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祯

1

吴勇在狗镇三年了。生日当天，他决定去“标榜”剪发。

“标榜”是一家理发店，在市中心，距离狗镇十二公里。论起价格，比镇子上贵七八块钱。吴勇生活中时常拮据，但是，讲究穿衣打扮。他有好几套西服，衬衫不计其数，条纹的，纯色的等等。各种样式的都有。这些衣服多数为三年前所购，如今依旧板正，有型。所以，去“标榜”，他不嫌贵。

那一天，吴勇烧坏了几块瓷砖。本来这事与头发无关，车间主任仅仅批评他工作的问题。他是一名陶瓷厂的工人，干了三个月，日常工作是烧制瓷砖。车间里很脏，粉尘漫天的样子。工友们是一些糙汉，膀大腰圆，剃着利索的平头。唯独吴勇留着大背头，在他们中间，有些格格不入。看到他，主任由工作就说到了作风，慢慢扯到了头发上。“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头发长见识短。”主任骂道，“赶紧给我剪了它，看着就烦。”

吴勇喜欢大背头，乌黑，锃亮。他每天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留了好多年，开办鸡场的时候，他就留了起来。那个时候，他是个体面的老板。如今，他是一个工人。一个邋里邋遢的工人。吴勇不明白为何变成了这样。他不信命，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愈发艰难。他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他决定顺从主任的命令，或许，剪短头发可以交到好运吧。

摩托驶入市区，速度三十迈。街道两侧营业的店铺星星点点，都是些酒店、饭馆之类的场所。不远处，有几个醉汉在大街上拉扯，吵闹。吴勇驶过他们，不想多看一眼。之后，车子行驶了一千米，拐进了王舍路，“标榜美发”霓虹灯招牌显露出来。它悬挂在一栋楼房的二层，在昏暗的街道中分外亮眼。吴勇停下车子，打开后备箱。后备箱里有一件干净的西服。他平日里进城总是穿着西装。他犹豫了片刻，嘴里叹息道：“唉，今非昔比。”

他把西服重新放了回去。

店里，年轻的店员正在打扫地面。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碎发。他告诉吴勇，打烊了。剪头发，明天再来。吴勇解释，他是店主人的老朋友；询问他是新来的伙计吗；并且说，在他还没来工作前，他就和店主人认识了。最终，店员拿起了剪刀，给他剪了个板寸。精神气十足。

吴勇端详着镜子，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吴勇往回赶路。主任给了他半个小时，从工厂到达市区，他花费了二十分钟。等着返回工厂，过去了个把小时。他跑入车间，还没来得及道歉，主任就笑了起来。主任一边笑，一边指向车间中央的老式窑炉，随口说道：“不错！”

2

工作开始了。吴勇掏出笔记本，嘴唇蠕动，像是默念口诀。笔记本上记载着瓷砖的烧制过程，机器的操作步骤等等，还有一些规章制度，其中有图有字，十分详细。他一边看，一边向脑后摸去。他感到发根扎手，有些不适。好在窑炉运行的平稳，稍微操作一番，他就把笔记本放进了口袋。夜深了，各条线上的工友睡了过去。吴勇坐在马扎上，慢慢地闭起了眼睛。

吴勇所在的车间是由铁皮搭建而成的。墙壁上镶嵌着一扇扇长条状的窗户，门直接在铁皮中央凿成，头顶上还有两架工业风扇。车间里这些装置是为了散热，烧制瓷砖需要1200度以上的高温。夏天临近，工友们拿出藿香正气水，在还没进入车间之前，就灌入了嘴巴。没过一分钟，吴勇睁开了眼睛。他掏出笔记本，不停地扇动着。车间里太热了，他感觉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吴勇尚可忍耐高温。他是个瘦子，夏天不冒汗，他无法忍受的是机器产生的噪音。那些噪音就像海浪一般，波涛滚滚，持续不断地冲击着他。他耳朵都坏掉了。人们跟他说话，他必须像个老头子似的，紧贴到对方脸上。

医生说，他这是突发性耳鸣，开了一大堆处方药。他看到有一剂药是抗焦虑的。吃了几天，不见起效后，他连同助听器，全部锁进了卧室的抽屉。他也尝试过传统的疗法，比如说针灸，刮痧，或者在睡觉之前，用艾叶泡脚。这些疗法只能暂时缓解痛苦，使他花了不少冤枉钱。这个月，情况加剧。他不但听力衰退，而且，耳朵里常常发出嗡鸣的声音——就像是飞进了一只蝉。

