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而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主流”或“主潮”之外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均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压抑”。而在王德威看来，仅就现实主义本身来说，在其内部也是“众声喧哗”的，并非只有一张“面孔”。因此，王德威提出了“丑怪现实主义”一说，来“丰富”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

在我们通行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写实主义”（或是“现实主义”）与“启蒙主义”一直被认定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以个“主流”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框架中，一些与“写实主义”、“启蒙主义”相异或相悖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社团以及作家个人，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而王德威在其相关的论述中，就直面这种由“写实主义”或“启蒙主义”文学观带来的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偏见”，试图重新发现那些被同行现代文学书写所“遮蔽”或“低估”的思潮与创作，让那些被“湮没”的作家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

一

由于王德威对“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传统，一直抱有质疑和警惕的态度，所以他对处于文学史“中心”位置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兴趣都不是很大，相反对于那些处在文学史“边缘”位置的“写实主义”与“启蒙主义”之外的文学创作大有兴趣。在他的文章中，一再提及这些“边缘”叙事，主要就是指丑怪叙事与鬼魅叙事。

王德威将晚清的谴责小说定义为“丑怪谴责小说”，并认为“丑怪谴责小说”的这种叙事模式“通过戏弄、反转、扭曲其主题来表达故事。所有晚清小说家皆意在针砭瞬息万变的现实，但在选择特定叙事模式之际，他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吊诡的表述模式：他们似乎都认为只有借助夸张、贬损与变形，才能最有力地表达现实。”在竭力地以夸张、嘲讽、贬抑等“狂欢式”的场景揭露晚清时局的种种丑恶一面的同时，“丑怪谴责小说”也暴露了晚清一代在价值观上的危机与幻灭。对于为何采取从“狂欢”与“丑怪”的视角，考察晚清的谴责小说，王德威并不讳言这是受到了巴赫金的影响。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小说的研究发现，在拉伯类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列丑怪的、肮脏的“身体”形象。他认为这些丑怪的、肮脏的“身体”已经构成了一种怪诞的讽刺风格，“所有这些怪诞的、讽刺模拟的、丑角式的人体系列，一方面揭示人体的构造及其生活，另一方面使事物、现象、思想的多样世界同人体并列为邻”，“进行着反对封建环境和恶劣常规的斗争，反对浸透在所有人们关系中的谎言的斗争。”王德威在借用巴赫金关于“丑怪”的理论时，进行了一些修正。巴赫金笔下的与人的生殖、性有关的“身体”描述，被王德威修正为与鬼怪有关的“魑魅魍魉”了。所以，王德威才在晚清小说中发现了，“喜剧式鬼怪”小说这一谱系。这些小说既不同于社会讽刺小说，也有异于正宗的神怪小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鬼魅文章”。在这些貌似嬉闹、怪异的小说叙事中，王德威发现了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些小说明显嗜好黑色幽默，每以人性的弱点为标靶。喜剧是鬼怪小说的旨趣与其说在于构想一个自成一格的超自然世界，不如说在于唤起彼世的与此世间，可怕亦可笑的平行对应。人性的偏执与虚荣、人间的不公与腐败，得以透过群魔乱舞的角度来审视，并招来阵阵讥讽的笑声。”巴赫金在关于“狂欢”的研究中指出，人们在处于“狂欢”状态时所产生的、发出的笑声，具有复杂的多重的意涵。这种复杂而多重的意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全民的（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过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是否定又是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是诙谐的一种形式。而王德威则是借助了巴赫金关于“狂欢”、“诙谐”的论述，从狂欢式场景中所影射出的民族心志，从“谐语”、“笑话”等喜剧表达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晚清谴责小说的作者们，面对晚清以来的颓唐败局，以嬉笑怒骂、“游戏文章”的姿态，揭橥时局的腐败黑暗，见证人心的荒谬怪诞、自私丑陋。在这些作家诙谐戏谑的笔端下，时局政治与世道人心的辩证关系，已然构成了一幅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狂欢”式图景。这种蕴涵于“狂欢”中的荒诞与讽刺，是晚清那些讽刺谴责小说家的独到本领，这也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那样：“与欧洲丑怪小说作家如狄更斯等人笔下的人物相比，这些晚清的丑角缺乏深刻的心理动机，但他们却展示了另一种喜剧能力。他们以平板的性格与机器人式的行为，宣泄出社会那些非人的品质。一旦他们选准了目标，便不择手段；对他们而言，无论是社会圭臬还是道德规范，全不碍事，他们已发展出自身的混世哲学。”

