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佳

李仁港导演、阿来编剧的《攀登者》，作为2019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献礼作之一，主要以1975年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事迹为底本，讲述了新老两代登山者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荣誉，继1960年首次登顶后，又一次从珠峰北侧登上世界之巅的动人故事。

以攀登高山取材的影片，大多以纪录片的形式进入观众的视野。比如早期的《珠峰史诗》（1924），以及近年来的《攀登梅鲁峰》（2015）、《喜马拉雅天梯》（2015）、《徒手攀岩》（2018）等。这类纪录片最吸引人的地方，当属其展示的自然奇观与冒险体验。当摄影机撷取登山运动中的奇观与风险，并将之搬上银幕后，观众借助摄影机的眼睛和影院声画效果的配合，也收获了更为丰富的视觉感受与生命体验。

从历史上看，中国登山队的登顶行动绝非现代个体追求刺激或突破记录的冒险行为，也不是单纯的国家运动队比赛或科学队考察；中国的登顶是在中尼领土争议、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局势紧张、国内民族矛盾，[1]以及首次登顶未受国际承认的重重压力下，国家决策、各族、各行业人员通力合作，以登顶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特殊行动。[2]对这两次登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分别跟拍、制作了登顶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1960，以下简称《征服》）和《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1975，以下简称《再次》）。半个世纪以后，《攀登者》以商业剧情片的形式上映，实属对上述登顶事迹的第三次讲述。

本文将在下面的篇幅分析，故事片《攀登者》与纪录片《征服》《再次》相比，对登顶珠峰事件的描写，在情感基调与宣传姿态上有怎样的差异；进而论证造成此种差异的内因，乃是影片转变了“攀登”的象征意义，将其重新定义为通过掌握现代技术与话语来寻求国家发展。

一、从《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到《攀登者》

制作于20世纪的《征服》与《再次》两部黑白纪录片，都采用了影像资料与旁白叙述相配合的传统方式，按时间顺叙了攀登珠峰的过程。就两部纪录片来说，《再次》比起《征服》有更为成熟的手法。《征服》在讲述登顶过程时，采用的多是单视点跟拍资料的剪辑，在此基础上介绍性地解说了珠峰的特殊景观与中国的攀登行动：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塔林、冰蘑菇、中国登山队的部署以及突击队的冲顶。由于1960年登顶时缺乏摄影的光照条件，《征服》没有记下登山队员在珠峰顶部的影像资料，这是该片的一大遗憾。相比之下，制作时间更晚、投入精力更大的《再次》，在延续《征服》的叙事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了更丰富的多视点手法来讲述登顶故事。比如，在冲击峰顶的段落中，影片对突击队员、登顶指挥营和测绘点三个视点采用了交叉剪辑。先是从测绘点出发，在凄厉的风声中，镜头通过东绒布冰川测绘望远镜远眺正在攀越第二台阶、只是呈现为几个小黑点的突击队员，随着他们消失在望远镜的视线里，镜头切给云雾缭绕的珠峰。少顷，旁白道：“云层遮住了队员们的身影，但是挡不住峰顶传来的胜利喜讯。”然后指挥营就接到了突击队员的无线电讯息，指挥员问道：“是不是九位同志都上去了，是的话就答对。”对讲机那头道：“——对！”欢快绵长的背景音乐与人群欢呼声马上响起，大本营开始欢庆。之后，画面切到突击队员在峰顶竖起五星红旗与测量觇标，观众跟随摄影师在世界之巅环视周围。最后，镜头又回到测绘工作者，也正是他们最终测定了珠峰8848米的高程。整个段落，远景、中景配合得当，自然风声与配乐很好地烘托了或紧张或欢乐的氛围，也适当地营造了一些悬疑气氛；同时，高效的镜头语言表现了攀登活动中的各方配合，展现了较高的纪录片水平。

而就《再次》与《攀登者》来说，由于拍摄时代、制片技术、制作主体与影片类型等显而易见的差异，虽然两部影片都讲述了中国队1975年的第二次登顶，但它们的艺术表现极不相同。下面以情感基调与宣传姿态两点为例来分析。

首先，在情感基调上。尽管现实中的登山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再次》的主要情感基调仍是乐观向上的。这种人定胜天的乐观情绪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相比之下，《攀登者》则着力渲染攀登的牺牲与悲壮。《再次》对登山的困难采用了概括虚写的方式。比如在前往五号登山营地的途中，登山队遇到了恶劣天气，旁白这样叙述：“乌云赶来报信，风暴就要来临。遍地起烽烟，漫天舞玉龙，神奇的珠峰啊，顿时改面容。在无畏的战士面前，狂风只有低头，登山队员闯过了险恶的风口，到达了第五号登山营地。”通过对风雪的诗意改写，影片凸显了登山队员的坚强意志和到达第五号登山营地的阶段性胜利，仿佛再凶险的风暴也无法阻挡大写的集体意志。当然，具有写实品格的纪录片也没有完全忽略攀登珠峰的困难，但在简要陈述登顶的前两次挫折和牺牲之后，昂扬的音乐与上升镜头告诉观众：即便面临千难万险，登山健儿们也将“接过红旗，继续前进”。

