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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人情
——论於可训的小说《才女夏娲》

2019-11-15叶立文

长江丛刊 2019年7期
关键词:人情知识分子学术

■叶立文

近年来,随着文学体制的改革和创作热点的转移,当代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身份界限也开始变得日益模糊。在这当中,不论是马原、格非和毕飞宇等小说家转向文学批评领域,还是李陀、於可训等学者致力于小说创作等等,都能印证一种跨界写作的文学潮流业已形成。只不过与作家批评所受到的关注相比,学者的小说创作仍未获得足够重视。其实,较之专业作家,学者写小说自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他们或许不像专业作家那样富有想象力,但凭借着学术研究所积累下来的文学经验,却颇能克服一些既往的艺术成规。譬如在於可训先生的近作《才女夏娲》中,知识分子的小说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得到了新的开掘。而这一状况的形成,恰恰得益于於可训先生对“知识”和“人情”等创作因素的深度体察。

作为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才女夏娲》塑造了一批形色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以女博士生夏娲为中心人物,围绕她的学术生涯和爱情故事,在一个复杂的人际网络中,生动再现了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和心路历程。虽然於可训先生也像其他的学者型作家一样,在作品中揭示了士林生活的林林总总,但蕴藉其中的情感指向和价值维度,却与常见的知识分子小说大异其趣。

按新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小说,往往会因作家的思想倾向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其一是基于启蒙立场,很多作家会圣化知识分子形象,在一种虽九死而不悔的理想主义氛围中,竭力伸张知识分子的道德风骨与家国情怀——当代作家张承志、叶兆言、韩少功等人或为此中典型;其二是以民间本位为出发点,矮化、丑化甚至是污名化知识分子。从王朔和王小波解构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中,庶几可见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中的坠落轨迹。与之相比,《才女夏娲》虽然也如学者型小说一样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但它并不是圣化或矮化知识分子的作品,而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人情小说。且看那些繁复精深的知识书写,何曾偏离过喧嚣杂沓的市井生活?夏娲、林俊和阿丹等主要人物,哪一个不是借助知识的求索,去反观和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才女夏娲》的创作主旨就不是为了确认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价值,而是以他们的人际交往为线索,试图再现士林生活的世相百态,它也由此成为了一部“小说”知识和“大写”人情的别致之作。那么,知识如何“小说”?“人情”又当怎样大写?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小说经常会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然而在有的学者型作家笔下,这种知识书写却屡有炫技之嫌——那些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知识介绍,固然可为作品增添趣味,但也常有叠床架屋的冗余之憾。这就是说,即便是省略知识书写,一部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相比之下,《才女夏娲》中的知识书写则完全规避了这种艺术成规。在这部作品中,於可训先生之所以广泛地描写到了各类知识,其原因并非是学者型作家的掉书袋毛病使然,而是他将知识书写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承担起了一系列复杂的叙事功能的结果:作品里围绕各类知识,当然主要是文学知识所展开的描写,既是渲染士林环境,借此推进夏娲身份认同的工具,同时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若无那些丰富博大的知识讨论,则夏娲的身份认同和命运轨迹,以及作品的情节发展就会显得不合逻辑。从这个角度看,作品里的知识书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省略的叙事环节。而“小说”知识也因此具有了双重含义:它既是指於可训先生对知识的一种“小说”方式,也是当知识成为小说里一个必要的叙事环节时的命名指认。

在作品中,主人公夏娲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博士生,其日常生活无不与文学知识息息相关:不论是参加无边界文学国际会议,还是为了学科建设工作去“跑点”,抑或是撰写博士论文时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等等,都反映了夏娲将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合二为一的存在方式。围绕夏娲的这种求学经历,於可训先生写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西方哲学等等各种专业知识,贯穿其中的对话与辩驳,自然是反映了作家的深厚学养与卓越见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於可训先生的这种知识书写为作品增添了智性与趣味,可这并非他的创作目标。因为讨论文学知识的内涵、价值和意义等话题,其实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命运变化而设。如果从隐喻的角度来看,於可训先生依据情节所展开的知识书写,恰好对应了夏娲的精神成长历程:比如从围绕无边界文学研究的讨论和夏娲对此学术问题的困惑中,作家就以“无边界”一词所寓示的含混和暧昧,指代了夏娲一种懵懵懂懂的生存状态。她不仅弄不清楚“无边界”此类云遮雾罩的学术概念,而且也在爱情生活中习惯了随波逐流——就像“花痴”这一绰号所象征的那样,夏娲即便是身处和林俊的恋爱关系中,也浑然不知自己的心中所爱。这可不就是一种迷茫和蒙昧的存在状态吗?及至经历了学术讨论的各种启示,尤其是在领悟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之后,夏娲方才摆脱了这种处境,继而在立志做文学与哲学的宁馨儿的愿景中,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就此而言,夏娲在学术道路上的知识求索,实际上与她浸润于人情世态之内,不断追寻自我价值的精神成长有着密切关联。知识与人情,也由此构成了夏娲精神成长的车之两轮。事实上,每当夏娲卷入学术讨论时,她的灵魂就会在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有所成长。其中林俊和阿丹分别扮演了两个对立的引领者角色,他们的言谈,直接以一正一反的方式,帮助夏娲走出了懵懂的存在状态,继而在一种自我认同中展开了新的人生旅程。

