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言

[内容提要]2018年是中国曲艺界重大活动举办比较集中的一年，也是事业发展不够充分、创作表演相对低迷的一年。一些重要的品牌活动，既激扬着行业的发展，也暴露出不小的问题。其中，艺术观念的模糊和专业基础的薄弱，呼唤人才孵化的加强与理论修养的跟进。但普遍浮躁的创演环境和教育培训的严重不足，直接掣肘着艺术生产力的正常提升。尽管一些学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业界活动力图通过“拾遗补缺”来“雪中送炭”，以矫正行业发展的不够均衡，也尽管有些曲种艺人走红网络直播的年度实践给曲艺在新时代的传播与生存展示出新的前景，但优秀曲艺新人的缺乏和精品力作的匮乏，依然强烈警示：树立艺术自信，坚守自身传统，曲艺才有光明的前程。

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陆地国土、56个兄弟民族和至少500个以上曲艺品种的地理及文化大国，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艺形式。要在时间比较紧促、资讯无法周全、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地对刚刚过去的2018年度全国各地各民族各个方面的曲艺发展状况，作出较为全面的系统描述及具学理价值的评估判断，实际上是不自量力的。好在，这一年全国层面和相关机构组织举办的曲艺活动比较频繁，形式与内容也较为多样。一些活动的目的及宗旨可圈可点，一些活动所暴露的问题可为镜鉴。一些引人注目的创演实践，为盘点2018年度的曲艺发展提供着依据；一些引发议论的特别事件，也为思考未来的曲艺发展提供着警醒。还有一些特别的动态，看似属于不很普遍的个案，但却蕴含着新的动能，标示着新的路径，值得回眸驻足，也值得瞩目关切。

为此，就让我们借着这些已知的“窗口”，选取一些较有意味的“视角”，做些必要的回顾与观察，以为既往年度中国曲艺的历史图景写意留真，也给未来时代中国曲艺的健康发展存鉴立镜。

一、行业活动频繁集中，隐含问题值得注重：热点暴露着盲点

某种意义上讲，2018年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曲艺界开展活动的“大年”。从3月份在天津举办的“第九届中国曲艺节”，到6月份在天津举行的“全国非遗曲艺周”，再到持续数月而于10月份在江苏省扬州市颁奖的“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选活动，包括7月底8月初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等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行业，全国性的重大曲艺品牌活动，在这一年间集中举办；与此相关的曲艺展演、竞赛和交流活动，也在这一年间轮番举行。其中的一些活动，无论层级与规模，抑或作用与影响，都是空前的。透过这些活动，我们既可观察当今中国的曲艺发展状态和水平，包括政策导向与引领；也可思考当今中国曲艺的发展困难与问题，包括偏向与短板。

首先，3月25日至30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九届中国曲艺节”，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曲艺家协会牵头主办、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曲艺交流展演的重要品牌活动，也是目前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曲艺盛会。本届中国曲艺节的主题，为“曲艺的盛会、大众的节日”，旨在全面展示新时代广大曲艺工作者创作表演取得的新成果与新业绩。为期6天的活动，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共有3台优秀综合曲艺节目的组台专场、3台各地小剧场相声的组台专场及2场“送欢笑到基层”慰问演出集中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百多名曲艺工作者于此期间给天津的广大观众献上了总共15场形式多样的各类演出。但是，本届中国曲艺节一个十分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共有“5台大型曲艺剧”参加演出。仅从名称去看，所谓“曲艺剧”应当是属戏剧的范畴，即便是由相应的曲艺形式生发转换而成的戏剧剧种（因绝大多数的地方戏曲剧种，都是在相关曲艺品种的基础上，变曲艺的演员本色叙述表演而为角色化了的人物代言表演所形成），不宜也不应纳入“曲艺节”，作为曲艺形式交流演出，然而却被纳入了，也未见有特别的说明。至于所指的具体节目，除了北京曲艺团参演的章回鼓书《古城暗战》本属曲艺节目却被误归为“曲艺剧”外，其他“《姜昆‘说’相声》”“四川曲艺剧《望红台》”和“津味曲艺剧《澡爷》”均非纯正的曲艺节目，而“原创河南方言剧《老街》”更是采用河南方言表演的话剧节目。这种匪夷所思的“曲艺节”演出安排，尽管从2005年第五届中国曲艺节闭幕式安排济南市曲艺团演出方言话剧《泉城人家》时就已经有过，但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将许多戏剧节目不加说明地作为曲艺节的参演节目来对待，至少说明：业界对于什么是曲艺、什么是戏剧，或者说对曲艺和戏剧的区别与关联，还不是十分清楚，从而与相声表演的“小品化”、曲艺创演的“戏剧化”以及曲艺团改革的“改行化”一道，共同构成了当今一些曲艺创演相当严重的“非本体化”或者说“去曲艺化”倾向。折射出来的潜在问题：是业界的许多人不太懂曲艺，或者不大情愿再去搞曲艺；艺术自觉很难达到，艺术自信荡然无存。而使“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曲艺盛会”，由于这样不加说明地掺杂进约占四分之一份额的“非曲艺”类节目，足见其中显现的艺术观念，已经糊涂到了何种程度。即便在节目单上标示这些参演“曲艺节”的节目是属于“剧”而非纯正的“曲艺”，但却不加特别的说明，至少在坚守本体和弘扬自身的意义上，是不够坚定的。证之整个行业尤其是一些主流曲艺团体多年来纷纷将原本非常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是主要用来进行曲艺的创作和表演，而是去做非曲艺即搞戏剧节目的创演和经营，从而助长“不务正业”的行业习气，并在客观上放弃对于曲艺的坚守和弘扬等等的做法，如此办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应当被允许，更不应该受倡导。

