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祯

2014年，气候反常，几乎天天都是阴天。

那一年，我刚上大二，已经二十四了。很多人在这个年纪，业已毕业。我是个笨蛋，复读了三年，才进入大学的殿堂。在一群群兴高采烈、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美好憧憬的同学面前，我总是把脑袋低到最低。

抛开天气、年龄不说，最糟糕的是我喜欢上一位女孩，她叫白小宁。我是在拍一部短片的时候认识她的，那个时候，她刚失恋。她告诉我，她喜欢李宗盛。等着我听了一千遍李宗盛，练了一百遍《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她却告诉我，她有了新男朋友。我每天跑到海边，不再练歌，而是望着此起彼伏的海浪，大声骂上几句脏话。

我想骂痛快了，就解脱了吧。海风呼呼地往我嘴巴、脖子里灌，我的嘴巴、脖子里满是沙子，我每天都像个炸毛的公鸡。不出半个月，我停止了这项运动。我得了感冒，感冒加重变成了肺炎。就这么回事。

我彻夜高烧，在医院昏昏沉沉地睡了二天二夜。等着醒过来，看到陪在我身旁的金浩文，我握起他的双手，告诉他，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我可不想让他们知道，为了一个女生，我差点丢了性命的糗事。他们是指我的大学舍友，主要成员是沈奇、张东和贾越南；他们一个比一个混蛋，恨不得你天天倒霉，才能充实他们无聊而又单调的大学生活。说完，我再次晕厥了过去。等到醒来，已是第三天的凌晨。我看到窗外有一颗明晃晃的月亮，不时还有几架飞机无声的飞过。之后，那个冬天，我再也睡不着了，吃安眠药都不管用。

回到学校，我发现宿舍里只剩下四张空空的床板。我的三位舍友不翼而飞，连同他们的东西。桌子上面有一张通知单，写道：经XXX决定，2013级文学系所有学生必须在12月10号之前搬出宿舍。

那天，正好是10号。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三流的影视大学，兴建于三年前，位于黄岛。那里三面环海，再加上几座山丘的点缀，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可是，再好的风景也架不住学校的生活设施烂得要死。洗澡全凭运气，水温要么滚烫，要么冷到骨髓。最让人绝望的是网速，一到晚上八点，网页都打不开。学校面积小，一半被荒草占据，另一半是我们的教学楼和宿舍。2015年即将到来，学校准备扩大下一届的招生人数。我们入学将满两年的老生，不得不搬到星谷酒店，为即将来临的新生们腾地方。

我们宿舍的几位是最后一波离开的。起初，他们想当死扛到底的钉子户，可是，过了几天无水无电的生活，他们不战而退，灰头土脸地赶往了星谷。我和他们同天赶到，只不过，他们比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星谷。那一天，我们在酒店门口久别重逢，一见面，我还没来得及寒暄客气，他们通通四散而逃。我打量着自己，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我得的是肺炎，不是肺结核。我这病不传染。我跟沈奇解释，沈奇不听，而是在嘴巴上蒙上了一块毛巾。我又去向张东解释，张东告诉我，要不你去信一个教吧，有些病，只能靠信仰的力量。我只好跑去找贾越南，他有狐臭，我们现在同病相怜，我想他最能理解我。没想到，我刚刚看向他，他一溜烟儿就跑掉了。

我他妈得的是肺炎！

没有人听我说，我就去找金浩文。都怪他，一定是这家伙把我住院的事吐露出来的，他真是个笨蛋，我得的什么病，他都记不清楚。难怪别人称呼他文学系的“镇海神兽”。我愤怒地向金浩文咆哮，问候了无数遍他的母亲。金浩文面色铁青，一言不发。我一把把他拉出酒店，拽到了海边。望着无际的海水，他双腿颤抖，有些害怕。我问他，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他终于开口了，他说，肺结核。说完，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慌忙摇头。可是，为时已晚。我一脚把他踹进了海里。