吴勇把一切归咎于车间糟糕的环境。狗镇重工业发达，遍地都是工厂，其他行当少得可怜。除了伺候这些机器，他又能找到什么轻便的活呢。吴勇望着车间里轰隆作响的机器，思绪万千。

直到手机响起。

3

“还记得我吗？”电话那头说道。

吴勇听着耳熟，一时没能想起名字。他翻看通讯记录，这个人打了十几个电话，刚刚身在车间，机器的噪音掩盖了铃声。他没有听到。当看到号码归属地，他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直抵全身。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怎么会知道他手机号码的呢。他记得，在来狗镇前，他没有通知任何人。“难道在罗城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我现在的住所。”他握手机的手在颤抖，想直接挂断，然后，更换手机号码。他来回走动着，脑袋里乱糟糟的。他突然想到了逃离，对，就像上次逃离罗城一样。这时候，电话那头说道：“大寿星，今天是你的生日。回来吧。”

他按动挂断键的手指松动了下来。

这是他第三年在异乡过生日。没有收到祝福，没有人请他喝酒，家人也没有为他庆祝。他以为大家忘掉了他。没想到，电话里的这个人记得。这个人叫宏忠，在罗城的孙武镇是个养鸡的，跟他是结拜兄弟。宏忠喝醉了，一直哀求吴勇回罗城。在宏忠低沉、幽怨的声调下，不禁使吴勇想起了罗城的岁月。

跟宏忠一样，吴勇曾经是个养鸡的。他有两间长度四十米的鸡舍，里面养了两万多只鸡。那些鸡给吴勇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穿上了西装，在脖子上挂起了领带，甚至每次出门，他都用摩丝把头发理顺。吴勇的家里焕然一新，二层的小楼平地而起，皮质家具、彩电、VCD等等现代生活设备一应俱全。那时，吴勇没什么可操心的。他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去孙武镇找宏忠喝酒。

生日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他提前在罗城最大的饭店“武定府”订了一个包间，邀请众多生意上的好友，有畜牧局的老李、开禽药店的刘洪、贩卖饲料的老高等等。他们携家带口，手上拎着各种贵重的礼物，纷纷赴约参加。一喝就是整个白天。

好景不长。在鸡舍经营到第七个年头，养殖产业开始下滑（尤其鸡蛋产业）。吴勇准备和妻子共渡难关。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存折空空如也。那些赚来的钱已被他挥霍干净。后来，他以赊账度日。直到亲戚躲着他，生意伙伴不再请他喝酒，而是频频上门讨债。人人看待他就像仇人似的。

吴勇背负着十几万的外债，逃到了狗镇。他在狗镇开了一家小饭馆，不到两年的时间，宣告破产。他放下之前当老板的身段，跟很多来狗镇的外地人一样，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生活的艰难使吴勇彻底改变。他节衣缩食，买什么东西都精打细算，生怕影响下个月开支。他还有另外一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了每天的开销情况。他不再应酬，社交圈子极窄。除了几个工友，他不认识其他人。虽然，整日跟工友们在车间里干得热火朝天，精疲力尽，他知道他和他们算不上朋友。他和他们谈不到一块。他们喜欢谈论女人、金钱，开着各种低级的玩笑。这是吴勇最深恶痛绝的。最重要的是，他把酒戒掉了。

“今天喝了一天的酒。可是，一点不痛快。”宏忠补充说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吴勇没有答话。

“因为少了你。”宏忠说。

听到这句话，吴勇心里颇为触动。

“你是不是忘了我？”

吴勇陷入了沉默。这时，车间门口传来了主任的责骂声。吴勇捂住听筒，说：“马上就来。”主任破口骂道：“不想干，立马滚蛋。”吴勇站在原地没动，主任气愤地走掉了，他继续接听电话。

“我的鸡舍破产了。”吴勇有些诧异，在狗镇那么多养殖的朋友中，唯独宏忠没有赔钱。

“怎么会……”

“镇上的人说污染太严重。”之后电话里传来小声的啜泣声。

没想到宏忠沦落到这个地步，吴勇在想如何安慰他。

“我已经在温州了。”

“什么，你怎么去了那里。”

“我需要你。来这里，咱们一起发财吧。”