其次，6月8－14日在天津举行的“全国非遗曲艺周”，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在2018年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主办的重要主场活动，也是我们国家由政府主导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来，第一次举办的集中交流和全面展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全国性活动。活动的宗旨，在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活动的内涵，也非常丰富：不仅第一次将全国范围由国务院公布的迄今4批共127个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及所包含的134个曲艺品种汇集起来进行展演，堪称有史以来我国曲艺界参与曲种数量最多的一次专业聚会；而且使来自全国各地193个国家级曲艺类非遗保护单位的各级传承人、保护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近一千五百人齐聚津门、共襄盛举；同时通过6天二十多台分类专业观摩和六十多台一百七十多个节目的下基层惠民巡演，以及4个展览研讨和交流座谈，赋予活动以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意涵：既是艺术的展示，又是学术的交流；既是工作的检阅，又是成果的共享；是近年曲艺类非遗保护工作面向社会和民众的一次集中汇报，更是进一步推动曲艺传承“活态”开展的有力举措。对于激发曲艺传承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艺术自豪感，激扬形成曲艺保护的良好社会环境及舆论氛围，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谓盛况空前，意义非凡！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壮举和盛会，也难免折射出存在的问题，暴露着些微的遗憾。一方面，并非所有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曲种样式及其保护单位，都参加了此次盛会，得以接受检阅，也借机向祖国和人民做出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汇报。这说明个别地方的非遗保护工作，还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和“重规划，轻落实”的问题。但愿那些未能参加曲艺周展演的保护单位及其曲种，仅仅是由于工作不够扎实和落实未能到位，而非已使保护的对象即其曲种确实无人能演、“寿终正寝”；另一方面，曲艺周期间推出的成果展览，由展品到释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错讹。除了工作不够细致的原因，对曲艺的缺乏了解及其知识的不够普及，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如《中国文化报》6月20日为配合对“全国非遗曲艺周”的专版宣传而刊发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作为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门类，曲艺的艺术存在样态及价值体现途径，就是通过从业人员不断推出优秀节目的创作和表演活动，持续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日常娱乐和精神审美。这使曲艺的传承与保护，必须要以“演出”的方式“活”在观众与听众中间；也使对于曲艺的传承与保护，必然要以人为核心加以体现。本次“全国非遗曲艺周”的参演者中，既有92岁高龄的天津时调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毓宝，也有年仅5岁的陕北道情幼儿爱好者，老中青少四代传承人同台献艺、争辉竞技，可谓传承有序。但也必须看到，观演的观众却多属老年人，非常值得重视和警醒。这使对于曲艺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不能仅止于聚焦保护的对象即曲艺本身，也要兼顾生存的土壤包括培育青年观众。此外，曲艺的节目创演总体上还比较低迷，其中的曲本创作尤其较为滞后。这使节目的思想内容，较难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而本次“全国非遗曲艺周”最受欢迎的节目，主要是属传统经典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新创节目的不足和表演新秀的难见，是曲艺发展的主要短板；曲本创作的乏力和优秀新人的培养，因而成为扭转发展颓势的关键。而从“全国非遗曲艺周”个别参演节目所暴露的一些具体技术性问题去看，坚守曲艺本体，保持曲种特色，是传承发展曲艺的核心；强化方言基础，张扬“说唱”特质，突出伴奏特点，讲求舞台美化，通过追求理论自觉来坚定文化自信，更是繁荣发展曲艺的基础与前提。只有新人的培养彻底跟上了，能使曲艺的特色充分张扬了，对于曲艺的传承与保护，才可说是达到了基本要求。

再次，10月15日在江苏扬州揭晓颁发的“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曲艺行业最高专业奖项。本届牡丹奖共收到符合参评资格的报送节目312个，涵盖曲种87个，参评作者57人，参评演员140人。经初选、分赛区比赛和终评，最后共评出中篇扬州评话《玉山子传奇》、杭州摊簧《夏母训子》、四川扬琴《守望》、相声《我爱诗词》、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5个节目奖，王勤、蔡小华、徐宁、庄丽芬、何菊芳、杨锦龙6个表演奖，陆锦花、袁国虎、纪鸣亮、李丁、王舜5个新人奖，中篇苏州弹词《焦裕禄》、绍兴莲花落《催生鸡》、鄱阳大鼓《晒秋》、小品《等爱回家》4个文学奖，总共20个奖项。同时，为褒扬取得卓越成就并对曲艺事业有杰出贡献的老曲艺家，特授予90岁高龄的单弦牌子曲表演艺术家赵玉明和85岁高龄的上海独脚戏表演艺术家童双春“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但是，作为最具权威性的业界最高专业奖项，本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仍然存在着将本属戏剧形式的小品纳入曲艺奖项评奖，并授予小品剧本《等爱回家》以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的错误。此前的多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选，已经有过此类错误，但此届依然如故地出错，不能不说其错讹之重和遗患之深，已然到了无法扭转并及时改进的程度。对于曲艺本体的深入思索和正确认识，因而成为业界的许多人士亟待补上的必修“功课”。