在几百号人的文学系，也就是金浩文，我敢如此欺负。

舍友抛弃了我。我跟金浩文住在了一起。除了我这个肺结核的病人，没有人愿意跟神兽住一起。我们分配到一间20平米的双人间，房间朝南，电视，空调应有尽有，还有一间不小的独立卫生间。有比我们空间更大，装修更豪华的房间。我没有羡慕，因为这间房只有我和金浩文享用。其他大部分学生，四个人或者六个人挤在一起，即使房间再开阔，难免也睡得不舒服。

我想忘掉白小宁。金浩文说，你心里还有位置吗？我摇了摇头，询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人的心就像一个冰箱，能装多少东西，一造出来就注定好了。我望着金浩文，像个虔诚的教徒，希望他能令我拨开云雾。我说，继续。他补充道，有些人一辈子只能装得下一个人。我说，那你看我能装得下几个人？金浩文叹了口气，他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哪能知道。不过，要想忘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尽快装下另一个人。我也不知道金浩文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歪理，他如今二十一岁，没谈过女朋友，还是个处儿。不过，按照他的方法，我准备一试。我暗暗定了几个容易得逞的目标，约她们吃饭，看电影，可是全都无疾而终。没有一个姑娘接受我的邀请，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和一个肺结核的病人谈恋爱。

我十分气恼，她们这是赤裸裸的歧视。没有人跟我交往，沈奇、张东个个其貌不扬，却都找到了女朋友，并且，像割韭菜似的连番换了一茬。我变得越来越急躁，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整天呆在房间里，除了去酒店的食堂吃饭，基本上不出门。金浩文说我得了抑郁症，要我找大巴车试试。他说，包治百病。大巴车是我们学校大三的一位女生，据说，很多人跟她睡过。我一脚踢在了金浩文的裤裆。我告诉他，我不是条公狗。我说的很心虚，我知道，连大巴车也看不上我了。

不止是我。那段时间，大家都不爱去上课。太冷了，风又大的出奇，我亲眼看到过风把金浩文刮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头。他太可怜了，体重才五十公斤，风一吹就能把他送上天。可是风再大，金浩文也要去上课。目的是让老师在点名册他名字的位置打上对号。只要他名字的位置布满对号，就可以拿到一千块的全勤奖学金。那一年冬天，没有人愿意为一千块钱拼命，可金浩文是个例外。他是个差生，考试经常不及格，大部分奖学金与他无缘。那个冬天，他看到了希望。我们则呆在酒店，看电影，睡觉，懒洋洋地玩着网络游戏，即使校领导安排了接送我们的大巴车，我们也没有人去。

有一天，金浩文照常诱惑我跟他去学校。我叫他替我点个名，然后，把被子蒙到了脸上，我叫他别再烦我。我听着金浩文起床，刷牙，洗脸，收拾东西，然后轻轻扣上了门。我叹了口气，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没想到，刚沉入梦乡，金浩文又叫醒了我。他蹲在我跟前，使劲摇晃着我的身子。我生气地把被子扔到一边，告诉他，我还没死呢。金浩文满脸惊恐，话都说不利索了，好像见了鬼。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说了好几遍，我才听清楚意思。那一天，能容纳80多号学生的教室里，只坐着他一个学生。我们班主任大发雷霆，要求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赶到教室，不然，等候我们的将是退学。

我和金浩文跑到酒店的路口，路口处已经站满了文学系的学生。他们挥舞着胳膊，拼命拦截出租车。如果脚步不够快，不够大胆，根本拦不到车。我看到沈奇他们已经排成一排，站到了马路中央。黄岛有上千辆出租车，可是一时紧缺了起来。我和金浩文跑到最近的公交站牌，连能装得下一头大象的公交车也塞满了人。我们眼巴巴地看着一辆辆公交车，出租车在我们身旁划过，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我们不得不徒步跑向学校。好在星谷酒店距离学校不远，只有三公里。