先来看林俊。作为夏娲的正牌男友,林俊其实是以反方的形象促成了夏娲的成长的。在两人的爱情关系中,欲望的诱惑远大于精神的契合。而夏娲对林俊身体的迷恋,不仅说明了她在爱情生活中的盲目态度,而且也为她的精神成长奠定了一个逻辑起点。关键之处就在于,林俊总是喜欢对他人进行精神分析。正是他对爱情关系的见解和对夏娲的精神分析,才使夏娲意识到了自己的所求远不止满足欲望这般简单,她更想要的,其实是一种灵肉统一的理想爱情。在他们之间,林俊所擅长的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不仅让他暴露了自私的人性秘密,而且也助推了夏娲对爱情理想的追求。相比之下,阿丹这位大才子,则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引领了夏娲的精神成长。他的玩世不恭和潇洒不羁,其实隐藏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借讨论无边界问题,阿丹就向夏娲揭穿了学术界的名利场本质,同时也在阐述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中,促成了夏娲对理想爱情的渴慕。当夏娲选定学位论文题目,以及怀上了阿丹的孩子之后,她也就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了一个文学与哲学的宁馨儿。在这场精神之旅中,夏娲的每一次成长,都与知识的启迪密不可分。虽然书生意气让她的这种成长看起来有些固执可笑,但走出欲望的牢笼,却不能不说是夏娲得以成人的重要收获。

问题就在于,既然於可训先生的知识书写具有一种促进人物精神成长的叙事功能,那么如何描述这些知识就显得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在介绍一种专业知识时,叙述者大多会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但知识的概念、内涵和意义又有着较为清楚的边界,因此很多学者型作家在讲述专业知识时,就会显得有些机械与刻板。而所谓的学究气,大概正缘起于作家对知识本身的这种亦步亦趋。与此同时,虽说谨遵知识界限的书写方式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但这种“大说”方式却使作品笼上了一层概念的面纱,并且也极易造成知识书写与情节发展的脱节。而这种脱节,最终会使知识书写沦为一种“正确的废话”。因为所有无助于情节推进的闲笔,都会造成叙述的游移与无力。

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於可训先生在介绍各类专业知识时,就采用了一种“小说”的方式。这种“小说”,意指知识书写是服务于情节推进的,它并不追求知识本身的客观准确。甚至有时为了刻画人物形象和推进情节发展,作家也会以“戏说”知识的方式,使其融入故事之中。如此一来,“小说”知识就指向了作家对专业知识的戏仿。“知识”既不客观独立,也和真伪无关,它只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叙事。更具体地说,於可训先生“小说”知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对一些专业知识的戏仿式叙述。在他纯正庄严的学术语言下,往往隐含着一种“装腔作势”的戏仿姿态。比如在解释“无边界”这一学术概念时,於可训先生居然从“文革”思潮对钟教授的影响谈起,以为是火力全开的革命批判,冲破了各种知识的学科壁垒,继而经过西学所倡导的学科融汇后,方才诞生了时髦无比的“无边界”学术。而这一学术思潮的发展方向,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学科壁垒的大中华学术,最终实现一个无边界的学术大同世界。”在这段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叙述中,凭借知识谱系去钩沉概念缘起的学术立场,竟施施然地被置换成了一种对于伪知识的去魅行为。可想而知,所谓的一些新兴学科和时髦概念,假如都如无边界这般无厘头,那么它的学术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了。再如描写夏娲思考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於可训先生形容历届博士生的专题研究,犹如“老鼠尾巴,越做越细,越做越没有出息”。待到另辟新路之际,方才发现兜兜转转了半天,仍然回到了“无边界”研究的怪圈之中。

从叙事功能上说,戏仿专业知识,既可以表现士林环境里的不良风气,也能为夏娲的精神成长设下隐喻性的存在迷局。因为只有以知识的混乱去映射夏娲的迷茫处境时,阿丹等人对她的知识启迪才能有一个逻辑的起点。事实上,待到阿丹解构无边界、宣示哲学与文学的内在关系后,夏娲的知识增长也就与她的精神成长暗自契合了起来。虽然阿丹的学术见解也未必正确,但戳破学术谎言,展示一条精神救赎之路,却真真切切地影响了夏娲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此而言,於可训先生的知识书写,确已脱离了真伪之辩的学术之争,从而使其融入了作品整体的叙事进程。