此外，7月31日至8月3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是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性曲艺品牌活动。本届活动从3月底开始启动，共收到全国27个省区市和台湾地区以及有关单位推荐选送的少儿曲艺节目153个。最终入选参加展演的优秀节目65个，涵盖曲种45个。其中最小的演员只有6岁，新编原创作品在一半以上。近四百名小演员在4天的展演中，共参加6场交流演出及1场优秀节目汇报演出，集中展示了近年少儿曲艺创演的丰硕成果。展演期间，主办单位还邀请少儿曲艺作者、辅导老师、理论工作者及优秀小演员共同参加了以“少儿曲艺发展途径探索”为主题的研讨会，展现了全国少儿曲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也毋庸讳言，从参演节目的整体状况及其水平去看，符合少儿特点、表现少儿题材的节目，还不是很多；对于少儿表演的技能拓展尤其是自我伴奏能力，强调不是很够；集体表演和群口节目的数量，也稍显偏多。急需通过加强辅导，予以扎实提高。

通过上述对2018年度几个覆盖面较大且层级较高的全国性主要曲艺品牌活动的“热点”梳理与“盲点”抉隐，不难发现：2018年度曲艺的艺术交流及展演活动尽管十分热烈，价值与意义均较重大，但隐含其间的一些观念偏误及实践盲目，仍然值得重视，也不容被忽视。有关曲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因此而有大力普及的必要；业界的专业学习和理论武装，因此也有大力加强的必要。

二、事业发展冷热不均，学术关切动作频仍：冰点催生出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证之中国曲艺的发展实际，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矛盾。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中国曲艺的发展在地域、曲种、民族乃至内部的行当之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衡或者说不均衡现象。比如区域之间，无论东部、中部和西部，还是北方与南方，尤其是城市和乡村，发展都很不平衡；再如曲种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那些拥有较多专业团体的曲种，较之没有专业团体作为依托的曲种，发展较为良好；而那些具有音乐性本体构成的曲种，特别是以创演短篇节目为主的曲种，也比徒口讲说表演且以长篇节目为主的“大书”类曲种发展要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曲艺发展，也存在着不够平衡的现象；而在行业内部，不同的行当之间，包括曲本创作和舞台表演、主体“说唱”和器乐伴奏、艺术创演和学术研究等等之间，也存在着发展重视的不够均衡现象。凡此都使曲艺的事业发展，存在着诸多的短板，出现了许多的偏颇，影响了全面的进步与整体的繁荣。

为了扭转这些偏差，破解这些瓶颈，有关方面本着勇于负责的态度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从抓“冷门”出发，以补“短板”入手，于2018年度有针对性地举办了相关的活动，着眼“拾遗补缺”，力争“雪中送炭”，使曲艺发展中那些长期以来鲜有人来问津的诸多“冰点”，成为2018年度引人注目的工作“亮点”。

