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莉娟

服饰变迁七十年

济南冠和西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远大说，人靠衣裳马靠鞍，一件小小的衣裳，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和经济状况，还可以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风貌。

刘远大的冠和西装，山东老百姓不太了解，但是在高端西装市场声名显赫。他们曾经为英国皇家卫队、澳大利亚国家冬泳队、鲁能足球主教练等“量体裁衣”，还被授予山东名牌称号。“一件西装五六千块钱，这在过去几乎就是一个梦想。”刘远大说。

新中国成立时，吃饱穿暖是山东老百姓最大的愿望。

刘远大既是服装企业的老板，也是一个对服装有着诸多研究的专家。他说，新中国成立前，山东的平民百姓一般穿粗布短衣，以黑、蓝颜色为主。男子上衣为竖领的对襟衣袄，系“葡萄疙瘩”扣子，下面两个口袋。也有少数在冬季穿长棉袍的，穿圆口鞋，戴毡帽，冬季多戴带帽沿的蓝色棉护耳帽。女子上衣为右掩襟，俗称“大襟褂”，穿襟带鞋，那时小脚妇女很多，她们则穿尖足鞋。那时候无论男女多扎腿带、穿肥腰裤，穿时将肥出来的部分折向一侧系腰带；也有部分人将棉裤的腰做得很长，穿上后能到胳肢窝，增加了上身的保暖。有的人把很小的孩子放在里面，再裹上棉袄后，孩子只露着个小脑袋，活像“袋鼠”一般。也有的将蝈蝈葫芦掖在里边，即使是大雪纷飞之际，也传来清脆的蝈蝈叫声，悠哉游哉。青年学生多穿国防服、学生服、青年服，上衣上面的小口袋里插钢笔。年青女子有的穿列宁服、夏季穿“布拉吉”，也就是连衣裙。在农村的冬季时，男子的棉袄里面不穿衬衣者为多，不少人把前襟使劲一掩系长围脖或绳子。有很多男人穿黑蓝色的“老铲鞋”：鞋帮子前面部分用三块袼禙组合成两道竖杠，窝帮子上鞋，帮子又用密线周纳，坚硬而耐磨，但穿新鞋时很不舒服。每当人们刚穿新做的鞋时，先要在地上泼水，然后来回走几趟，为的是延长鞋底的寿命。

新中国的成立，一扫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在农村，人们朝着“穿暖”的目标努力奋斗；在城市，长袍马褂被列宁服、中山装取代，显示出蓬勃朝气。那时候，人们以简单、朴素、经济、实用为美，黑、灰、蓝是流行色，这既是受经济条件制约，也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蓝蚂蚁时代”，标志着改革开放前中国衣着的单一，也是西方人眼中贫困中国的符号。

翻阅发黄的历史档案，会发现这样的记载：1952年，新中国的棉花产量虽然达到创记录的130万吨，已经是1949年的整整三倍，却依然遮盖不了与之比翼齐飞的人口增长；同年，美国主导的海外对华物资贸易的封锁，也造成当时国内棉花供应的紧张局面。1954年9月15日，布票率先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生活中第一种工业消费品凭证和短缺经济的符号。布票没有全国统一的样式，山东省的布票为长方形，面额为一寸、五寸、一市尺、五市尺、十市尺不等。每人每年视情况供应几尺或者十几尺布匹，只够做一件成年人的衣服。如果当年用不完，布票在年底就要作废。布的品种有咔叽布、华达呢、灯芯绒、漂白布等，很单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山东人普遍长得高大，布票不够，钱也不宽裕，穿衣必须精打细算、艰苦朴素。再加上纯棉服装容易破损，穿打补丁的衣裤、戴保护衣袖的袖套，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一般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难得穿身新衣裳，不是拾爸爸、妈妈穿旧了的，就是捡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有的农村孩子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家住济南的李令城老人回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他是济南商埠经二纬三路瑞蚨祥布店的营业员。那时男的大多穿灰色的中山装，女的通常穿藏蓝色列宁服，老人大多穿对襟或偏襟的中式服装，只有小孩和刚结婚的女子才能穿上件花布衣服。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分到每家的布票屈指可数，尤其是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每人一年只发一尺六的布票。20世纪50年代，在济南大街小巷中，只有布店和裁缝店，济南东元盛印染厂生产的“名驹青”“双鱼蓝”平面布和青岛“双龙”白布是当时三大畅销品牌。“双鱼蓝”常用来做列宁服，“双龙”白布则常用来做被里。在瑞蚨祥和隆祥这样家喻户晓的布店里，虽然也供应丝绸等高档面料，但等到面料上落了厚厚的灰尘，也很少有人来问。那时，数纬四路上的洪顺、信昌和正泰三家洋服店最高档，专门量身定做丝绸的高档服装，一般人连门都不敢进，只有少数开银号、粮行的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李令城记得，1952年腊月他即将结婚的时候，才拿着积攒多时的布票，买下一丈七的昂贵深蓝色华达呢，为自己做了一身中山装。

