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丽

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判和总体印象”[1]，其认知维度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维度、企业维度、文化维度、景观维度、国民维度、舆论维度”[2]等，其中文化维度，即一个国家的文化积淀被认为是国家形象差异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也具有多元性，“文学艺术、历史文物、民族风情、宗教传承、电影电视”[3]等都能形成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知。其中，电影因其宣传的隐蔽性和辐射面广阔的受众群，已经成为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如好莱坞电影被公认是美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展示手段。《拯救大兵瑞恩》、《复仇者联盟》系列、《蜘蛛侠》系列、《钢铁侠》系列、《美国队长》系列等一批美国大片牢固塑造了美式英雄拯救全球、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国家形象。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也出现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新主流大片，如《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流浪地球》（2019）位列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总排行榜前列，在掀起观影狂潮的情况下，这些影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也引起热议。本文基于近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大热的“新主流大片”来讨论这些影片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这种国家形象是如何被叙事建构起来的，以期为今后通过影视塑造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主流大片的界定及其内涵

“新主流大片”并非新出现的概念，与其相关的概念还有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等。主旋律电影被认为兴起于1980年代，指“那些表达民众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和弘扬中国梦，彰显我国强大综合实力和浓郁民族凝聚力”[4]的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都属于主旋律电影的范畴。“新主流电影”则是产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电影制作概念。1999年，马宁等人认为在主流电影面临成本越来越高、观众越来越少、利润和成本无法比较、叙事方式陈旧和老化以及过于修饰和做作等问题的情况下，制作“新主流电影”成为一种机遇。“新主流电影”是“相对主流电影的困境而提出的战略性的创意”“注重研究电影的想象力与观众接受程度的关系，发挥想象力在国产电影的作为”“建议成本范围是150万元-300万元人民币”[5]。

中国电影约定俗成的分类一般是实用的“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而近年来国产电影市场逐渐出现了三种电影类型融合的现象——“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主流化”[6]，即主旋律题材的电影采用商业化的运作包装方式，商业电影选材爱国革命等主题、主动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艺术电影则融合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特点：在选材上向主旋律靠拢、在宣发上进行商业化运作，《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集结号》《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唐山大地震》《黄金时代》等一批市场反响强烈、观影人数众多的大片就是三类电影互相融合的成果。在三类电影不断融合、融合大片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新主流大片”的提法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新主流大片”并非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而是一个有待成熟的电影类型提法，但这类影片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更加成熟的叙事和市场号召力，更易让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对现实和历史新的观照角度和更通俗的表达方式，更加关注具有人类普通意义的情感”[6]，其主题通常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没有严格规定哪些类型的题材属于新主流大片、另一些类型的题材不属于，但在价值观上一定是符合影片制作时主导意识形态的诉求、在观影人数上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能够在宣扬主流价值观与获得公众影响力之间取得平衡。基于此，科幻题材、军旅题材、主旋律题材均可纳入“新主流大片”的范畴。

本文选取《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流浪地球》（2019）这三部影片作为新主流大片国家形象叙事分析的文本，除了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这三部电影的票房分别以56.39亿元、46.18亿元、36.22亿元分列目前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总排行榜的前五位，更重要的是这三部新主流大片对中国在当下对自身形象诉求的呼应以及不同于既往主流影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面向，片方海报、宣传物料、主创人员自我陈述以及媒体公众的评价等材料均能一窥这三部新主流大片向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拢的尝试——《战狼2》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红海行动》将“扬我国威”印制在宣传海报上，《流浪地球》则被认为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官方倡导。

二、国家形象及其叙事

国内外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很多，典型的定义如：国家形象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型的信念的综合”[7]，是“个人对某一个国家的亲身经历、领悟、观点、回忆和印象的总和”[8]，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评价”[9]，是“特定国家在国内外公众心目中的综合印象”[10]；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也是多元的，国外学者更关注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艺术、音乐、国民等作为国家形象的构成元素，国内学者则强调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包括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综合国力、领袖风范、公民素质等。总体来看，国家形象是一国在公众心中的总体印象，既包括本国公众，也包括他国公众；这种印象既来自一个国家的客观存在和现实行为，也源自一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公民、文化积淀、城市；国家形象既可以通过媒介传递，也可以是特定公众对一国的直接体验。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近年来不断被提及，而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成为各界关注的重心。关于中国理想的国家形象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给予了明示，即“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及“社会主义大国”等四个“大国形象”。学界认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历经了“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弱国转身为强国；从闭塞走向开放；从落后农业国转身为先进工业国；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积极进取”[11]的变迁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大国形象”的论述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确立了框架与内涵，是理想的中国国家形象；学界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变迁的研究则描摹了现实的中国国家形象，无论是理想的国家形象塑造还是现实国家形象与理想国家形象之间落差的弥合都需要用合适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即进行良好的国家形象叙事。