我高估了自己，跑了一半，就跑不动了。金浩文迎着风，劲头十足，他在跟一辆大巴车比赛。这世上真的是没有比他更疯狂更弱智的人了。

起初，班主任站在讲台一言不发。之后，她挨个挨个地看向我们，企图从我们的脸上窥出一丝愧疚。我们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根本没有时间反思，愧疚。她审讯我们，问我们为什么没来上课。有的说，拉肚子，有的说，睡过头了，个个鬼话连篇，说出来自己都不信。班主任冷笑着，走到我身边时，我已想好了理由。可是，她还没发问，我就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看到班主任一脸严肃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班主任立马拉开我的桌子，叫我滚出教室。

我们老老实实的上了两天课，不出一周，教室里的人又少了一半。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临时选举出来的班长，金浩文发挥了余温。每天清晨，他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来到一扇扇紧闭的酒店门前，拼命敲击着木门，当然，他还是第一个叫我。我告诉他，你还是先把别人喊起来吧。很少有人把门打开，就算打开了也没人给他好脸色，大多数人恶语相向，咒骂金浩文破坏了他们的美梦。我总能一觉睡到中午，看着他衣服上沾满的脚印，我知道，他又被欺负了。我劝他，不要浪费体力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去上课，为我们点名喊到吧。作为班长，要为大家多做些实事。他气得一下站了起来，只听砰的一声，他的脑袋就撞向了上铺的床板，火气还没发出来，他就蹲在了地上。他双手捂着脑袋，像个被捉奸的情夫，他一边哼哼一边还不忘质问我，我哪里不干实事了，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还不是为了你们。你们不感恩也就罢了，还怨恨我，折腾我，打我。为什么没有人考虑考虑我的感受。金浩文又一脚踢向床架，这一脚，他踢的倒是痛快。接下来，上铺的行李箱和装杂物箱子压坏两层床板，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从那之后，金浩文只能把床垫铺到地板，搂着一只玩具熊过冬了。

金浩文实在叫不醒我们，只能跑去教室为我们点到。那时候来上课的学生已经稳定的维持在了一半左右。他掩藏在这些学生之间，老师喊一个名字，他就喊一声到。他变换着各种声音，喊一声到，就偷换一个地方。一节课最起码能为七八位学生点到。老师们个个老眼昏花，只要人数不低于一半以下，他是发现不了的。即使发现了，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可是一所三流的大学。

临近元旦，我躺在星谷酒店松软的床铺上呼呼大睡，窗外不时响起一阵炮仗声。我没有起床，因为与我毫不相干。金浩文把我从被窝里拖起，又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他说，我算是完了。我慌忙往身上套着衣服，询问他是不是班主任又去教室里查人数了。金浩文摇了摇头。我松了口气，准备把刚套在头上的毛衣重新扒下，领口太小却死死地卡住了我的脑袋。金浩文说，我要回家反省了。我问为什么呀，他说，我为你点到的时候被吴正逮到了。我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被吴正活捉了。我只感觉背脊发凉，毛衣卡在头上再也没有力气扒下。

吴正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人人都怕他，即使是那些手握权柄的老师。我们曾经是朋友，他经常为我高歌一曲。他嗓音醇厚，饱满，极具感染力。有一天，学校里传言他是某某歌唱家的儿子。这位歌唱家在当地很有势力，备受大家的尊敬，借助他父亲的影响，吴正亦是在当地小有名气。这可吓坏了我们。我们不再叫他唱歌，不再捉弄他，而是私下里研究起了他的身份。可是，没有人真正弄清楚他和他父亲的真实身份。直到军训阅兵式的时候，吴正穿着一身军装，笔挺地站在2013级所有学生的面前。我们看到老师们纷纷向他敬礼，疑虑彻底烟消云散。后来，他不再找我们玩，我们也躲着他，生怕招惹到他。