二

除了上述所言的“丑怪”、“鬼魅”的讽刺、批判意义之外，王德威笔下的“鬼魅叙事”还另有一番意指。这里的“鬼魅”主要指的是，与“颓废”“靡萎”等语汇相关一种“阴森幽魅、鬼气迷离”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氛围；同时也意指人鬼之间，阴阳两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在王德威看来，这种“鬼魅叙事”、神怪小说，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已呈现过蔚为大观之势。比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均是在亦虚亦实中，探究人鬼之间的“未了情”。除了探究人鬼之间的“未了情”、阴阳两界的轮回转化之外，这种“鬼魅叙事”亦与“颓废”、“低靡”的精神气质相连。有关颓废的观念，其实是由一种文明观衍生而来。颓废的“审美化”主要是来自于一种“世纪末”情结，“其主要特色就是浮现垂暮的文明气氛。……‘颓废’源流促成世纪末反物质文明、反写实主义的艺术观”就此，王德威沿着夏济安、李欧梵不断念及、反复论说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进一步探究鲁迅“与鬼为邻”的文学创作。从鲁迅的“与鬼为邻”到张爱玲“鬼魅想象”，再到二十世纪末海峡两岸文学创作中的“魂兮归来”，王德威以其广博的文学视野，用其文采飞扬的论说，为我们在“写实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文学“主流”外，打开了一扇窥看“人鬼情未了”的鬼魅世界之门。

既然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鬼魅叙事”的传统早已有之，那么为何到了近代尤其是现代以来，这一脉“鬼魅叙事”的文事却已变得时隐时现，乃至于被“压抑”得戛然而止。探究其中的原因，在王德威看来，造成这一“鬼魅叙事”文脉中断的主要原因，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的“科学”大旗下，“鬼魅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知识论和意识形态扞格不入”“现代知识分子及革命者念念以驱鬼为职志，

而此一姿态更在左翼政治、文学话语中大显身手。”行文至此，王德威再次将他批评的锋芒利刃指向了“启蒙主义”文学。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现代中国文学所追求的就是文学的“现代化”。在这一现代化的追求过程中，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各执思想与社会的两端。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驱使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而这一科学主义倾向，在文学中的反映就是要祛除旧有文学世界中的“牛鬼蛇神”，对传统文学进行“驱妖赶鬼”。鲁迅就曾在《科学史教篇》中，谈及到了科学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他说：“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亦即胚胎于是时矣。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在鲁迅看来，科学可以提振民族精神，振奋国民士气，更可推动物质文明之发展。从鲁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科学主义倾向。胡适的一段话，可以和鲁迅的论说相互印证，“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至高无上之风，已然遍布于现代中国，所以有学者才指出，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存有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尽管如此，在科学主义的之外，在一些作家那里“知识，为信仰留余地”。（汪丁丁语）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表达了对于科学的推崇，但是，他却也意识到“科学主义”本身的局限性，所以他说：“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而正是像鲁迅以及与鲁迅有着同样想法的作家，他们在科学与迷信之间犹豫不决，才在“五四”新文学“写实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主流下，保有一曲“鬼魅叙事”的“潜流”。

三

在王德威看来，除了“启蒙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对“鬼魅叙事”进行“压抑”之外，给“鬼魅叙事”带来更大抑制作用的是“左翼”政治话语，“三十年代曹禺、巴金各在《雷雨》及《家》中控诉传统家庭制度制造无数冤魂怨鬼。四十年代延安文学有名的《白毛女》号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五十年代何其芳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而六十年代初孟超的新编京剧《李慧娘》见罪当局，罪状正是提倡‘有鬼无害论’。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凡是有待斗争的坏分子俱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称号。”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驱鬼除妖”运动后，“鬼魅叙事”虽难以再名正言顺地登上文坛，但是，这一“潜流”却不曾就此干涸。一旦时代的风向发生转变，“鬼魅叙事”的“潜流”就迫不及待地“浮出历史地表”。在20世纪90年代末，借助于大家对于“世纪末”的种种遐想与疑虑，“鬼魅叙事”也再次“借尸还魂”，得以堂堂正正地出场亮相，再次重拾“旧身”，精心锻造自己的“今生来世”。这种丑怪与鬼魅叙事的风潮，在世纪末一时风生水起，正如王德威说的那样：“1990年代的中文文学，不论域内域外，呈现两种走势：一为废墟意识，一为狎邪风潮。前者由人文建构的崩散，见证历史流变的残暴，后者则夸张情天欲海的变貌，慨叹或耽溺色身的诱惑。两种征候看似互不相属，却点出世纪末文明及身体意识的两端。”