在农村，生活条件更为艰苦。绝大多数农民还处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状况。一个叫李贞寅的老师记录了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调到泰山背后深山峪谷中的一处农村小学任教。这个村庄一百多户人家，正是新学期开始，所招收的一年级新生，女生衣服都是用几块不对色的碎布块对接做成，大部分男生露着上身，光着脚，只穿一个裤头，其中两名男生连裤头也没穿，全身裸露。他询问得知，一名学生父母双亡，和两个兄长相依为命。另一名学生，父亲已去世，母亲多病卧床，没法做针线。他专门跑了七里地，到供销社想拿钱给两个男生各买短裤，可供销社却只凭布票供应。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在玻璃柜台上看到花格小手绢不用布票，两块手绢能做个小孩裤头，于是买了4块手绢和松紧带，找到一家缝纫店做了两个小裤头，带回学校后送给那两个光屁股的男生。这样全校学生没有露着屁股上学的了。

烟台市民赵国经说，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改旧衣服和缝补丁是母亲们的必修课。摇曳的煤油灯光下，老母亲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衣服，成为几代人温暖而苦楚的记忆。母亲们绝不会浪费哪怕一块小布头，衣服实在不能穿了，零碎的布片也能成为做鞋帮、鞋垫的材料。供销社里清一色的解放鞋，大人买一双解放鞋，不穿烂舍不得丢掉。更多人穿的是自己缝制的老布鞋。小孩正值生长期，脚丫一天一个样，哪家也不给孩子买鞋，村子里的孩子光着脚到处乱窜。只有到了冬天，小孩子才能穿上蒲草编的“嘎达子”和“蒲窝子”，几毛钱一双，里面垫上棉絮或玉米皮，走起路来嘎嘎作响。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成了人们的穿衣范本。“军装绿”红遍大江南北，山东也不例外。当时全民皆兵，人人都穿绿军装，谁要是能弄到件旧军装褂子，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文革”期间布票仍在使用，山东出现了成衣店的雏形。人民商场、百货大楼也开始卖成衣，但品种很少。十年之中，人们的衣着款式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所有的花衣裳、旗袍都成了“封资修”的象征，当革命革掉了旗袍等资产阶级的尾巴，剩下的只有解放装、青年装、中山装、对襟衫。绿军装、绿军帽、红袖章、黄挎包成了“时装”，不爱红装爱武装被女性奉为圭臬，视为理想追求，许多狂热的青年最向往的就是拥有一套绿军装。孤独的单色，统一的款式，时尚不再体现个性，而仅仅是流行，近似宗教式的一种躁动与狂热。

初晓玲是青岛大学服装与服饰系主任、副教授，也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在她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为了节约衣服发明了很多巧妙方法。“我父亲也是教师，要穿得干净体面，但是衣服可换的很少。那时候有一件衬衫就很宝贵了，所以有男士衬衫的假领子，半截的，只有领子和肩部，穿在里面只露出领子来。”当时街上还有衣服回收染色的职业，旧衣服染完又变新了，“但是那个染色其实只有一种颜色，就是蓝色。”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三山东头村村民刘元九，从1982年开始坚持将家里的日常收支情况记录在账，37年来乐此不疲，从未间断。刘元九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人做衣服还要靠布票，每人每年只能分到1米的布料，还不够成年人做一条裤子。

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90年代初，山东人的日子从温饱向“小康”过渡，在“穿衣”方面，逐渐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追求外表美、气度美和形式美。

鲁西北地区适宜种棉花，过去单纯强调“以粮为纲”，粮食生产没上去，棉花生产也受到制约。实行“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以粮保棉、以棉促粮”后，粮棉连年增产。1962—1978年，鲁西北净吃国家统销粮92.8亿斤；三中全会后的10年，向国家贡献商品粮72.1亿斤，还贡献了大量棉花，农民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发了棉花财”。