我心想完了，会不会自己也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回家。金浩文恳求我帮帮他。我跟吴正只是几首歌的交情，我说，现在他哪能看得上我。金浩文说，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呢。金浩文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像个胸膛中了一枪的士兵，慢慢地躺在了地板上。

第二天，班主任为此事在班里展开调查。我们排成两列纵队，分别站在一间教室门口，她挨个挨个喊学生进去问话。只有金浩文没来，不知道为什么，班主任唯独没喊他。他正躺在地板上等候最后的审判。比起学校，我宁愿躺在地板上。可是，我必须要来，并且，是第一个到达的。为了怕她看不见，我特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可是她就是不叫我进去。我从中午站到傍晚，眼睁睁地看着太阳慢慢沉下去，我的两腿不住地哆嗦。

等到她喊到我的名字，走廊中已经别无他人。我的屁股一贴上教室里面的椅子，就不想再站起来了。尽管问吧。我想。我已经想好了周密的对策，不管班主任问什么，我都会说，不知道。在学校，我所学会的唯一技巧就是如何应付老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可是，我们的班主任说，你回去吧，我已经了解了情况。我坐着没动，只是望着班主任，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你还听不明白吗，回去吧。我说，哦。说完，我赖着没动。我想，要是班主任先走，我就能多坐一会儿了。班主任打量着我，始终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站起身，走到门口位置，班主任想起了什么。她说，你陪着金浩文这周回家反省几天吧。

老师，跟我没关系呀。望着面前竖立着的几十把椅子，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是一个肺结核的病人，没有女孩与我交往不说，还要回家反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活得很悲惨。也不是我意识到，是金浩文告诉我的。他说，这个冬天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想起了这个冬天的所有遭遇。我不由得难过起来。难过还好，可是，环顾四周，我发现身边连一个肯听我倾诉的人都没有。我就变得唉声叹气起来。是啊，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无处倾诉，没有人愿意听一个肺结核病人倾诉，我只能把它们写出来。我要写成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要是白小宁喜欢，我会拿给她看。我拿出一沓方格纸，开始疯狂写诗，一天就写了上百首。草稿纸上竟是我龙飞凤舞的文字。看着这些诗篇，更让我难过，没有一首诗优美、动人。我写的那些玩意看起来更像书法作品。

我越写越急躁，越急躁越丧气，最终，通通把它们揉成纸团扔出了窗外。金浩文呢，他整日坐在电脑前，玩着一款射击类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玩得那么起劲，他的技术很差，老是被人打死。我就问他，整天在游戏里被人虐有意思吗？他说，我不玩游戏，那我干什么。我没法回答他，他不能去上课了，我也不知道他能干些什么。在金浩文玩了一周游戏后，他说，你说游戏设计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金浩文离开了星谷酒店，在发现打游戏毫无意义后，他就离开了。没过两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我问，你在哪呢。他说，你快来吧。这里山清水秀，你绝对没去过。我很激动，说，原来你小子出去旅游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里笑了。我说，我身上可没有多少钱。金浩文爽快，说，你的路费我出了，你尽管来就好了。我以为金浩文去了外省，万万没想到是鸡鸣岛。鸡鸣岛近在眼前，与学校隔海相望，只需要一张10块钱的船票。不需要他赞助路费，我也能去。我不免有些失望，不过，我还是去了。

就这样，我们没有回家反省，而是去了鸡鸣岛。我们住在一间青旅中，来到的第一天，我就想跑，那里的生活环境比星谷酒店还要糟糕，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我劝金浩文一块离开，他不肯，而且，迷恋上了钓鱼。我说，回黄岛也能钓啊。他说，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没有回答我，一个人带着草帽，拿起鱼竿又跑去岛边钓鱼。我朝着他大喊，我不是古人，我要走。