如果说《再次》续写了坚强的集体意志足以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珠峰踩在脚下”，那么，《攀登者》的用力之处，则是在雪山的极端环境里不可避免的个体牺牲，这就为影片铺设了悲壮的底色。试举一例，影片用较长的篇幅交代了李国梁作为共产党员的训练、成长、感情经历与最终牺牲。在第二次冲顶时，李国梁因意外滑下雪山，在绝境中选择割断绳索牺牲自己，从而保住作为证据的摄影机。这一情节虽然略显老套，但确有感人之处。就人物的成长来看，李国梁经历了一开始的自信、自我怀疑，再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牺牲的成长；这既为其最后的生死选择做了长长的铺垫，又给观众提供了共情的基础。而从影片情节看，第二次突击行动起手形势一片大好，直到第二台阶下突发大风，情势急转直下，上一秒还在拍摄的李国梁，半分钟之后就被挂在了悬崖下，这种快速的情节转弯，在增加影片戏剧性的同时，也在强调在变幻莫测的极端气候下登山，挫折乃至牺牲在所难免。

其次，《再次》有着鲜明的宣传姿态。一方面，影片对国内观众的作用是普及科普知识和鼓舞人心。除了介绍喜马拉雅地区的动植物、特殊地貌外，影片解说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登山运动与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并置，把攀登和测量珠峰的行动比拟为战争。[3]比如，登顶的誓师大会上，队员说：“鲜血可流，生命可丢，定要把觇标竖顶峰，定要让五星红旗飘山头。”从话语的角度分析，这句话用流血牺牲将观众带入战争的语义场，将测量工具觇标暗喻为战斗中占领山头的旗帜，进而加强了攀登与保卫领土完整的语义连接，增强了攀登行为的战斗和政治色彩。在情节上，副队长潘多在高峰宣誓入党，最终以女性共产党员的身份登上珠峰，这一安排强调了共产党员的信念和意志足以征服世界最高峰。此外，影片也有针对其他政治实体的宣传意图。影片中中国队成功登顶后，旁白不无调侃地说道：“洛子峰啊，请把我们的问候带给友好的尼泊尔人民。”事实上，《再次》的拍摄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指示 ，而成片的外语版也曾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放映[4]。如上种种，《再次》确实带有对外宣传国家形象的作用。

相比之下，《攀登者》在上述两方面显得要含蓄一些。最明显的例子，是影片对攀登珠峰理由的处理。在内，影片借方五洲之口，将攀登去政治化地解释为顺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浩荡大势，来“探索世界”和“走向未来”。另外，对于攀登行动承受的国际压力，《攀登者》也做了模糊化的处理：1960年老队长牺牲前，嘱托方五洲完成任务，以“让世界看到中国人”；而1975年方五洲受到的质疑，也被转化为是来自读过“外国文献”的学员的怀疑。相比《再次》中指名道姓的调侃，《攀登者》为对手隐去其名的做法，要显得温和许多。

二、“攀登”象征意义的转变

《攀登者》与《再次》相比，选择了悲壮的感情基调与含蓄的宣传姿态。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时代、影片类型等外部因素外，从内因看，是影片转移了“攀登”的象征重点，甚至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攀登”的象征意义。在《再次》中，攀登象征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赢得国内斗争和国际挑战的成功。而在《攀登者》中，攀登象征着通过掌握现代话语以寻求国家发展；具体来说，影片里中国队的登顶并获得影像，关联着中国掌握强势的现代—科学话语；而艰险的登顶过程则既指国家发展，又指与发展历程形成同构的登山队员的自我救赎。登顶的结果和过程互为表里，共同构成《攀登者》中攀登的象征要素。

影片中，攀登固然有其科考意义，但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获得登顶的影像资料：1960年的登山行动因为缺乏影像证据，而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二次冲顶显然是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毫无疑问，矛盾的焦点指向了摄影机，这个影片中极为重要的道具与线索。另一方面，现代摄影机的“眼”见为实，其实也符合当代人的思维。与之形成对应的，是方五洲采集的海螺化石沦为登顶的不充分证据。尽管化石见证了沧海桑田的漫长地质变化，但它反讽地无法记录相对短暂的人类活动。在摄影机—化石的对立里，自然的见证者海螺化石，象征着前现代的经验习惯，粗疏且弱势；相比之下，精密且强势的摄影机，则是现代话语与国际惯例的转喻。在后者所代表的科学—现代技术的语义网里，对机器和摄影资料的掌握，象征着掌握现代话语、进而加入国际对话的入场券；只有如此，中国才可以“测量自己的山”，记录自己的故事。

