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

前几天，针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中提出的“取消汽车限购”政策，笔者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贵阳市政府在2019年9月10日就做出了废止《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白2011年以来根据《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拟定发布的小客车号牌管理相关公告相应予以废止。

这是国务院文件出台后，地方政府做出的第一个反应。贵阳人民中秋佳节，又添了某些欢乐，又增加了某些忙碌（赶紧买车、准备买车和咨询买车）。

当初，贵阳市政府限购，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贵阳市轿车保有数量实在有限。笔者当年去过贵阳，从市区交通情况看，轿车有些过度集中于市内惟一的主干道上，有些拥堵。但與北京、上海、深圳交通拥堵的挑战相比，还不到“限购”程度。重要的是，一旦这个规模的城市开限购之先河，对全国汽车消费，可能产生连锁反应。

笔者曾在一个会议上说：“对地方政府限购汽车的行政作为，要有一个标准。贵阳市限购，反映了行政机关作为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如果这样限购下去，诸多城市都可能限购。”现在贵阳市政府废止限购，笔者认为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

首先，贵阳市废止限购，意味着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汽车消费政策做出了重要转折。简单地以行政手段限购轿车，今后会从各级政府“工具箱”里消失。“限购”的合理性，已经在舆论导向上、操作层面上逐步消失，仍然推行限购措施的地方政府也将会感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