与彰显知识书写的叙事功能相比,《才女夏娲》的更可观瞻之处,其实是於可训先生对人情小说这一文学传统的接续。作品中那些喧嚣扰攘的市井生活,不仅让知识分子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而且也进一步引领了夏娲的精神成长。从这个角度看,於可训先生在“小说”知识之外,更是“大写”了一番人情世故。这当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变,因为较之那种再现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於可训先生的现实主义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缭绕其中的烟火气,几乎涤荡了一众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

在中国的小说传统中,人情小说历史悠久:“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人情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一大转折,此前多依附历史,好言神魔,到《金瓶梅》却转向‘世情’,着重描写社会人生,人欲人性,至《红楼梦》达到长篇艺术的高峰,在‘话本’之后,自成一个文人独创的系统。”人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十分适合表现人物命运的跌宕沉浮。更有意味的是,如果细究作品的结构设置,那么就会发现人情与知识其实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比如夏娲对人生的感悟,固然有很多来自于文学知识的启迪,但以菜市场那群贩夫走卒为代表的平头百姓,方才是调校她人生方向的支柱性力量。夏娲之所以不像阿丹那样身陷知识的迷宫,继而走上了精神分裂的不归路,其根本原因都可归结为世态人情对她的浸润所致。可以设想,若无姚明亮及其母亲对夏娲的关心和照顾,她也不可能挺过养育孩子的艰难岁月。因此较之阿丹和林俊对她的精神引领,姚明亮这个私营企业的小老板,似乎才是夏娲真正的人生导师。既然市井生活对夏娲的人生旅途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於可训先生又是如何“大写”人情的呢?

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说,再造一个纸上的市井社会并不容易。它至少需要作家有丰厚的人生阅历,若是做不到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哪怕是再有天赋的作家,怕是也写不出那种人声鼎沸、熙来攘往的浮世繁华。好在於可训先生从不缺少这些,于是他的“大写”人情,就首先从市井社会的环境铺垫展开。在他笔下,描绘菜市场、藕汤馆和度假村一类的空间场所,其实仍然是为了渲染世相人心所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段。如同知识书写不会单独存在一样,作家每写到一个场所,其叙事意图就必然会指向人性与人情。比如菜市场里的大爷大妈率真淳朴,对夏娲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崇敬。姚明亮和他的母亲,不论夏娲处于何种境地,都会像家人一般温暖她的心灵。因此菜市场和藕汤馆等空间场所,就以一种独立于大学象牙塔的卓然姿态,呵护了夏娲一度迷失的心灵。同样,市井生活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救赎功能也体现在林俊的转变之上。因为如果没有田野调查和支教等实践活动的话,那么林俊对人心的猜度,恐怕也依然会停留于精神分析学的胡言妄语之中。在这些人物当中,唯独阿丹的命运最令人唏嘘感慨。正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比起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伪知识分子,阿丹实在是过于较真,因此等待他的命运结局也只有精神分裂。而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源,既是他执着于哲学问题、不沾人间烟火的性格使然,也和他缺乏市井生活的人情历练有关。

在环境描写之外,於可训先生的“大写”人情还主要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网络的书写上。虽然小说里的人物分属于不同阶层,但突破士林与市井生活的界限,通过展现人物之间的命运交集去开掘其中的世相与人心,却构成了这部作品最为精华的部分。夏娲作为一个高等学府的博士生,平常交往的无不是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些有关文学知识的讨论,固然可以提升夏娲的自我认识,但直至姚明亮闯入她的生活之后,夏娲才真正在市井生活的浸润下,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如果说在遇到姚明亮之前,夏娲的生活还显得有些单调的话,那么受邀参观度假村,和菜市场的大爷大妈们变得熟络之后,夏娲就在一个纵横交错的人际网络中,重新调校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是姚明亮一家人对她的支持,她才能将立志做宁馨儿的理想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於可训先生对这一人际网络的书写,还刻画出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市民形象:像李大爷的古道热肠、姚明亮母亲的宅心仁厚、农家女大学生的不忘初心,都让这些人物成为了足以映射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参照。他们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和本能质朴的道德力量,不正在凸显知识分子软弱性的同时,为夏娲走出人生的困境带来了希望?就此而言,市民阶层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实际上已然成为了疗救知识分子的灵魂良药。

综上所述,从“小说”知识到“大写”人情,於可训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阅历,不仅突破了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也在一种悲悯的人道情怀中,重新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才女夏娲》无疑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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