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琳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叶燮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诗论家，清代的诗论家沈德潜、薛雪都曾师从于他。《原诗》于康熙二十五年成书，来自于他对诗歌本源的思考。在这部诗论中他用内篇和外篇两部分来梳理了诗歌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创作的过程，是我国文艺理论史上一部逻辑性和系统性并重的理论专著。叶燮在论述他的观点时，多以杜甫的诗歌为例，在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中，展现出他的杜诗比较完整的观感。

一．杜诗的面目

在历史上，对杜诗的研究曾有两个高峰时期：两宋和明末清初。两宋时期的“千家注杜”标示着儒学的复归，将杜甫推至“诗圣”的神坛。明末清初时，杜诗注本、选本以及集 杜、和杜之作大量涌现，则是这是知识分子愤懑情感的寄托。

叶燮写就《原诗》一书并非朝夕之功，他“放废十载，摒除俗虑，尽发箧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诗”，形成他以“才、胆、识、力”来反映“理、事、情”的艺术创作论，并且在内篇中写道“统百代而论诗，自 《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 叶燮将作家的胸怀志趣作为承载性情、智慧、胆识、 才辨的根基，决定着审美意象的深层意味。杜诗正是性情与面目作为人品与诗品高度一致的典范。

叶燮以杜甫创作于天宝十年的七古《乐游园歌》为例，来说明胸襟之于作品的重要意义。这是一首陪宴诗，画面生动、格律工整又气象磅薄。诗歌的前半段从在乐游原春日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想到唐玄宗带领亲贵由皇宫出发到达乐游园西南的曲江边上的游赏盛大场面。结尾处“未醉已先悲”，繁华尚未散尽却已露出颓象，盛世掩盖之下已出现大厦将倾的态势。杜甫不仅因怀才不遇而忧愁，也因统治者追求享乐，而对国家命运充满忧虑。在夕阳西斜时，他孤独一人，苍茫的是宇宙，是时间，短暂只有人的性命，来不及见证沧海桑田。叶燮评价说：

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 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缋，无所不极 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 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

他认为，如果诗人没有宽广的胸襟，就不会在身处“春风满路香”的少年场不被眼前的繁盛所迷惑，从自己的身世之悲，扩展为家国天下的深沉感慨。杜甫高远的诗歌境界所依托的正是诗人的胸襟，杜甫的面目也在诗歌作品中越发的清晰起来。《乐游园歌》并非这一时期杜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但因其中包含的从人身世之慨时世之叹到对天地宇宙的静观，显现出杜诗“沉郁顿挫”的独特艺术魅力。叶燮是这样形容的：

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

在杜甫诗歌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的激变和儒家思想的印记。杜甫早期的诗歌，主要写作于他的游历生活中，具有渴望建功立业，富有青春朝气。从他的中年时期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沉郁顿挫”诗歌风格逐渐形成。他的诗歌带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从诉说人民的痛苦、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渴望扬名济世转向了一边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 一边勉励人民参战，保卫国家不受外族入侵。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生活依旧苛待于他，他却变得更加感性了，诗歌中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或是朴实动人，或是曲折变换，但他都将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愿望强烈表现出来。杜甫以宽广的胸襟作为其情感、志趣与理想信念的载体，发而为不朽的篇章。

二．诗言志与克肖自然

“诗言志”的传统由来已久。《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这是中国传统儒家诗论的“开山纲领”。 叶燮同样继承了这一诗教传统，并将其归结为“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

叶燮认为诗人的艺术创造力对诗歌艺术创新有直接的影响。他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 无胆，则笔墨畏缩 无识，则不能取舍 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他将艺术家的创造力分为四种因素：“才”，指的是诗人的才华，是诗人在面对审美对象时所展现出来的敏捷的思维能力，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胆”，是指诗人能够摆脱前人藩篱，敢于独立思考，自由创造的勇气。“识”，是诗人对审美客体价值的判断力，而指导“识”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与其诗学“温柔敦厚”的主张。“力”，是指诗人表现其才识的能力和艺术独创的生命力。这四种因素需要相辅相成，相互依托。

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才”表现在对“理”、“事”、“情”的感受和表达能力上——诗人受到了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了创作灵感，并将自己当下的感情注入文字之中，得到的是便是“克肖自然”的诗文。

叶燮以杜甫《冬日谒玄元皇帝庙》中“碧瓦初寒外”一句来举例。他不断地诘问:“初寒”能否界定内外？在“碧瓦”之外有没有“初寒”？还是“寒”盘踞在“碧瓦”之内？此景此景不能逐字逐句来看，杜甫将有形的“碧瓦”与他的感受到的“寒”联结在一起，构筑出虚实相生的清冷的诗境。

