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兴

一

在於可训先生的近作《才女夏娲》中，女博士夏娲从蒙昧到觉醒的过程串联起了整个文本，沟通了士林和市井两个生活场域。但是，整部作品却并非囿于对女性命运的讨论或是对高学历女性生活的窥探与猎奇，而是以夏娲跌宕起伏的命运为媒介，来探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之中，他既没有如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把理想置于现实之上；也没有效仿新写实派的作家们，让琐碎的现实淹没理想之光。他更为推崇的是追逐理想与立足现实相互结合，在脚踏实地生活的同时不忘记追求更为高远的目标。在这看似中庸的理念之后，是於可训先生洞明世事的智慧，也是其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

在这部作品之中，夏娲的成长经历是主线。夏娲，其音与西方典籍《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始祖“夏娃”同音，而“娲”字又与中国上古神话之中的创世女神女娲的名讳相同。夏娲似乎与中西两位创世之母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精神上的联系。夏娃与女娲尽管同为人类始祖，但是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精神品质。夏娃是亚当肋骨所造，两人共同居住在伊甸园中，因不敌诱惑违背神谕吞下智慧之果，被逐出伊甸园。她的身上混合着单纯、叛逆与脆弱等人性弱点。女娲则在混沌之初捏泥造人、炼石补天，被称之为大地之母。她以无私的精神拯救、滋养万物，身上所闪耀的是坚韧的母性光辉。女博士夏娲之名分明取自夏娃与女娲两位女性始祖名字中的音和形，使人不禁联想到作者是要把夏娃的懵懂，单纯与女娲的坚韧、无私共同熔铸于她一人身上。博士夏娲早期面对学术和生活的蒙昧无知，像极了夏娃初入伊甸园的天真，而其后期变为单身母亲独自抚养小孩，又与女娲焕发母性的形象有几分吻合。可以说，夏娲的生命历程正是由伊甸女神到大地之母的转变。作者是如何把对理想和现实关系的探讨与对夏娲个人经历的叙述结合起来的呢？

二

在於可训先生的叙述之中，对理想和现实的认知成为了决定夏娲命运的关键条件。在叙述伊始，夏娲把追求理想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竟与现实完全隔离；而在后期，她从追求高渺理想的幻梦之中走出，开始拥抱现实。而作者对于夏娲命运历程的讲述展现了他对于立足现实和追逐理想这两种人生理念的态度。

作为C大的女博士，夏娲可谓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毫无疑问她是命运的宠儿，更是作家笔下的宠儿，但是她耽溺于不可实现的幻想之中，与现实世界极端疏离。作者正是通过对其理想的无情解构宣告了对这种过分理想主义生活态度的不认同。可同时，於可训先生又以市井人情补缀起夏娲与现实之间的裂隙，使其最终迎来真正的觉醒。从而证明了立足现实对个人的成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对于初陷爱河和初入学术界的夏娲来说，她对自己的爱情和学术生涯都抱着巨大的期望和美好的幻想。对于完美境界的追求，使夏娲得以用超越了世俗的眼光去看待爱情、学业，因而她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天真的赤诚和单纯的反叛精神，以她对性和情爱的态度为例，在她与林俊的交往之中，往往是在他们两人谈得投机的时候，“夏娲总要拉着林俊到外面去开一个房间”，“一边闭着眼睛享受林俊的抚摸，一边还在喃喃低语，含糊不清地说着此前那个两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这种被伴侣林俊都嘲讽为“病态”的行为方式，却被夏娲认为是“恋爱的至高境界”。性对于夏娲而言，既不是人性欲望的使然，也不是低级肮脏的负累，而是她去探索理想的一种方式，以性为手段去体验和找寻灵肉的交融，这早已经超越了常人对于情爱的理解。而作者在他随后的叙述之中，也在不断强化夏娲在情爱上的超脱，她与阿丹在北京小旅馆之中共度的一夜应该是她生命中的重要节点，阿丹在她的心目中是灵魂和肉体都趋近完美的代表，她与阿丹的结合应该是她达到灵肉交融境界的时刻，但是这一夜却被作者忽略掉了，作者绝对不是不会写性也一定不是羞于写性，而是对于夏娲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想得以实现这一结果。因此，夏娲与阿丹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赚取读者眼球的出轨桥段，也不能看作对男友林俊的背叛，而是夏娲对灵肉交融这一理想献出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为世俗所不容的背叛和未婚先孕，于夏娲而言，却是为了达成高尚目标的一种必须的方式和必然的结果。可以说，夏娲以自己所追寻的理想为基础，用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精神原料建造了一座“伊甸园”。在她的精神世界之中，她不受道德成规的干扰，更不向可畏的人言妥协，甚至没有绝对的美丑和善恶，只有是否达到理想状态这一种标准。此时的她像极了还未曾吞下智慧果的夏娃，其与亚当“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却不知羞耻”，毫不在乎他人的目光，一片蒙昧。而她在学术上追求“哲学与文学的珠联璧合”，看似是她自己上下求索的结果，实则也是由她对灵与肉融合的迷恋而催生出来的，阿丹作为一名哲学系的高材生引起了夏娲对这门学科的关注，促使她产生把哲学与文学相互结合这一学术愿望，这其实不过是灵肉融合这个愿望在学术上的反应，对于这个学术上的目标到底能够引导她的研究走向何处，夏娲也同样是茫然无知的。