关于人类如何认知并理解世界与他者，有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是理性世界范式，一种是叙事典范。前者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通常是通过辩论、严密的逻辑推理来理解复杂的世界并与他者交往；后者则认为人是叙事（讲故事）的动物，“任何说理，不论是社会的、正式的、法律的，还是其他的，都要用叙事”[12]。罗兰·巴特表达得更为直接，他认为叙事与人类历史同在，具有普遍性，是一种跨国境、跨文化、跨种族的存在，每个人、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要使用叙事。究其原因，则在于叙事具有诱导、认知、论题建构以及现实建构功能，即叙事可以使言说者的观点与主张合法化，进而使听者获得关于某一事件、某一国家的认知并得出言说者希望的结果。

叙事的功能是通过修辞实现的，一场成功的、标准的叙事通常按照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因”理论展开，即行为（act）、执行者（agent）、方法（agency）、场景（scene）及目的（purpose）。国内传播学者对伯克戏剧五因的构成要素进行了传播学转换，“用‘语境’替代‘场景’，用‘角色’替代‘执行者’”[13]，其他三个要素保持不变。“语境”重点在于还原或创造大势，通常有“大+小”“常+奇”“偶然+必然”三种模式，新主流大片文本中经常使用“大+小”模式，即刻画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故事；“角色”则是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成为叙事的主角，凸显其人格化与命运；“方法”的重点则是让听者/观众以费力最小、参与代价最低的方式理解言说者及其故事；“目的”则指向了叙事的价值观，即“利益互惠与价值同构”[14]应该成为一场成功叙事的终极追求。如果一场叙事缺乏价值要素，那么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三、新主流大片的中国国家形象叙事分析

《战狼2》讲述了原战狼中队退役特种兵“冷锋”在前往非洲追查失踪女友龙小云的过程中，遭遇当地发生武装叛乱，中国大使馆组织撤侨的故事。本可以安全撤离的冷锋，因无法忘记曾为军人的使命而孤身犯险冲回沦陷区，带领身陷屠杀中的同胞和难民，展开生死逃亡。《红海行动》根据真实事件中国“也门撤侨”改编，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阴谋中惨胜的故事。《流浪地球》则改编于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讲述了2075年人类面临太阳即将毁灭、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绝境，各国联合政府共同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人类新家园的故事。

三年间连续三部取得票房与口碑双重佳绩的新主流大片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人”或中国元素不再是好莱坞大片中的配角，或为了票房收入而刻意增加的一种植入，中国的形象也不再是落后、幼稚、不正常的，新主流大片中的“中国人”开始成为影片的主角，或在外国拯救同胞，或联合全球共同拯救地球，中国的形象开始转变为拥有强大国力从而能够对内保护公民、对外承担国际义务与责任、拯救全球的大国担当。本部分主要从三部新主流大片的主角人物设定、凸显的价值观以及对当下社会历史环境的呼应等方面来分析其是如何进行“大国担当”国家形象叙事的。

（一）主角人物身份设定：中国军人、孤胆英雄与集体英雄

在影片中，主角人物就是叙事者，他们的身份设定决定了他们或是以国家的名义在书写历史，他们及其行为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或是把国家具象化为一个人或一群人，进而使观众通过对他们的本国身份认同和行为认同实现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战狼2》的主角人物是一个退役军人，《红海行动》的主角人物是中国海军的“蛟龙突击队”，这种身份设定就决定了剧中人“冷锋”和“蛟龙”队员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代表，而是有着鲜活的国家意志，尤其是红海行动中的“蛟龙”队员们直接就是中国军队的代表，其一言一行均代表着中国国家形象。

除了代表国家形象的军人身份设定外，作为剧中主角的叙事者的人性与命运感的凸显也是观众实现心理认同的必备条件。《战狼2》和《红海行动》分别塑造了一个孤胆式的中国英雄形象和一群集体英雄形象。《战狼2》的主线人物“冷锋”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没有既往主旋律影片中主线人物身上惯常的“伟光正”或“高大全”——国在前、家在后，先是职务身份，后才可能有父亲、儿子、丈夫等个人身份，而是一个因为触犯军纪而锒铛入狱后被提前退役的前军人，是一个情绪会失控、喝了酒会打人的普通人，其前往非洲也不是受上级派遣而是为了寻找失踪女友，在本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因无法忘记曾经为军人的使命而孤身犯险，这些人物特性叠加在一起塑造了一个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孤胆英雄，这种有血有肉、有缺点的英雄才使得角色人性化，因而更立体更真实。

不同于《战狼2》塑造的个人单打独斗式的孤胆英雄，《红海行动》塑造了一群集体英雄，“蛟龙”8人作战团有男性有女性，有队长、狙击手、爆破手、拆弹专家，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大原则的指导下队员之间分工协作成功完成了撤侨任务。但任务完成的过程并非中国军人所向披靡大获全胜，而是敌我双方均夹杂着惨烈的伤亡，这是真实的现代战争的缩写。《红海行动》中也有一些人物个性的描摹，如互生情愫的“张天德”和“佟莉”之间在不同时间点互送糖果，副队长徐宏为死去的人收集完尸、用泥土覆盖尸体等，战地女记者“夏楠”与恐怖分子“结怨”的刻画等。唯有真实、立体的人性和符合观众对现代战争的普遍认知才能使当下观众对影片中的人物及其行为获得强烈的心理认同感。

