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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了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相关问题：一、从定性角度阐释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多少外汇储备是适度的；二、如何对适度外汇储备规模进行定量测度；三、如何根据当前的外汇储备量进行合理的战略和政策调整。

针对第一个问题，Heller（1966）最早提出外汇储备需求量应该与进口边际倾向负向相关；而Frenkel & Jovanovic（1981）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外汇储备的存货缓冲模型，证明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同其持有成本和重置成本相关。上述观点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的背景下提出的。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学者侧重从预防动机视角考察新兴国家外汇储备的功能和需求（A.Greenspan，1999；Azimen & Lee，2007；Mendoza，2010等），他们认为：由于融资骤停引发的危机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远高于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因此这些国家选择囤积外汇储备，以防范再一次危机。高杰英和闫飞宇（2017）在估算出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资本外逃概率以及资本外逃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出了基于预防性动机的金砖国家最优外汇储备规模。

作为对预防动机的补充，一些学者进而提出了基于重商主义动机的外汇储备需求理论（Dooley et al，2004；Wyplosz，2007；陈奉先等，2012；赵国华，2014），即一国累计外汇储备正是为了保持低汇率以刺激出口。另外，Cheung& Qian(2009)证明了东亚国家外汇储备存在Machlup衣柜假说中的琼斯效应，新兴国家增持外汇储备是出于竞争或攀比动机。

在此基础上，各国学者选取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对新兴市场国家适度外汇规模问题进行探讨。Aizenman & Marion（2003）讨论了中东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Mohanty &Turner（2006）分别选取亚洲、中欧、中东、拉美区域探讨其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国内学者针对我国不同时期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进行了探讨，但所得结论不尽一致。李巍和张志超（2009）认为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过量；而吴念鲁和任康钰（2013）等则指出中国在储备持有上过量，即超过了最优规模。满向昱等（2012）发现以“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逐渐偏离适度外汇规模上限，同时以南非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水平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而印度良好的外汇储备管理政策使得其外汇储备量一直保持在适度规模区间内。

针对第二大问题，测度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比较流行的方法主要有比例分析法（R.Trtffin，1960）、货币供应量决定论（W.M.Brown，1964）、成本收益分析法（J.Agarwal，1971）以及国际储备因素函数法（Agarwal，1976；Frenkel，1974；Flandes，1971）四种。国内外大部分文献就是基于以上四种模型与方法，采用不同计量模型对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进行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