夏娃是因智识觉醒而被赶出了伊甸园，夏娲却是在爱情和学术理想双重破裂的情况之下，被逐出了精神上的伊甸园，走出了自己为自己所建的“空中楼阁”。首先，夏娲在追求情感理想状态中遭受到了打击。来自于A大的才子夏侯丹曾经被夏娲当作“她的上帝，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交给他”，阿丹却最终得了抑郁症，状似痴人，变得“木僵和孤冷”。阿丹作为夏娲爱情理想的实体却在与现实的对峙之中败下阵来，致使夏娲在情感上遭受了第一重打击，迫使她去审视理想的易碎。但是给予夏娲的爱情理想真正的沉重的一击的却是她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哲学和文学结合的宁馨儿”，也是她与阿丹灵与肉相融合的一个纪念品，对于昔日沉浸于理想伊甸园之中的夏娲而言，他更近乎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他在精神上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他在现实之中的意义。但是，当夏娲真的产下这个孩子，她才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当她抱着孩子独自坐上飞往老家的飞机，小夏遥受到前排一对年轻夫妻的影响，“忽然从毛毯里伸出头来，也叫了一声，爸爸”。而这声无人应和的“爸爸”，暴露了夏娲与夏遥母子两人孤苦的境地，夏娲因此再也无法只关注于她的理想，她不得不去正视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困境，更不要提她自身所要遭受的种种质疑与嘲笑了。她以理想之名，拒绝了获得平常的婚姻和家庭的可能，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条条框框同样也容不下她的理想主义。其次，则是夏娲的学术上的追求也同样落空了。当阿丹身心俱损无法成为夏娲理想中的“上帝”之时，夏娲转而把目光投注到了论文和学术之中，她意识到“这样的上帝不能是实体，只能是理念，像阿丹这样的实体，……只有理念，才能超出一切实体得永存”。所以她决定“要在她的论文中，让她对灵肉结合的完美追求，得到永生”，“要让她创造的这位上帝，在她的论文之中站起来”。但是，夏娲在学术上的理想却也难以实现。她的博士答辩，应该是她论文之中所造的“上帝”真正面世的日子，也是她的学术理想得以实现的日子，本该是庄严和肃穆的，可是在答辩之时，“教授们一边随意嗑着瓜子，吃着水果点心，一边同样随意地发表议论”，甚至“教授们的议论，已不是对着她的论文，而是借题发挥，各念各的本经”。学术研究的严肃和严谨早在教授们天马行空的议论之中被弃置一边，这使夏娲在追求学术目标时的赤诚显得尤为可笑。而儿子夏遥的出场使场面更加混乱，他“把一泡热尿撒在了夏娲面前的论文上面”。那篇汇聚着她的心血，象征着她理想的论文，在这里遭受到了双重的轻视，一方面是被学界所轻视，她期盼的达到灵肉交融境界的论文，不过成为了各位学者大牛们随意发挥自己见解的一个对象而已，无从在学界掀起风浪，更不要提学史留名了；另一方面，她的学术理想遭到了现实彻底的冲击，她呕心沥血所写出的论文，却被自己儿子的一泡尿全冲毁了，灵肉融合这个纯理念问题比起使人捉襟见肘的现实来显得缥缈的不值一提。

当爱情与学术上的理想被现实粉碎时，夏娲精神上的伊甸园自然再难以留存，被逐出伊甸园的夏娲将要何去何从？

三

在《圣经》之中，上帝诅咒夏娃道：“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但是作者於可训先生却没有继续描摹跌出伊甸园的夏娲的惨状，他无意扮演偏执的上帝，更不试图利用夏娲的惨剧来对理想主义者进行教导，而是用人情的温暖包裹夏娲，使她不至于陷入现实和精神上孤绝的境地。来自于学界和市井之中人们共同的善意帮助了夏娲，激发了夏娲无私奉献、饱含母性的一面，使她没有成为身负原罪的落难神女而成为了坚韧不拔的大地之母；同时来自于这两方面善的力量又在互相纠正和拉扯，又使夏娲不至于又堕入极端的现实主义之中。