比如，10月13－14日，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举办的首届“中国盐都·全国乡村曲艺发展论坛暨全国乡村优秀曲艺节目交流展演”活动，就是对于全国范围乡村曲艺当下发展的特别关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中国说唱文艺学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江苏省群众文化学会和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此项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通过推动乡村曲艺的繁荣发展，充实丰富“美丽乡村建设”内涵。来自北京、吉林、山西、陕西、湖南、四川、安徽、浙江、新疆、江苏等全国10个省市区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八十多位乡村曲艺家及所携二十多个曲种的3台近五十个优秀节目参加了本次活动。该项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学术座谈和艺术交流，高举弘扬乡村曲艺的大旗，搭建乡村曲艺家学习互鉴的平台，交流繁荣发展乡村曲艺的大计。论坛的主题也直白明了：“如何发展乡村曲艺”。目的就是推动乡村曲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因如此，活动得到了业界同仁尤其是乡村曲艺家们的热烈响应。主流媒体更是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不仅在10月17日综合及新闻频道的“朝闻天下”栏目做了及时报道，而且在11月8日11频道的“采风”栏目做了专题报道；《中国文化报》不只做了消息报道，而且刊发长篇通讯，全面宣传活动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西部边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曲艺家带来的曲种“陶力”及所演出的节目《江格尔·序章》，不仅在全国曲艺的交流舞台上较为罕见，而且引发了展演同行的浓厚兴趣，受到了盐都观众的特别欢迎。参与主办的各有关方面，特别是盐都区人民政府因此受到极大鼓舞，表示要将这个独特的全国性曲艺学术及艺术交流活动作为长期平台与工作品牌，持续举办下去，为全国乡村的曲艺发展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再如，11月30日—12月3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举办的“首届中国扬州·全国曲艺大书发展论坛及全国曲艺大书‘扬州书会’”，则是对重视一直不够、发展相对冷寂的“评书评话”类曲种即“说书”类曲艺中的“大书”所做的特别关切。尽管两年前的2016年5月，此项活动的牵头主办方就曾与浙江省文化厅及杭州市的有关方面在杭州举办过类似活动，但将对于曲艺大书的关切作为一项准备长期坚持的品牌活动予以确立和开展，“中国扬州·全国曲艺大书发展论坛及全国曲艺大书‘扬州书会’”则属首创。本次活动的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学术和艺术的双向互动，借助论坛和展演的相互激扬，结合曲艺大书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实际，探讨并交流各地各类曲艺团体和机构在合力推动曲艺大书创演繁荣过程中的实践追求与现实路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发展繁荣。为此，主办方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中国说唱文艺学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和扬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不仅将论坛的主题确定为“如何发展曲艺大书”，而且将专门展演曲艺大书的“扬州书会”，搭建成全国范围评书评话艺术家的交流平台。为此，首届“扬州书会”共组织了“名家示范”“中坚展演”和“新秀展示”共3类专场表演。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北、四川、重庆、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全国知名的曲艺大书（评书评话）艺术家，包括北京评书名家刘兰芳、连丽如，湖北评书名家何祚欢，苏州评话名家陈景声，扬州评话名家沈荫彭、杨明坤等老中青三代共三十余位代表性演员参加了演出，其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涉及的曲种有北京评书、湖北评书、四川评书、扬州评话、苏州评话、常州评话、杭州评话、绍兴评话、宁波评话、福州评话共10种。同时，为尊重大书表演叙事、抒情、说理、明知与写人、状物、绘景、传神有机结合而细说慢表的艺术特点，彰显大书艺术丰富蕴藉的文化内涵，要求每个参加交流展演的节目必须达到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长，以此张扬曲艺大书由徒口讲说表演和长篇连回节目共同构成的形态特征，矫正长期以来因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短平快”式的创演经营，使得“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的曲艺大书所存在着的严重的“碎片化”偏向；引导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学内涵与非常高超的语言魅力，具有激浊扬清艺术功能和惩恶扬善美学传统的曲艺大书艺术，按照自身特有的创演规律健康持续发展。由于“首届中国扬州·全国曲艺大书发展论坛及全国曲艺大书‘扬州书会’”与“第七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整合主办，所以，在论坛结束之际，全体与会代表还面向全国同行和社会各界发布了有关繁荣发展曲艺大书的《倡议书》，特别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以徒口讲说表演和长篇连回节目为基本特征的曲艺大书，生存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创演经营出现不少偏差。一方面，普遍浮躁的创演态度，严重影响着精品力作的出现和优秀人才的成长；另一方面，拼盘式、综艺化的单一性演出经营方式，以及片段化、时限性的表演比赛机制，极大地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短平快’式创演，导致存在着‘碎片化’的艺术评价偏向。特别是新人的奇缺、原创的匮乏、书场的缺失和听众的老化，更使曲艺大书的生存与发展，缺少必要的人才条件与环境依托，出现了空前的困难与多重的危机。急需我们包括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努力，加以关切和矫正”；同时表示：“如何繁荣和发展曲艺大书，首要任务是遵照曲艺界的良师益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生前的嘱托：‘出人、出书、走正路’。出人，就是要不断培养大批曲艺大书的创作和表演人才；出书，就是要持续推出大量优秀的曲艺大书节目，尤其是长篇连回节目；走正路，就是要按照曲艺的自身特点，遵循大书的创演规律，坚持长篇节目的主体格范，弘扬警世醒人的美学传统。不媚俗迎合，不低级趣味。当前情况下，尤其要全面领会和正确把握‘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思想内涵，统筹开展‘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艺术实践：通过不断创演优秀长篇新节目锻炼队伍也推出精品，藉着持续满足听众观众的欣赏需求砥砺技艺也提升水平。不因循守旧，会开拓创新，在大力培育优秀新人和大量推出精品节目的实践中，造就大书繁荣的新时代，成就曲艺大书的新辉煌”；为此呼吁：“曲艺大书界尤其要树立远大理想，振奋艺术精神。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自身格范。既要传承好前辈先贤留下来的看家经典，又要加强新节目的编演特别是现实题材节目的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既要创作和表演现实需要的短篇节目，更要下大力气创作和表演能够真正代表大书特点和独特魅力的优秀长篇新节目。面对艺术传统日渐式微的客观实际，尤其要把曲本创作的文学性追求，放到更加重要的核心位置，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引人编排、人物形象的丰满塑造、语言表达的生动运用及思想感情的丰沛酝酿，全面张扬说书表演的‘立体文学’传统。要牢记‘评书无评，如目无睛’的艺谚诫训，通过注重‘评说’表演的思想引领，彰显大书艺术丰富蕴藉的文化内涵。让英雄形象、美好情感、不屈精神与正义之声，成为曲艺大书所以引人入胜的‘立身之本’。在讲好中国故事、振奋民族精神的审美创造中，熔铸曲艺大书的自身精魂”。