我没有立马离开，不是我不想走，实在是无处可去。那里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我有大把时间，唯独不知道干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每天坐在青旅的门口等待金浩文钓鱼归来。金浩文总是带一些小鱼回来，大鱼一条也钓不到。我们吃的最多的是针鱼。此鱼纤细瘦长，放在烧烤用的烤炉上烤十几条，方才能填饱肚子。刚来那会儿，金浩文水平不行，一天下来，顶多能够钓上几条，全部是腰身纤细的针鱼，往往刚放上烤炉，就被我全部塞进了嘴里。一点也不顶饿。金浩文也不埋怨，从网上搜了一些资料，研究起了钓鱼。等着他学有所成，一天能钓上二十几条甚至三十几条的时候，我已经吃腻了。我说，你为什么老钓针鱼，现在我放屁都一股针鱼味儿。我想吃鲤鱼。金浩文说，笨蛋，海里哪有鲤鱼。我说，反正，针鱼我是不吃了。金浩文用手挠了挠头，说，要不明天我换个地儿试试。我说，好啊，咱们回黄岛，钓不到鲤鱼最起码能钓到鲈鱼吧。金浩文说，不用，这个岛上有座山，山下有个塘，明天我去那里试试。

第二天，我主动陪着金浩文前往。金浩文所说的小山丘下没有水塘，我们沿着一条山涧走了几公里，才看到一个不大的水塘。塘水清澈，鱼儿穿梭其中。金浩文拿出鱼竿，轻轻一甩，鱼线以近乎完美的弧度落入塘中。剩下只等鱼儿咬钩。我蹲在一侧，百般无聊，看着塘底的鱼儿。我想找个网，就能一网打尽了。我说，你这太慢了，你等我会儿，我去找个东西。我寻遍四周，除了树枝就是石头，什么也没找到。终于，看到了一个粉红的塑料袋，挂在一棵树枝枝头。我想，只能用塑料袋凑合了。我身高一米六六，张开胳膊够不到，我双手双脚抱着树干试图爬上去。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衣服和裤子上沾满了树皮碎屑，身体却始终没有挪动半分。我气急败坏地朝着树干狠狠踹了几脚，红色塑料袋竟然得意地迎风招展了起来。我就捡起石头朝着塑料袋乱砸一通。

哎哟！林中传来一阵哀嚎，紧接着是一双双脚踩在落叶上沙沙的声音，我立马撒腿跑掉了。我心想坏了。万一砸中了岛上的渔民，就算是把我的五脏六腑全部卖掉，我也赔不起。我跑啊，跑啊，跑出去两公里，后面的人依旧穷追不舍。他们一边追一边喊，别跑，站住诸如此类的话。听到这些话，我更要跑了。我没有再跑出多远，脚下拌蒜，一个趔趄摔倒在了地上。

是三个人，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嘲笑我，跑啊，接着跑啊。我没有接着继续，坐在地上笑哈哈的看着他们，我说，早知道是你们，我就不跑了。其中一个说，说说吧，做了什么亏心事。我没有回答，而是站起来走到他们中间，加入了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来了。这三个人我都认识，他们是沈奇、张东和贾越南。无独有偶，他们也是因为冒名点到的事被驱赶出了学校。

我们一块来到水塘边陪金浩文钓鱼。钓鱼更像是一项修身养性的活动，需要有足够的耐性等待鱼儿上钩。张东是个急性子，受不了手头上什么也不干，他夺过鱼竿，一把摔在了地上。他说，像你这样磨磨蹭蹭的一天能钓上几条鱼。金浩文木纳地看着张东，他说，那怎么办。金浩文正要捡起地上的鱼竿，张东一个侧踢就把他蹬了下去。张东说，这样就能弄很多鱼了。张东的意思是让金浩文在水里捞鱼。看着金浩文在水中挣扎，我们没有一个是不笑的，尤其是张东，他都笑弯了腰。金浩文太笨拙了，在水里拼命的扑腾水，他怎么也使不上力。

