《攀登者》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包含重厚历史沧桑意味的概念（理念），与攀登珠峰这一事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多层次地、富有历史纵深感地呈现了出来，最终让观众在看到登顶珠峰这一“图像”的时刻，仿佛看到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概念本身”，或者说，历史概念在此刻具现为直接的图像本身。

《攀登者》创作者对寓意象征手法的自觉运用，首先就体现在对事件本身寓意内涵的建构上。作为历史事件的攀登珠峰事迹，当然存在着多种被解释的维度，但《攀登者》一开始，就异常明确地把这一事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60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刻，中国组织这样一支专业团队去从事貌似与生产全无关联的事情，绝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一个有力的回应。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挑战人类极限，这是一种以意志、血肉对抗外部极恶劣条件的精神与决心。诚然，正如倒在攀登路上那一位位先驱者所警示的那样，这种血肉对抗本身是不公平的，有些牺牲甚至看起来是不必要的，但不经过这种英勇的抗争，后继者连前进的踏脚石都没有。相对来说，1975年再登珠峰较为顺利，取得较大成功，正建立在前者不折服于艰辛的外部条件、不计较于个人挫折的精神意志基础上。电影中有一个生动的细节：1960年首批登上珠峰的登山队员曲松林，曾遭受不公正待遇达13年之久。在登山过程中他为保护队友身患残疾，已无再登珠峰希望。但在这13年中，他每天依然观察气象，对珠峰云气变化了如指掌甚至对口诀倒背如流。在其人生历程中，他丝毫没有个人功利的目的，唯有对事业的忠诚。《攀登者》就是借助一个个类似曲松林这样的人物事迹，大处着眼，细节处落墨，赋予了攀登珠峰这一事件一种特殊的精神寓意，并使其展示显得饱满、结实（而不是流于空洞的说教）。

《攀登者》的寓意内涵，通常还借助各种生动且富有力感的象征物来表达。这是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最富有灵气之处。在故事的叙述中，有三种象征物给人印象最深：珠峰、暴风雪、粗砺的登山工具。这其中，其对珠峰形象的造型内蕴较为丰富、较为优美。在整部作品中，珠峰时隐时现，美妙时犹如天外仙境，喻示人类崇高的理想目标确实值得人们排除一切艰苦去努力追寻。但它时常也潜隐在具有神秘气息的云雾背后，表现出一种不可捉摸的危险的属性，警示人们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永无既定的坦道，越接近胜利的终点越包含巨大的危险，一步踏错就可能堕入万丈深渊。不过，不管怎么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攻坚克难而获得的胜利喜悦是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替代的。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电影中的暴风雪的象征意味较为单一，主要承担喻示前进道路中“艰难困苦”的作用。创作者很有力感地显示了大自然伟力的破坏性作用，揭示了人类前行道路中人性的脆弱，尤其是面对不可测之物的惊惧感。这是一种直抵人性底部的精神叩问。从这个角度说，影片对暴风雪这一象征物的运用，基本也是成功的。影片中各种近于粗糙的登山工具的展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中国制造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今天，人们再来重温这些近乎原始的登山工具，将对前辈报以更大的敬意：我们的前辈就是在这样艰苦、落后的物质条件下，登上了世界的辉煌顶点，并且泽被后代（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具登山梯，据说至今仍然矗立在攀登珠峰最后的险地——第二台阶处，为后来的登山者提供了莫大便利）。当然，整体来看，影片对于这些工具的展示，还略显笼统。创作者如能择取一二，对这些工具进行精微的历史文本细读，道出这些貌似粗砺的工具背后前辈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智慧蕴藉，则它们作为寓意象征物将更具历史质感，更加动人心魄。

