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星瑶/河北大学

一、“意欲”和“文化”

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思想深受陆王心学、唯识学以及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唯识学的八识，以“阿赖耶识”作为根本识，它能引发各种意识的产生，这个“阿赖耶识”是从未间断过的永恒存在。伯格森的生命哲学也是建立在心里绵阳说的基础上的。伯格森继承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直觉来考察和认识生命，他们认为“生命的原始冲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自身和创造新的东西”，“这种生命冲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最深刻的根源”。［1］梁漱溟认为，人们的意识是出于一种本能，或是情感上的冲动，人们所出现的各种“下意识”、“潜意识”等种种情况都是人们的意欲所主导的。由于我们受到自身“意欲”的趋使，使用我们的“眼、耳、口、鼻、舌、意”不断去进行探索，便造成了“事的相续”。由此可见，文化的本质就是无尽的意欲，人类的生活就是一个被满足又不断去追求不满足的过程。他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那就是不断的满足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样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面怎样不同，你只要从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2］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意欲不断地满足与不满足，所以文化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意欲的满足方式。

梁漱溟老人家说，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的问题，最后，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问题。正如西方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人首先要满足生理的需求，吃饱穿暖等基本的心理诉求，这就是要解决人与物的问题；然后才能对安全有需求，自身安全保障的需求被满足了之后，人们又会追求情感上的一种需要，渴望找到自身的归属感，接着又会提出尊重的需要，这些都是要寻求人与人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后，人们会寻求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超越自我。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当人们的一种意欲得到满足以后，人们由于不满足便会对更高层面的东西发出诉求。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文化观是以“意欲”作为本源来构建的，始终贯穿其整个文化哲学的体系，他认为“意欲”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基本的心理倾向，由于周围环境的不断变化，人类在进行社会活动时会遇到各种障碍，文化是一种人们用来解决意欲的需求和环境所带来的障碍之间的矛盾的一种生活方式。

二、文化三路向

文化被规定成为生活的样法，生活的样法又取决于意欲及其不断被满足又不满足的一个过程。因此，梁漱溟以“意欲”本体论作为基础，阐述了他的“文化三路向说”。

（一）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

在他看来，人们要想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需要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改造现实在现实生活之中不满意事物地方，这些都是意欲向前要求的结果。在西方的文化中“意欲向前”是其根本的精神支柱，人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奋斗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地去改变现实。

梁漱溟找到西方的文化较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文化中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徳谟拉克西精神”。科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科学的关键是因为它是经过人们探索而证实的，它是被大家总结，积累，公认的。西方世界在面对未来，面对知识，面对一切事物上都是保持着这样的科学精神。所以西方文明才可以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日新月异。他们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是其一直可以壮大自身力量并得以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而关于民主的问题，是西方人权的体现，他们主张个性的自由，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利，或说，西方化是有意欲向前的精神而产生的“赛恩斯”（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两个异彩的文化，理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理智使他们产生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梁漱溟通过对西方带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文化进行分析，从而对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做出了解释。

（二）调和适中的中国文化

梁漱溟认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需要人对自己的意欲进行变换，调和持中，要求反求诸己。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人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做事做人强调中庸之道，遇到问题不去想如何去解决它，而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的境界，并不想奋斗的改变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中国儒家可被称为理性主义，但和欧洲大陆派的理性主义并不是同一回事，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是成熟的，也是相对“早熟”的。他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上看，中国人应该先解决物质、自然的问题，然后再去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但是中国人明明第一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就拐到了第二路向上，这种现象的产生究其根源就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他还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和“偶然的奇想”产生了文化，中国的天才们早早地带领着人们走向了早熟的文化之路。

（三）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

梁漱溟看来，要解决人与己的关系问题，解决人们所面临的自身的身体与心灵，灵魂与肉体，活着与死亡的矛盾，只能通过禁欲主义，意欲反身向后对自我约束，逃避现实的重重枷锁。他认为印度更是不同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对于人生的态度和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积极地去改造世界，也不同于中国文化那样去变更自己的想法，而是反身于己，让自己对世间万物都无欲无求。没有了对万物的欲望和追求，便可以放下心中的执念，对所发生的事情释然了。他们通过信仰完成对自己的救赎。所以，梁漱溟说：“他的文化中具无甚可说，唯一独盛的只有宗教一物。”［3］信仰在印度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给人们在痛苦的现实面前提供了一条虚无的解决路线，可以让人们进入到完全自由的境地，让人得到超脱，从根本上消除问题，告诫人们“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三、世界文化的最终走向