当时，鲁西北农民种植的棉花品种是“鲁棉一号”，它是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副所长庞居勤等反复试验15年，于1976年培养成功的，最适宜在黄河中下游种植。1974—1978年试种对比，平均皮棉产量比岱字棉15号增产39.48%，亩产皮棉最高达135.75千克。当时，纺织业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行业，棉花是主要原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1980年，山东大面积推广“鲁棉一号”，种植面积达到850万亩，把全国“震”了一下：棉花单产达97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斤，由一个棉花调进省转变为调出省。庞居勤说，“鲁棉一号”大面积推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农村联产承包，“政策好，品种优，人努力”，三个因素叠加，给山东棉区带来了惊喜，在收棉季节，运钞车源源不断地开赴鲁西南、鲁西北，以兑付棉农售棉款。1981年“鲁棉一号”获国家发明一等奖，这是山东省自1978年国务院重新修订颁布发明奖励条例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发明一等奖。当年在全国推广种植1857万亩，1982年种植2600万亩。1982年，我国终于结束了进口棉花的历史，由棉花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鲁棉一号”先后在全国累计推广1.2亿亩，创直接经济效益57亿元。“鲁棉一号”结束了人们缺衣少穿、一年只有几尺布票的历史，成就了山东省农村第一批“万元户”。两年后，国务院要求适当控制植棉面积，扩大棉布、棉花销售。由发放“布票”限制购买，到国家号召“大量消费棉布”，这个变化，“鲁棉一号”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底，布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后的山东各个城市，西装、裙子和旗袍开始出现，城市人的服装发生诸多变化。一是材质变了，“的确良”和人造棉等化纤产品出现。据说这种面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的确靓”，传至北方后变为“的确凉”，后来大家发现穿起“的确凉”并不凉快，才改成“的确良”。其优点显而易见，尽管不吸汗、不透气，可挺括滑爽、易洗快干，还比棉布结实，“经蹬又经踹、经铺又经盖”，一件顶三件。更重要的是“的确良”虽然贵，但不按实收布票，而是打折收取，对布票不够用的人家是个大好消息。最开始，大家买不到也买不起几件“的确良”衬衫，只能购买“的确良”做的假领子，几件假领轮流穿，每天给人焕然一新、体面高级的感觉。随着“的确良”普及，姑娘们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带里衬的白裙子，走起路来裙角飞扬，男士们则热衷雪白的“的确良”衬衫，不少人还把下摆扎在裤腰里。谈恋爱阶段，男士给女朋友送条“的确良”裙子，不亚于现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亚手镯，女人们会经常把“的确良”衣服拿出来，在邻居面前摆弄，显示男人对她的关心。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女青年显得那么单纯，和那个时代一样。二是色彩开始变得丰富起来。时尚的种子开始萌动，最先变化的是色彩。1984年，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上映，影片中纺织工厂的劳动模范穿起“坦胸露臂”的红裙子上街，还到公园与别人“斩裙”比美，颠覆了人们对“劳动妇女”及女性衣着的传统印象。穿着红色连衣裙走在人群中是很耀眼的，代表了那个时期年轻人对时尚的一种大胆追求。“红裙子”挑战“黑灰蓝”的同时，明星挂历、电影画报的流行和港台及国外电影的流入，也在逐渐加深人们对时尚的认识。三是形式变了，喇叭裤、脚蹬裤风靡一时。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刘女士经常出差到南方，一次，她到广州出差时看到一种喇叭筒的牛仔裤，样式和布料都觉得十分新鲜，既能显身材，又显得青春活力，就买了一条带回山东。当她穿着这条喇叭裤走在大街上时，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此后没过两年，喇叭裤就从南方流行到山东。随后，连体裤、哈伦裤、健美裤、蕾丝裙、中性套装、露脐装……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个月，时尚，就是一阵风，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很快，山东产生了一批专门批发、零售南方服饰的小商贩。当女人们纷纷穿上高跟鞋与丝袜，男人们西装革履的时候，这些服装商贩也成了山东最早的万元户。

1993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山东服装市场再度出现新潮流。首先是品牌化和成衣化趋势明显。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场里的服装柜台开始敞开式销售，在济南，银座、贵和、华联等大商场陆续开店，并引进一些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品牌服装，明确定位打造中高端服装市场。没过多长时间，银座、贵和就成了济南人常逛的商场，能在这样的商场买件名牌衣服也成了一件自豪的事。在济南人的衣橱里，羊毛、羊绒、真皮制成的衣服逐渐多了起来。

其次是服装市场迎来爆发式生长。济南泺口服装批发市场为低收入阶层开通了便捷的购衣渠道，到泺口买服装成为很多人的一大爱好。来自山东青岛的初晓玲，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上大学，能在商场里看到国内各大服装品牌，雅宝路和秀水街是全国知名的服装市场。1996年，她到青岛大学工作，发现青岛的服装市场也已蓬勃发展，台东及中山路周边的服装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市民迟珍的家在老即墨路上，这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她介绍说：“打开这扇窗就看到裁缝一条街，打开那扇窗就看到卖小百货的。刚开始摊子少，每个摊子占的地方都很大，后来摊子就缩小了，一个挤一个的，生意都好得不得了。”迟珍1995年开始在即墨小商品市场卖衣服。她从广州和北京两个地方进货，面料非常多，棉的、麻的、莫代尔的、雪纺的、化纤的都有。“广州那边的货面料好，版型也好，都是收腰、卡体的，北京动物园那边面料也不错，但是款式不如广州更新快，我从北京仅进一些版型宽松的、大廓型或者加肥加大的款。”迟珍自己从中山路上买了布料，找裁缝做了一条喇叭裤，屁股是紧贴的，膝盖往上卡在腿上，往下张开，裤口有九寸宽。为了搭配这条裤子，她专门去青岛孚德鞋店买了双高跟鞋，29块钱，她攒了很久。在青岛下属的即墨，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墨水河边的一个小集市，悄然发展成为长江以北较大的综合市场群，与“武汉汉正街”“广东虎门”“广州流花”“江苏常熟”并称全国大型服装批发市场，称霸江北，一时风头无二。它以经营针织、服装作为特色，同时兼营工业产品，辐射交易已波及15个省市自治区。

再次是崇洋风盛行，一度导致“洋垃圾”泛滥。一些利欲熏心的商人，从港台、日本走私旧衣服，形形色色，样式独特，价格低廉，充斥市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人的穿着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时尚光鲜、低碳环保。