在这部小说中，於可训先生描写了士林与市井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着诸多相异和无法融合之处，但是人情与善意却成为了连缀这两个世界共同的纽带，以至于能够相互协调和补充，共同引导夏娲走向成熟。其中姚明亮母子可以说是市井人物的代表，姚大妈是个在市场卖藕的菜农，“不光说话的声音难听，而且还尖刻”，而她的儿子姚明亮虽然在经商方面小有所成，但是也从未踏足过正规大学。他们在夏娲独自临产、孤苦无依的时候，主动把夏娲接到了家中进行照顾，更是在孩子出生之后细心呵护母子二人，使夏娲母子两人不至于流离失所。他们充当了夏娲这个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之间的缓冲，帮助她看到了现实之中的真与善。姚明亮对夏娲母子两人体贴和照顾，甚至成为他们两人在困顿之中唯一的依靠，以至于当夏娲累得摊靠在姚明亮的肩膀上时，“顿时想起多少女人对男性肩膀的梦想，觉得女人的理想原也简单，不过就是这一块方寸之地”，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灵与肉的完美结合的梦想，倒不如这块方寸之地来得实在”，“甚至对自己的论文的立论也怀疑了起来”，夏娲情感上的觉醒由此而来，姚大娘母子两人的善意亦成为了带领夏娲触摸现实的第一根纽带。他们使夏娲开始从现实层面思考爱情和婚姻，看清她昔日思想的幼稚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於可训先生对市井只有赞美，他书写出了市井中人的热情与善良，也不避讳他们身上的市侩和俗气，他们给予夏娲的帮助之中，同样也有拉拽着她完全堕向世俗的力量。

而士林中人对夏娲热情的指点可以看作促使夏娲走向真正成熟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以往的学者小说之中，学者或被高看成为“知天命的教导员”，需要担负起拯救启蒙重责；或被讥讽为迂腐守旧的道学先生，只知道照搬书本、按图索骥。在於可训先生这部作品之中，尽管也有不少对现今学界怪象的讽刺,但是也勾画出了不少品格高尚、心地善良的学者的剪影，他们对夏娲的关怀同样在她的成长之路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夏娲的师兄刘寅生为例，他对于世情百态、学术气象有着比夏娲更深的了解，始终犹如一位兄长一样的时时提点夏娲，作为一名既要养家糊口又要顾惜前途的年轻博士来说，尽管他无力改变夏娲的命运与想法，但是确乎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关照夏娲，从他规劝发小不要责难夏娲的出轨，到他与妻子共同忧心夏娲的生育，甚至向夏娲隐瞒阿丹已患抑郁症的真相，都可以看出他对夏娲于细小之处的善意。而真正在夏娲的成长过程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应该是夏娲的导师，这位导师在全文之中着墨不多，可是关于他的种种细节却使人印象深刻。他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更是一位人生经验丰富、心底善良的人。尽管毕业答辩在即，可是每次夏娲抱着孩子去看导师时，“导师也不问她论文，只顾和师母一起逗着孩子玩”。这并非是对夏娲学业的不上心，疏忽作为导师的责任。而是他从夏娲“看儿子的眼神，就知道问也是白问”，这是对夏娲初为人母，无人帮扶处境的体谅。他虽然年事已高，难有心力去过问学生的私事，却又还是忍不住透漏阿丹的消息，希望夏娲母子两人能有一个完整的家，获得一个团圆的美满结局。更关键的是他发现了夏娲生活大起大落的真正的原因所在，认为夏娲“一时极左，一时极右”，以一席话真正的点醒了夏娲，使其对自己所秉持的生活态度有了更深切的认知。来源于导师和师兄的善意恰好与姚大娘等人的热心形成了一种对抗，使夏娲在低头寻找地上的银币时，也能够抬头看看天上的月光。不至于“向庸常生活投降”。