吴勇很感激宏忠，有了发财的机会，还不忘想着他。最重要的是，宏忠只字未提他所欠的债务。他欠了宏忠五万块钱。“打虎不离亲兄弟。”吴勇默念着，朝着车间走去。他觉得去温州倒不失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听说很多人在那里发了财。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名乞丐在当地捡破烂成了百万富翁。当时，他把报纸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里。现在想起那位乞丐，吴勇心里乐开了花。作为一名生意老手，难道他还不如一名乞丐吗。主任正在车间里大发雷霆。工友们低着头，睡眼惺忪，没精打采地接受着批评。吴勇站到了最后面。看到吴勇，主任更是怒火中烧，操起窑炉顶棚的瓷砖直接摔在了地上。这片瓷砖还没褪去热度，刚刚扔出去，主任就用一只手捂住了另一只手。他好像冻坏了似的，蹲在地上，身子蜷缩成了一团。车间里传来一阵窃笑，一位工友悄悄告诉吴勇，窑炉又出问题了。吴勇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正是他把守的那个窑炉。

“叫你们来是打电话的吗？你们是把我的话当放屁吗？现在厂子里的效益那么低。明天中午赶制不出那批货，你们统统给我滚蛋！”

远远没有主任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个夜晚，机器频频发生故障，工人们大汗淋漓，乱作一团。主任一边骂道，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一边在工人屁股后面催促着。吴勇倒是逃过一劫，可是比起其他工友，更是苦不堪言。起初，他按照笔记上操作步骤摆弄机器，忙得最后，他脑子里糊涂了。等着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终于，赶制出南方某个厂商需要的瓷砖。大部分工友累得瘫倒在地，有的甚至家都不回，直接躺在犄角旮旯里，睡着了。吴勇长舒了一口气，总算忙完了。他准备找个地方休息，站了十几个小时，他整个身子都垮掉了。他突然想到，这可能是在这里工作的最后几天，一时精神起来。他骑上摩托，朝家里奔去。

4

“是不是发工资了。”妻子问道。

“工资才有几个钱。”妻子一脸木讷，吴勇补充道，“是天上掉馅饼了。”

一家三口勉强挤上摩托，来到了“好运来”。“好运来”是狗镇还算不错的饭馆。每当到了饭点，镇子上的人相聚于此，热闹非凡。吴勇经常听工友们谈论“好运来”，尤其是店里的招牌菜——牟家鸡。据说做法来自当地一个村庄。自从来到狗镇后，他就没有下过馆子。这一次，他是为牟家鸡而来。吴勇生平吃得最多的就是鸡肉，他倒想尝尝牟家鸡的口味有何不同。饭馆的门口，妻子推三阻四，不肯进去。即使有值得庆祝的事情，为什么不在家里吃呢，妻子质问吴勇。现在家里还有闲钱挥霍吗。厂子里效益不好，吴勇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临近月底，妻子天天盘问吴勇，工资何时有着落。现在，她又提起，让吴勇把话说明白。不然，她是不会进去的。吴勇一番好意，反倒使妻子赌起气来。他告诉妻子，进去再说。他没有想到在外面吃饭，对于他们一家，是如此的艰难。妻子不领情，牵住儿子的手，朝家里走去。站在一旁的儿子，不想错过大吃一顿的机会。他一边被母亲拉着，一边口里不住地喊着“妈”。眼角里早已泪光闪烁。

“宏忠给我打电话了！”

靠窗的一张餐桌旁，儿子盯着菜单，手指来回移动，不知道选择哪份菜好。吴勇告诉他，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有了吴勇的许诺，儿子放心下来，手指停在酸菜鱼上。吴勇又加了三道菜，其中一道是牟家鸡。他犹豫着要不要点瓶啤酒。隔壁桌坐着四个工人，聊天，划拳，喝得正酣。他好想大喝一顿，权当为自己庆祝。服务员在一旁催促，饭馆生意忙得很，她还需要应付另外两桌的客人。吴勇还是忍住了。他不想重蹈覆辙。他为儿子要了瓶可乐，就匆匆把菜单交给了服务员。妻子坐在椅子上，闷闷不乐。她心事重重，不时地看向吴勇，又不时地低下头。她正在费力地思索那通电话。

“他是怎么知道你电话的，来到狗镇后，我可是没有告诉任何人。”