又如，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曲艺》杂志在2018年第10期也推出“让长篇书目再次‘长’起来”的“特别策划”专题，组织了5篇文章，对曲艺说书类曲种一个时期以来不够注重长篇节目创作、很少见有长篇节目演出和长篇节目在承续说书艺术方面的重要价值与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内容涉及长篇演出与书场机制、长篇传承与艺术发展、长篇创演与文化自信等等。牵涉的曲种，包括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北京评书、河南坠子和四川评书。参与讨论的作者，有学者评论家，也有艺术家。对于推动曲艺长篇节目的创演，全面继承和弘扬曲艺的艺术传统，发出了可贵的警醒，具有积极的作用。

还如，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于9月26－29日在广西百色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曲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以“新时代新曲艺”为主题，就“新时代现实题材曲艺创作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曲艺、文化自信与曲艺创新发展、曲艺艺术的接受美学研究等论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对于当前曲艺的创作表演和发展繁荣，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迪和理论意义。

与此同时，原本比较冷寂的曲艺学研究，2018年度也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其中的一些成果，可以说实现了相应的拓展与深化。比如，作为2014年度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之“（苏州）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上中下三卷，360万字）于年初完成并在5月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由该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先生主编的大书，通过对明清之际即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自形成以来，散见于报纸、期刊、档案、方志、笔记、回忆录、口述等资料中的相关文献进行钩沉爬梳和分类编订，一方面完整直观地披露了苏州评弹自明末清初诞生以来的艺术发展与历史变迁，反映了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尤其是上海都市文化的密切关联，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翔实的资料文献基础；另一方面，集中而又多向地反映了苏州评弹在上海都市发展起来以后的异常繁荣面貌，如书场众多、听众多样、与广播电台及报刊杂志等传媒关系密切等，对深化苏州评弹的历史研究，发掘上海都市的文化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再如，有关宋代唱曲形式“唱赚”与“覆赚”及其关系的研究有所推进。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赵义山教授发表在《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的文章《“唱赚”与“覆赚”考论》，通过对相关资料及文献的重新研究与解读，对宋代“唱赚”的体式构成、发展阶段及相关概念的名实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与考辨，指出：“唱赚作为一种套曲体，有缠令、缠达两种构套方式，但学界或将唱赚与缠令、缠达放在同一逻辑层面，并列为三种曲式，不妥；在南宋初期，张五牛创制一种名为【赚】的曲调，有人据此认为唱赚产生于南宋，亦不妥；唱赚到南宋中后期又出现覆赚一体，或以为覆赚是南诸宫调，也不妥”。进而指出：“宋代之赚曲，实即金元北曲之套数，覆赚即应相当于北曲之联套”。又如，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些媒体组织发表相关文章，对1978－2018年间曲艺的观念碰撞、思潮演变及基础研究等状况，作了不同程度的回顾与梳理，对于思考当下的曲艺发展并推进曲艺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艺术传承后继乏人，偏离本体让人忧心：痛点提醒着难点

曲艺是综合性较强的表演艺术，衡量其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说到底是创演的繁荣。而创演繁荣的核心指标，是人才的辈出和节目的引人。

然而，2018年度的中国曲艺界，许多艺术名家的纷纷离世，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从1月18日73岁在北京去世的相声名家丁广泉，到8月5日81岁在天津去世的女相声名家魏文华，到9月7日88岁在北京去世的相声名家常宝华，到9月11日84岁在北京去世的评书名家单田芳，到9月21日82岁在天津去世的相声名家刘文步，到9月28日66岁在哈尔滨去世的相声名家师胜杰，到10月3日61岁在北京去世的著名弦师穆祥征，再到11月30日76岁在北京去世的相声名家常贵田。这些知名曲艺家的先后离世，在给广大曲艺界及爱好者带来一次又一次沉痛冲击的同时，引发的是对曲艺发展后继乏人的自然喟叹与深切忧思，从而也再一次触及到了影响曲艺繁荣发展的真正“痛点”与“难点”。

更为不堪的是，放眼2018年，环顾整个业界，一些堪称主流和重镇的专业曲艺表演团体，纷纷举团排演大戏而疏于曲艺本职创演的现象，更是继续加剧着曲艺发展不断偏离本体的顽症与痼疾。如前所述，不但2018年度举办的“第九届中国曲艺节”上有四台实非曲艺的“剧目”上演，而且评出的“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还有“小品”的剧本入选。一些省市级乃至国家级的曲艺表演艺术团体，更是排演着本非自身艺术的各式大戏。比如，重庆市曲艺团上半年排演了“曲艺剧”《啼笑因缘》并在天津和成都等地巡演，河南省曲艺团继前些年连续排演了《老汤》和《老街》两部方言话剧之后，本年度又提出筹划排演第三部方言话剧《老家》，而中国广播说唱团在6月份排出上演了“相声剧”《风吹水面层层浪》，广东音乐曲艺团11月也排演了“大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梦》。这些本属业界梁柱的专业团体，2018年陆续排演戏剧节目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出于对自身团体“多才多艺”的刻意展示和“多种经营”的特殊考量，而是另有因由：除排演大戏据说可以申请到更多的资金支持等等不能成为充分理由的理由，还有更为“充分”的理由便是：一些排演大戏的团体及其主导此等作为的领导及艺术家们，有的认为他们所排演的“曲艺剧”或“相声剧”就是属于曲艺或者相声；或者更进一步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属“改革创新”的范畴，是对传统曲艺的“革新”与“发展”。而从此类似是而非的理念出发，许多同行并不认为自身的创演偏离了曲艺的本体，甚或是对曲艺本体的“丢弃”。糊涂懵懂以至于此，对自身艺术革新发展的误解之深，以及坚守本体和弘扬本真之难，也就可见一斑。