人们的穿衣打扮更加注重个性和品位。服装的主要功能早已不再是御寒，而是一种个性魅力的展现，对服装需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穿出个性。服装种类不断细化，出现了正装、晚装、休闲装、运动装、家居服等若干门类。山东人也开始舍得在衣着上花钱，服装支出成了每月家庭支出的常列项。对于一些人来说，只要品质好，花上千元甚至数万元买一件衣服也在所不惜。服装的年龄层次逐渐拉开。年轻人不再光认名牌，而是喜欢追求个性着装，买衣服主要看款式和花色，吊带衫、露背衫、超短裙、热裤、现代感旗袍、波西米亚风格裙子等深受时尚女孩喜爱，时尚男生则喜欢穿日韩风格的酷感十足的休闲装。中年人则两极分化，收入高的喜欢穿品质好、做工精良的服装，收入低的则喜欢买便宜但样式新的衣服。老年人也逐渐接受时尚的概念，有的甚至开始穿红戴绿。走在山东的大街上，满眼都是五彩缤纷、款式百变奇出的服装。山东人的着装不断变化着：高饱和度的拼接色块，显眼的品牌logo，一顶渔夫帽，一双运动鞋——这样的潮牌正成为年轻人时尚消费的新宠。有调查显示，“95后”和“00后”对潮牌的偏好尤其显著，他们既是时尚的消费者，也是时尚的输出者，从而在社会语境中让小众的潮牌走向大众视野。

互联网的普及，给山东人穿衣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到网上购买从廉价服装到国际奢侈品大牌的各种衣服，二是通过新技术，定制最适合自己的专属服装。济南大学美术学院服装研究所鲍怀敏介绍，高级服装定制人群，已经从欧美发展到中东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刘远大则认为，从2000年到现在，国内高端服装定做市场增长近10倍，济南是这两年才开始发展的。在内地，定做西装的人估计不到购买西装总人群的10%，想找一家高端服装定制店不容易。在他的企业，每一件定制西装袖口处扣眼都是可以解开的活袖衩，每一颗扣眼都是手工锁边，上领、上袖、袖口也都是手工缝制，这是高级定制的典型特征。他们的一套西装从面料到成衣，需要四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三是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彰显“山东元素”，体现“齐鲁风骨”。去年初，最传统的临沂革命老区，100位临沂佳丽出现在世界华服春晚，以“墨韵沂蒙”为主题展示大美临沂，一举摘下中国最佳创意奖。中国红、麦穗、蓝花布、青山绿水……把沂蒙传统素材充分运用到了服装的每个细节。把象征沂蒙神圣、红色的沃土、沂蒙人民的智慧、辛勤、朴实无华和沂蒙山小调里的山清水秀好风光融入到旗袍作品中，无不体现着沂蒙文化和沂蒙精神。在善于开风气之先的青岛，喜欢游泳的青岛大妈们，把防晒神器“脸基尼”推向国际时装舞台。目前，“脸基尼”已经进化到第八代……

着装理念多元化

在孔孟之乡山东，随着服装一次次迭代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服装，领了风气之先。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关闭多年的国门轰然打开，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让很多年轻人为之倾倒，出国潮盛行，各种文化和哲学思潮涌入中国。这是一个“哲学饥渴期”和“西方哲学亢奋期”，哲学成为社会最直接的思想批判和精神重建武器。青年人满嘴萨特、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些思潮在服装上也有突出体现，其直接符号就是喇叭裤。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喇叭裤只是一个时尚标志，穿在身上应该不怎么舒服。山东烟台市民孙女士说，80年代初她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烟台一家单位上班。当时，烟台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的观念变更，服装开始变得活跃。许多人重新打量自己过去的穿着，在自我审视的目光中，逐渐认同穿着打扮实际上并没有阶级性划分，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在服饰上得以释放。“女性服装往往充当着潮流的风向标，喇叭裤首先兴起，随后牛仔装流行，西装开始崛起，运动服、羊毛衫大行其道，烟台人首次尝到了服装美带来的甜蜜。”孙女士说，在80年代，“新浪潮”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世界以真实的面目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时，烟台人以极快的速度赶上了世界潮流。“当时的喇叭裤特点是裤腿上窄下宽，从以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尺寸明显大于膝盖的尺寸，形成喇叭状；且低腰短裆，紧裹屁股，裤长一般盖住脚跟，走起路来，兼有扫地的功能，穿的时间一长，裤脚下面的一溜都磨得翻边。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成了流行大街小巷的时尚。”

喇叭裤就像一面镜子，在改革之初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从严重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山东民众，表达自我的欲望极其强烈，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而清晰的梦想，既热情奔放，又狂躁不安。山东人的服饰一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守正。孔子对穿衣要求很高，“君子正其衣冠”“见人不可以不饰”，衣冠周正是君子的起码礼节和必备条件，温柔敦厚之人，再配之以斯文的服饰，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更重要的是，纯形式的装饰，直接与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制度、才能、秩序有关。服装还是礼仪的表现，“克己复礼”，孔子有一套严格细微的服饰形制规范，其基本准则是区分贵贱，尊卑有别；区分场合，朝野有别；区分吉凶，祭丧有别；宁俭毋奢，守礼变通。孔子“礼仁合一”“以衣守礼”为总体特征的服饰礼仪观，具有社会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考量。2012年8月，山东省博物馆举办过“斯文在兹”大型孔府旧藏服饰展。据介绍，孔府旧藏服饰种类繁多，仅明清服饰就有8000余件，其选料精良，面料丰富，工艺手段复杂，包含了朝服、公服、便服、常服、吉服、丧服、礼服等男女服饰种类，可谓是中国传统穿着文化的集中而典型的代表，是中华传统服饰的静态标本和“活化石”。儒家礼教文化影响下的山东，其传统服饰拥有一套完整的服装制度和审美体系，从色彩、形制、纹样以及首饰、配饰等方面，可以看出服饰同礼教文化的有机结合。就是这么一个儒家气息浓郁的农业大省，突然和承载着西方文化意味的喇叭裤相遇，引起的反响相当巨大。