与吴勇不同，那通电话没有使妻子开心。她不断地问东问西，生怕宏忠是为了追债。在等待上菜的间隙，吴勇向妻子解释，宏忠是一片苦心，在温州发财了，也不忘拉兄弟一把。吴勇只讲了一半的实情。他害怕妻子阻扰他去温州发展，刻意编造宏忠发了大财的消息。吴勇的话起了作用，饭桌旁，妻子稍稍镇定了些许。吴勇一边吃菜，一边诉说着未来的规划。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先是自己过去，等着稳定下来后，再把她和儿子接过去。说着说着吴勇站了起来，他满面红光，像喝大了一般。他说：“咱们家再也不用住平房了，温州那边人人都住楼房。”吴勇租住的院子，每当下雨的时候，四周弥漫着臭水沟的味道。他说：“以后你也不用上班，替我好好照看儿子就行。”妻子在杯子厂贴花，双手已经生起一层薄薄的茧。

回家之后，吴勇翻箱倒柜。妻子问他找什么。他要妻子把订阅的报纸全部拿出来。从罗城到狗镇，吴勇依旧保持着睡前翻看报纸的习惯。妻子把一摞报纸拿到他的面前，吴勇一一翻看，都不是他想要的。他要找的是乞丐发财的那张，一张激动人心的报纸（他忘记了被他扔进了垃圾桶里）。吴勇没有找到，只能翻阅着当日的晚报，企图在上面找到有关温州的消息。晚报上只有当地的一些消息以及奇人异事。吴勇有些扫兴，夜已经深了，他只好上床睡觉。

“你说，会不会是一时酒话。宏忠这个人平常可不怎么靠谱。”妻子把最后的疑虑抛了出来。

“这么重要的事，他不会乱讲。”

“万一宏忠骗咱们可怎么办，咱们家可欠着他不少钱呢。”

“哪有那么多万一，我们之间的事，你一个老娘们不要插手了。”

说完，吴勇合上了眼皮。他感觉整个身子往下坠，像一块石头坠入大海，整个人沉入了梦乡。

那一个星期，吴勇过得很不踏实。不管是在厂子里工作，还是家中休息，他总是把手机牢牢握在手中。一有电话打来，他激动得浑身震颤，像吓着了一般。每当接起电话，他又是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一口气往往能够叹得老长。大部分是妻子打来的，妻子询问他宏忠那边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出发。吴勇很不耐烦，有一次，他甚至对妻子发了火。这种事在来到狗镇之后，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手机基本上是待机状态。这段时间，吴勇总是在愣神。工友们看到他的样子，拿他取笑，这是又惦记上谁家的小媳妇了。吴勇把头扭向别处，然后，气鼓鼓地说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一个星期过去了，吴勇没有接到宏忠的电话。他不知道如何向妻子解释了。会不会是一时酒话，吴勇考虑。妻子说得对，宏忠确实是个爱吹嘘之人。他回想着两人的谈话，想起宏忠哀怨、委屈的口气。听着不像是吹嘘，那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宏忠真的是为了把他骗到温州——拿到五万块钱。吴勇背脊一阵发凉，拿起手机，拨打着宏忠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听。

吴勇犹豫再三，打到了宏忠家里。

是宏忠的妻子接听的电话。一听到吴勇的声音，电话那头破口大骂，甚至扬言去罗城把他缉拿归案。吴勇负债出逃，她可是报了警的。那些肮脏的、难听的咒骂声使得吴勇彻底忘记了打电话的目的。他挂断电话，不顾手头上的活计，跑出了厂子。他来到一家营业厅，注销了手机号码。在返回厂子的路上，吴勇一边加大油门，一边嘟囔道：“狗日的东西，没想到真是为了让我还钱。”

噩运接踵而来，吴勇所在城市的陶瓷厂、化工厂等等一系列工厂，污染严重，需要加以整改。老板们承受不起治理污染的花销，他们只好选择暂时性关门。车间里，人心惶惶，工友们谈论着未来的出路，有的想干脆回老家务农。有的考虑结伴去宁夏，这些偏远的地方，陶瓷厂还有一线活路。吴勇以为他们在小题大做，也没有心思考虑这些。他不知道如何向妻子解释，他已经去不了温州。吴勇编了上百个理由，没有一个是满意的。当妻子跨进家门，他面如死灰，准备向妻子老实交代。妻子却告诉他，她所在的杯子厂关门了。说完，妻子从抽屉中，拿出一沓钱，交到了吴勇手中。妻子安慰他，不要担心家里，好好去吧。那沓钱大概有五千块。虽然不多，压在吴勇的手心，就像压在了他的心里，让他喘不上气来。