而要弥补正确艺术观念的缺失，扭转此等盲目实践的糊涂，唯一的途径和办法，就是大力开展相应的专业学习和深度的教育培训。因为，传统师徒收授机制的基本式微和现代曲艺教育的长期贫弱，致使大多数的曲艺从业人员，无法得到相应全面和较为系统的专业基础训练，导致有关曲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不够普及和牢固。客观地说，2018年度曲艺界开展的各类培训活动也并不少，但真正涉及专业技能及基本理论的培训确乎不多。如从9月初在京举办的“中国曲协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培训班”，到6－7月和8月间分别在西藏和新疆举办的“西藏自治区民族曲艺工作者培训班”及“边疆民族地区（新疆）曲艺工作者培训班”，到5月和7月先后举办的两期“曲艺网络编辑创作推广人才培训班”，以及8月、9月和11月份分别在山西长治和陕西延安等地举办的“中国曲艺之乡（名城）管理服务培训班”“首期全国小剧场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及“全国曲协业务干部培训班”等等来看，组织管理性的工作培训居多而业务性的进修培训偏少。即便如12月份在广东惠州举办的“第十期全国曲艺创作高级研修班”，虽然是对曲本创作高端人才的集中培训，但课程内容的设计却不甚理想，为数不多的几次专家讲座，一半请的却是戏剧小品表演及影视文学方面的老师，讲授的内容也主要是属戏剧及影视的创演。尽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面对整个行业普遍缺乏自身艺术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堪忧现状，此等课程内容不太聚焦的高级创作研修班，效果势必大打折扣。而有的培训，如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及其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承担实施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曲艺鼓曲）研培班”，由于学员多为基层的民间艺人或业余爱好者，真正专业的创演者报名前来参加学习的极为稀少。9月份在沈阳举办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国北京评书表演人才培训班”，也有类似情况存在。所以，其所培训的社会效果，也就很难在负有提高职责的专业团队中发挥影响与作用。也正由于如此，2018年各地的小剧场相声演出虽然热闹，但从国庆假期播出的由央视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决赛的许多相声新秀之实际表现去看，小剧场相声的演出水平，还远远谈不到上乘；主要来自各地小剧场相声班社的这些年轻演员，依然需要在基本技能和文化基础上多下功夫。这也使得8月份在上海嘉定举办的“首期曲艺小剧场创作人才培训班”，看上去似是一场十分难得的“及时雨”，但从办班培训仅仅3天的简短时间及培训内容同样十分单薄的教学安排观察，“形式大于内容”，已然成为2018年度曲艺行业开展培训的主要病症。

当然，2018年也有一些学术及艺术交流活动，由于聚焦曲艺的传承与发展，客观上也为曲艺的艺术传承和人才孵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5月10－13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浙江·全国曲艺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暨“中国浙江（绍兴）·全国曲艺小书（弹词、走书）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活动，由于汇集了来自上海、江苏、山东、新疆、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等全国11个省市区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和二十多位曲艺保护工作者，聚拢了28个曲种的一百五十多位各地曲艺传承人及7台近五十个优秀曲艺节目，组织全国范围具有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弹词走书艺术家集中进行了“名家示范”“传承中坚”“新秀展示”及“绍兴曲艺（绍兴平湖调、绍兴摊簧、绍兴评话）中篇节目《陆游》”等7个专场的交流演出，也分“经验交流”“传承体会”和“学术探讨”三个板块集中探讨了曲艺小书（弹词走书）的传人培养和未来发展，不仅让参加交流展演的各地曲艺传承人有机会相互观摩，而且让他们得以与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互动交流，从而实现了互鉴学习和共同提高的活动初衷；再如，10月26－27日在重庆举办的“ 2018‘沙坪坝文化杯’第四届全国故事交流展演”活动，也为全国范围的故事讲述表演者搭建了一次集中交流和共同提高的平台；又如，11月1－3日在河北省河间市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河间·西河大鼓发展论坛及西河大鼓书会”，同样是对西河大鼓传承保护及传人培养的一次促进；还如，11月9－11日在广西桂林举办的“广西·桂林渔鼓交流展演及发展论坛”及12月27－28日在上海市徐汇区举办的“曲集江南风，艺汇辉煌路——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曲艺类非遗精品节目交流展演及曲艺传承保护工作座谈会”等等，都是为了曲艺的保护和传人的培养所组织搭设的交流平台及提高手段。这些情形也在令人欣喜地表明，曲艺的艺术传承和人才培养虽是让人深感疼痛并且格外忧心的痛点与难点，但却也是有关方面没有轻易忽视或者放弃努力的工作重点。