喇叭裤是西方流行文化的典型产物。它的出现有一个半世纪之久：1812年，在海上作战的美国水手们第一次穿上这种阔腿裤，裤腰和臀部很瘦，裤管的下半部分夸张地向外摆开，最宽超过鞋的长度，这样的设计能帮助水手们在遇到海水时快速地卷起裤脚。真正把喇叭裤点燃的，是美国巨星猫王。那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在剧变，从垮掉的一代演变而来的嬉皮士，不再妄图用哲学家的思维改变世界，而是换上反叛的爆炸头和喇叭裤，用服装和音乐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见，成为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中国，电影对于喇叭裤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电影《望乡》中，栗原小卷扮演的女记者一条白色的喇叭裤高挑挺拔，令无数少女心生羡慕；《追捕》中冷面酷帅的矢村警长墨镜、长发、大鬓角和那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成了无数男青年争相效仿的明星；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男主角喇叭裤、蛤蟆镜、卷发的形象一下子击中了人们的视觉神经。很多女性也开始穿喇叭裤，过去女装裤都是在右侧开口，而喇叭裤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这种冲击传统服装的设计在当时一度被称为“奇装异服”。

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僵化、保守。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当金发女郎在T台上撩动长裙，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惊世骇俗的喇叭裤被赋予特殊意义：它不合规矩、夸张叛逆，颠覆了人们的审美认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激烈交锋。一种意见认为，喇叭裤掀起中国服装界的一次革命，这是新时代尊重个性、尊重自我选择的表现。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年轻人就是不正经的人，报纸杂志上有一些批判性文章和漫画，将其与不务正业的混子形象联系在一起，还出现了一个流行词“不良青年”。在山东大学等高校，老师会吓唬学生，用剪刀把喇叭裤剪开。初晓玲认为，“这可能是以前社会氛围的一个长期影响，会把人的衣着跟道德结合起来，后来慢慢才消除这种观念，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于是，山东的大街小巷这样装扮的青年越来越多：扛着一个双卡录音机，爆炸头下面架着一副蛤蟆镜，松垮的蝙蝠衫或者花衬衫解开几个扣子，牛仔喇叭裤拖着地，尖头皮鞋走起路来嗒嗒作响……喇叭裤见证了人们冲破思想禁区、追求个性解放、引领风气之先、推动时代进步的勇气，成为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重新交流的象征。

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随着喇叭裤而来的是一波波时尚潮流。青岛市民迟珍记得，那几年流行健美裤，也叫脚蹬裤，不管老少人手一条，还有一种鸡腿裤，裤脚收紧，类似如今的小脚裤。流行太阳裙，就是伞裙，街上年轻女孩人人裙摆超大，一转像伞一样撑开。流行烫发，大家就都去把头发烫成爆炸小卷，刘海往上吹，烫得老高，配合洋气衣服。再往后几年，中山装成了老古董了，男士们个个西装上身，女士们也穿套装、套裙，裙子的长度越来越短，直至超短裙出现，又引起一股风潮，被摩登女孩穿成靓丽的风景线。80年代，人们开始购买和佩戴金首饰，当时，金项链80—85元/克，一条项链1000多元钱，一些经济比较富裕的人开始佩戴金项链和金耳环，并以拥有一条金项链为荣耀。

经历了外来服装一二十年的冲击之后，20世纪末，山东人再度回眸注视中华本土民族性的服饰：蓝印花布重新披在窈窕淑女身上，尽显东方迷人风采；旗袍加入镂空领型的设计，将现代服饰工艺与传统风格融合，端庄不失妩媚，令人惊艳不已；以传统吉祥图案做服饰面料的中装悄悄在都市流行，在色彩上中式服装追求艳丽的效果，大红大紫、明黄色调皆可搭配成衣，因此与西式服装比较起来比较醒目抢眼……这些民族性服装，蕴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情趣、审美观念、道德传承、宗教信仰以及工艺技术等元素，是认识东方文明独特形态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山东民间印染技艺源远流长，彩印花布曾经十分兴盛。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记载，历代相传，至明清时期尤为繁盛。19世纪中叶以后，山东地区的染坊仍处于手工业状态，王文蔚在《山东印染工业的历史沿革》一文中描述：“山东省在清末与民初间，城市及乡村只有手工染坊。有的专染深蓝、浅蓝布，有的专染大红和桃红，而昌邑、潍县乡间，还有许多专染红、绿、青、黄、紫等杂色染坊……”1911年编的《山东通志》有“花被面出平原、禹城、菏泽、范县、滨州、济宁、汶上”的记载，系指民间印染花布。20世纪初，山东开始用机器纺织和印染，从而使传统的棉纺印染日趋衰落。但手工印染的土布厚实、经济美观，仍适合农民的消费传统，在偏僻农村还存在一定的市场。现在，彩印花布在山东得到发扬光大。中国唯一的彩印花布艺术传承人在山东临沂，他叫张明建，14岁开始拜师学艺，至今已从业60年。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曾创作了一幅长19米、宽3.5米的长卷《中国梦》，其中穿插着17个民间故事，仅构思就用了四五年时间，画图画了6个月，刻板用了8个月。山东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彩印花布基地三和集团，其花色品种达6000多个，销售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在色彩上，山东民间彩印花布表现为热烈而含蓄、明朗而古朴，民间艺人把大红、绿、黄、蓝、紫等强烈饱和的对比色放在同一个画面上，形成火爆热闹的基调，而色彩的位置和面积却又是精心设计，并适当地以空白进行巧妙过渡，色调热烈明朗而和谐统一。这些彩印花布变成各种时装，穿在年轻人身上，体现着对比强烈而和谐统一的中和之美、中华文化之美。山东文博会曾经推出一个吉祥物——“山东大嫚”，背后甩一条用红头绳扎起来的大辫子，穿着彩印花布，美丽端庄、可亲可近，活像田野里一朵娇美的山菊花。

