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雅琴 马亚楠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政府干预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改变了人们对政府职能的看法，各国政府不断增强干预经济。同时，伴随各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政府规模扩张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例如，1988年到2012年间美国行政司法化与监管职能建设助推了联邦政府雇员增长，政府雇员人数从1773.6万人增长到2192.5万人，增长约420万人，增幅为23.62%，但其政府雇员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左右（樊鹏，2015）。与美国相比，我国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数呈现较快的增长：1978年到2016年间从467万人增长到1672.6万人，增幅258%，占总人数的比重从0.49%增长到 1.21%①（见图 1）。

图1 1978-2016年我国政府规模变化情况

政府规模上升意味着人员经费随之上升，会给各级政府造成巨大的成本负担。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由于人员经费支出超过财力水平使地方政府无力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并不少见。加强地方政府人员规模管理，控制地方政府规模是提升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合理手段之一，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政府的机构管理和规模调控是一项重要的规划能力，是一个在有限财力条件下，国家如何根据增长与公共服务需求做出的动态的、调适性的规划过程（OECD，2013）。

针对我国政府工作人员规模，目前有研究认为我国政府规模过大，已经超过合理比重（张光，2008；吴木銮和林谧，2010；高楠和梁平汉，2015）。中央政府也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力图精减人员、缩减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