（二）与观众进行情感互动：中国元素的植入和熟悉的空间感

在叙事中，如果想要观众认可影片中呈现的内容，则需要找到与其情感与心理对接的方式方法，即需要让观看者以费力最小的方式理解剧中内容。《战狼2》和《流浪地球》分别采取了中国元素植入和空间还原两种路径。《战狼2》在非洲这个有别于中国的异域空间中呈现了大量的中国品牌、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涵盖普通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如华为手机、茅台酒、北京汽车、解放大卡车等中国观众熟悉的品牌在影片中不时闪现，生动具体地塑造了中国品牌在非洲较强的影响力，从而与观众的心理期待成功对接。除了普通人耳熟能详的中国品牌外，《战狼2》中闪现的中国国旗和护照则是简单直接的中国符号，“冷锋”以手臂为旗杆，高举中国国旗成功穿越交战区，用“国旗”这个符号营造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这一仪式感，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情怀。

在与观众进行情感与心理对接的方式方法中，《流浪地球》选择了用“空间还原”这一手段。空间感是观众获得文化身份、进而实现叙事认同的基础。在既往的中国内地影片中，地域等空间信息往往被抽象化为A市或某市，这实质上是“空间主体性的失落”[16]。而在好莱坞电影中，空间极少被抹去，观众会在影片中看到华盛顿、纽约等明确的地理空间，也只有发生在这种明确熟悉的地理空间或地域环境下的故事才能使观众更易获得国家认同感。当灾难降临到熟悉的土地上，观众会更为关切影片角色如何遏制这场灾难。《流浪地球》原著本为科幻作品，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主创人员没有虚化城市和场景，而是保留了北京、上海等中国观众熟悉的地域空间以及附着其上的城市景观标识，如北京鸟巢、上海外滩等景观，呈现了这些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城市及城市地标性景观在地球即将毁灭时的模样，给予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刺激、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强大的心理冲击。在这种情感和心理冲击下，联合政府各国救援队们的行为——守护拯救地球人赖以生存家园的努力才变得可理解、可认同。

（三）价值叙事：从保护公民、扬国威到中国承担拯救世界的全球使命

电影承载着创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已无需赘言。影片中对叙事者身份的设置、对空间的还原、对敌方“恶”的宣扬以及中国符号和元素的利用，无不是为了引出创作者想表达的价值观。一部成功的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影片必须含有基于国家利益而又超越国家利益的价值叙事，而成功的价值叙事是引领观众从影片中看到国家对生命的关切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守护。《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三部影片均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形象的价值叙事——从保护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与利益到中国承担拯救世界全球使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

《战狼2》的价值观潜藏在主角“冷锋”的行为中——一个前军人因为不忘军人的使命而孤身犯险拯救在他国被围困的同胞，同时也在片尾被“修改”的中国护照背页文字中明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导演吴京作为创作人员则表示希望“中国的护照能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能把你从任何一个地方接回家”。《红海行动》的价值观显现在残酷的战争场面和角色台词中，沙漠坦克追逐战、城市街道突围战、海上营救人质，被炸烂的脸、被炸断的手指以及“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的台词既凸显了“勇者无惧，强者无敌” 、和平来之不易的信念，也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国家力量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军事力量维护本国公民海外安全的决心、意志和能力。《红海行动》导演林超贤表示影片传递的是理念是“我们没有生在和平的年代，但我们有幸生在和平的国家”。

《战狼2》和《红海行动》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保护本国在海外公民的安全与权益，《流浪地球》的格局则更广阔，站在更宏大的视角来讲述中国人在拯救地球和全人类命运的主导作用。在《流浪地球》中，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让位于中国集体主义英雄叙事。在全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面前，来自全球各国的救援队在“联合政府”的指导下分工协作力图拯救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凸显；在原定的地球拯救计划失败、他国队员心灰意冷时，中国救援队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扛起了全球安危和全人类命运的重担。最终点燃木星、拯救地球的计划在驾驶“领航员”空间站点燃木星的中国航天员、俄罗斯航天员、联合政府观察员等牺牲个人的情况下得以成功，这是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拯救地球的体现。至此，“中国人同样可以拯救世界”的价值叙事得以实现。

四、结语：大国叙事需要相匹配的情感体验

“一部电影是否主流，在于它是否体现了彼时主导意识形态的诉求。”[17]《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的一批新主流大片诞生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越来越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中国正在以一个大国姿态在全球治理中担当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种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下，彰显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的大国国际化叙事诉求愈发强烈。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期待国家更加强大的氛围下，公众需要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情感体验。基于此，新主流大片应运而生。本文分析的三部新主流大片剧中，主角人物身份的设定及其呈现的命运感、角色的行为、影片的格局以及倡导的价值观等，皆是对这种大国叙事诉求的契合与顺应。未来，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将会出现更多叙事成熟、在价值观上着力体现国家意志、增强民族凝聚力、塑造大国担当形象的新主流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