旗袍，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旗袍在山东的复兴，也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小康社会到来，山东人所追求的已不再只是“丰衣足食”，而是渴求以时装来装点生活、寻求意义和表现个性，用民族记忆为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精神能量。

烟台市政协委员、高级形象设计导师陈燕琴，出生在一个“旗袍世家”，从外婆、母亲到她，一家三代人都做旗袍。受儿时的耳濡目染，陈燕琴10多岁时，母亲开始教她做旗袍。当时，她家在东北开了一个服装厂，做服装、办服装培训班，因手艺精湛，在当地颇有名气。很快，她家成了当地第一个万元户。不仅安了手摇式电话，还买了电视、洗衣机。空闲时，重视子女教育的父母，还常领着她去北京、天津、济南开阔视野，于是成就了优秀的服装设计师陈燕琴。在她的记忆里，烟台服装至少从90年代开始在高端人群中已实现了与世界同步，那时穿旗袍的人开始多起来了。1999年，陈燕琴作为中国服装协会和纺织工业部评出的30位上榜服装师，应邀参加第二届国际时装周，她设计的100多款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式服装”一亮相就赢得广泛好评。此后，全国各地包括烟台在内，很快刮起了一股“中国风”，唐装开始盛行，成了引领时尚的潮流服装。2017年12月，中华旗袍博物馆在烟台山景区日本领事馆落成，里面有陆小曼、林徽因等穿过的旗袍藏品，它是目前全球唯一以中华旗袍为主题的互动体验式博物馆。

在济南，有一个玉谦旗袍店，于仁谦是第五代传承人。据他介绍，玉谦旗袍有八大制作工艺，镶边、滚边、嵌边、沿条、盘扣、贴花、绣花、手绘，四十四道工序量得“千人千衣”，他们制作的旗袍袖子设计弱化了女性肩部造型的棱角，强化了脸部轮廓和腰身的曲线；沿边与盘扣是传统旗袍的点睛之笔。

除了制作旗袍，更多山东人享受到了穿着旗袍的魅力和气度。青岛有一个“花样年华”旗袍总会，副理事谢凤伟是青岛某整形医院的副院长。她说，旗袍是一种神奇的服装，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女性穿上旗袍都有别样的美感。她说：“20岁左右的小姑娘，穿上旗袍，身姿婀娜；40岁的女人穿旗袍的感觉则是端庄典雅；60岁的中老年人穿上它，则显得风韵犹存。这就是中国传统服装的奇妙之处。”这个总会成立于2014年10月，现有实名制会员1000多位，她们来自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年龄，但都有共同的爱好——旗袍。她们向往更多交流与分享，也经常组织各种旗袍文化沙龙、走秀表演，还在青岛多个大型百货商场组织过百人以上规模的快闪活动，场面惊艳。在济南、青岛等大城市，乃至县城乡镇，在婚礼等各种仪式上，穿旗袍的女士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时代风景。

在21世纪，山东还流行汉服、唐装，充分表达圆融儒雅的中国美学精神，既立足民族服饰文化，又着眼国际时尚流行，注重服装的舒适度和着装效果，突出科技含量，体现人体工学的应用，用服饰传播中华文化的热忱与自觉，体现了“宗礼致新”的使命，向世界展示华夏服饰的“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为促进汉服产业发展，助力汉服文化推广，弘扬传统文化精神，“首届中国（山东）汉服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2019年8月在济南启动，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城市，此次汉服博览会成为汉服文化推广的风向标。

“文化自信”来源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更来源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我们应当有这份自信，就像穿上时尚高端的中式服装一样，向世界骄傲地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服装产业迈高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一方面是山东民众穿衣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山东纺织业在开放中崛起和壮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绘就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画卷。