夏娲可以说在周围人的善意之中日渐清明，逐渐展露出了另一种精神品质，如果说早期过分执着于理想的夏娲身上有着伊甸神女夏娃的懵懂、脆弱，那么看清现实的夏娲则展现出了大地之母女娲的坚毅、无私。当她去探望身患抑郁症的阿丹时，她尝试着再度献出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但是却不是为了追寻灵肉和谐的理想，更不是为了寻找世俗的圆满，而只是期盼阿丹能够康复。尽管她无法预知与阿丹再度同眠的后果，更有着无法回避的“惕惕栗栗战战兢兢”的感觉，却仍然把“自己送上了神圣的祭坛”。她再度冲破了世俗对情爱的认知，却不再是为了成全自己，而是为了拯救他人。此时的她所展现出来的忘我的奉献精神是早期沉溺于自身理想之中的夏娲所没有的，善意的浸润和理想的解构促使夏娲身上夏娃的精神特点退却，而女娲的品质特征现形。而她出走之后再度回家则更鲜明的标志了她的担当与成熟。夏娲是因父母无法理解自己的理想而负气出走的，她把父母视为“封建保守”的人，视为追求理想之路上的阻碍，她无法对父母的担忧、疼爱之心产生共情，更无法对现实中的状况做出清晰的判断，所以她的出走并非如娜拉的出走那样代表着女性的觉醒，反而是其处于蒙昧的一种表现。反之，她的回归却预示着她从完美主义的幻梦之中日渐清醒，她一方面已然接触到真正的现实，了解到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与父母所代表的现实达成了和解；另一方面，她的回归则是因为父亲中风之后无人照料，她回到家中亦是承担起为人子女的责任，以反哺之姿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因此，她的回家并不是“娜拉出走”失败后的被迫回家，而是她放下过往的执念，回归现实生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夏娲尝试接触现实而且在思想上日益成熟，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就认为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交锋之中大获全胜，他同样对于过分囿于现实的思想怀有警惕。

从对理想狂热的追求到平和的接受现实种种，夏娲经历了由伊甸神女到大地之母的转变。其实在对夏娲传奇命运的叙述之中，作者对理想与现实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既不认同理想绝对至上，也不赞同对物质的绝对沉迷，那么是什么促使作者得出了这个结论？

四

於可训先生通过小说如此阐述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一方面可能缘于他对极端的生活态度以及思想的拒斥，另一方面也许是与其一直秉持的文学观念有关。

在《才女夏娲》之中，於可训先生就一再的表现出他对于过于极端的生活态度的不以为然，曾借夏娲导师之口批评夏娲说：“你这是毛主席说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加幼稚病，一时极左，一时极右，极左的时候，追求人生和学问的极致，弄不好就离家出走，极右的时候，又忘了自己远大的目标，向庸常的生活投降”。他在小说之中屡屡使理想主义者夏娲碰壁，并非是对追求理想这一行为抱有不满，而是对于夏娲过于偏激的态度不能够认同。这也可以从小说其他人物的命运中得到了印证，以林俊为例，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着“几分俗气”，认为自己“讲现实，接地气”。他的“俗气”使他爱用理论知识去过分解读现实情境，因此有时候竟显得格外的冷酷和无趣。直到夏娲和李春花两个人同时把理想主义的种子播进了他的脑海，他的“俗气”与帮助留守儿童这个理想结合了起来，他才最终得以完成了一番事业。而在公司老板姚明亮更是世俗智慧和理想主义情怀兼而有之，他对爱情抱有着一份幻想，他一直忘不了自己的青梅竹马叶春芳，可他也没有因为追寻不到完美的爱情而失落，而是把对前者的关心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或是修建希望小学，或是照顾夏娲母子。他对理想的追寻都落实到了行动之上，尽管比起夏娲、阿丹等人有着先天上的劣势，却奋起直追过上了较为圆满的生活。这种对极端的生活理念的警惕可能与於可训先生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作为“老三届”的高中生，他经历过了“三年灾害”带给他的饥饿，“文革”带给他政治恐慌。在失序的年月之中，他目力所及应该都是颇为讽刺和极端的言行，他曾在另一篇小说《特务吴雄》中描写过那段荒诞的历史。也许自那时起，於可训先生便对过于偏激的思想和生活理念抱有一种戒心和警惕。

而他的人文情怀和创作理念共同决定了他把现实和理想摆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从骨子里说，他是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人。这种气质决定了於可训先生在写作时不会把理想主义情怀弃之不顾，去过分迎合读者和潮流，更不会为了销量和市场而抛弃掉自己的坚持。而无论从性格气质，还是文学理念来看，於可训都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就曾言明：“我期望于当今文学的，是少一点人文精神的空谈，多一点世俗生活的情怀”，更批评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之中“基本上看不到或者完全看不到一点现实的投影”，因而造成了创作上的“失重”。因此，在於可训先生自己进行创作之时，他必定会规避当今创作之中现实缺失这一问题，达到理想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并重的结果。

综上所述，於可训先生在对夏娲从伊甸神女到大地之母生命历程的叙述之中，探讨了理想、现实与个人成长的关系，跳脱出了以往文学创作之中对两者关系认知的窠臼，展现了他对和谐、平衡的生命理念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