而10月16－25日在苏州举行的“第七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虽属苏、浙、沪两省一市的区域性曲艺交流和展演活动，但本届是由中国曲协和江苏文联共同举办的组织架构，仍然表明其比较重要。虽然一些年轻新秀的舞台表现可圈可点，但从来自15个专业团体包括部分民营社团演出的全部21台节目去看，除了19个源自13部传统长篇的经典选回，其他十多个新编中短篇节目的整体质量，依然参差不齐；曲本的质量和演出的呈现，均有打磨的空间。其增设评话专场和票友专场的演出安排，对矫正重弹词轻评话的工作思路和培育能使苏州评弹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大有裨益，堪称本届活动的一大亮色。但以全国范围发展水平较高的这两个曲种的应有状态考量，本届艺术节的整体水准，仍然不够理想。

此外，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的青年艺术人才创作扶持项目中，也有重庆的袁国虎和申开宇等曲艺界新秀获得资助；所资助的小型节目和作品创作项目中，共有12个曲艺节目及作品获得立项。涉及到的曲种，包括相声、二人转、长子鼓书、福州评话、四川竹琴、苏州弹词、常德丝弦、河南坠子、京东大鼓和三弦平调等等。国家层面的这些对于节目创演的政策性扶持，同时也是对于创作人才的切实孵化，无疑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网络直播未艾方兴，创演水平亟待提升：看点引发的观点

近些年来，曲艺的艺术和文化传播，也与其他的艺术及文化传播一样，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既面临空前的挑战，也获得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许多曲艺的音像节目在互联网上被野蛮盗用和无偿使用，导致曲艺家们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创演的动能和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海量需求，使得现有的曲艺创演阵容及其视频制作质量，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网络上的精品曲艺节目，总量依然十分稀少；同时，也有一些思想较为活络的曲艺工作者，非常注重运用互联网来传播自身的创演成果，并且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及不菲的经济收益，取得了相当的艺术声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地方及曲种的中青年个体艺人，通过相应的网络平台如“快手”等注册开通自己的“直播间”，定时开展以曲艺品种相招徕的网络直播，为传统曲艺的现代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带来了新的生机。

如果说，过去两年间陆续开通的一些曲种艺人的网络直播，还处于模仿适应即懵懂试探的阶段，则从2018年起，在一些地区的曲种及其艺人那里，网络直播已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趋向性的时代看点。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陕北榆林和延安地区流行的陕北说书及其艺人们纷纷开通网络直播的普遍实践。

陕北说书作为曲艺“小书”的一种，表演形式通常为一至二人自弹三弦兼击节子板或拉二胡等，说唱相间地叙述表演。唱词通俗，唱腔丰富；粗犷激昂，风趣生动；表演灵活，弹奏简劲；叙事抒情，十分引人。据不完全统计，现今从事陕北说书或者兼事陕北说书的职业性艺人，在榆林和延安地区多达两千余人；近年“触网”开通直播的，约在一千人左右；常年坚持并有自己稳定“粉丝”的“网红”性艺人，也在300－500人之间。这些“网红”艺人的影响力也各有差异，如榆林市靖边县的女艺人马美如，嗓音甜美，年轻可爱，拥有粉丝一百二十多万，在线观看她直播表演的日均约为两万多人，保守估计其每天的收入，也在一万元左右；其次如延安的高小青、贺丽和榆林的张小飞，粉丝分别在50万、40万和30万左右，每天观看其表演的约在2000人左右，日均收入也在1500元上下；而像榆林的曹张萍、薛和平等艺人，每天也有八百人左右观看他们的演出，日均收入不下500元。网络直播的开通，不只极大地增加了艺人收益，一定意义上传扬了陕北说书艺术，而且大大增强了艺人们的文化自信，有力激扬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陕北说书的艺术传承；同时，也突破了过去陕北说书主要是在庙会上和节日里演出的传统传播方式，使陕北说书在当今的艺术传播于时间和空间上大为扩展。目前全国不仅二十多个省区市都有陕北说书艺人的铁杆粉丝，就是海外的曲艺爱好者包括远在国外的陕北籍人，若想纾解乡愁、抚慰心灵，也能在手机上及时获得相应的艺术慰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陕北说书为代表的此类曲种艺人的“直播”表演，搭上了互联网络的传播快车，也契合了曲艺传播的现实需求，更方便和满足了当今时代人们欣赏曲艺节目的即时性习惯和多样化要求，可以说打开了曲艺生存的新空间，开启了曲艺传播的新时代。只要技艺精湛、节目精彩、思想精深、服务精到，各类曲艺尤其那些主要是连回表演长篇节目的“说书”形式，必将迎来艺术发展的美好春天。但是，现在这些曲种艺人的网络直播，更多是对其他娱乐性直播的模仿与追随，甚至存在着远离本身作为曲艺艺人的技艺特长，而在直播中过多掺杂许多民歌演唱、段子述说、乃至扮怪搞笑等等的内容，极大地稀释和扭曲着原本独特清新的曲艺直播形象。这使当下网络直播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成为一定要有大量真正坚守曲艺本体而以曲艺节目作为直播主体的杰出曲艺家及其数量与质量都很高的精品力作来支撑。特色独具、内容为王和品质优良，是网络时代一切成功传播的根本前提，也是曲艺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唯一出路。