目前，青岛纺织服装业正乘着“互联网+”的东风，转型升级快速赶超，力图再造“上青天”纺织名城。上世纪初至上半叶中期，青岛纺织工业就已逐渐成形，与上海、天津等地并称为中国纺织三大基地，被人们誉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上青天”时代，一直到90年代青岛的纺织业都在快速发展。那时候，纺织业是青岛的支柱产业，青岛共有九大国棉厂，“百万人口之城，十几万纺织工人”。有一段时间，上海纺织产业转移，青岛纺织一度领先全国。“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这首以纺织为主题的歌曲，在青岛广为流传，在当时所有生产行业中，纺织工人的工资是最高的，这是一个比教师和空姐还吃香的职业。她们需要常年倒班，还要忍受车间里的巨大噪音，但是大家还是争着当纺织工人，除了薪水待遇，还有一种为国家做贡献的理想和情怀。

令青岛骄傲的，还有纺织女工郝建秀和她的“郝建秀工作法”。1949年11月，15岁的郝建秀进入青岛国棉六厂，做了一名养成工。在工作中她发现，只要做好清洁工作，断头就少。她反复熟练减少断头的操作方法，每天出的白花最多为6两，最少2两，连续7个月平均皮辊花率仅0.25%。而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5%，郝建秀出皮辊花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因而引起了厂内领导和工人们的注意，她被评为二级劳模。国棉六厂总结的“郝建秀工作法”是“三勤、三快”，即眼要勤看、快看，腿要勤跑、快跑，手要勤清洁、快接头，后来又不断补充，添加了很多内容。她所在车间的文珍后来总结说，郝建秀工作法改变了人和机器的关系，使人成为主动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附于机器的工具。这个工作法不仅可以用在细纱值车技术中，谁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好自己的工作。

山东省会济南也是一个纺织业重镇。上世纪80年代末是济南棉纺织行业最红火的时候。当时济南纺织局直属企业达到47家，有14个棉纺厂，整个纺织行业产值利税27亿元，占济南市的四分之一，纺织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以上。其中的济南第一棉织厂，拥有职工8072人，纱锭101760枚，织机1400台，成为当时山东最大的纺织企业。王洪英曾经是济南国棉四厂的细纱挡车工，在车间里干了46年，1956年她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先后3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王洪英回忆，当时能进棉纺厂上班就是捧上了“铁饭碗”，工资高，吃喝不愁，福利好，很多国企、部队人员都想找纺织女工当对象。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一般家庭都是男性工作，女性在家料理家务，很少有女性出来上班。“要是家里有个纺织女工，就是双职工家庭了，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了。当时纺织工人的工资可以拿到五六十元，而公务员才拿三十多元。”纺织女工的工作非常辛苦。“车间里机器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能打手势，像‘1’就是去厕所。”王洪英表示，一天三班倒八个小时，机器不能停，有时候忙起来连水都顾不上喝。而来回穿梭在纺锤、织布机前，一天下来相当于走了70多里路，腿都累肿了。王洪英感慨，当年棉纺织产品需求旺盛，每年春节都不休息，工人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家属赶到车间送饭，工人趁着班空里出来拿点饭，几口就扒拉完继续干活。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变革，劳动力成本增加、人口红利消失，纺织行业活力变弱，纺织工业辉煌不再。之后下岗潮来临，纺织工人纷纷“下海”，在市场中打拼，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

纺织服装业在从青岛市区退出的同时，在即墨、胶州渐成规模。于是，青岛形成市区以国际贸易为中心，郊区以制造和装备为两翼的产业格局，培育了即墨中国针织名城、胶南王台中国纺机名镇、胶州李哥庄中国制帽之乡等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

进入新世纪至今，山东纺织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新契机。

诚如济南冠和西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远大所言：山东服装业并不缺代工“挣快钱”的企业，但十几年坚持做品牌时装的企业少之又少，除了设计人才缺乏，创新创意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也是企业不愿面对的。在宏大的量级背后是一系列有待提高的问题，山东省产业链的聚合程度不够、终端产品的品牌效应缺乏，这一直是行业的痛点和努力方向。

首先要打造属于山东的著名服装品牌，形成品牌集群。在这方面，山东的如意、舒朗、红领等，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位于孔子故乡的如意集团，在董事长邱亚夫的带领下，推进实施品牌战略，运用资本的力量开展国际并购，拥有3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个品牌门店，初步实现了由传统纺织向时尚品牌的转型升级。在2018年的全球奢侈品集团100强中，如意集团上升至16位。邱亚夫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意集团能够成为“中国的LVMH”。“LVMH是世界闻名的奢侈品集团，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目前和它的差距还很大，但发展成这样的公司是我们的目标。”最近4年时间，如意集团累计投资200亿元，从山东到宁夏、新疆，从我国到巴基斯坦、非洲，建成了13个智能制造工业基地，一举成为全球纺织的霸主。位于烟台的舒朗是一个女装时尚品牌，其董事长吴健民一脸大胡子，算得上是个特立独行的风云人物。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到如今的舒朗服装董事长，吴健民白手起家，一步步干起来。如今，舒朗已发展成男装、女装、童装、配饰等大型时尚集团。作为“中国制造”的品质女装代表品牌之一，拥有国际化设计研发团队200余人，实体店铺1300余家，舒朗多次被评为中国市场十大畅销女装品牌，跻身于国内中高档女装行业的知名品牌行列。吴健民说：“服装就是细到极致的一个行业，如果心一粗，动作一粗，或者对自己要求标准一松，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种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取胜。”另外，新郎希努尔、鲁泰纺织等山东服装企业，同样是靠着专心、专业、专注，培育著名品牌，迸发出强悍的增长后劲。