此外，《攀登者》的人物性格塑造也紧扣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基点予以展开。影片所塑造的中国登山人的性格群像，颇为丰富多元。这其中，自然以胸襟开阔、坚韧不拔、精于业务的方五洲（吴京饰演）；忠于事业与爱情的徐樱（章子怡饰演）；果敢奉献，颇有狂狷之气的曲松林（张译饰演）等人物形象最为突出。不过，在这些主要角色外，影片还塑造了其他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群像，如青春阳光、不免冒失的李国梁（井柏然饰演）；沉着老练、能干决断、略有官僚气的赵总指挥（王景春饰演）；憨厚、沉稳的杰布（拉旺罗布饰演）；勇敢坚强、忠于信仰的杨光（胡歌饰演）等。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能说每一个都恰到好处，但总体来说，创作者通过他们来透出寓意内涵的艺术目的基本得到了实现。这些英雄群像折射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精神的光芒。他们都是独立的自由个体，有人性高尚的一面，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人性弱点（影片对曲松林强硬外表下软弱成分的表现尤为成功），但他们均有着一种精神的共性，这就是知难而上，永不屈服，不达胜利的终点永不罢休，哪怕为这崇高的信念牺牲一切。在这崇高信念的照耀下，他们千姿百态的人性也因此发散出热烈的、催人泪下的情感力量。从这个角度说，影片中英雄群像的自由个性实践，正像是一种类的集合，印证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精神的普遍价值意义，显现了“概念自身降入了肉身世界”的艺术造型魅力。

当然，如若严格地分析起来，《攀登者》寓意象征完成的整体饱满程度也有些可以指摘之处。尤其其中方五洲与徐樱、李国梁与黑牡丹两段感情戏的构设让人感到不自然甚至有些做作。影片的破绽与不合理处通常集中在这两条线索上。如故事让徐樱的仿佛以全知旁观者身份作回溯式的开场，故事结局却是徐樱壮志未酬身先死，这就不免让人们对徐樱故事中的角色地位发生疑惑。叙事者当然可以援引许多叙事理论为这一叙事策略辩护，不过其不自然性是一目了然的。又如在最后冲顶时刻，徐樱千叮咛万嘱咐方五洲务必在接到自己的指令后才能行动，但这条指令似乎从未发出。再比如，为了表现黑牡丹对李国梁大胆泼辣的爱，让她在训练掐表时刻意为李国梁少算时间，也很不合情理。需要指出的是，黑牡丹的原型是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登山运动员潘多，创制者对她的角色设计看起来是过于轻浅了。

虽然还有一些可待商榷之处，《攀登者》的叙事方式与一般的献礼片仍有着明显的不同。回顾起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庆10周年以来，献礼片已成为我国电影创作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几十年的献礼片取得了很大成就，就其叙事模式来说，则大抵不出以下基本形式。一是史诗再现式。即尽力恢复叙事对象所处的历史场景，在此基础上探寻历史事件的发生机制、原因，表现其历史意义。这是我国献礼片中最活跃，也是成就最高的一种叙事模式，如“大决战系列”、《开国大典》等都是此类叙事的代表作。二是抒情表意式。在此类叙事中，艺术家通过自身的感悟，在生活中发现、提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值得歌颂的人物与事件。此种叙事，可以在现实原型中提炼、升华，也可以主要借助虚构想象。《五朵金花》以及最近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等，大体可归入此类。三是主题宣传式。主要是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作铺陈式的展示、说明。尽管看起来较受局限，但此类叙事如能得到较好运作，也能取得不错的商业效果（如近期上映的《中国机长》）。不难看出，《攀登者》的叙事方式整体上看与这三种常见的献礼片叙事模式均有所差异。在此作品中，叙事说理的成分明显增强，但这种说理成分一是从事件本身中总结提取，二是事件本身中能够得到恰当的象征物来映现，因此，具有一种自然而直接的艺术感染力。我们将此种叙事称为“寓意象征叙事”。虽然《攀登者》的叙事架构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够成熟之处，从电影类型学上看，这类叙事模式还少有类似的成功个案。但可能正因为如此，《攀登者》栉风浴雨的创意锐气，才更加值得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