叶燮认为杜甫的诗歌中汉魏以来多种诗歌风格的精髓，无一不备，但 “无一字为前人之诗”，叶燮言到：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

情随事迁，随遇生发，杜甫的诗文纵然是相似的主题，因其所感之事不同，表达的情感也随之不同。“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所言真实是作诗者的形象思维所观看到的世界的真实，是带有作者的情感、 志趣与理想信念的，艺术要写理，不是“可言之理”，而是通过审美意象反应的理，艺术要写的事，不是“可征之事”，而是通过审美感兴，创造审美意象，从而达到更高一级的真实。艺术要写的情，则带有某种模糊性，它源于作者本人的性情但又暗含作者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极为私人化的情绪。而在物我交融的过程中，诗人体会着“不可言之理”，生发出只可“默会”之情。

三、陈熟与生新

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提出了源流正变论，将对文学史观和诗史的认识建立在“变”的基础上，他由“天道十年而一变，无事无物不然”从普遍的宇宙规律推论诗道之变，他认为“诗有源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而溯源，循末以反本。乃知诗之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

叶燮所言之“变”， 包含了衰变与新变，他试图将当时流行的复古与求新的思想结合起来，由此改善明末七子派因盲目复古陷入陈腐、公安派和竟陵派因片面求新陷入浅率的弊端。在叶燮看来诗道之变分为“时有变而时因之”和“诗递变而时随之”。前者是说，“诗”的变，是为了与政治风俗的变化相适应，通过诗人之笔真实的反映变化了的社会风貌，因此“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后者则是将“诗”看做是发展的内容，“时”是指这一发展的形式，当诗歌是因为它的形式风格陈旧而造成衰败时，“惟变以救正之衰”。叶燮认为源与流，正与变，陈熟与生新是因时递变，相续相禅的 不断丰富诗歌艺术风格，让诗歌艺术变得繁荣兴盛，才是诗歌发展的必经之路。

于是，叶燮在《原诗•外篇》中将自《三百篇》以来的诗歌进行分期，梳理了诗史上因诗人才力之大小不同而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创变，将诗人群体划分成了不同的等次。在他看来，“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是“独冠古今”的 。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在于他的诗不仅包容和汇聚了自《诗三百》 以来汉魏六朝的浑朴古雅、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等优秀的风格传统，还开启了中唐以至于宋、 元、明诸如奇奡、雄杰、流利、轻艳等众多的新的艺术风格。

杜甫的五言古体诗，多用来议论历史和世事，一韵到底，一气呵成。七言古诗则在章法森严中富有变化，虽终篇一韵，但笔力雄浑，脉络清晰，变化波澜，能起到逐段换韵的效果。杜甫的诗在承袭了前人的精华后，没有依傍临摹，而是“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气韵生动，非同凡响。叶燮给予极高的评价：“七古能事，至斯已极，非学者所易步趋耳。” 杜甫在 “力大者大变”的同时，又能“变化而不失其正”。他的诗歌，即合乎儒家正统，以仁政为其思想的核心，也反映现实，富于讽谏，揭露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艰难，是既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同时又寓含着风格创新的作品。

叶燮认为“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 古人之言，有藏于不见者。”因此，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诗道相续相禅，“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这种融合了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主观情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更迭，随着风格与形式的创新，需要创作者在体会“天地万物之情状”与古人诗作之神理后不断丰富发展。

三．结论

叶燮以延续千年中国诗歌史为其广阔视域和宏阔背景，分析诗歌正变盛衰的原因。在他看来诗歌的发展是一个正变与盛衰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的是相续相禅，丰富发展。叶燮从才、力与胸襟为核心的作家论的角度，展现其胆识和面目，并通过详尽而又层层相扣的逻辑推理过程，说明杜甫是汉魏以来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包源流，综正变”，既承袭了以《诗经》为源头的现实主义精神，也饱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杜甫的诗歌书写的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几十年他所见所闻的苦难，更是对破除黑暗现实疾呼，他将自己的经历情感与诗歌的体格声调巧妙的糅合在一起，以期更好的传达出来。杜甫的诗歌中有着自己的创变，有着大量的议论，有着对人民的痛苦、统治阶级的剥削的描写，但这正彰显着他对儒家仁政思想的追求。杜甫的诗歌并不背离诗教，反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扩展诗教“温柔敦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