金浩文浑身湿漉漉的爬上岸，一边吐水一边大口呼吸，等到回到青旅，他独自告诉我，他差点被张东淹死。我不信，就把这事当笑话说给沈奇、张东他们听。张东不但是个急性子，而且死倔，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差点杀死金浩文了。我说，我哪能知道，我又没下去。张东喊来金浩文评理。金浩文像个呆瓜似的望着我们，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他不时看向我，恳求我给他解围。我没理他，而且变本加厉地逼问他，你倒是说啊，是不是差点淹死了。我不管金浩文是不是差点在水塘中死了，事实已经不重要，我只需要他说出他差点死掉这句话。张东那副拒不认错的样子实在太可恶了。

我们枯坐了一个晚上，金浩文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我们不得不打着哈欠回到了房间。

第二天，张东拉着我们非要去水塘一探深浅。他这个人可真倔。可是，没有人想去，谁也不想在大冷天挪动半步。张东说，沈奇和贾越南可以不去，你必须跟我走。我把被子蒙上头，在被窝里嘟囔，你就饶了我吧。张东一把掀开被子，把我揪到了走廊。我腰间只套着内裤，浑身赤条条的，一阵风吹过，我顿时困意全无。我说，好吧，你能不能让我回去先把衣服穿上。

我和张东来到了水塘，其中还有金浩文，他也是张东指定的人。我说，好了，我来了，抓紧测量吧。我话里有话，看到他什么也没拿，我就放心了。除非他跳进去，否则无法知道水塘的深度。张东站在塘边，向水塘深处望去，他心里也没底。他问，你能不能再下去一趟。金浩文摇了摇头，躲在了我身后。我说，别墨迹，你再不测我可要走了。说完，我拽着金浩文要走。这只是一个动作，我并不想走，只想看张东敢不敢下去。

张东真是条汉子，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开始脱衣服，还没跳下去，他身体上就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然而，寒冷丝毫没有阻挡他。他咽了口吐沫，一步步向水中迈去。

小伙子，冬泳呢。

路过一对农民夫妇。他们六十多岁，男的穿得像90年代的村干部，女的头上围着一块红头巾。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太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张东发现还有别人，立马慌神，要不是金浩文及时拽住了他，他肯定会滑入塘底，不见踪影。

真他妈能把人淹死。等着金浩文给张东披上羽绒服，他还在不停地嘟囔。我没理他，男的手上拿着的宝贝吸引了我。男的从腰间掏出一块手帕，几枚银元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男的说，小伙子，看你面善，我们花光了路费，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换点盘缠钱。我把几个银元放在手心，仔细审视，不知是真是假。小时候，我见过银元，我堂哥有一个小铁盒子，里面装的就是这玩意，不过，不止银元，他的小铁盒子还有铜钱等等。我说，这是真的吗。男的说，这还有假。袁大头三年造的，一块好几百呢，要不是俺没了路费，俺也不拿出来卖。我怕被骗，拿给张东和金浩文看，张东掂量了掂量，说，大爷，看你像个种地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男的说，唉，说来话长。俺庄一个庄乡在这里养海参发了财，俺本来也想过来发财，让他给骗了。我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一块袁大头600块钱。我问男的，大爷，你打算一块卖多少钱。男的说，俺不贪多，便宜卖，能凑够路费钱就行。一块四百。我还是觉得贵，我没多少钱，即使不贵，我也不会买。这又不是美元，对我来说，根本没用。我说，大爷，我没现金，买不了。男的立马掏出手机，说，没事，小伙子，你有支付宝吗？听完这话，我更不想买了。