青岛走了一条从加工制造转向品牌经营、科技研发和时尚创意的革新路径。近年来，青岛市扶持青岛本土品牌，以名牌产品为主导、研发设计为支撑，也不断加大时尚创意产业园区扶持力度，着力构筑服装产业发展平台，旨在将青岛打造成为时尚之都。自2001年起，青岛连续举办18届服装周，对培育企业和品牌起到积极作用。山东提出，到十三五末，要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服装制造基地，规划的发展路径就是从规模化扩张向精耕市场、精制产品转型。

在打造自主品牌的同时，山东纺织企业还借助“互联网+”机遇，在制造环节向智能化转型，实现柔性生产和个性化定制，以适应消费者越来越鲜明的个性标榜和审美主张，打造抢占市场的另一个发力点。青岛的红领、酷特云蓝、恒尼智造，济南的冠和等，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酷特云蓝是服装个性化工业定制的开创者。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酷特云蓝成功摸索出个性化工业定制模式，能够大规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客户通过手机App或门店量体裁衣，需求可以直达工厂，足不出户，一周时间内就能收到一件个人专属服装。红领集团董事长张代理表示，红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他们借助互联网搭建起消费者与制造商的直接交互平台，去除了商场、渠道等中间环节，从产品定制、设计生产到物流售后，全过程依托数据驱动和网络运作。红领集团从2003年探索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的变革，研发出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建立了覆盖人体99%的正装板型数据库，涵盖西服、西裤、衬衣、马夹、大衣5个大类，超过了5亿个板型。恒尼智造的定位就是要做小而精、优而美、有特点、有特色的新型科技内衣企业。在21年沉淀基础之上，他们依托大数据、整合信息流，通过创新升级流程再造，实现了智能驱动个性定制、数据链接柔性智造，并从2018年7月起开始接单。如今，个性化定制订单占比达到恒尼智造订单总量的20%，企业计划在3年内全面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

韩都衣舍是山东服装电商领域代表，创立之初主要依托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服装销售，逐渐发展成为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装企业。韩都衣舍现拥有18个品牌，包含女装品牌HSTYLE、男装品牌AMH、童装品牌米妮·哈鲁、妈妈装品牌迪葵纳、文艺女装品牌素缕等，风格涵盖韩风系、欧美系、东方系等主流风格。山东曹县大集乡的丁楼、张庄同时被阿里巴巴授予专业淘宝村称号。大集乡以表演服饰、影楼服装、特色服饰加工业呈现燎原发展优势，丁楼村、张庄村注册服饰有限公司30余家，已形成了以丁楼、张庄两村为中心，辐射全乡及周边乡镇的演出服饰产业集群，从事网络营销2000多户，成为山东农村电子商务经济一个亮丽的名片。

另外，山东还以文化、科技和创意为引领，全力打造纺织产业聚集区。青岛纺织谷、国际服装产业城、东方时尚中心是3个主要时尚创意产业园区，集聚了300余家特色服装企业、研发机构、时装品牌。其中，由青岛国棉五厂原址改造的纺织谷2014年12月4日正式开园，是一个以纺织为主题的现代要素聚集区，不仅立足纺织，而且跨界整合了科技研发、服装贸易、文化创意等领域的高端要素，实现产业与文化、产业与时尚、产业与品牌、产业与创意的融合，被工信部认定为第一批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示范园区。这些产业聚集地也是科技高地。恒尼智造和青岛大学合作研发的海藻纤维新材料，在国际范围内首次攻克了海藻纤维在针织服装领域上的应用难题，打通了海藻纤维从纤维源头到纺纱、织布、染色、成衣的上下游产业链；雪达集团与美国麻州大学高分子材料应用实验室、青岛大学“纤维新材料与现代纺织”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研发石墨烯纤维高科技新产品；即发集团自主研发多种规格的壳聚糖纤维及无纺布、纱线、面料和服装等产品。山东企业发力新材料、新面料和功能性产品，全力弥补产业链前端研发短板，正在引领针织服装行业新一轮变革。

纺织服装作为山东“万亿级”产业，不仅是全省工业经济的支柱，也是山东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据介绍，截至2018年年底，山东共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26个，居全国第四位。如意科技时尚集团、魏桥集团、鲁泰纺织、康平纳集团、迪尚集团、舒朗集团、青纺联、华纺股份、路德新材料、青岛百草纤维、济南泺口服装城等龙头企业快速稳步崛起。据不完全统计，26个纺织服装产业集群2018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5500亿元左右，约占全省的46%，约占全国的18.4%。

在光热水土广饶丰沛的齐鲁大地上，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时代的发展是山东服装变迁的本源，山东文化的典雅绚烂让服装充满儒韵齐风。服装行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传统制造行业，将呈现出更大的无形空间，成为融合制造、零售、管理、设计、文化、时尚、科技等各种因素的“大时尚、大消费”行业。且看山东服装产业一路春风劲马，遍撷盛世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