综上所述，在他将这三种文化对比后，预测了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向，在经历过繁荣的西方文化后，依次将出现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复兴，他认为人类文化之初，西方，中国，印度都是朝着“第一路向”走的，因为历史的机遇和两个天才孔子和释迦摩尼的奇想，中国走向了第二条路，西方和印度走向了第三条路，但是西方在经历文艺复兴之后，继续走完那第一条路，而中国和印度一直在走第二条路和第三条路，由此可知，在第一路向西方文化复兴后，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接下来是印度文化的复兴。梁漱溟指出：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保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改过根本，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回来。印度文化因为同时躐越了第一、第二两种路向，故当务之急亦是回过头来“补课”。不过，印度文化不仅需要向西方文化学习，亦要像中国文化学习。［4］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和西方人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文化之路，因此，他曾这样说：“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是完全落后于西方的，要被淘汰掉的文化，它自有其精神和优长所在。”［5］他认为西方人与人之间讲功利，充满着不友好的敌对情绪，并不注重自身的内心世界。他说：“人处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情趣斩伐得净尽，真是难过的要死！而从它那向前的路一味向前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零。”［6］很显然，梁漱溟认为，从形而上的角度上看，中国文化是优越于西方近代文明的，而印度文化明显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如此看来，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还强调西方、中国、印度这三种文化，是有所区别的，走的是三个不同的方向，都拥有各自的独立性，是不能混合起来的，他们都拥有各自完整独立的体系，是不可调和也是不需要调和的。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立性及优越性，是不能被替代的。

四、“文化三路向”的再分析

梁漱溟先生对孔家文化仍怀有眷恋之情，他认为中国应该承担起振兴世界文化的责任，他所述的“文化三路向”究其根本上来看都是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维护，他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放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之中，认为我们需要批判性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被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应当说,梁的文化方案突破了以西方文化为唯一参照系的比较视域,强调了文化发展中的特殊性和民族性,试图通过揭示民族生活等文化深层结构和本质特征来说明文化关系,尤以中国文化复兴的预言而大大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有助于推进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显而易见,路向论亦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它既不能涵括三大系文化的丰富内容,也不能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正确理解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胡适讥之为“整齐好玩的公式”。

由于在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文化便是一种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文化，这种文化恰好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维护了当时社会的稳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展，但是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仍有片面之处，中国人的思想中存在着积极抗争的一面，古代劳动人民修筑河坝，钻木取火，维护自身安全，防止人们受到洪水的侵害，这都是人们改造自然，加以利用的现实存在，也正是因为人们这种积极进取的思想，才使得中国文化延绵不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过。同样来看，西方和印度的文化也存在调和适中的一面，这些都是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的调整，让文化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更好地调和适应。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三路向说确实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并不能够真实地将东西方的文化如实地反映出来。而且，梁漱溟的思想深受信仰的影响，他对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所采用的方法大多源于唯识学中的知识论。在西强中弱的局面下，两说皆有不利于中国之处，故有人不愿意承认前者，有人又不肯接受后者。因此，他也不能完全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在我看来，人完成任务，给自己制定规划都是受到“意欲”的趋使，当这种个人的意志上升成为整个国家意志的时候，便会形成一种文化，形成国家的一种特征和文化。但是这种“意欲”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包括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拥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等因素，而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社会的大环境是由所处社会的每个人的意欲所驱动致使出现每个人不同行为活动所呈现出的一种氛围。这个氛围会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也都会受到大环境的沾染，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在许多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驱动下形成我们自己，而又通过外在的环境传播进而影响到他人，因此，各国文化的不同源于诸多因素在先天和后期的不同所致。梁漱溟先生总结处出的文化三路向在许多方面都概括了三种文化的主要特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自相矛盾的地方却是没有把诸多因考虑进去所造成的结果。

但值得肯定的是，梁漱溟并没有一味地去吹捧认同传统文化，而是在认同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批判，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还要向西方学习，从而弥补第一条路未走完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也是与其中西方文化不可调和的论点是相违背的，向西方吸取其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调和。用今时今日人们的眼光来看，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可不可以融合，街边大大小小的西餐厅，生活中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生活中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事物，只要是冠上国外进口的字样，不管是哪个国，都会被人们看作是极好不过的东西了。这种中西结合的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的联系不断密切，在不经意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是接受了这种西方文化的介入现象。现在的中西文化融合现象十分普遍，即使是文化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之中，也会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看人们的偏好，如何去选择，无论是选择中国式，还是选择西式，又或者是中西结合式。其本质上都是中西文化相融合，也就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来促进共同的进步和发展。但我们决不是绝对的崇洋媚外，只是吸取西方那种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也可以是像梁漱溟先生说的那样，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加以运用与改造，同时将现在的国情与现实的社会结合起来，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

现在许多学者也都认为，我们中国是要走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孔教文化，又要有西方自由科学文化的道路。中西文化融合在梁漱溟先生那个年代，会被分得清楚，中国注重伦理道德，西方注重个人主义，可能因二者存在的巨大差异，走不同路线，在当时的社会中被看作不能相互接触。而反观现代，已经是出现大规模的融合了，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不过这些反应在现在大家是司空见惯了。

东西方文化融合，定是一种必然趋势。与我们现代社会中所倡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还是需要进行改造而不断去进行完善的面对世界文化的不断交融，我们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屹立不倒。梁漱溟先生也一直是以积极、入世的态度面对人生，他对世界未来的文化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他最后也弃佛归儒了，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