1960年，中国因缺少摄影资料，面对质疑时，所持的态度是沉默而暧昧的。一方面，国家意志的化身赵政委表示，登自己的山，“不需要别人的承认”。但另一方面，这一回应又缺乏底气，具体体现在方五洲身上：方五洲在面对学生质疑时，选择了沉默和回避。方五洲的恋人徐缨在出国前夕，向他索要感情回应未果，被暗中挑衅的学生打断，徐愤怒地冲出厂房、大声指责后者是“不敢说话的懦夫”。这句话的对象当然同时是不敢回应情感、不能回应质疑、只有保持沉默的方五洲，但也未尝不可理解为针对与方五洲形成对应的失语的中国。

如果说在第一个时间点，中国因为缺乏对现代话语/摄影资料的掌握，而陷入某种程度的失语的话，那么在第二个时间点即1975年，中国对现代技术和话语则有更为自信与纯熟的掌握。在这次登顶中，对“窗口期”的气候预测、周密严格的训练、精良的装备和科学的团队配置，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气候预测。《攀登者》将之前的挫折主要归因于预测不准；而当登山队捕捉到好天气、并采取相应行动时，登顶便可以获得成功。与15年前不同，中国已经可以脱离国外的训练与援助，依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冲击珠峰，也就是说，中国逐渐掌握了现代技术和话语的要领。正如第二次登顶行动前，行动指挥曲松林对新队长李国梁所说：“你就是中国的眼睛。”这句台词的隐藏意义是，此前当中国缺乏以摄影机为象征的现代话语权时，中国人所见的成就是不受认可的，而当我们终于配合国际规则、进入战局时，“中国的眼睛”才可以真正地见证和记录登顶。

因此，攀登历程这一空间的曲折上升，在影片中对应着中国逐渐掌握现代话语的发展历程，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对应着攀登者们的心路历程。中国在1960年登顶而无证的遗憾，在个人层面被内化为方五洲与曲松林的心结。方五洲在救人和救摄像机之间，选择了救人；他因此受到了质疑和嘲讽，但却无力反驳。而获救的曲松林则将缺失影像资料一事归咎于自己，他一边背负着政治任务失利的罪责，一边承受良心的自我谴责。方五洲的沉默与曲松林的自责，既是两人的个体情感，又隐喻着再次登顶之前某种属于集体的负性状态。

攀登与个体心灵之间的对应，还可以通过方五洲徒手爬厂房的情节得到旁证。影片开头那个飞檐走壁的片段，因为不符合攀登的现实品格，而饱受批评。撇去其反物理的一面，这一片段的合情理之处在于，方五洲以致敬登山家马洛里的方式，通过征服高耸的建筑，来向徐缨表达说不出口的求婚——马洛里，这位影片中多次提及、最终丧生于珠峰北坡的英国登山家，曾经以攀登教堂的方式向爱人求婚。[5]而方五洲如有神助的攀登，既隐喻着中国受到质疑之前、一番坦途的成功登顶，又对应着方、徐二人迅速升温、即将开花结果的感情。换言之，这段离奇却不乏抒情意味的攀登行为，融合了方五洲对登山事业和心上人的示爱，是其铁汉柔情一面的心灵写意。因此，随后苏联教练的来信，打断的不仅是方五洲的告白，同时也打击了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登山事业，以及全心热爱登山的方五洲。在此之后，方五洲陷入了事业和心灵的双重低谷，在下放期间进行漫长的自我放逐——直到二次攀登的命令下达，属于他的救赎机会才又来了。

在这一层面上，攀登珠峰又是登山队员解开心结的必然手段：只有再次登顶、完成未竟的任务，老队员们才能弥补15年前的遗憾。因此，二次登顶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也是个人与集体脱离负性状态的救赎之路。也正是因此，当在影片结尾当年的登顶记录、以及中国登山队留下的“中国梯”影像播出时，观众的感动才会那样深切。1975年登顶途中留下的“中国梯”，在30多年后还能帮助杨光（成龙饰演）登上珠峰，这一画面在沟通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真实的同时，也将观众从集体负性状态中解放出来：观众既通过电影目睹了改编故事里的成功登顶，又通过影像资料见证了历史上真实的登顶事迹。在电影银幕前的，既是一双双中国的眼睛，又是世界的眼睛。

结语

《攀登者》是近年来国产影片中少有的攀登题材剧情片，尽管一些影评指出，影片在文戏的比例安排以及过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应该承认，电影恰逢其时地激发了公众热情，引发人们关注中国登山事业的成就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激发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当中国历经千辛万苦、掌握了峰顶的游戏规则，可以测量自己的山峰、记录自己的故事之后，我们曾经放弃了什么、又可以再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