当然，从现有的直播情形去看，除了要避免将所擅长的曲艺表演“噱头化”“碎片化”和“泛娱乐化”，另外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与商业倾向关联的种种做法，更应引起特别的注意。比如前述陕北说书艺人的“直播”表演，那些已然成为“网红”的艺人们，已不只是“互联网+陕北说书”的传播经营者，同时也已成为商家追逐的获利合作者。情境式的直播场景选择、嵌入式的产品组合摆设和应答式的网络互动话语，都属“软性广告”的刻意操作。一旦对于场景、摆设和应答的强调，超出了艺术表演的审美范畴，或者占用直播表演的本应时间，则对作为曲艺表演的网络直播，势必造成冲击乃至异化，必须引起相应的警惕。包括对直播节目的形式选择，也应本着品牌化的特色追求去经营。亦即要按品牌化的“专营门店”去打理，而非扁平性的“杂货铺子”去发展。换言之，对于作为表演艺术的曲艺传播而言，不管面对怎样的传播媒介，或者多样的欣赏需求，自身创演的基本规律和精神审美的根本要求不会变也不能变。曲艺审美的独有特色和受众对真善美的必然需求，应是两把永恒的标尺。此外的一切，都可变通创新。尤其是题材内容和风格特点，必须丰富多彩。新的情节内容，新的思想意识，新的演员面孔，新的精神气质，新的嗓音条件，新的节奏韵味，应是永远的创演追求。当然，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用旧瓶装好新酒，也是永恒的探索主题。而一些基本的理论观念，在此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理解并清醒地坚持。也就是说，曲艺固有的那些用以证明自身特征的所谓“老腔老调”，可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陈腔滥调”，必须深刻继承；推动艺术发展进步的改革创新，不是外行肆意操弄的“荒腔走板”，更不能变成胡乱革新的“遮羞阳伞”。万丈高楼平地起，树高千尺不离根，在发展创新中始终坚守曲艺的本体、强化曲艺的特点，才是最为根本的遵循。

至于考量曲艺发展的核心指标即创作表演，从可知的资讯观察，2018年整体上依然比较低迷。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真正引人注目的新人和新作，十分稀缺和难见。即便由于2019年要在上海举办“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八届全国群星奖”，各地都在创作排练、积极备战。但由推出的曲艺节目的综合情况去看，除了小部分较为优秀，大多数偏于平庸，并且存在不小的问题。比如，有的节目在曲本创作上追求甚至迷信“题材决定论”并有“主题先行”的倾向；有的节目在语言运用上热衷于“穿靴戴帽”和“标语口号”，缺乏形象思维，流于宣传说教；有的节目在“说唱”表演时偏离方言土语乃至丢弃特色唱腔，或者分不清“说唱”“歌唱”与“扮唱”的区别，将曲艺表演的“说唱”混同于歌曲的“歌唱”或戏曲的“扮唱”；有的节目在舞台呈现上存在着采用伴奏带伴奏而不让演员自行伴奏的情形，导致出现演员是为伴奏带伴唱而非伴奏带为演员伴奏的倒错怪象；至于舞台美化上不加注意地胡乱运用LED电子显示屏的动态背景，或者服饰化妆的不恰当“角色化”强调与“非曲艺”式误用等等，均使曲艺的特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或消解。用灌输置换审美、用技术替代艺术的倾向，由是非常严重。凡此都须引起切实的注意，以使艺术的创演远离庸俗的宣传，也使曲艺的特质得以充分地彰显。

总之，2018年度的中国曲艺发展，有活动集中且牵动面广的热点，也有其间暴露或透示出来的盲点，更有一些冰点催生出的亮点、痛点提醒着的难点，以及焦点引发出的看点等等，很值得认真梳理、仔细思量和深度关切。作为年度性的盘点与考量，总结成绩固然重要，发现问题尤其需要。那些热闹之中的冷寂与光鲜背后的隐忧，包括成绩里的遗憾与前进中的问题，更是通过冷静理性的观察与思考，献给未来的警醒与滋养。为此，让我们感谢2018年度，也祝福2019年度。

注释：

[1]参见《中国文化报》2018年6月20日第5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刊。

[2]参见《中国文化报》2018年10月16日第8版《曲艺家汇聚江苏盐城盐都区献艺》及10月23日第8版记者王学思撰写的通讯《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曲艺发展沐浴阳光雨露》。

[3]参见《中国艺术报》2018年12月12日第6版以整版篇幅刊发的专题报道《坚守曲艺大书格范激扬曲艺大书传统》。

[4]参见《文艺报》2018年12月3日第4版文《曲艺发展：创新莫丢本体》、《中国艺术报》2018年12月19日推出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第42版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曲艺的演进轨迹及潮汐脉动》及《中国文化报》2019年1月9日第3版文《改革开放40年中国曲艺学研究：奠基与提升》。

[5]参见2018年12月10日《中国文化报》第5版驻陕西记者秦毅采写的通讯《张小飞：互联网+陕北说书让我成了“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