第二天，吴勇去上班。他工作的陶瓷厂的对面，有一家小型的陶瓷厂。那儿围满了工人。吴勇停下车子，简直不敢相信。工人们顶着烈日，拉着横幅，呼喊着讨薪。工厂的自动伸缩门紧闭着，里面站着两名年轻的保安。他们手握警棍，眼睛瞪得老大，不时用袖子擦拭额角的汗。吴勇的耳朵里嗡嗡直响，像是被围困在了人群之间。他捂住耳朵，蹲在了地上。“全他妈的完了。”他嘟囔道。

他顾不上启动摩托，推着车子，就向自己所在的厂子走去。

车间里，机器停歇了下来。工人们蹲在一旁，一副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没过多久，主任走进车间，像个军人似的，命令大伙站起来。他向工友保证：“即使我丢掉了饭碗，也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

这一天，还没有结束，主任就被开除了。

吴勇的耳朵舒缓了过来。虽然紧挨着工友，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讲些什么。但是老板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老板说：“你们先回家待一阵儿，等着以后我一个个把你们请回来。”工友们一个个蔫掉了，他们收拾着东西，没有人开口说话。吴勇把饭盒和保温杯装进塑料袋子，向身旁的工友打听，主任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刚刚没有听到。工友不耐烦地复述了一遍。吴勇想为主任鼓掌。不过，已经晚了。

老板还算良心。吴勇不但拿到两个月的工资，而且，老板给他们多发了五百块。他骑着摩托，在路上打发着时间。车子经过了一座座工厂。已到了下班时间，厂子门口异常冷清，看不到人。吴勇的心底突然涌起一阵悲凉，调转车头，在狗镇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行驶着。他的耳朵又开始嗡鸣了，而且愈发剧烈，只能加大马力，死死扳动着油门。车子就像是一头疯掉的马匹，在马路上狂奔了起来。他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就连风声，也听不到了。他不由得哭泣起来。在他成年后，这也许是他仅有的一次哭泣。他哭得撕心裂肺，一生之中从未像今天这样悲伤过。他感觉糟糕透了，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他突然想回到亲人身边，好像在他们那里能得到片刻的温存。他想到了妻子，可是，他又有何脸面面对妻子呢。

昌国路上，来往的货车很多。经过常年累月的碾压，路面坑坑洼洼。摩托压入了一个凹处，他连人带车一块飞了出去。吴勇斜躺在马路上，不时有一些人和车从他身旁经过。有的人朝他看上两眼，匆匆而过，却没有人为此停下，给他几声安慰。他蜷缩着身子，隐没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还记得我是谁吗？”

又是宏忠。

“你直说吧，是不是因为那五万块钱。”吴勇心想宏忠一定又喝多了，不耐烦地抱怨道。

“今天喝了一天的酒。可是，一点不痛快。你知道为什么吗？”宏忠重复着旧日的话题。

“不就是因为少了我吗，你不就是还惦记着你那点钱吗。”吴勇急了。

“我的鸡舍破产了，镇上的人说污染太严重。”

吴勇没接话茬。

之后电话里传来了小声地啜泣声。

“我已经在温州了。我需要你。来这里，咱们一起发财吧。”

“你他妈的别做梦了。”

吴勇直接挂断了电话。

5

诊所里，王大夫为吴勇包扎着伤口。他跟王大夫很熟，一患上头疼感冒，都是带着家人来此医治。当然，与家人相比，他是这里的常客。他在厂子里上班，身体上难免受伤。王大夫一边查看伤口一边询问他耳朵的近况，用艾叶泡脚就是他想出来的法子。吴勇点着头，心思却不在耳朵和大腿上，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王大夫，你说我的耳朵会不会出现幻听？”

“你是耳朵有毛病，不是脑子。”

王大夫蹲在一侧，正在包扎伤口，吴勇却蓦地站了起来。王大夫吓了一跳，顺势往后，一屁股栽在了地上。他以为碰到了伤口，想要道歉，话还没说，吴勇急匆匆跑了出去。

车子再次上路，比之前还快，路上的草木、路灯、建筑皆变得模糊，化为一道道虚影快速往后退去。吴勇的心里却犹如一潭湖水，愈发清澈明净。他想明白了，换了两个号码后，为什么宏忠还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呢。他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决定回罗城调查清楚。即使问不出究竟，他也想回老家看看。