一共是三块银元，金浩文全部买下，花了整整九百块。我劝金浩文，你傻呀，万一被骗了怎么办。他拿着三枚银元在阳光下仔细端详着，我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回到旅馆后，沈奇和张东嘲笑金浩文是这个世界上最蠢的蠢蛋，因为三枚银元一看就是假的。本来这笔钱足够我们在岛上维持一个星期。可是，没了这笔钱，我们只能回学校。我已经呆了两个星期，生活费早已见底。沈奇也没钱，身上的钱全部被他兑换成了虚拟世界的游戏币。张东本身又是个穷鬼。唯一指望的只剩下了贾越南。但是，他是个抠门货，叫他养活我们还不如让他去死。我们只能谩骂金浩文解气。我们骂了他一下午，然后，饥肠辘辘的回到了星谷酒店。在星谷酒店，最起码住宿不花钱。

第二天，沈奇就以借来玩几天为由，把三枚银元哄骗到手。他太穷了，两天没吃饭，一拿到银元，就放在了网上。三枚银元竟然卖掉了，而且，多赚了一百块钱。沈奇喜极而泣，拿着一千块钱向我们招摇，他说，谁知道这他妈的竟然是真的，早知道，我多卖点钱了。沈奇拿出五百块递给金浩文，说，剩下的钱，下个月还你。走，咱们去下馆子。

我们去了东北菜馆。我们一共五个人，可能是太饿了，一顿饭竟然吃掉了1000块钱。沈奇手里只有五百块，刚还了金浩文一半的钱，他又不好意思立马要回来。沈奇就对菜馆老板说，哥，都是熟人了，你给我们打个折呗。菜馆老板是个东北大汉，身高1米9，他说，打多少。沈奇说，那个……要不……一半吧。菜馆老板一只手拿着沈奇交给他的五百块，另一只手把沈奇提溜到外面，扔在了大街上。我赶紧从金浩文兜里掏出剩下的五百块，我们其他几个才得以走着出了餐馆。

沈奇又要想办法弄钱了。他是我们之中最强壮的人，可是，一顿饭不吃，他就会头晕，心虚，出冷汗，变成一个虚弱的人。他有低血糖。离寒假还有半个月，时间不算长，但是，沈奇需要天天吃饭。贫穷和共同的遭遇把我们重新绑在一起。他们不再嫌弃我是个肺结核病人，更不嫌弃金浩文这个镇海神兽，我理所应当要让沈奇吃上饭。我问金浩文，那个卖银元的大爷不是说还有一件宝贝卖给你吗？咱们不如再去鸡鸣岛看看吧。张东说，算了吧，人家肯定早走了。

我们还是去了。五个人去，来回路费要一百块，我们就一人去一天。还没有等到卖银元的大爷出现，沈奇已在床上奄奄一息。我们只能一人管沈奇一顿饭。到最后连金浩文和贾越南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就想回家，回到家我们就能饱餐一顿了。反正班主任一直没让我们回来。这个时候，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吴正是个冒牌的假货。

事情是这样的：学校里的一位领导请求吴正委托他的父亲在当地办一件事，吴正没有去；于是，这位领导去教务处调出了吴正的个人档案。不查不知道，一查就露出了马脚，吴正根本不是歌唱家的儿子。他跟我一样，只是一个复读了三年的抬不起头来的大学生。

我们决定，宁愿饿着也要在学校呆到寒假。我们可以正常去上课了。我们每个人都去，而且，还是准时到的。不管班主任同不同意，我们一定要呆在教室里。我们就是上给班主任看的，她再也不敢再说些什么。吴正则变回了之前的样子，一见到我们，就想高歌一曲，没有人想听。寒假一过，他就离开了学校，之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只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离寒假只剩几天了。他手上拿着一根扳手，挨个房间转悠，他问我们，暖气片漏不漏水，要不要修一下。那时，我正在洗手间摆弄着头发，不时还向腋窝喷洒点香水。因为，我终于约到了女孩。

金浩文说，要想忘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尽快装下另一个人。我虽然很喜欢白小宁，还没忘掉她，但是我的心足够大，足够装得下第二个女生。等着我装扮完毕，吴正已经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他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