吴勇离开罗城三年了，这段时间，从未回去过。一方面，他没有脸面回去，他已经成了罗城的‘明星’，是乡亲们饭后的谈资；另一方面，他害怕见到亲戚朋友。他没有钱偿还他们。罗城距离狗镇有二百公里。在行驶了六个多小时后，熟悉的场景尽现眼前。绿油油的西瓜地，红彤彤的高粱，还有马路上晾晒着的小麦，看起来都是那么的亲切。可是，当车子逐渐接近吴村（他出生的地方），吴勇反倒困惑了起来。鸡场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笔直的马路；村子也变了样，土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规整的砖瓦房。要不是看到村口写着“吴村”的石碑，他真以为走错了地方。

吴勇来到了大队书记家。他家的门口摆着两只石狮子，岿然不动，静默地注视着他。吴勇喊了两声，不远处传来了声声狗叫，随后，一位男子穿着拖鞋，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看到吴勇后，精神百倍。“是什么风把你小子吹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吴勇拉到了客厅。

此人叫吴长贵。虽然，没上过学，但是嘴上功夫了得。凭着一张嘴，就把村子治理得有模有样。论起辈分，吴勇要喊一声叔，不过，他平常里直呼他的名字——长贵。吴长贵把吴勇摁在马扎，端着两个茶缸朝柜子旁走去。吴勇叫他不要瞎忙活，他有事问他。“再重要的事，也要坐下来喝口茶水嘛。”吴长贵在柜子里掏出一个铝制的盒子：“这可是上等的铁观音，要不是你来，我都不舍得拿出来。”

“长贵，你知道孙武镇的宏忠吗，就是我那个结拜兄弟。”

“他啊，”吴长贵想了想，“好像去温州了。”

“什么时候的事。”

“好像今年上半年。”吴长贵补充道，“去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

“那他的老婆孩子呢。”

吴长贵摇了摇头。

“肯定没有人管了。”吴长贵说，“现在听人说都准备改嫁了。”

“那你有没有宏忠在温州的消息。”

“这谁能知道啊。有人说，他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死了。”

这句话把吴勇吓了个半死，他不住地颤抖，汗毛在皮肤的表层一根根竖立了起来。他把手伸向口袋，尝试了好几次，才伸了进去。他两只手拿着手机，掌心里全是汗，他看到手机上清晰地记载着宏忠的电话号码。

“怎么不再坐坐了呢。”

半个小时后，吴勇把车子停在了宏忠的鸡舍。鸡舍位于孙武镇的边缘地带，前面是县城，后面是一片树林。一阵微风吹过，枝叶互相挤压碰撞，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现在已是深夜，整栋鸡舍被浓郁的夜色包裹，寂寥无声，诡异的可怕。他感到一阵凄凉，先是用手锤击铁门，没人走出，随后，用脚奋力地朝铁门踹去。只听咣当一声，铁门轰然倒地。

吴勇站在院子中央，面前是两间四十米长的鸡舍：墙壁破裂，屋顶塌陷，鸡舍上面安装的粉刷着红漆的窗户没有一扇是完整的。整个院子就像遭人洗劫了一般。他呆呆站在那里，半条腿淹没在杂草中，不由得悲从中来。不知过了多久，吴勇朝着院子的南边望去，那里是两间相连的平房，曾经是他和宏忠喝酒的地方。这时，里面亮起了一盏灯。吴勇感觉好像宏忠就在里面等待着他似的，就径直走了进去。屋子里一片狼藉，只留下一个老式衣柜和一张方桌，其他就是搬家留下来的垃圾。他走到方桌旁，上面摆着两瓶白酒和一个果盘，里面的水果业已腐烂，一圈飞虫嗡嗡地在上面盘旋。吴勇看着方桌正中央，那里立着一副遗像，正是他的兄弟宏忠。

第二天，吴勇赶回了狗镇。妻子埋怨他不接电话，害得她找了一晚上。吴勇没有解释，让妻子赶紧去买酒，他要破戒，大吃大喝一顿。折腾了一夜，他又累又饿。酒足饭饱后，吴勇说要去趟温州，过几天再回来。妻子问他，真准备去和宏忠做生意了。

吴勇伤心地摇了摇头，说：“宏忠死了，我要把他接回来。”

说完，他抱着妻子哭泣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